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谈
谈清谈
纪果庵
幼时，家中客厅悬一联云：
“清谈侣晋人足矣，浊酒以汉书下之。”
当时只是把字句记得很熟，并不知其中道理。入了高级小学，讲到五胡乱华，先生免不了大骂晋代清谈一通，才晓得清谈亦不甚可靠，然而为什么偏要“侣”呢？我记得老师讲过王戎卖李钻核的故事，觉得像这样的人，真是侣他作什么！于是不免对于此言发生反感。及后读史，又知苏子美《汉书》佐酒故事，殊厌此人多事而有神经病，更不愿效法，况且，以如此事实，而与挥麈娓娓之流为对，尤为不侔，故即以对联言之，亦可谓不甚惬意矣。夫历史的事，岂有定论？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无怪智者多目史论为胡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活在某一个时代，就得讲某一时代的话，人嘴的自由，固亦颇为有限。陈寿作《三国志》，不能不以魏为正统，否则司马氏便是篡逆；涞水《通鉴》因之，否则赵宋为攘窃：然而一到朱子，便大作其翻案文章者，不承认西蜀，就等于不承认南宋也。司马光的人格然则便不逮徽公，抑还是陈寿为士林所不齿？都不是的！若是究其底蕴，还是时代环境使然耳。反对清谈最甚者，无过于顾氏《日知录》，其第十三卷皆皇皇教训，而骂清谈者几乎居其四分之一。正始条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请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至入于禽兽者也。”
又云：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旷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以致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是清谈岂只为晋室之罪人，又为天下万世所不赦。顾氏为什么说得这样厉害呢，还不是因为晚明心学空疏之弊，坐禅顿悟，与晋代风习有相似者，而国亡以后，想来想去，几名文化人，也免不了要负点责任。顾氏生平反对三王：王夷甫之清谈，王荆公之变法，王阳明之心学，曾再三痛詈。实则王阳明初非空疏之人，只要看他荡平宸濠，指挥若定，又岂后来专骛虚名之辈所能办？《日知录》批评北方的学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但是我感觉到文人毕竟是文人，能不作莽大夫大（此处疑少一字）剧秦美新，已算骨子硬，有正气，倘如把天下安危，固定在几只笔杆上面，虽然笔可与毛瑟枪对举，终是不该那么妄想。《困学纪闻》云：
“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灭其三，不可以清谈议晋。”王应麟乃南宋末年人，当然拥护东晋。然其“天下危，留意将，天下安，留意相。”的看法，到底尚有人情。我不讳言，读书不多，而自己颇愿与于文人之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若只责文人负匹夫之任，则又大不甘心。兴亡之事，那有那么简单的？倘非因缘泊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绝非咄嗟可亡的，亦犹之国家之兴，万万非一二人之力量可得而奏功也。何况即是清谈误国者流，尚未见得便贪污冒滥，廉耻丧绝。在《日知录》前条下面，就有杨编修绳武大段文章，盛赞六朝风气之美，其大旨云：
“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缴，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赀，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礼，犹足倚为轻重，故虽居偏安之区，当陆沉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非此数者补救之功，维持之效也。”
于此数语中，我们最同情者，乃是猗顿之赀等数句，试看今日之寰中，竟是何人所掌握，盖不能不讴歌商人力量之伟大耳。假若清谈也包括汝南月旦一类的话，则方提介之不遑，何有于反对。顾氏虽反对清谈，而同卷“清议”“名教”两条，仍推许魏晋风俗之古厚，清议与清谈，方式的目的或有不同，要其出自“清流”，当无二议。现在所听到的，除去囤货投机，即是走私舞弊，大家纵有窃窃私语，也是出于羡慕与妒嫉，故在此时，欲求真正清流的清谈清议，正如南渡之人所慨叹，求正始遗风，渺不可得，斯则在举世反对清谈空气中，尤不免引为遗憾者矣。
