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紀果庵先生的一段因緣
重逢紀果庵先生的一段因緣
蔡登山
張愛玲在她的極短篇〈愛〉一文中說:「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唯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張愛玲雖說的是愛情,但人生的諸多機緣巧合,又何嘗不是如此?很多事情機緣未到,這時你眾裡尋他千百度,依然是曲終人不見;即使同處一棟大樓,「向左走,向右走」,總是咫尺天涯。而反之,有「緣」則縱使千里也會相會的,而且「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
六年前因拍攝胡適紀錄片,猛讀《胡適日記》,記得裡面提到一位徐芳,又叫舟生的北大女學生。後來又讀到學者耿雲志先生發表的徐芳寫給胡適的情書三十封(該批書信並未收入黃山版的《胡適的遺稿及秘藏書信》),於是我開始決定要尋訪這位女主角,但在茫茫人海中尋覓,談何容易,雖然透過許多管道,經過經年終無所獲。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位老記者,無意間聊起,他說有她十幾年前的電話,但聽說已搬家了。我不死心地撥了電話,接通了竟然就是徐芳奶奶,幸運的是她雖搬家了,但電話未改,於是我見到了九十五歲高齡的胡適的情人之一的徐芳奶奶。在往後的交談中,我得知徐芳奶奶當年在北大時是寫新詩並研究新詩的女詩人,她的新詩散見一些報刊,但從未結集出版過;她研究新詩的畢業論文《中國新詩史》,是由胡適指導的,上頭還有胡適的朱批,它是國人最早寫的新詩史,但也從未出版。於是我情商友人的秀威資訊科技公司在二00六年四月出版了塵封七十年的《中國新詩史》及《徐芳詩文集》兩本著作。我覺得在三0年代,寥若晨星的女詩人之中;在林徽音、冰心以降,徐芳是顆被遺落的明珠。她的被遺落,在於世局的動盪和她「大隱於市」的個性。我們在展讀她的詩文集時,可看到她由初試啼聲的嫩筆,到風華正茂的健筆,再到國是蜩螗的另筆;我們看到她上承閨秀餘緒,繼染歌謠風韻,終至筆端時見憂患的風格與樣貌。而這些生命的陳跡,都化作文字的清婉與感喟。珠羅翠網,花雨繽紛。
而在這之後,我因探究廬隱的《海濱故人》背後的原型,而發掘了與廬隱同為北京女高師同學的王世瑛這位女作家。在這之前沒有人知道她是位女作家,任何文學史都沒出現過她的名字。王世瑛曾以本名及好友冰心為她取的筆名「一星」,發表諸多文章。據我蒐集到的就有:發表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的小說〈心境〉(《文學旬刊》第四期)、發表於同年七月十日的論文〈怎樣去創作〉(《小說月報》第十二卷七號)、發表於七月二十日的小說〈不全則無〉(《文學旬刊》第八期)、發表於八月十日的小說〈兩百元〉(《文學旬刊》第十期)、發表於八月三十日的小說〈出洋熱〉(《文學旬刊》第十二期)。另外還有發表於《晨報副刊》的長篇遊記〈旅行日記〉(從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八月二十九日間,共連載三十二天),及發表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一日的赴日旅行而作的系列小詩〈東京行〉(《文學旬刊》第五十六、五十七期)。但在一九二五年,她和政治學家張君勱結婚,惜乎!她從此「相夫教子」而不再寫作。她贏得「賢妻良母」的美名,而文壇卻從此少了一位寫手。更可惜的是,她這些已發表的作品,也跟隨塵封八十餘年,從未出版。她成為現代文學裡一閃即逝的過客,在暮色蒼茫中,人們甚至還來不及看到她的身影。因此我從早已昏黃的報紙中,翻找出她的作品,編定了《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2006年10月,秀威資訊出版),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因為在當時「寥若晨星」的新文學女作家中,她是其中的「一星」,而且是閃亮的一星!只是人們忘卻她近乎一個世紀了!文集的首度出版,將讓這「消逝的虹影」,重回人們的記憶!讓早被遺忘的身影,再度「浮出歷史的地表」!
在二00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收到素昧平生的一封電子郵件,謂:「經常在《萬象》等刊物上拜讀先生大作,知道先生對民國文人深有研究,如數家珍,想必也曾注意過紀果庵先生。紀果庵是知堂弟子,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與文載道齊名,與沈啟无、陶亢德、蘇青、樊仲雲、朱樸等都有深厚的交往,是中央大學教授和教務主任,蘇州大學教授,是當年《古今》、《風雨談》、《新東方》、《朔風》、《中國文藝》、《雜誌》等有影響刊物的主要作家。出版過《兩都集》(1944年太平書局)及十數種集子。然世事多變,紀果庵先生一誤於偽,再誤於反(反革命),三誤於右,1949年後活得非常艱困,終於在1965年投河而死。幾十年來,只遼寧教育重印過《兩都集》,身名不顯。我致力於收集整理紀庸文章有年,紀庸作品主要是文史隨筆,目前與紀庸後代一起,辦了個『紀念紀庸』網站。……知先生最近在搞出版工作,還望先生撥冗登陸紀念紀庸網站,看看能否為紀庸先生出版一本文集,以為紀念。 黃惲頓首」
我接到此訊息時,第一時間重回我三十六年前讀到紀果庵先生文章的情形,我馬上給黃惲先生回了信說:「沒問題的。您規劃一下,看怎麼出法。出一本或多本。」然後我找出三十六年前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晚清及民國人物瑣談》一書(後來黃惲告知該書一九四四年出版過是南京《求是月刊社》發行,學生版應是據此翻印),該書選有魯昔達(黃裳)、楊鴻烈、周越然、楊靜盦、周黎庵、堪隱(謝興堯)、文載道(金性堯)等人的文章,而紀果庵的〈曾國藩與左宗棠〉一文,置於該書第一篇,封面打上「紀果庵等著」的字樣。當時買該書時,我十八歲剛從鄉下來到台北讀大學,這是我跟紀果庵的第一次接觸。那是一九七二年的事,距果庵先生去世已七個年頭了。後來因為研究周作人、張愛玲等作家,經常地看到紀果庵的名字,甚至知道他在上述的刊物中發表過不少作品,但因那些刊物皆屬圖書館中的特藏,借閱不便,一時之間,也沒有去翻檢。因此我對紀果庵的作品真正看過的就只有這一篇,而這本書在我幾次搬家及清理淘汰(因為書房太小,不得不忍痛淘汰)下,卻一直伴隨著我,當年驚鴻的一瞥,卻是三十六年後的重逢,此豈非有「緣」乎?
