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考试
谈考试
果厂
近来心情不好，还是找旧事来谈谈吧。
现在的学校差不多都是每学期中规定两次临时考，以代替从前的所谓月考，譬如在三月或四月举行一次，五月举行第二次，到六月底大考，时间上可以说分配得极合适，作学生的应当不至于再有多大痛苦。回想我在中学时，名义上是有月考，事实上“迄未举行”，所有课程都挤到暑假或寒假去考，五花八门，实有穷于应付之势。脾气好些的先生，不免要求他给个范围，遇见认真的，说这种话马上会吃钉子，不用功的学生只好设法拆滥污。或挟夹带，或自觅范围（俗称捉题）。夹带的方法神出鬼没，有的甚至将英文生字写在手掌心里，拳头握紧，不愁秘密透露；或将砚石用墨涂得一片漆黑，然后用铅笔细细写上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比如化学方程式、代数公式等，从正面观之，不能见字，从侧面窥之，则了如指掌。也有大胆些的人，一直写在桌面上，或迳带讲义来抄。先生有时看见了，为维持感情，也就马马虎虎，不求甚解。那些用功的同学，永远不敢玩这套把戏，除朝乾夕惕的努力外，别无法门。所以到临考前一个月光景，就有人“开夜车”，我们那时候唤作“打夜作”，电灯熄了，买一支洋烛，或点起一盏火油灯，怕同学嫌妨碍睡觉，多半跑到讲堂或自习室，独对短檠，彻夜不眠。只弄得次日两目昏花，头脑胀痛。还有的同学预备了挂面烧酒，当冬季宿舍有炉火时，藉看书为名，大吃宵夜，好在训育先生一看见这些“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莘莘学子，总认为前途大有造就，便不来干涉。我是个顽皮人，对于开夜车不甚赞成，但看了深夜围灯以及吃宵夜的情趣，不免见习，就先煮面吃，吃完，感到困倦了，还是铺床安眠着，用功的事，早已抛至爪哇国了！今日我自己已竟忝为青年的老师，有时看见好多同学在考试期间，拂晓四五点钟就起来，集中在寝室走道的灯下，或在厕所中马桶上温习生物学、化学以及大代数，辄不胜同情。但一想到青年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不免又要禁止他们了。
中国的大学，自来就嚣张成风，故每有罢考之事，当教授的为了保持体面，自然不肯过于使学生为难。林琴南先生《畏庐琐记》“教习非师”一条云：“前清以翰林前辈，为庶吉士后辈教习，不知所教何书，然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至晚清学堂林立，通西文、东文、中文者，受薪开讲，亦名为教习，学生则曰：是奴隶也，稍不当意，则噪逐之，不惟不视为师，且欲预通题目，多与分数，方能保其旦晚两餐。… …”
此可证在五十年前，大学中已有闹考之事，而且师道自彼时起，即不甚
“尊”了。我上大学，正是北伐成功，民气沸腾的时候，学生不是兼了什么党委，就是干着秘密工作，一声号召，顷刻而集。当教授的终日如虎尾春冰，其骇怕不减于张大帅在北京时的无理拘禁。既是要买学生欢心，只有在考试与学分两项上大打折扣。我记得我在大学第一学期期考，即因学生自治会的一纸通告而停止，直至下一次期考，两次并作一次，第一学期算是白捞了若干学分。后来考虽考了，但是谁个不是公开的带了讲义去抄？平日上课时，大家都拼命抢前面的座位，为了听得清楚些，一到考时，前三排座椅总是空的，人们全集中在后面，并且愈是晚到的人，愈要被挤到前排，像看电影一般，后排的票价，可以格外加重。这就是因为学生到底还有点廉耻心，谁也不愿意当了先生的面翻阅讲义之故。好像有一次吴检斋先生考我们经学史，在黑板上大书题目四道，旁附说明云：“只选三题不必多作！”盖深知学生视考试如告朔之羊，去之而后快也。然此老之滑稽风趣，于此可见一斑矣。那时学生十之八九都在校外兼了功课，大赚其外快，有时为了时间关系，校里的课，宁可牺牲，而校外的课，必准时去上。校里为消费，校外为生产，其结果固大不相同也。但校中课程耽误既多，则试验时虽带去大批讲义，仍不免有望洋兴叹，欲索无从之苦，若不是同学在旁指点，交白卷的我敢断言一定不少。民国廿二年春季我考毕业考，因外国语学分不足，便选了初级日语，以为此乃易事，不须上课更不须温习。到考试时，只有我和一位同乡出席，我拿着讲义本子，翻过来调过去，一个字母也认不得，看来那许多上一段活用四段活用之类的东西，又如何答法，一连两小时，我把讲义翻了有一百遍，还是一字未写。那位授课的女先生不免嗤之以鼻，后来还是我厚脸皮要求她，爽爽气气告诉我们抄写某一段，以免大家都没意思，她才很不屑的告诉我应当如何抄，我到底白弄了四个学分。还有一回，教健康教育的某教授，素主严格，平日不上课的，即便考了，也不给学分，学生真是恨之刺骨。那回我们学期考试，一位河南人陈君拿出讲义大抄特抄，某教授如何能容，立刻走过去将讲义没收，放到讲桌上去，不意陈君更不客气，大踏步走上前去，照样把讲义拿回来，向后转摔门而出，大家均错愕而视，先生也奈何他不得。今日思之，更是奇迹了。
