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纪文达公
谈纪文达公
纪果庵
我每想刻一方图章，文曰：“愧为河间后裔”；说起来自己祖籍虽是河间献县崔庄，但迁徙远在顺康之际，那时文达公尚未出世，而迁徙的原因，总离不了河间府一带常闹的旱灾之类，作郑侠之流民，早不通于祢祖，像我们族中那些吃鸦片吸白粉的子弟，又谁配提起原籍呢？潘光旦先生在《清代伶人血族之研究》一书中说，一族子弟既日渐败落，便当移转他处，以期与恶劣的环境绝缘，照我们的宗族状况论，实在需要再来一下移徙，以收“迁地为良”之效了，虽则我的家乡，一到新年，仍然在大门上粘起“荥阳世泽，河间家声”“河间诗高唐李杜，荥阳功冠汉萧曹”，一类自吹自擂联语。（后者一联，即在吹擂上，也是不大高明的，因河间之所以为河间，并不在其诗也。）
文达公一生精力，当然以耗于《四库》者为多，世之艳称其际遇清华，亦均集中于《提要》一事，但《四库》之编纂，与其说是保存文化，毋宁说是摧残文化，我以为中国过去君王最能统制文化者，要推乾隆皇帝，思想有嫌疑，就杀，书籍触忌讳，就毁，就删，就改。夫杀与毁，本是消极的，且只是现代的，目前的计算；若删改，便是慢性毒化，使人麻醉而不自知，成效比秦始皇的政策好得多了，且许多文人名士都受了羁勒，不惜从鸡蛋里找骨头以仰答“高厚鸿慈”，而显扬圣君“稽古右文”之至意，弘历诚可谓震烁古今的伟大政治家矣。《四库》馆之开，初是要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及后遂专作删改剜毁的总机关，郭伯恭君《四库全书篡修考》第二章论此事至详，在《四库》开馆期内，由于馆臣及军机处奏准禁毁之书，计全毁者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者四百○二种，销毁石刻二十种，至违碍重复书之销毁，每种数十部或数百部不等，统计起来，当在六七万部之数，加以以后历年缴进，十万部之数，谅非夸大（参看陈乃乾先生《禁书总录》）。书籍销毁且不谈，对于板片的销毁尤可惊心，自乾隆三十九年陈辉祖奏请焚毁板片起，至四十五年，共收应缴板片五万二千四百八十块，这些书版，都以每千斤二两七钱的代价卖给造办处玻璃厂当作柴薪烧了！张菊生先生跋《四部丛刊续编》影旧本晁说之《嵩山文集》，以《四库》本对勘，其“负薪对”一篇，删改至十四处，其中且有两大段约百余字竟全部去掉，此外每篇删去三五百字者，比比皆是。所讳之字，大抵是“贼”“胡”“虏”“犬羊”“夷狄”“女真”等，而改为“敌”“人”，“北庭”之类，最怪者，连“中国”两字，亦在所必改，因为是和夷狄对立之故，这是关于书的①；若在文字狱一方面，由《四库》开馆起，因各省进呈之书而加意罗织，计十年之间，不下十件，株连人命，何止数千万名，有此数管齐下的办法，无怪乎十全老人只听见一片颂圣之声了。所以，别人提起文达公主纂四库是挑大拇指，但我总是摇头，觉得这事不说也罢。不过设身处地，假定今日文人处在那样时代，也很难逃出樊笼耳。（从容就死，原不易易。）就编著《四库提要》一事言，李越缦亦大有微词，《日记》云：“《四库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皆各集所长，书昌于子，盖极毕生之力，吾乡章实斋为作传，言之最悉，故子部综录独富，……耳山后入馆而先殁，虽未及见四部之成，而目录颁行时，已不及待，故今之言修四库书者，尽归功文达，然文达名虽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则实疏，集部尤非当家，经史幸得邵戴之功，故经则力尊汉学，识诣既真，别裁自易，史则耳山精于考订，南江尤为专门，故所失亦鲜，子则文达涉略殆遍，又取资贷园，弥为详密。唯集颇疏漏乖错，多滋异议。”此外我记得李氏读了纪氏改本的《史通削繁》，也曾大大讥评一番，惜一时查不出，不再具引，凡不甚赞同纪氏者，大约都是说他的学问并没有这样大，《提要》之成，全赖当时诸汉学名家的协助。