幾天之後,紀果庵的孫子雨文先生,從美國寄來《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的書稿。紀果庵的哲嗣今年已七十五歲高齡的紀英楠先生在序中說:「一九四四年,父親準備結集出版《篁軒雜記》一書,序也已經刊發在《求是》雜誌上。無奈時局動盪,終未付印。黃惲先生建議此次仍用此書名,以慰父親未成的夙願,我們也覺得是再合適不過了。已無法得知他當年的選目了,唯願此書所選的篇目仍與父親的原序匹配。」是的,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紀果庵寫〈《篁軒雜記》自序〉一文時,還註明「《篁軒雜記》已交北平藝文社印行,不久可出版」,但他卻始終沒料到,終其一生,該書始終沒法付梓。他當時想「所以當我們在喜怒哀樂之際,均應當深深留一記憶,雖然不配作為教訓,就是自己作個紀念也是好的。」的微小心願,終至落空。文人寂寞,千古如斯!
現今的書稿分為四輯:有「筆墨生涯」12篇、「人往風微」16篇、「清談古今」9篇、「設身處地」9篇,總共46篇。其中「人往風微」一輯,均為懷人記事之作,極具史料價值。紀果庵寫了他的師友周作人、錢玄同、高步瀛、吳丞仕、陶亢德、詩人南星等人,另外在文中還提到與文友諸如沈啟无、周黎庵、柳雨生等的交往。當然這其中具文獻價值的是寫周作人的〈知堂先生南來印象追記〉及〈知堂老人南遊紀事詩〉兩篇文章。紀果庵對於周作人是崇拜的,雖然沒有親炙,但可說是私淑。他說:「對於先生,沒有像一般入室弟子那麼親炙過,有名的苦雨齋,也沒有去過一回,然與先生相熟的人,大抵非師即友,終亦算有些緣分。」又說:「平實而近人情,乃先生思想和文字的特長,不能只以沖淡二字括之。大約廿五歲以前的人是魯迅翁的信徒多,廿五歲後,則未有不拜倒先生之門者。」因此他可說是熟讀知堂老人的所有著作,他說:「先生文章,我幾乎篇篇讀過,即戰後《藥味集》為南方不易見到者,也都在刊物上拜讀了。」由於浸染既深,因此紀果庵為文頗有知堂遺風,這點連周作人都不否認。知堂老人在〈《文載道文抄》序〉就把紀果庵和文載道並提,以為是上海南京地區「可以提出來一說」的新人,並說「紀君已出文集名曰《兩都集》,文君的名曰《風土小記》(按:文載道還同時出版有《文載道文抄》),其中多記地方習俗風物。」可見此兩人無論在取材及風格上是最為接近周作人的。
翻閱張菊香、張鐵榮所編著的《周作人年譜》,有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周作人隨同汪精衛一行乘飛機去南京;五月十二日午至中央大學農場,赴偽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的招宴的記載,但只寥寥數語,不得其詳。而紀果庵的〈知堂先生南來印象追記〉則具體地寫出當時的場景:「我記得中央大學招待吃飯,是在成賢街農場,各色玫瑰開得正盛,我到農場時,樊仲雲校長和胡道維先生等已先在,曾在花圃中合拍一照。中大農場在事變前原是花卉場,戰後,夷為荒圃,經過一年多的整理修建,才恢復舊觀,宴客之所,叫做『瓜棚小憩』,是用竹竿搭成的瓜架,新種的絲瓜和南瓜正抽蔓,還沒有成蔭,故不見得會有『豆棚瓜架雨如絲』之感。」又說:「那天參加的,有李聖五,薛典曾,戴英夫,陳柱尊,褚民誼等先生,褚先生是自從先生到京後就一直負招待之責的,可惜翻閱一下我在當時所拍照片,薛仲丹先生竟已成了古人,人世滄桑,又豈可意料。席間樊先生致辭,說一向與周建人先生很熟識,又與魯迅先生常見面,只有豈明先生,平時景仰,未曾識荊,今番相會,自屬無上榮幸云云。先生答詞裏頂有趣的,就是說到三十八年前之南京儀鳳門內江南水師學堂『管輪堂』生活,我從前讀過先生的〈憶江南水師學堂〉,不意今天卻聽老人口述開天遺事。李、薛、戴諸公,因與先生並不甚熟,應酬話沒什麼可記,飯畢吃茶時,我拍了一張圍坐的像,惜正是背光,不能照得好。」
五月十三日,《周作人年譜》云:「上午至偽中央大學講演」,至於詳情則不得而知。但紀果庵記下了一手的資料,他說:「到中央大學講演是再三謙讓才答應的,由外交部一位先生伴往。我們曾預備一點茶點,先生似不大會客氣,我們讓,便吃了。這亦可愛處,遠較岸然道貌為天真也。……講題是〈中國的思想問題〉,聽講者是出奇的多,有些其他國立學校的學生都是再三要求才允許進來的,我坐在最前排,所以聽得很清楚。先是一段自謙,其理由為說不好『國語』,如『周作人』三字,即永遠講不好,小孩子聽了往往要笑起來。至於談到中國思想的本身,則與最近發表的〈中國的思想問題〉(《中和》月刊)差不多,大致是說把儒家思想當作中國的中心思想就好,不必遠求,也不能遠求。儒家思想的表現,既『禹稷精神』,他們都是以解決老百姓吃飯為前提者,故可佩服。先生說因為欽佩禹,竟連抱樸子裏的『禹步』也學了起來,並在臺上表演一下,頗令聽者有幽默之感。『無論什麼思想,都必須有其種子,才能長成樹木,外來思想可以說都是沒有種子在我們頭腦裏的,又怎能強人接受呢?我們的思想種子就是儒,不過這種子因沒受到好的陽光與空氣,故不能好好發展,我們的職責,只在如何加水加肥料,使此種子成長且茂盛便好,不必像太平天國一般把基督教硬認作天父也。』我覺得這一段話最可使人五體投地,中國人而忘記中國思想體系者,殊可尋思。此講稿我認為可以作為一年後《中和》所刊一文之前趨,蓋先生蘊蓄之已久,且是他的一貫主張。唯演稿只在《中大周刊》登過,別處並沒有登,此稿由我自校,相信尚無多大差錯。」周作人寫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而發表於一九四三年一月的《中和》月刊的重要文章〈中國的思想問題〉,原來還有一篇演講稿,此可提供研究者參照。