凭我的良心来说，对于考试是不赞成的，一个人读书必须以考试来督促，还有什么意思？再者，许多教育家心理学者都认为考试的记忆是临时的，而非永久的，今天考代数，于是将代数拼命装入头脑里，明天考英文，只好拿出代数再装上英文，准此，头脑到了考试时，好像成了一个抽斗，变来变去，到最后一无所存。我故乡有一个笑话，说有猴子到田里去偷玉蜀黍，每攀下一只，便挟在腋下，俟再攀时，第一个落在地上，第二个挟在腋下，如是云云，走了一趟，只賸最后一只，自己不免大为奇怪。考试制度岂不是与此大相彷彿，只是猢狲偷玉蜀黍，还余下一只，考试则一些也余不下耳。在帮助记忆这一方面既是也没有价值，为什么考试到现在还不能废止？不但中国不能废止即外国也还是照常举行，这里面想必有一番缘故。
近世主张改良考试的人很多，如将答题的办法改为测验的表格式即其一端，但这种方法在小学也许适用，中学以上，我感到并无多大好处。因为这样单纯的答案很容易惹起青年人的投机赌博心理，不管知与不知，且押它一下再说，也许会碰运气会弄对了。抑且，考试除看学生的知识以外，还可以试验他的文字组织能力，取材断制，在测验办法中，便完全看不出，故我对测验法不敢十分赞成。人类求知识和工作，有大半是奴隶性的、依赖性的，如果没有督责，就不会前进努力。请看世界上因自动研究而成功的人占很少的比例，即可知此言不谬。在这里，荀子的性恶论好像有相当价值，无论哪一个学生，都是充分发挥着好逸恶劳的惯性。所以，简单的说，在没有比较更好的方法督促学生以前，只有将考试制度维持下去。从前林语堂先生曾发牢骚，因为现代的大学不能给人以知识，教授和学生，都是在互相欺骗，还不如取消这种课堂传授的制度，索性盖一大图书馆，各种书籍应有尽有，任学生随意阅览，成绩一定会好得多。作者也很赞成这办法，但深恐到了那时候，学生自动阅览者并不像理想的踊跃，即使有，也是看小说谋消遣者多，而真正作学术研究的少。我在某校教读时，该校是以自由主义个性主义著名的，国文一科，完全注重课外阅读，另辟作业室，仿道尔顿制办法，让同学自己看书填写报告，起初是没有固定的规定，究竟要看多少书，顽皮的学生竟一点也不看，后来我们将书籍按内容规定有几个单位（Unit）,同时，强迫每一学生每月必须读几个单位，其分数加入国文成绩计算，于是看书的人立刻增加起来，这也可以作为补充林氏主张的例证。 考试制度乃中国政治的最大特点，自上古时，对于行政官吏即有三载考绩黜陟幽明的办法，明清以来叫作“京察”,仍是三年举行一次，按考绩的等次，为升迁的标准，实为最科学的办法。现在政府也有年终考绩，可惜执行不能像那时的严格，故效率亦遂不大。此外，考试的最大意义，即在登用人才，自隋唐考试制度确定以来，千余年奉行不替，国家大小臣工，无不以考试为出身的门径，绝无晚近专仗个人活动能力以飞黄腾达的丑态，假定不是经过考试的人，即使有多大钻营本领也没有被任用的资格。那时人所以将读书人看得特别重的原因，即在书生有考试的机会，也就是有变为国家要人的可能。所谓“白手致公卿”即是此意。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真平等是将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之士，都放在同等基础上，让他自由发展，而各得其正当的归宿之谓，我以为过去的科举考试办法，颇具此种精神。虽然那时也限制某种人不许参加考试，如倡优隶卒之类，然究竟是少数之少数。作为中国国民最主要成分之农民阶级，差不多是全部都有与试资格的。至于考试方法之不当，如专以八股试帖诗取士等，那是技术问题，不能推翻制度本身，国父所以要在三权之外加上考试之权，也可见他对科举制度本身并不反对，——现在常有许多人反对科举，其实是不对的。科字的意思应是科目，汉晋有所谓孝廉、方正、茂才、明经、贤良、直言极谏等科。举是选举，在考试制未行以前，人才登用，都是由地方官及绅耆按所定科名选出，贡之朝廷，所以叫做“选举”，后来虽用考试，但名称未变，今日的普通考试，高等考试，与过去的科考，名异实同，不过所考科目，大有分别而已。自考试制度盛行后，学校制度几于废止，首都有国子监，府县各有学，事实上都是空的，掌管地方学校行政的人，如教谕训导之类，也都变作空衔，视为闲曹冷衙。读书的人，只要自己请了先生，学会八股制艺，即可应试，应试及格，就算有了功名。