清谈者病在任诞，任诞二字，可由两方面解释，由传统方面看，自然是非圣无法，若自革命方面看，又未尝不是勇猛精进。唯我的意思，一切总是应当从人情方面断定。王夷甫口不言钱，大可不必，陶母割发款客，亦觉太过。读《世说》所喜欢的，像南阮晒裈，季鹰思莼，子猷访戴，步兵白眼等故事，不但言志派的人爱好，载道者也常据为典实，何以故？其中有个性，有人情，便有真挚，有力量，否则依然是假，要不得的。（如俞理初《癸巳存稿》旷达莠书条所举芝兰玉树生于庭除等数事，虽意有可采，实亦不免于吹毛，俞君思想本可崇拜，于此仍是正统观念为祟耳）。吾每以为晚明小品与晋宋清谈有相似处，盖其打破束缚，不拘格套，以性灵人情为本位，颇有一致者。但袁中郎等岂不曾遭人非议乎？其著作岂不曾被禁绝乎？唯千古只要有人，就要有人性，人情又是东海西海，往古来今，如出一揆的，那么便不能废去说真话的人物与肯说真话的文章，此八股之所以不能取小品而代之，讲演不能取清谈而一之之理也。自来说清谈之起者，都归罪于曹氏奖进旷达跅弛之士，唯曹氏目的，在于综核名实，以求济畏之才，并不是专门提倡打破廉耻毁方败俗。在乱世吸收人才，此亦应有之法，曹氏肯于明白说出，后世只是玩弄手段与施用金钱攻势，于是曹氏独被千载骂名，而后人转生取巧之法矣。曹操有许多作品都是很拿出枭雄的本来面目的，如《自明本志令》，《短歌行》，所以千古称诵者，实因其说话真实不装模样作样而已。然则魏武本身，固已可与于清谈一流，即假定当时风习早已如此，亦无不可。乱世之人，逃于名理，以避现实苦闷，不意便为治道罪人，或者清谈诸公，始料不及于此乎？
鲁迅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对魏晋通脱之风，清谈之习，颇为首肯，此在一般人心目，或者觉得很予盾，然正足以表示清谈并非完全消极而另有其意思在焉。即如曹氏倡通脱旷达，迅翁云：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制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作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非常可笑了；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拒绝不见。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姐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姐姐那里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姐姐，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到街上，算是付过了。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脾气来，那还成什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脾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一段话，颇可与微论相发明，两汉经师，死守家法，光武中兴，提倡节操，好处是很多，可是末流竟走入不近人情的地步，以致矫枉者必过其正，而清谈斯昌，清谈派最反对的就是礼教，礼教乃是汉以来儒家寝馈于斯的，积之既久，不意成为性灵桎梏，清谈所反对，非礼教之本身，乃是其弊病，也就是斤斤要求切近人情之意云尔，迅翁又云：
“后人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渎亵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固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吧：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这意见是很可宝贵的，自庄子已有大盗窃仁义之叹，我们有时不能为礼教袒护者以此。阮籍拒婚于司马氏，嵇康为言论招忌而见杀，可知清谈者流，不是全无义理，相反，倒是敢说话，敢表现真精神的。袁中郎骂学古文者顺口接屁，世界上放屁的人很多，接屁的人更多，轰然雷鸣，不知其为香臭，或者虽是明知其臭仍要接之，乃可骇叹。吾人所以尊重清谈，有时也是他们的高旷风格，给人以极大感召，绝不专赞其言谈玄远，空虚清净也。进一步说，我们今日所要的清谈，乃是说几句老实话却不是玄旨妙义之谓，如有说此，虽是不便干涉反对，但其道理，固不逮讲老实话远甚。我去年曾作一小文，曰不近人情论，大旨在说人情之不近情者，有时竟成束缚，在受者与投者两方皆无任何便利与意义，不如干脆废止为佳，即是受了嵇君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影响，而嵇君却以是惹杀身大祸，说实话，讵不难哉！若东晋以后，也许因为军阀太多罢，渐渐化于阮公的口不臧否，以清谈论，已为二流，这是不能不加分别的。
王夫之说话很道学，《读通鉴论》中于清谈虽也派了不是，而偏从人情着眼，可称与众不同，惜其文章不流畅，余故不喜，大意在说人民习尚，应当文质相宣，不可偏废。曹操尚质而不顾名，以矫正东汉季世党锢之习，不意死后，崇质者更大鹜虚名，乃酿成末流之害。这所说是否有理，原谅我不甚明白，但文中有数语却真是说得不错：