紀文又說到:「起初,我們聽了『督辦』兩個字,未免有些與先生的風度不相和諧的感覺,也許是民國以來所謂『督辦』者,給人印象太壞之故;至去年冬,我披閱北京出版的《新民報》,見有先生著戎裝檢閱青年團的照相,更其不免要笑出來,因為好像與先生日常習慣距離愈加遠了,『周知堂』或『藥堂』等字,怎麼會和『青年團』發生聯繫呢?不知先生自己心中怎樣,我們反正是這麼大膽的感覺著了,果然,不過兩三個月,先生就放棄了『烏紗』生活,而照舊穿那不肯換袈裟的袍子。我聽此消息,是晚上在家裏開無線電,無線電本亦先生罵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蠢東西,不想竟從此知道了先生的近事。」紀文是一九四三年三月間「追憶」所寫,文中提到「著軍服檢閱青年團」之事,當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周作人年譜》所記:「上午身著日本軍服往東單練兵場,參加偽中華民國新民會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成立大會。王揖唐任總監,周作人任副總監。周作人致開會辭,題為〈齊一意志,發揮力量〉,講稿載1943年1月《中國公論》第8卷第4期。會後又在天安門檢閱了青少年團分列式。」對於此事不僅紀果庵大惑不解,同在《古今》發表文章的黃裳,後來曾以記者身份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到南京老虎橋監獄訪問被關押的周作人,寫下了〈老虎橋邊看「知堂」〉一文,黃裳說:「我不禁又想起那張穿了軍裝檢閱童子軍的照片來,問了他,他好像覺得無所謂,馬上答說,他『演戲兩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態云云。」
對於周作人的「辭官」,紀果庵的看法是:「有人對此事很驚訝,很惋惜,然在下則有另一種喜悅,陶淵明何嘗應當去見督郵,即使不是計較折腰與否的問題,詩人自仍以『池魚歸故淵』為樂耳。」但這恐怕是紀果庵個人的想法,據研究學者錢理群的說法,周作人的「辭官」,不是心甘情願的「放棄」,而是被耍了一招。從《周作人日記》:「下午,子鶴來,汪翊唐(即汪時璟)來,述朱三爺(即朱深)意,令長北大,笑謝之,手段亦仍如冉公(指王揖唐),思之不快良久」(1943.2.6);「教署事已辭,卻又可稍閒矣」(1943.2.8);「上午,別所君來訪,云此次事出之王胡(王揖唐),為之啞然」,又云「朱深對汪主席云:周不慣政治,堅辭。對王叔魯(即王克敏)云:日方反對,周放任學生。合前說而三,小人反覆,常用手段如是也」(1943.2.10)可明顯看出當時他的心境。錢理群認為:「無須多加一字,周作人被罷官後的失望,又悻悻然,以致自我解嘲,委屈,怨恨……均已躍然紙上。」不久,經周作人的兩位弟子沈啟无、江紹原的奔走,於同年三月十二日得汪精衛電追任國府委員。等他從南京回來,三月十六日上午他就去找朱深示威,可惜沒見著,當天日記有「留片候朱三爺」之記載。同年七月二日朱深因黃膽病病死,周作人在日記中記:「聞森剛說朱深於今晨三時死矣」。然後又翻回同年二月六日被朱深免職的那天(周作人認為是他一生奇恥大辱的一天)的日記,幸災樂禍地補記一筆:「小人做壞事,想不到不得百五十日活,此段事日後思之,亦甚可笑也。」錢理群說:「這確實是『咬牙切齒之聲可聞』。這裡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質、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沒有半點書生氣了。」紀果庵當然不可能看到周作人的日記,自然無從深究知堂老人的當時的心境。
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周作人應汪精衛之邀,抵南京,前後勾留十日。此在《周作人年譜》均有記載其行程。紀果庵因生病及兒子住院,雖無全程伴隨,但亦有所記,他又想效顰知堂,於是寫了〈知堂老人南遊紀事詩〉一文,其中有南遊記事詩十首,並為文解說其詩意。紀果庵提到四月九日見到周作人的情景:「至會所,楊鴻烈公正招待早點,登樓見翁,覺豐儀如舊,唯短髭或較去年更蒼白耳。雷迅兄偕余往會,為知翁及啟无畫速寫像,因介相見。余與先生寒暄頃,雷君已成一幅,先生見曰:『畫得太嚴肅了,我是很喜歡遊戲的。』啟无則云,其像頗似魯迅。先生遂由遊戲談起,以為一個人必須有幾分遊戲氣氛才好,殆即所謂幽默感也。『但世人多以為我是嚴肅的,即畫像,也是把我畫成嚴肅的居多。古人有許多滑稽者,不知道他們的相貌如何,或者東方朔的像也許是很嚴肅的罷?我覺得滑稽很好,說正經話作皇帝的不但不聽,或者對於自己還有損失,像滑稽者流,別人聽固好,不聽也無妨。』此數語說得實在有味,我的為人,只是一味馬馬虎虎,說說笑笑,其實不足言幽默與滑稽,而今而後,當向『幽』與『默』作去,如先生之超然象外得其環中,則大佳矣。語次,雷君第二像已成,做微笑狀,先生略首肯,以為稍具遊戲感焉。」