青年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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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病型

纪果庵

我写关于青年修养的文字,总是“苦口”的时候多,“甘口”的时间少,这无非因为甘口不见得有益于人,而且自己也还不到四十岁,大致仍旧并入青年的队伍,说这些话,不无自勉之意,并不是专门唱了高调给别人听的,这一点首先要求读者了解和原谅。

多活了几岁的人,社会经验自然丰富些,知识也多些,于是不免小心谨慎,说得好听是老成持重,不好听是油腔滑调,暮气沉沉。以我个人论,对于油滑,暮气,的确是非凡之讨厌的,但是,绝不是谨慎持重就是油滑,这中间一定有个分界。青年人很容易一口咬定凡涉于谨慎的都不好,都缺少革命性,这就使说话的人很困难,俨如从前所说的“君王圣明臣罪当诛”一样,理由和罪状只是一面倒的,真足以令人气短。不过我感觉自己所说尚不是伪君子假道学那一套,自己娶姨太太而骂青年人自由恋爱是禽兽之行,自己鱼肉乡里而责备青年目无长上;自己思想僵化而骂青年世衰道微人心不古。我个人曾受过廿世纪的学校教育,感觉到他的好处也经历了其缺点,老实讲,现在的说话还是现身说法的成分多,所谓前车之鉴,正是此理,假若认为“责人常明,责己常暗”,固未尝不可,可是这里面实在已经包括了责己罪己的成分,是不可不声明的。

中年老年饱经忧患,受感情的累太多了,因而趋于麻木冷淡,理智特别加强,就可以弄到顽固的地步,对于青年,当然是格格不入的。青年人的个性好像姚姬传所形容的阳刚之美,如朝日之升,如江河之涌,如勇士赴敌,如骏马之奔,这样一股热血,一股力量,可以算作民族的精魂,国家的元气,利用得当,能摧毁封建势力,也能建设新的乐园,无坚不克,无往不利。即使有了失败,也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足以振奋人心,启发聋聩。我们念近代史,试看戊戌政变慷慨就义的六君子,以及国父革命时为国捐生的诸烈士,那一位不是青年,更那一位不是喷洒热血的志士!我们对于这些先烈,只有敬服,只有崇拜。古人所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成功不必及身”,这种动机和态度,最足为青年诸君努力的格言与轨范。不过这儿渐渐发现了缺点,就是青年人不知不觉的会滥用情感,盲目动作,比之于水,好比溃堤四出,比之于兵,好比乱兵游勇,旧的樊篱堤防,已经崩决,新的规矩标准,毫无办法。于是社会上的人,对于青年人的热望,一变而成冷淡,再变而生反感,处处加以阻碍,当然,我们不能不怨旧社会旧秩序势力之雄厚,然亦不能不责备青年人作事之鲁莽幼稚,使自己陷于泥淖之中,不能振拔。现在我想不避忌讳的,提出这些病态来谈一谈。

我记得从前商务印书馆发刊的学生杂志上,曾刊过一篇杨效春君的《不正确学生型》,那时我还在中学校读书,看了以后,很受感动。如今这事转瞬二十年,杨君所说,虽然尚未绝迹,但是已经感觉到不足,因为时移势异,毛病也是随着时代变化或增加的。那个时候,革命的洪潮,未及大江南北,如上海澄衷中学之类,尚在以古文会考全校同学,当时曾引起上海言论界很大的波动,所以对于青年人,惟恐其不动,惟恐其死板。到了北伐告一段落以后,由于政治的动荡,青年人在思想上可以说继续五四运动又来了一次很大的变革。而表现得最利害的,就是对于政治问题的狂热,几乎人人都成了爱国志士,忧时豪杰,如果一个青年不懂注意政治问题,简直就不能立足于社会。这种倾向的好处很多,增加国家思想和民族意识是其荦荦大者,其余也就不必细提,总之学生诸君,这时已竟不完全关在书斋和课室里,而跑到社会上去了。我在中学毕业的一年,有大部分同学,一面读书一面作着党部的执委,学生在党部的地位,可以大过老师和校长,到开会时,师长非听学生的指导不可。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党部把我们的寝室都占据了作茶炉,我们困在水泥地上而一声也不敢响,学校当局更是只字不敢提。那时的学生,真是雄赳赳气昂昂不可一世。及至我入了大学,大学生的政治狂比中学生还要厉害,中学生把握的对象是下级党部,大学生则要把握高级干部,同时学校里也充满党派的矛盾,由于党派的矛盾而呈现为校长的拥而倒,校长一直被视作学生的傀儡,这样差不多继续了二年,那时简直谈不到功课,如果有人提到上课的事,必要遭到讽刺与诟骂,于是一般想要读书的同学,也只好避到角落里一声不响的沉默着。正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来了,这更给了青年人很好的题目,请愿呀,募捐呀,卧轨呀,包围政府呀,殴打当局呀,闹得如火如荼,就连新思想运动的先驱者蔡元培先生,也难免于一顿拳脚交加。到了这个分际,恐怕青年的感情已近于疯狂,不可抑制的了。可是于此有一矛盾得顶可笑的现象,当廿二年长城战役发动时,全国震惊,而身居北平与战场极为接近的各大学同学,反而纷纷溜之大吉,连课都上不齐了。后来好像中央曾严加申斥,那话是说得很难听的,究竟青年人是不是真的色厉而内荏,有名而无实呢?那也倒不见得完全如此,只是“过犹不及”的毛病,无论如何是不能隐讳的。老实说,一个国家,弄到青年学生非得出头干涉政治不可的地步,这国家一定是很不幸。后汉书党锢传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悻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