然亦有特别代纪氏张目者，以为组织排列，钩勒部署，全出纪氏一人之手，如阮文达《纪氏文集》序，同书刘权之序，《汉学师承记》，以及近人郭氏《四库全书纂修考》，《中和》月刊所载仰弥君《关于纪文达》等文均是。李君意见有时甚褊，凡非纯粹汉学家皆在被骂之列，如标榜辞章考据义理并重的方姚一派亦不免。唯徐桐以曾为李之房师，荐其卷而不售，虽是宋学腐儒，却很蒙青眼而已。我不愿替祖先吹牛，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四库提要》当然是集大成的，可惜我没得闲暇全部翻阅，但记得各书提要似有一固定公式，即先说好处，次说缺点，然后来一句要亦小疵不足掩大醇也一套的话。大有塾师批学生文章口吻。武陵余嘉锡先生，绩学笃行，曾为《四库提要辩证》若干卷，对提要评骘甚精细，昔在《大公报 · 图书评论》连续刊行，后印单行本，但未蒇事，余先生也算旧日师长之一，像这样，把得失一一详论，我认为是最好的批评态度，比笼统的褒贬要好得多了。《四库提要》问世之后三百年，北平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又有编辑《续四库提要》之举，此事系由中日合组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主持，听说已告一段落，希望早日印出，以快眼福。但由此想到自己的文化，要别人去整理，又未免自愧起来了。
普通人知道文达公编《四库全书》；可是很少有人买一部《四库提要》作消遣，但《阅微草堂笔记》却与《聊斋志异》为每个人枕畔必备之书，在这一点，我的观察，以为文达公的伟大并不小于作四库总纂。前些时，打算买一部盛刻初印的笔记，悬重价亦不可得，至今尚耿耿。《阅微》与《聊斋志异》的异点，即一在传奇，一在说教。故盛时泰跋《姑妄听之》转述公语，对蒲留仙之摹写狎媟曲折入微颇不谓然，以为：“使出言自，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然此正笔记不能与蒲书并驾处，古人论文原亦不主张非见过的不能写，所谓“意司契而为匠”，乃是要在想像上下工夫。如照此论，虽唐人小说也大半要不得，余幼时读《阅微》不数叶辄弃去，其滋味真是去婴宁莲香菱角黄九郎之类远甚，然父亲和祖父则提倡读《笔记》而反对读《聊斋》，我现在年纪虽已过三十，可是思想仍不变，是好是坏，自己也不晓得。唯《笔记》在描写细腻刻画人情上虽不及《聊斋》，但清净简练，不失为纪事之佳范，若去其教训意味过浓之词句，拿来教教初中学生，想来比《古文辞类纂》等书一定有效得多。余最爱读《槐西杂志》序文，其所写槐西老屋“距城数十里，自僚属白事外，宾客殊稀，昼长多暇，晏坐而已”的境界，正是苦于人世尘氛的人所想望的，特我所乐者不在狐鬼，而是掌故佚闻，也许是生于乱世，未尝享过一天静福，所以喜欢听听古人的事以当大嚼耳。文达虽是常常在《笔记》里寓言忠孝，或者托于鬼神，但其思想却亦有不可及处，如《笔记》卷十一一则云：
“三从兄晓东言，雍正丁未会试归，见一丐妇，口生于项上，饮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余曰：此偶感异气耳，非妖也，骈姆枝指，亦异于众，可谓妖乎！余所见有豕两身一首者；有牛背生一足者；又于闻家庙社会见一人右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手则如常，日以右手操笔鬻字画，使谈谶纬者见之，必曰此豕祸，此牛祸，此人疴也，是将兆某患，或曰是为某事之应，此余所见诸异，迄毫无征验也。故余于汉儒之学，最不信春秋阴阳洪范五行传，于宋儒之学，最不信河图洛书，皇极经世。”