又說:「先生近不常為文,而詩則屢作,如『當日披裘理釣絲,浮名贏得世人知,忽然徹悟無生忍,垂老街頭作餅師』一首,含蓄深遠,而字面極平易,有義山之蘊藉,而無其艱澀,似梅村之感慨,而較其流走風趣,故吾曰,此天籟也。唯本事云何,似有所謂,雖微有所知,不能詳也,閒步庵知先生最深,或能箋之,今又非其時,元遺山不明錦瑟,恨無鄭箋,吾於先生亦云然。又一首曾感動雨生下淚者(見楊杰先生〈知堂在蘇州〉一文,刊《中華日報》)亦抄於此。其情正殆不減於聞吳歌云:『生小東南學放牛,水邊林下任嬉遊,廿年關在書房裏,欲看山光不自由。』山水無窮,亦不知吾輩何年更得自由看之也。」文中所說「閒步庵」是指後來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被「逐出師門」的沈啟无,而「雨生」者指柳雨生也。這些目睹親聞的場景,都是研究周作人不可多得的史料。
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紀果庵在當時是頗富盛名的散文家。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散文卷》就收錄了他的〈兩都賦-南京與北京〉、〈語稼〉、〈亡國之君〉、〈林淵雜記〉、〈小城之戀〉、〈病中談病〉、〈知己篇〉等散文。編者謝茂松、葉彤、錢理群在〈導言〉中特別提到紀果庵的〈林淵雜記〉、〈小城之戀〉、〈語稼〉諸文,「同樣將『遼遠』的世界『身邊』化,因而充滿了『現在感』,處處流溢著人生的『生趣』:人們在回憶中達到了對『那些古老而單純的東西』也即人的最恆定,也是最基本的、日常的、世俗生活的積極肯定。」於是他們的文章充滿諸多關於鄉間生活及童年的「回憶」之作,但卻又對這憧憬的現實否定。紀果庵甚至說:「鄉村今日,早已無復此種趣味,有的只是流亡與災祲,死滅與凌辱,即便是生在鄉村,想也不會再有什麼顧戀矣。」這種屬於「憂患時的閒適」,有種「黍離之感」。確實,在那樣一個風雨如晦的年代裡,這種看似輕鬆活潑的小品散文於作者來說卻並不輕鬆。紀果庵在〈《古今》與我〉一文中說:「我幾年以來,因為感傷人事,漸知注意歷史,覺得一切學問,皆是虛空,只有歷史可以告訴人一點信而有徵的事蹟,若偶然發現可以寄託或解釋自己胸懷之處,尤其像對知友傾瀉鬱結已久的牢騷,其痛快正不減於漢書下酒!」正是這種對現狀的悲觀情緒,使他的興趣逐漸轉向歷史。紀果庵說:「生於亂世,總好以史遣愁」,但他又認為「『蓋棺論定』之不可靠」,於是他將前人所謂「蓋棺論定」之說,一一臚列,有如抄錄古書般,這種對「歷史」的「重讀」,論者認為「是從離亂中的生命體驗出發,用一種『新的眼光』去重新解讀(發現)歷史,是『現實生命』與『歷史生命』的一次『對話』。」在這種情況之下,紀果庵寫下了〈曾國藩與左宗棠〉、〈孽海花人物漫談〉、〈續孽海花人物談〉、〈談紀文達公〉等等掌故文史隨筆的文章,他懷古傷今,他一步步地走入歷史中去了。
美籍耿德華教授Edward M. Gunn在他所著的《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原名Unwelcome Muse)一書中,在「傳統的復興:隨筆性散文」一章中,對文載道和紀果庵有專節論述,但由於紀果庵的文章散見於許多雜誌中,蒐羅匪易,即使如耿教授者亦無法得窺全貌。因此《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的出版,甚至未來文史掌故文章的結集,對於研究學者而言都有「把臂入林」之功。因緣巧合,讓我重逢紀果庵先生,雖然不是真實的見面,但觀「其文」如見「其人」,因有所感,寫下一段因緣。
(原載《傳記文學》二〇〇年十二月號)
【简体版】
重逢纪果庵先生的一段因缘
蔡登山
张爱玲在她的极短篇〈爱〉一文中说:「於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於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別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虽说的是爱情,但人生的诸多机缘巧合,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事情机缘未到,这时你众里寻他千百度,依然是曲终人不见;即使同处一栋大楼,「向左走,向右走」,总是咫尺天涯。而反之,有「缘」则纵使千里也会相会的,而且「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六年前因拍摄胡适纪录片,猛读《胡适日记》,记得里面提到一位徐芳,又叫舟生的北大女学生。后来又读到学者耿云志先生发表的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三十封(该批书信并未收入黄山版的《胡适的遗稿及秘藏书信》),於是我开始决定要寻访这位女主角,但在茫茫人海中寻觅,谈何容易,虽然透过许多管道,经过经年终无所获。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位老记者,无意间聊起,他说有她十几年前的电话,但听说已搬家了。我不死心地拨了电话,接通了竟然就是徐芳奶奶,幸运的是她虽搬家了,但电话未改,於是我见到了九十五岁高龄的胡适的情人之一的徐芳奶奶。在往后的交谈中,我得知徐芳奶奶当年在北大时是写新诗并研究新诗的女诗人,她的新诗散见一些报刊,但从未结集出版过;她研究新诗的毕业论文《中国新诗史》,是由胡适指导的,上头还有胡适的朱批,它是国人最早写的新诗史,但也从未出版。於是我情商友人的秀威资讯科技公司在二00六年四月出版了尘封七十年的《中国新诗史》及《徐芳诗文集》两本著作。我觉得在三0年代,寥若晨星的女诗人之中;在林徽音、冰心以降,徐芳是颗被遗落的明珠。她的被遗落,在于世局的动荡和她「大隐於市」的个性。我们在展读她的诗文集时,可看到她由初试啼声的嫩笔,到风华正茂的健笔,再到国是蜩螗的另笔;我们看到她上承闺秀余绪,继染歌谣风韵,终至笔端时见忧患的风格与样貌。而这些生命的陈迹,都化作文字的清婉与感喟。珠罗翠网,花雨缤纷。