以汉代党锢诸人的正直忠义,还不免于海内涂炭,所以后代有朋党之戒。当然我们并不反对青年学生关心政治,而是反对青年人对政治发生无谓的举动,以及作许多于人于己无补的事,那就牺牲得太不值!若是真的如范滂张俭那样,可以用一死以风末世,却也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不过恐怕许多人的修养还到不了这种程度,因之我感到青年人应当一面注意政治,一面更要注重节操。假使没有操守而徒以政治为沽名进身之具,殊不免于危险。至于要修养操守,还是有待于读书和严格的训练,使蓬勃的热情,通过明澈的理智,或者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效力。有人在反对集团训练,以为是桎梏性灵,也有人提出在非常时期不必读书的口号,以为读书是迂缓,我是无论如何不敢苟同的。

与政治的幼稚病同时发生的,又有两性的幼稚病。本来我们中国男女之间的界限划得太严了,几千年被封锁的热情,一旦解放起来,一定也和上文所举的政治运动的例子一样,——矫枉者必过其正。青年男女完全打破了礼教的藩篱,风俗习惯的束缚,在那里自由活动,自由结合。更因为政治运动的活跃,使得男女间增多接触与恋爱的机会,当时是曾把“革命与恋爱”的事,作为极重要的论题而加讨论的。试看茅盾先生的小说,幻灭、动摇、追求,就可以代表这个问题的具体事实。革命与恋爱究竟有否冲突,乃是另一问题,至于男女之间应当自由结合一点,则绝对不容非议的,因为这是近乎人情近乎理想的事,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大革命,这一点风俗上的变革,也是会随着人性重新发现的思潮以俱来的。我看见最近还有讨论到两性问题的事,觉得十分可笑,这好像把饿了应否吃饭的问题也拿来细细讨论一般的没有必要;不过,为什么现今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那就是因为最近又有对于男女关系加以限制的趋势。试看男女同校同班的逐渐减少,即其一例。

男女关系虽然在人情上是应当绝对自由,可是为了维持社会的风纪与青年的健康,加以相当的限制也是必要的。而况风纪与健康,乃是与国家民族前途很有关系的事,教育者万万不能忽略。青年男女之互相慕爱乃是先天的生理的,然在身体发育未臻健全,意志修养未至坚定时,如果任其所为,将必影响到远大的前程与事业。古人曾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说法,看看我们国家凋残零落的状况,民不聊生的情形,一个具有心肝和热血的人,根本不容沉醉在女人的怀抱里,尤其不容金迷纸醉,在跳舞场歌楼妓院随意胡调。生在这时候的国民,应该愈加认清自己对于国家民族所应负的责任。沓沓泄泄已竟是不允许,若是一天到晚,专作粉红色的梦,更属荒唐万分!据我所见所闻,不知有多少奋发的青年因为恋爱问题自杀了,颓唐了。更有若干人为了婚姻之不自由死去了,出走了。这些这些,都是新旧文化交替之间的不合理现象,不应使之长久存在的。近代欧美文明,一方面固然给我们不少物质的享乐,一方面也使我们固有的道义精神丧失殆尽,男女关系之全然变成无政府状态,未始不是一件很可痛心的事;美国的电影明星以离婚为家常便饭,于是我们也纷纷起来仿效,我们原没有人家的物质环境与条件,徒然使社会上平白添上不少的纠纷,阻障了不少的进步。譬如中国所谓“明星”和一部分话剧演员的私生活,其糜烂已至无法言说的地步,而一般青年,还时时刻刻打算步其后尘,就是中年人,为了外力的诱惑,所起的家庭变故也大有可观,这是何等不合理的现象!当然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能认为这样就是罪大恶极;然而因这种不幸的生活所引起的间接毛病大有不可胜计之势,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我以为还是慎重一点的好。

世事每因个人的主观而生变化,男女关系,亦复如此。假使把自己的兴趣置重于国家民族,而努力充实自己,锻炼自己,也许兴趣会渐渐转移,有好多科学家或政治家往往终身不娶,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这虽然不是我们所理想的,不过也可以证明男女问题绝不是若何重大。我的主张是,男子总要到三十左右经济能够独立才谈得到结婚,女子也要高中卒业以后意志坚定了才好谈到恋爱,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过去的例子已是不胜偻指,我们为了免蹈覆辙,似亦未便过分孟浪呢。

政治与两性问题之外,病状还有不少,如终日无所事事意气骄人的纨绔子弟型,一年到头盘踞在球场上的运动迷,昏天黑地什么也不管的鬼混者,利用种种活动与机会以达到自私自利的风头将,一面以读书为名,一面胡乱作着别的事体的——甚至连作投机生意的都有——寄生虫,……可以说全是青年中的蠹虫,生而为中国人,得到读书的机会已经是得天独厚,而在此漫天烽火之中,能够像我们这般优游自得的过日子,尤其是不幸中之大幸,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要有效的充实自己,不要以一时之激情走入歧途,不要忘记了自己本位的责任,果能如此,时日虽艰,我们也必有一天可以尽其匡弼之力,不然纵使有种种美满的理想,恐怕无力以赴,也还是成为泡影而已。


(原载1944年3月15日《求是》创刊号。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