我对今文家不敢厚非，只有瑞应感梦那一套可不敢恭维。皮鹿门《经学历史》算是一部好书，但对谶纬说仍极鼓吹，非常遗憾。如纪氏者，思想总不能不算通达了。《笔记》又有“经香阁“一段，颇可代表纪氏对汉学宋学的批判，像李慈铭一派，只要是宋学便分文不值，文达是不取的。其言甚长，仰弥先生文中已具引，今摘要曰：“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韦苏州诗曰：水性自云静，石中亦无声，如何相相激，雷转空山鸣，此之谓也。平心而论……《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集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惟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可以空谈，其间兰艾同生，诚有不尽餍人心者。”言虽未多，却是很公道的，说句沉腐的话，也许就是“读书见道”的关系，所以才有这样没火气的见解。汉学流行三百年，乾嘉为其根荄，《四库》之编纂，又乾嘉汉学之集粹也。近人钱宾四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反梁任公为汉学张目说法，以为人心之颓坠，未始非汉学讲得太利害，宋学尽付高阁之过，这是有所激而云然，在学术上又是一个看法。
奭良《野棠轩摭言》云：“奇人人喜以异事归之，汉之桓侯，唐之尉迟，明之常开平皆然，犹之文辞敏捷之事，在宋则苏，在明则解缙，本朝则纪文达，藉为谈噱，不足信也。”颇是有见解的话，胡适之所谓箭垛子式，滚雪球式的历史，不过是这说法的引申。集中于文达身上的幽默故事，也像徐文长一样，随着地方而各异其说。昨天我的小孩子从学校图书馆居然借到一本《纪晓岚滑稽故事》，我没有功夫细看，大约一定有许多是属于通常“公式”的。曾文正也是有名的谐谑人物，但为事功所掩，遂不著，纪氏无事功可言，皇帝所以喜欢他，正因为这一聪明。如草进《四库》表文，即非公手笔不办，而高宗看了，也会断定“一定是纪某手笔”，文人遭遇如此，也就算是不错了。像“老头子”“靴甬走水”等故事，都是人人习知的，《郎潜纪闻》初二笔，英和《恩福堂笔记》，对此类故事搜罗不少，要算比较可靠的了，自余纪载，恐均等之“集矢”。《恩福堂笔记》有几则，尚可读，如：“文达公与（刘）文清公谈佛法，文达云：我则冥然罔觉，悍然不顾。文清答云：先生抉释典要，录成八字，恐先生手有芒刺，即知痛耳。两公相视而笑。”“文达挽朱笥河先生一联云：学术各门庭，与子平生无唱和；交情同骨肉，俾余后死独伤悲。二公所学具见于此，而语尤真挚，且非文达，亦不敢作此语。”“予昔与大兴朱文正公同值南斋，一日文正曰：北方气候苦寒，时蔬荐晚，当此春韶佳丽，南省已排菜盈衢，家家作春盘之会矣。犹忆家竹君兄于当年多方购觅，极尽新蔬之品，约士大夫宴集于家，坐上客满，或琴或书，或对楸枰，或联吟，或属对，勾心斗角，抽秘骋妍，酒酣耳热之时，同人有以太极两仪生四象命对者，满座正凝思间，或报纪晓岚至，至则狂索饮馔，同人即以前句示之，佥曰：对就始许入座，否则将下逐客之令，晓岚应声曰：春宵一刻值千金，吾饥甚，无睱与诸君子争树文帜也，座客闻之，无不绝倒。文达公无书不读，过目成诵，枕经葄史，淹贯百家，即信口诙谐，便成工对，其敏捷尤令人钦佩。”数则均颇注意于对联，盖联语最易见人才思，非警敏者不办。以数目属对，像“三才天地人”那种才算难对，若太极两仪云云，原非甚难者，特以春宵成语属对，即景生情，天衣无缝，实在要“天才”。因而联想到清末刘坤一五次督江，七旬作寿事，有人赠一联云：“五督两江，一筹莫展；七旬八妾，半子俱无！”真是谑而虐矣。
文达公的诙谐，自己也很自负的。如诗集《南行杂咏》“过德州偶谈东方曼倩事”一首所云：“十八年间侍紫宸，金门待诏好容身，诙谐一笑原无碍，谁遣频侵郭金人。”殆颇有自己寄托之意。《闽江行程》与同人倡和诗中更有“臣朔滑稽固天性”之语，尤可证明。所以虽以不值得的事牵累到遣戍乌鲁木齐②，仍然达观随遇，不以为苦，钱大昕跋《乌鲁木齐杂诗》云：“读之声调流美，出入三唐，而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无郁啬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浑脱之趣。”