而在这之后,我因探究庐隐的《海滨故人》背后的原型,而发掘了与庐隐同为北京女高师同学的王世瑛这位女作家。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她是位女作家,任何文学史都没出现过她的名字。王世瑛曾以本名及好友冰心为她取的笔名「一星」,发表诸多文章。据我蒐集到的就有:发表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的小说〈心境〉(《文学旬刊》第四期)、发表於同年七月十日的论文〈怎样去创作〉(《小说月报》第十二卷七号)、发表於七月二十日的小说〈不全则无〉(《文学旬刊》第八期)、发表於八月十日的小说〈两百元〉(《文学旬刊》第十期)、发表於八月三十日的小说〈出洋热〉(《文学旬刊》第十二期)。另外还有发表於《晨报副刊》的长篇游记〈旅行日记〉(从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八月二十九日间,共连载三十二天),及发表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一日的赴日旅行而作的系列小诗〈东京行〉(《文学旬刊》第五十六、五十七期)。但在一九二五年,她和政治学家张君劢结婚,惜乎!她从此「相夫教子」而不再写作。她赢得「贤妻良母」的美名,而文坛却从此少了一位写手。更可惜的是,她这些已发表的作品,也跟随尘封八十余年,从未出版。她成为现代文学里一闪即逝的过客,在暮色苍茫中,人们甚至还来不及看到她的身影。因此我从早已昏黄的报纸中,翻找出她的作品,编定了《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2006年10月,秀威资讯出版),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因为在当时「寥若晨星」的新文学女作家中,她是其中的「一星」,而且是闪亮的一星!只是人们忘却她近乎一个世纪了!文集的首度出版,将让这「消逝的虹影」,重回人们的记忆!让早被遗忘的身影,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
在二00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收到素昧平生的一封电子邮件,谓:「经常在《万象》等刊物上拜读先生大作,知道先生对民国文人深有研究,如数家珍,想必也曾注意过纪果庵先生。纪果庵是知堂弟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与文载道齐名,与沈启无、陶亢德、苏青、樊仲云、朱朴等都有深厚的交往,是中央大学教授和教务主任,苏州大学教授,是当年《古今》、《风雨谈》、《新东方》、《朔风》、《中国文艺》、《杂志》等有影响刊物的主要作家。出版过《两都集》(1944年太平书局)及十数种集子。然世事多变,纪果庵先生一误於伪,再误於反(反革命),三误於右,1949年后活得非常艰困,终于在1965年投河而死。几十年来,只辽宁教育重印过《两都集》,身名不显。我致力於收集整理纪庸文章有年,纪庸作品主要是文史随笔,目前与纪庸后代一起,办了个『纪念纪庸』网站。……知先生最近在搞出版工作,还望先生拨冗登陆纪念纪庸网站,看看能否为纪庸先生出版一本文集,以为纪念。 黄恽顿首」
我接到此讯息时,第一时间重回我三十六年前读到纪果庵先生文章的情形,我马上给黄恽先生回了信说:「没问题的。您规划一下,看怎么出法。出一本或多本。」然后我找出三十六年前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晚清及民国人物琐谈》一书(后来黄恽告知该书一九四四年出版过是南京《求是月刊社》发行,学生版应是据此翻印),该书选有鲁昔达(黄裳)、杨鸿烈、周越然、杨静盦、周黎庵、堪隐(谢兴尧)、文载道(金性尧)等人的文章,而纪果庵的〈曾国藩与左宗棠〉一文,置于该书第一篇,封面打上「纪果庵等着」的字样。当时买该书时,我十八岁刚从乡下来到台北读大学,这是我跟纪果庵的第一次接触。那是一九七二年的事,距果庵先生去世已七个年头了。后来因为研究周作人、张爱玲等作家,经常地看到纪果庵的名字,甚至知道他在上述的刊物中发表过不少作品,但因那些刊物皆属图书馆中的特藏,借阅不便,一时之间,也没有去翻检。因此我对纪果庵的作品真正看过的就只有这一篇,而这本书在我几次搬家及清理淘汰(因为书房太小,不得不忍痛淘汰)下,却一直伴随着我,当年惊鸿的一瞥,却是三十六年后的重逢,此岂非有「缘」乎?
