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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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

果庵

周密志堂杂钞论道学云:“尝闻乡曲沈子固先生云:道学之党,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甚盛,蟠结其间,假此以惑世者,真可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蠢才,读书作文者,则以为玩物丧志,留心吏事者,则以为俗吏,盖其所读书,只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西铭及语录之类;自诡为绝学者,正心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州为县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或道统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近思等文,则可不错路头,而士子作时文,苟能证明圣贤义蕴,亦可不负名教矣。否则立身如温公,气节如东坡,皆非本色也。复有一等伪学之士竞趋之,稍有不及,其党必济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为辨之,其气焰可畏如此。然所行所言,略不相顾,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驯至淳熙咸熙,此弊极矣!是时为朝士者必议论愦愦,头脑冬烘,敝衣菲食,出则以破竹舆,舁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名达清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匮帛,为市人不为之事,贾师宪独持相柄,唯恐有夺其权者,则专用此等之士,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愦愦不才,不致掣肘,以是驯至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呜呼!孰倡伪学之党,甚于典午之清谈乎!”李越缦论之云:“公瑾此书,成于元代,道学之风甚盛,而能为是言,此是非之公也。近世一目之士,动以抵斥宋儒为莫逭之罪,亦愚甚矣。至公瑾言贾似道之祸国,辞直如是,而赵云松犹谓其依附贾氏,多为松冤,又何其不乐成人之美也!”

赵云松的意见也许见于陔余丛考,不及细查,但道学之弊在这段话里总算说得很透彻。其实关于反对道学的话已竟不必再说,因为道学的形式早就被打倒了,虽有方东树,唐鉴,曾国藩等想要复活他,毕竟是不行。曾氏身为道学后起偶像,晚岁亦不甚谈此,大约是觉有点蹩扭,而且由种种记载,知道曾氏为人,也绝不是只读高头讲章头脑愦愦口心两违之流,则其不能与道学契合无间,或亦当然。不过近来却又有人主张中国所以弄到这样不振,乃是汉学之弊,自乾嘉的文网以后,学者除逃避现实,专讲名物训诂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自会造成畏葸怯懦的气象,宋学亦即道学,乃是注重事功,注重政治的,所以应当让他复活,可以有起衰兴废的作用。这话也许是不错,但可惜是宋儒虽有韩范胡安定孙泰山,到底徽钦还不免于蒙尘,在中国史中,没有再比宋代不能抗御敌侮的了。至于南宋以后,恐怕只剩下一样敌忾之气在庙堂上疏,说几句大话,如胡铨等,实与近代的打倒帝国主义标语没有什么两样,于是最后道学家陆秀夫便勇敢的背着皇帝去投海,如是而已,此外如文天祥,据说却是纵情声色,一无道学气味的。昔人所骂的无事袖手,临危一死,真是不错,有意见的人,也无妨说这是道学末流,其实这还不算末流,像前者周公瑾之论,已比此更进一层,然犹略有灵魂在,最可怕则是成了代圣贤立言的八股一来,除“性理大全”不能读别的东西,那才大糟特糟,且其余风至今而不见廓清者也。

八股的毛病不在其文章本身之技巧,乃在其蒙蔽人的常识,不使视野扩大。王安石虽然喜欢事功,但却作了师心自用的字说,和许多经义,其意思乃在为了推行我的政策,你们大家只有盲目的遵从。对于新法的本体,近代人已不反对,可是我们想想那时所谓元祐君子所以必须对变法不赞成者,也许因为王介甫的态度过于垄断霸道之一点。——康梁维新的病,不无与此同处。我们感觉到政治之霸道或者可以马虎,思想之霸道,实在难于容忍。为了不易容忍,所以八股之后有利禄,这可算巧妙的法门,无怪乎明祖高兴的说:“天下英雄入我毂中!”原来生活与享受又是大过了思想自由的东西,尤其在士大夫阶级除了作官不能谋生的中国。那么八股制科之不能废止,是当然了,现在虽然没有开科取士,大家念大题文鹄,四书味根录,但是其隐然的作用却是无往不在,可以够得上精神不死四个字。而且往日有见解的人,虽是去应举,到底也还晓得制艺不过敲门砖,不能作为终身法宝,如今则不然,不会八股固不能腾达,腾达以后,仍复日日要用八股,且要人人如此,处处如此,于是由敲门的砖一变而为屋基墙脚,这个摇身一变,可谓势力愈来愈大,盖正所谓“终身由之二莫知其道”耳。

如今知道属于道学之弊的坏方面,充其量可以至于八股之无穷蔓延,这且不去管他,好处岂遂一毫无有么?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好处当然很显明。当南宋的闽学受小人排斥时,谁不替朱晦翁二程周张扼腕,就是欧阳公也作过朋党论,为君子之朋呼吁。北宋的旧党,南宋的伪学,大约有点渊源罢?可是不知为什么贾似道却利用了道学君子,此亦道学家始料所不及者。明末的东林与宋之道学也是气脉贯穿的,但钱牧斋等又是东林中分子,而且顾亭林大骂阳明了,阳明乃亦道学者之一也。(其实阳明先生本身并不是道学气的。)这里我们对君子不是不同情,为真理斗争乃是绝大光荣,但是不免亦有想不到的毛病,那便是矫伪的分子也可以参加进去,东汉之党锢,为后世所敬仰,然其造作不近情理,盖是历来所无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曾慨乎言之,魏晋清谈,乃是这样被激而成,古人所说矫枉者必过其正者是。儒家思想原是不外乎人情之常道,而代圣人立言与讲阴阳灾变的儒者把先哲塑成偶像,一倡百和,在政治的真理后面就是圣人偶像的盾牌,是一种不可攻击的势力。其实政治得失只是政治得失,不一定非拉上圣人之论不可。反对小人也有舆论可凭,更无须立了学派的幌子。我觉得焦理堂论语通释的话很好:

君子和而不同,何也?人如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实异也。……惟不同,而后能善与人同。

“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也。各有所当,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均见释异端)

这可算很通达的见解,孔子原亦不曾命三千弟子不许异说,攻乎异端之攻字,如焦说乃作反对解,自与正统之见不同。再看下面的话,更为露骨:

“唐宋以后,斥二氏为异端,辟之不遗余力,然于论语攻乎异端之文未之能解也。唯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又曰,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可。又曰: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致远恐泥,即恐其执一害道也。惟其异,至于执一,执一由于不忠恕。杨子唯知为我,而不知兼爱;墨子唯知兼爱,而不知为我,……为杨子必斥墨,为墨子必斥杨,杨已不能贯墨,墨已不能贯杨,使杨子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子思为我之说不可废,则恕矣。则不执矣。圣人之道,贯乎为我兼爱者也,善与人同,同则不异。……执一则人之所知所行与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

如此说,所谓圣人岂惟不作偶像,而且是广纳众流的。唯其广纳众流,所以才有矛盾的统一,唯其执一自是,所以才惹起别人的反感而生出纠纷,这大约是属于心理与生理之关系,无可奈何的,我说思想的霸道无论如何不行,就是因为太不合乎恕道的原故。道学者是要从偶像学习偶像,使自己亦逐渐成为两庑健者,此所以必须结党,结了党才会表现出思想的政治力量,以强人相同。焦氏论论语“克伐恕欲不行”一章说得好:

“因己之克,知人之克;因己之伐,知人之伐;因己之怨与欲,知人之怨与欲。克伐愿欲情之私也,因己之情,而知人之情,因而通天下之情。不忍人之心由是而达,不忍人之政,有是而立,所谓仁也。知克伐怨欲情之私,制之而不行,无论其不可強制,即強制之,亦苦心洁身之士,有一其不可有其二,以己之制而不行,例诸人,其措之天下,必不近人情,必不可以平治天下。故孔子曰:可以为难矣。难之云者,言不可通诸天下也。孔子之言仁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易而无难,无烦強制其情也。”

家家道路可以通罗马,作一个有智慧有品德的人,原亦有多端,不必非从某种休养上下手不可。我们感到遗憾的,便是道学者虽是想把天下弄好,而其手段乃出之于“不近人情”的强迫举动。于是使小人有了攻击之目标,使小人有更坚之团结,使作伪者可以假借了好旗号,到头来不但自己是失败,国家往往也是灭亡,在历史的例证上,倒是可以怵目惊心的。

这样一来,我的主张有点成为杨朱的为我主义了,似乎亦为执一之论。其实不然,杨朱乃是强制他人主张为我,我则只是要求思想上该当有点自由。不但是八股之束缚应该解放,即是认为好的,应该的思想也不必拿出嘘枯吹生的特别力量,或是结成一派的向异己者攻击。因为我十分感觉到这种强迫与攻击其结果必为徒然,转不如信其自然发展的好。吃的东西原不必大家一样,只要能有裨于营养无损健康自佳耳。然而这一点似乎愈是近代愈离希望远,所以常常令我对于人类的文明起怀疑。古来不少为这问题而牺牲的,如文字之狱大抵可以归入此类。好像近顷也又有言论自由的呼声了,我以为这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假如道学的余焰不息,即使一种言论自由是有了,这自由了的言论就又将党同伐异起来,结果总是一个“许我说,不许你说”的态度,那就仍然是不自由。中国人对于政治并不固执,而是对于思想太固执,此固执之由来,不能不说自汉朝以后统一了思想界的儒者弄错了昔贤的根本态度。即如论语的克伐怨欲一章,从汉魏以来的注疏查起,直至刘宝楠为止,都是讲圣人的天性纯洁,绝无克伐之私存在,所以费尽了人力去制止的家伙,只算作到了下工夫的地步,想高攀圣人,实在尚远。云云。可见我的妄臆为不谬,昨天买得庄谐选录一部,有一则云:

“闽俗重节烈,以建牌坊官临祭为荣,闾阎无知,尝有力劝新孀殉节以为荣耀者,百计说之,若妇首肯,则即发帖请地方官临祭,并遍请官绅戚族,届期为台,妇坐椅上,盛设祭品,官绅等以次祭毕,妇即出带自缢死。……又相传曰:有某寡妇已许人以死,遂登台,祭客毕具,妇忽称猪未喂,亟下台狂奔而去。故凡有已许人而中悔者,人必謔之曰:汝猪未喂邪!然其情亦可怜甚矣。”

虽然是笑谈,却可以代表道学者之态度。守节原亦道学者强人道德之一,我们现在大约都不愿意自缢以死,还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喂猪罢!

甲申重阳风雨中


(原载《光化》1944年1(2)期。许宗褀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