老实说，文达公诗集十数卷，大部分都是应制，馆课之类，实无可取，唯《南行杂咏》及《乌鲁木齐杂诗》，亲身经历，笔之于篇，殊觉可爱。《乌鲁木齐诗》每首均加小注，写边陲风物，绝有趣致，比《南行杂咏》更堪吟味。其咏麦一首注云：“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每车载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价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制钱七百文，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其昌吉特纳格尔等处，市斛一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云云，余于三十年冬读此，曾批注云：“今江南江北，米价非百数十元一石不办，而战乱方无已时，奈何奈何”！却想不到一年以后，由百而千，今翻读旧书，诚不胜今昔之感也。又一则注云：“打麦必倩客作，需客作太多，则麦价至不能偿工价，印房蔡掾种麦，估值三十金，客作乃需三十五金，旁皇无策，余曰不如以五金遣之，省此一事，众为绝倒。”于此等处，大见此老突梯鸱夷，可以使人哭笑不得。最后一首注云：“余从办事大臣巴公屐视军台，巴公先归，余留宿，半夜适有急递，于睡中呼副将梁君起，令其驰送，约遇台兵，则使接递，梁去十余里，相遇即还，乃复酣寝，次日告余曰：昨梦公遣赍廷寄，鞭马狂奔，今髀肉尚作楚，大是奇事，以真为梦，众皆粲然。”颇可与《陶庵梦忆》自序合看，不谓西陵酒徒之属，竟真有其人，只怪吾辈见浅耳。
《庚辰集》《我法集》皆先生选录试帖之作，专为家人考试说法者，最为陋书，但像《我法集》，似为当日社会所需要，故版本甚多。我曾将《我法集》细阅一遍，觉得如此的书，也有他的道理。今日若想作文作诗，是不是须先学一点法度，然后再自己发展，颇有讨论必要。《我法集》中许多试帖题目看起来都是空空洞洞，叫我们简直无从措手的，而皆可以敷衍成五言八韵，且讲得头头是道，反复生发，足见变化。周知堂先生曾说八比文是中国文体之极致，在技巧上可说是无以复加的，试帖诗何尝不可作如是观，我们不是要作八股文与试帖，但那缜密的方法却可研究。今日中等以上学生作文程度之坏，是否由于文章太没规律可循，大家都在跑野马，还希望有经验的先生们体察一下。同时，我愿提出《我法集》来写“文章作法”“作诗法”之类的参考，兹以“赋得野竹上青霄”为例，看看古人的水磨工夫如何！
野竹多年长，丛丛上翠屏；本来低地碧，何亦半天青？藉托陂陀势，延缘迤逦形。渐连斜坂上，直到半峰停，凤尾高峰见，鸾音下界听；扫云牵叆叇，障月隐珑玲；鸟语藏蒙密，樵踪人杳冥；谁当凌绝顶，卜筑此君亭。
说明：“此工部何氏园林诗，野竹在地，何以能到青霄？再加一‘上’字，意似连动之物，益不可解。盖山麓土阪陂陀，渐叠渐高，竹延缘滋长，趁斜势竹鞭亦步步渐上，长到高处，故自园边水际望之，如在天半也。从此着手，上字方不虚没，否则是赋得山顶竹矣。首二句明点野竹，次二句暗点上青霄，……五句至八句，力写上字，九句至十二句正写上青霄，题无深意，故虚写两句，借此君亭结之。此种是细雕生活，用不得大刀阔斧，然细雕工夫，不始于细雕，大抵欲学纵横，先学谨严，欲学虚浑，先学切实，欲学刻画，先学清楚，方有把鼻。……吾五六十年，阅历之言，汝其识之”。
这样的诗，我们何尝要看？但解“上青宵”三字，亦自不恶。今日新诗，不得成功，多半是缺乏此细雕工夫，学生在学校的几何代数试题，往往非社会所实有，然必须习者，所以养成一种推理的基础，诗文有同然也。在文法、修词、诗格、诗律破坏到极点的今日，读此种文不摇头者盖尠，不过拿掉感情，细细思索，或者不以我引用此段为多此一举，正未可知。