几天之后,纪果庵的孙子雨文先生,从美国寄来《篁轩杂记--纪果庵散文选》的书稿。纪果庵的哲嗣今年已七十五岁高龄的纪英楠先生在序中说:「一九四四年,父亲準备结集出版《篁轩杂记》一书,序也已经刊发在《求是》杂志上。无奈时局动荡,终未付印。黄恽先生建议此次仍用此书名,以慰父亲未成的夙愿,我们也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已无法得知他当年的选目了,唯愿此书所选的篇目仍与父亲的原序匹配。」是的,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纪果庵写〈《篁轩杂记》自序〉一文时,还注明「《篁轩杂记》已交北平艺文社印行,不久可出版」,但他却始终没料到,终其一生,该书始终没法付梓。他当时想「所以当我们在喜怒哀乐之际,均应当深深留一记忆,虽然不配作为教训,就是自己作个纪念也是好的。」的微小心愿,终至落空。文人寂寞,千古如斯!
现今的书稿分为四辑:有「笔墨生涯」12篇、「人往风微」16篇、「清谈古今」9篇、「设身处地」9篇,总共46篇。其中「人往风微」一辑,均为怀人记事之作,极具史料价值。纪果庵写了他的师友周作人、钱玄同、高步瀛、吴丞仕、陶亢德、诗人南星等人,另外在文中还提到与文友诸如沈启无、周黎庵、柳雨生等的交往。当然这其中具文献价值的是写周作人的〈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及〈知堂老人南游纪事诗〉两篇文章。纪果庵对于周作人是崇拜的,虽然没有亲炙,但可说是私淑。他说:「对于先生,没有像一般入室弟子那么亲炙过,有名的苦雨斋,也没有去过一回,然与先生相熟的人,大抵非师即友,终亦算有些缘分。」又说:「平实而近人情,乃先生思想和文字的特长,不能只以冲淡二字括之。大约廿五岁以前的人是鲁迅翁的信徒多,廿五岁后,则未有不拜倒先生之门者。」因此他可说是熟读知堂老人的所有著作,他说:「先生文章,我几乎篇篇读过,即战后《药味集》为南方不易见到者,也都在刊物上拜读了。」由于浸染既深,因此纪果庵为文颇有知堂遗风,这点连周作人都不否认。知堂老人在〈《文载道文抄》序〉就把纪果庵和文载道并提,以为是上海南京地区「可以提出来一说」的新人,并说「纪君已出文集名曰《两都集》,文君的名曰《风土小记》(按:文载道还同时出版有《文载道文抄》),其中多记地方习俗风物。」可见此两人无论在取材及风格上是最为接近周作人的。
翻阅张菊香、张铁荣所编著的《周作人年谱》,有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周作人随同汪精卫一行乘飞机去南京;五月十二日午至中央大学农场,赴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的招宴的记载,但只寥寥数语,不得其详。而纪果庵的〈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则具体地写出当时的场景:「我记得中央大学招待吃饭,是在成贤街农场,各色玫瑰开得正盛,我到农场时,樊仲云校长和胡道维先生等已先在,曾在花圃中合拍一照。中大农场在事变前原是花卉场,战后,夷为荒圃,经过一年多的整理修建,才恢复旧观,宴客之所,叫做『瓜棚小憩』,是用竹竿搭成的瓜架,新种的丝瓜和南瓜正抽蔓,还没有成荫,故不见得会有『豆棚瓜架雨如丝』之感。」又说:「那天参加的,有李圣五,薛典曾,戴英夫,陈柱尊,褚民谊等先生,褚先生是自从先生到京后就一直负招待之责的,可惜翻阅一下我在当时所拍照片,薛仲丹先生竟已成了古人,人世沧桑,又岂可意料。席间樊先生致辞,说一向与周建人先生很熟识,又与鲁迅先生常见面,只有岂明先生,平时景仰,未曾识荊,今番相会,自属无上荣幸云云。先生答词里顶有趣的,就是说到三十八年前之南京仪凤门内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生活,我从前读过先生的〈忆江南水师学堂〉,不意今天却听老人口述开天遗事。李、薛、戴诸公,因与先生并不甚熟,应酬话没什么可记,饭毕吃茶时,我拍了一张围坐的像,惜正是背光,不能照得好。」
五月十三日,《周作人年谱》云:「上午至伪中央大学讲演」,至於详情则不得而知。但纪果庵记下了一手的资料,他说:「到中央大学讲演是再三谦让才答应的,由外交部一位先生伴往。我们曾预备一点茶点,先生似不大会客气,我们让,便吃了。这亦可爱处,远较岸然道貌为天真也。……讲题是〈中国的思想问题〉,听讲者是出奇的多,有些其他国立学校的学生都是再三要求才允许进来的,我坐在最前排,所以听得很清楚。先是一段自谦,其理由为说不好『国语』,如『周作人』三字,即永远讲不好,小孩子听了往往要笑起来。至於谈到中国思想的本身,则与最近发表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差不多,大致是说把儒家思想当作中国的中心思想就好,不必远求,也不能远求。