即如“秀才”，本是读书人的入学试验，此试及格，方算列入学校的学籍，以后每年有岁试，每月有月课，到第三年，要会齐考一下，故曰大比之年，考及格的，名为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才能到礼部会试，和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以后，还要在翰林院受训若干时间，然后再考，（名曰散馆）方能按名次前后派给职位，最到的留在京城作编修修撰，最低的则分发各县为县令，其次第之严格，殊非今日所能想象。但是一般人常常将秀才就看做正式功名，作了秀才的人，也大半不想进一步的去努力求学，而在乡间作威作福的当起土豪劣绅来，这都是因为国家太不注意读书，只注意考试所致。秀才虽算开始入学，其实无学可入，也无课可上，要想上进仍然得在书中自己请教师研究，这一点可以说是科举制的绝大毛病。也是因为那时无论何种考试，仅注意第一场所考的八股文（或曰时文）与试帖诗，其余的策论经义，反而视同赘疣，无人深究，故读书人只须揣摩八股文字，其他实际学问，一概可以束之高阁，因而学校教授，也就成为不必需！此种办法，不特今人以为不当，就是当时有识之士，也未尝不认为杞忧。自清代中叶以后，各省书院风起讲学，这便是看清考试之制，不能培养真实学问，要想藉此补充的意思。在书院里，读书必有劄记，考课极其认真，所讲科目，像经学、史学、经济、政治、历算之类，皆为实学，如最为今人所称道的广东学海堂等，实可称为组织完密的大学，我国文化之不致断送于科举制度者，书院不能不算“与有功焉了”。
胡适之先生批评科举说：“政府可以不费一个钱的学校经费，就可使全国少年人的心思精力，都归到这一条路上去。”这话一半是讽刺，一半也是赞扬。试看今日学校教育之推行，虽然政府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但所收效果，并不如理想之圆满，其症结所在，即因无完密的考试制度以宣导其出路，自入中学时起，就焦忧着“毕业即失业”的问题，有人甚至为了出路，连自己的趣味个性都要牺牲。明知自己爱好文学艺术，但当此文学无用之时，还是学商吧，或是学农吧，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去念海上保险商业簿记畜牧学了，我看了这些学生，一方面是替他们悲哀，一方面是替学术前途危惧！假定国家的考试制度，成为强有力的后盾，造就一种人才，一定有一种人才的用途，又何致弄成这样矛盾现象呢！况自晚清以来，初则困于捐纳的人过多，正途考试的反为所挤，及至民国成立，军阀擅权，更变成枪杆独尊的畸形状态，不问资格，不问出身，只要有巴结谄媚的本领，或有有力者的推荐支援，便可青云直上，考试一事，早在打倒科举的口号下，被判处死刑。实在五十年来政治不上轨道，人心日趋堕落。颇与此不无关系呢。
科举时代因考试的重要，对舞弊制裁极严，所有主持考试人员，既由国家特派，即考生入场，也都有严格的搜检，不许挟带片纸只字。如有舞弊贿买等事，当事者定处死刑，例如清顺治十四年顺天府乡试，因考官李振邺等受贿，被杀者七人，妻子戍边。又江南主考方猷钱开宗，也因贿通关节被查出，斩首者十六人。咸丰八年，顺天乡试，有关节情事，（那时盛行的舞弊办法，是‘条子’，考者预将自己文章的一段写成纸条，特别注意起承转合的虚字，分别送给各主考人，俟正式考试时，其文内必用如前的虚字，而考官亦可以藉此认出本人的卷子。原来科举时代，为防闲计，除用糊名法外，并将考生试卷用朱笔另抄，再交阅卷者评阅，以免认出笔迹或标记等。交条子的人，或在虚字上加两圈或三圈，意思就是说，如取中可送银二百两或三百两。）正考官大学士伯（柏）葰，竟至弃市，被株连的不下数十人，这不过举两件重大的案子，其比较细小的，还不胜枚举，此可证考试在那时是如何严重的事，要看现在学生和教授对于考试的轻忽，与那时确是不可同日而语。除此还有所谓磨勘的办法，即对于已经取中的试卷，再加一番研究考查，看看有无问题，倘如发现毛病，士子黜革，考官仍要问罪。清末有著名磨勘官梁僧宝，曾磨下去许多人，当时称之为魔王，（因魔与磨同声）若磨勘官疏忽或苛细，也一样被处分；每次考试完毕，不知有若干人连带受福或受祸，举国上下，岂有不把考试当作“抡才大典”之理！俗语说得好，“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倒是很好的写照。
我说了这些陈旧的故事，并不是要提倡科举，只是觉得古今考试制度与精神相去得太远了，尤其是认真精神与敷衍态度的对比。假如我们根本不要考试，也就罢了，不然，就还需要严格与认真。像我在大学那样，现在想起来，简直是罪过。这一时代，已经不是青年人放荡自由的时代，我们应当自动的锻炼自己，不必等待督促。同时，即是有了自己锻炼的工夫与决心，也就绝对不怕什么考试，甚至还可以欢迎考试。
（原载1943年《中国学生》第2卷第2 期。纪英楠先生和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