公自谓诗出江西宗派，以苏黄为法。但我的看法，宁谓近苏而无其才气，实非学黄而取其艰涩。晚年诗文不自收拾，故集中不大看见佳什，七十八岁时，作《鹤街诗稿序》有云：“余自早岁受书，即学歌咏，中间奋其意气，与天下胜流相唱和，颇不欲后人，今年将八十，转瑟缩不敢著一语，平今吟稿，亦不敢自存，盖阅历渐深，检点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驰骋自喜，又往往为古人所撝呵，撚须拥被，徒自苦耳。”这话看似客气，殆近实情。我自己毫无所能，偶然也写写文字，但绝不想传之其人藏之名山一类的话，盖假使有好文章，即自己不存，也会有人代传的。我于诗集中，除上述两种纪事诗之外，只觉得《壬戌会试阅卷偶作》几首最好，像“应知今日持衡手，原是当年下第人。”“颜标错误如难免，恕我明春是八旬。”（是年七十九）“眼底几回分玉石，笔端一例判云泥，只愁俗耳音难赏，敢诿高才命不齐，我有儿孙书要读，曾看学使旧留题。”“千古文章虽有价，一时衡鉴岂无差，毫厘得失争今昔，顷刻悲欢共几家。”诸句，不但切实恳挚，用心亦极忠厚，实在可以刻画出一位太平盛世老成硕望的典型。
先生的佚闻多得很，如吸烟，即其最著者。《中和》月刊二卷六期刊陈汉第先生于海王村所得烟斗拓片一枚，据记录云长市尺二尺五寸，牙首铜锅，锅深与内径，皆达八分，可容烟叶一两许，真不愧纪大烟袋之名矣。传说公自城中往海淀儤直，一路二十里，只吸烟一斗。又《庸闲斋笔记》记其赛烟去：“纪文达有戚王某喜吸兰花烟，兰花烟者，入珠兰花于中，吸时甚香，然王之烟斗甚小，一日访文达，自谓烟量之宏，文达笑而语之曰：吾之斗与君之斗奚若，乃以一小时赛吸，于是文达吸七斗，王亦仅得九斗也。”兰花烟根本不能与普通烟叶比，在北平只有妇人吸之，宜乎文达之看不起。然文达不能吃酒，《郎潜纪闻》记其房师孙端人讥之，以为学东坡之短，盖孙颇豪饮，及公会试得士葛正华，量冠一世，公亟以报孙，孙复札云：“吾再传而得此君，但终憾君是蜂腰耳。”乾嘉风趣，令人景慕。我别的不能绳祖武，吃酒却无愧，竟一滴不能下咽，而烟更不行，亦堪称不肖二字矣。
故宫所印文达公手书《四库简明目录》及武英殿所存各诗折，或缮写极工，然皆捉刀人所为，公实不能书。昭代名人书札墨迹载公一函谢人赠砚，有但恨一生书似方平，有负此砚之语，就所书观之，竟不入格。其“书刘墉临王右军帖后”亦云：“石庵今年八十四，余今年亦八十，相交之久，无如我二人者，余不能书，而喜闻石庵论书。”赵怀玉《亦有生斋集》云：“纪尚书拙于书。”可作旁证。可是，先生收砚甚多，每砚必铭，前见《古今》谢君文云，得公砚数方，惜无眼福一观祖先手泽，也是很惆怅的事。
（癸未八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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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乾隆四十二年上谕，有云：“日前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宗泽集》内，将“夷”字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昨览杨继盛集内，改写亦然，而此两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易，转为非礼，如论语“夷狄之有君”，更何所用避其讳邪？……所有此二书之分校复校及总裁官，俱着交部分别议处。”皇帝的面孔是无常的。作了坏人，还得别人替他受过。《四库》馆臣及南书房翰林，由此观之，大不易为。而《四库》之剜改，也足可证明都是“奴才”起意者多也。故曰：鸡蛋里找骨头。
②乾隆三十三年，公亲家卢见曾以两淮运使舞弊案，有旨籍家，公泄信于卢子荫恩，因此遣戍。以今日眼光看来，实在很冤枉的。
（原载1943年5月1日《古今》第二十二期；并收入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4月初版《两都集》。纪英楠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