儒家思想的表现,既『禹稷精神』,他们都是以解决老百姓吃饭为前提者,故可佩服。先生说因为钦佩禹,竟连抱朴子里的『禹步』也学了起来,并在台上表演一下,颇令听者有幽默之感。『无论什么思想,都必须有其种子,才能长成树木,外来思想可以说都是没有种子在我们头脑里的,又怎能强人接受呢?我们的思想种子就是儒,不过这种子因没受到好的阳光与空气,故不能好好发展,我们的职责,只在如何加水加肥料,使此种子成长且茂盛便好,不必像太平天国一般把基督教硬认作天父也。』我觉得这一段话最可使人五体投地,中国人而忘记中国思想体系者,殊可寻思。此讲稿我认为可以作为一年后《中和》所刊一文之前趋,盖先生蕴蓄之已久,且是他的一贯主张。唯演稿只在《中大周刊》登过,別处并没有登,此稿由我自校,相信尚无多大差错。」周作人写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而发表於一九四三年一月的《中和》月刊的重要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原来还有一篇演讲稿,此可提供研究者参照。
纪文又说到:「起初,我们听了『督办』两个字,未免有些与先生的风度不相和谐的感觉,也许是民国以来所谓『督办』者,给人印象太坏之故;至去年冬,我披阅北京出版的《新民报》,见有先生著戎装检阅青年团的照相,更其不免要笑出来,因为好像与先生日常习惯距离愈加远了,『周知堂』或『药堂』等字,怎么会和『青年团』发生联系呢?不知先生自己心中怎样,我们反正是这么大胆的感觉著了,果然,不过两三个月,先生就放弃了『乌纱』生活,而照旧穿那不肯换袈裟的袍子。我听此消息,是晚上在家里开无线电,无线电本亦先生骂为『无所逃於天地之间』的蠢东西,不想竟从此知道了先生的近事。」纪文是一九四三年三月间「追忆」所写,文中提到「著军服检阅青年团」之事,当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周作人年谱》所记:「上午身著日本军服往东单练兵场,参加伪中华民国新民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王揖唐任总监,周作人任副总监。周作人致开会辞,题为〈齐一意志,发挥力量〉,讲稿载1943年1月《中国公论》第8卷第4期。会后又在天安门检阅了青少年团分列式。」对于此事不仅纪果庵大惑不解,同在《古今》发表文章的黄裳,后来曾以记者身份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到南京老虎桥监狱访问被关押的周作人,写下了〈老虎桥边看「知堂」〉一文,黄裳说:「我不禁又想起那张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对于周作人的「辞官」,纪果庵的看法是:「有人对此事很惊讶,很惋惜,然在下则有另一种喜悅,陶渊明何尝应当去见督邮,即使不是计较折腰与否的问题,诗人自仍以『池鱼归故渊』为乐耳。」但这恐怕是纪果庵个人的想法,据研究学者钱理群的说法,周作人的「辞官」,不是心甘情愿的「放弃」,而是被耍了一招。从《周作人日记》:「下午,子鹤来,汪翊唐(即汪时璟)来,述朱三爷(即朱深)意,令长北大,笑谢之,手段亦仍如冉公(指王揖唐),思之不快良久」(1943.2.6);「教署事已辞,却又可稍閒矣」(1943.2.8);「上午,別所君来访,云此次事出之王胡(王揖唐),为之哑然」,又云「朱深对汪主席云:周不惯政治,坚辞。对王叔鲁(即王克敏)云:日方反对,周放任学生。合前说而三,小人反覆,常用手段如是也」(1943.2.10)可明显看出当时他的心境。钱理群认为:「无须多加一字,周作人被罢官后的失望,又悻悻然,以致自我解嘲,委屈,怨恨……均已跃然纸上。」不久,经周作人的两位弟子沈启无、江绍原的奔走,於同年三月十二日得汪精卫电追任国府委员。等他从南京回来,三月十六日上午他就去找朱深示威,可惜没见著,当天日记有「留片候朱三爷」之记载。同年七月二日朱深因黄胆病病死,周作人在日记中记:「闻森刚说朱深於今晨三时死矣」。然后又翻回同年二月六日被朱深免职的那天(周作人认为是他一生奇耻大辱的一天)的日记,幸灾乐祸地补记一笔:「小人做坏事,想不到不得百五十日活,此段事日后思之,亦甚可笑也。」钱理群说:「这确实是『咬牙切齿之声可闻』。这里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质、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没有半点书生气了。」纪果庵当然不可能看到周作人的日记,自然无从深究知堂老人的当时的心境。
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周作人应汪精卫之邀,抵南京,前后勾留十日。此在《周作人年谱》均有记载其行程。纪果庵因生病及儿子住院,虽无全程伴随,但亦有所记,他又想效颦知堂,於是写了〈知堂老人南游纪事诗〉一文,其中有南游记事诗十首,并为文解说其诗意。纪果庵提到四月九日见到周作人的情景:「至会所,杨鸿烈公正招待早点,登楼见翁,觉丰仪如旧,唯短髭或较去年更苍白耳。雷迅兄偕余往会,为知翁及启无画速写像,因介相见。余与先生寒暄顷,雷君已成一幅,先生见曰:『画得太严肃了,我是很喜欢游戏的。』启无则云,其像颇似鲁迅。先生遂由游戏谈起,以为一个人必须有几分游戏气氛才好,殆即所谓幽默感也。『但世人多以为我是严肃的,即画像,也是把我画成严肃的居多。古人有许多滑稽者,不知道他们的相貌如何,或者东方朔的像也许是很严肃的罢?我觉得滑稽很好,说正经话作皇帝的不但不听,或者对于自己还有损失,像滑稽者流,別人听固好,不听也无妨。』此数语说得实在有味,我的为人,只是一味马马虎虎,说说笑笑,其实不足言幽默与滑稽,而今而后,当向『幽』与『默』作去,如先生之超然象外得其环中,则大佳矣。语次,雷君第二像已成,做微笑状,先生略首肯,以为稍具游戏感焉。」又说:「先生近不常为文,而诗则屡作,如『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世人知,忽然彻悟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一首,含蓄深远,而字面极平易,有义山之蕴借,而无其艰涩,似梅村之感慨,而较其流走风趣,故吾曰,此天籁也。唯本事云何,似有所谓,虽微有所知,不能详也,閒步庵知先生最深,或能笺之,今又非其时,元遗山不明锦瑟,恨无郑笺,吾於先生亦云然。又一首曾感动雨生下泪者(见杨杰先生〈知堂在苏州〉一文,刊《中华日报》)亦抄於此。其情正殆不减於闻吴歌云:『生小东南学放牛,水边林下任嬉游,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山水无穷,亦不知吾辈何年更得自由看之也。」文中所说「閒步庵」是指后来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被「逐出师门」的沈启无,而「雨生」者指柳雨生也。这些目睹亲闻的场景,都是研究周作人不可多得的史料。
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纪果庵在当时是颇富盛名的散文家。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散文卷》就收录了他的〈两都赋-南京与北京〉、〈语稼〉、〈亡国之君〉、〈林渊杂记〉、〈小城之恋〉、〈病中谈病〉、〈知己篇〉等散文。编者谢茂松、叶彤、钱理群在〈导言〉中特別提到纪果庵的〈林渊杂记〉、〈小城之恋〉、〈语稼〉诸文,「同样将『辽远』的世界『身边』化,因而充满了『现在感』,处处流溢著人生的『生趣』:人们在回忆中达到了对『那些古老而单纯的东西』也即人的最恒定,也是最基本的、日常的、世俗生活的积极肯定。」於是他们的文章充满诸多关于乡间生活及童年的「回忆」之作,但却又对这憧憬的现实否定。纪果庵甚至说:「乡村今日,早已无复此种趣味,有的只是流亡与灾祲,死灭与凌辱,即便是生在乡村,想也不会再有什么顾恋矣。」这种属于「忧患时的閒适」,有种「黍离之感」。确实,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这种看似轻松活泼的小品散文於作者来说却并不轻松。纪果庵在〈《古今》与我〉一文中说:「我几年以来,因为感伤人事,渐知注意历史,觉得一切学问,皆是虚空,只有历史可以告诉人一点信而有征的事蹟,若偶然发现可以寄讬或解释自己胸怀之处,尤其像对知友倾泻郁结已久的牢骚,其痛快正不减於汉书下酒!」正是这种对现状的悲观情绪,使他的兴趣逐渐转向历史。纪果庵说:「生于乱世,总好以史遣愁」,但他又认为「『盖棺论定』之不可靠」,於是他将前人所谓「盖棺论定」之说,一一胪列,有如抄录古书般,这种对「历史」的「重读」,论者认为「是从离乱中的生命体验出发,用一种『新的眼光』去重新解读(发现)历史,是『现实生命』与『历史生命』的一次『对话』。」在这种情况之下,纪果庵写下了〈曾国藩与左宗棠〉、〈孽海花人物漫谈〉、〈续孽海花人物谈〉、〈谈纪文达公〉等等掌故文史随笔的文章,他怀古伤今,他一步步地走入历史中去了。
美籍耿德华教授Edward M. Gunn在他所著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原名Unwelcome Muse)一书中,在「传统的复兴:随笔性散文」一章中,对文载道和纪果庵有专节论述,但由于纪果庵的文章散见於许多杂志中,蒐罗匪易,即使如耿教授者亦无法得窥全貌。因此《篁轩杂记--纪果庵散文选》的出版,甚至未来文史掌故文章的结集,对于研究学者而言都有「把臂入林」之功。因缘巧合,让我重逢纪果庵先生,虽然不是真实的见面,但观「其文」如见「其人」,因有所感,写下一段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