“故因名以劝实，因文以全质，而天下欢欣鼓舞于敦实崇质之中，以不荡其心。此而可杜塞之，以域民于矩矱也，则古先圣人，何弗圉天下之跃冶飞扬于钳网之中也？以为拂民之情，而固不可也。情者性之依也，拂其情，拂其性矣！性者，天之安也，拂其性，拂其天矣。”我们不妨断章取义，姑以此作为“拥护清谈”的宣言如何？
然我之要谈清谈，却另有一种感触，盖一个人而没有几个朋友可以谈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谈谈，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谈谈，我认为是生味丧尽的事，虽在那里衣食行动，也不过一架机器一般。回到家中，老婆孩子，愁眉苦脸，除大米若干元一石之外就是阿宝的袜子破了，阿珍的袍子没钱买之类，任凭我们怎么样对家庭负有无限责任，也不免久则生厌。好容易离开牢狱也似的家，又到了衙门，这儿上有长官，下有属吏，不折不扣的为五斗米而大折其腰，吃了公事的钉子还得赔笑脸听讽刺，好些，也不过接受些肉麻的马屁，说不愿说之话，见不愿见之客，讲不得不讲之演，作不敢不作之文；今天如此，明天仍如此，今年如此，明年又如此，请问什么人不腻烦，什么人不想换换口味，新文学者美其名曰情绪之散步，其实也就是古人之“清谈”。假若是此刻清谈，彼刻亦清谈，有谈皆清，无日不谈，则清谈也成了八股，成了公事，还有什么可以珍奇，有什么可以向往！并且，真的也许会亡国了，所以在这里要声明的：我们之清谈，乃是如上文所云，不要假装正经的老老实实说几句心里边的话也，月旦人物固可，评书题画谈鬼说狐有何不可？别人的老婆固是对象，自家老婆又何尝不可给人家谈谈？总而言之，不要作违心之论斯可矣。
却又有进者，我们是文人，也是穷鬼。虽然天天在那儿艳羡栗里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但此公到底有田园可归，有三径可芜。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黍，酒熟蟹肥，大可隐矣。其奈吾人既手无斧柯，又家无恒产，孩子老婆，随身法宝，到处为家，失业即困。所以我们不能玩公子哥儿脾气，不能大耍茅包。袁中郎在苏州为知县，一天到晚骂上司，骂过客，骂钱谷（注），同时也羡慕陶公，后来终于徜徉湖上者，以其究有投靠，究有酒食也。近代行为派心理学家，由实验证明一切生物之活动动机皆是为了吃饭，吾人之为吃饭而鞠躬尽瘁，固亦无疚于祖先神明，但既难遂池鱼林鸟之愿，则随便叫唤儿声，以鸣其心曲，殊亦不能责为罪大恶极。有人常骂中国人利已心重，然澹泊名利之事，尚觉东方比西方为多，外国人是满脑袋功利主义的，如吃了姐姐的饭定要会钞之举，在西洋也许认为稀松平常，而在我国，则以为不近人情之至，所惜者，我国人公私未能画界，圣经贤传里总是私事也得变成公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口边叫着山响，到头来色厉而内荏，个个乡愿风度，反而惹人骂我们自利自私。西洋人是私不及公，公不及私Business is Business，在公事房摆面孔，在酒吧间谈爱人，了不相涉。不必在大街上相遇科员也得过去给科长提皮包，向科长太太胁肩谄笑，我所要求之清谈，无非拂去尘鞅，找三五素心朋友，在家中喝老酒也好，到咖啡座吃点小点心也好，甚至到夫子庙人语如潮的“雪园”吃两笼包子也不失其为有趣味，归根一句话，换换环境，呼吸几分钟清鲜一点的空气，如此而已。
我生平最怕开会，前曾于《说开会》一文详言之（见《中华周报》），盖其空气之拘迫，形式之呆板，处处可使人忍无可忍，每于聆演说顷，不觉生大叫而起之念，亏得读书养气，尚有工夫，不至玩出孟施舍(“施舍”二字疑当为”贲”)之勇。我想天下大事没有能在会场中解决的，谢安石东山丝竹，赌墅围棋，而打倒苻坚八十万人马，羊叔子轻裘缓带，下东吴数千里险固山河，古今中外，办事是办事，叫嚣是叫嚣，形式是形式，岂能遂以清谈为误尽国家大事？普通叫国际交涉为折冲尊俎，取尊俎之义而申之，殆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与一席清谈不无关系。宰割世界者与打倒宰割世界者，其初或只是一二人之抵掌造膝秘密会谈，亦未可知，此虽不得谓之清谈，但其不见得未(“未”字疑为衍文)取公开的开会式，则可确知。这是关涉于国家大事者，吾辈书生，本来不懂无须辞费，但在牛津与剑桥所实施的Tutor制，分明是一个教授买几种点心的招待几名学生娓娓而谈的办法，据说其效力远在讲堂的Lecture之上，而中土已有倡导仿行者矣。易卜生云，多数的意见永远是错的，少数的意见永远是对的，虽是偏见，吾颇韪之，清谈云云，亦即可以发挥偏见，以究明不为多数人了解之真理之谓也。民国十九年顷，林语堂钱玄同黎劭西诸公为统一国语问题，曾组织数人会，大家聚在某一人家里，清茶一杯随便谈谈，虽海阔天空乎？而问题由是解决矣，后来国语运动的许多事实，均由此发轫，转忽之间，是诸公者，已有昔贤之感，念及老辈流风余韵，何我们之必须装假正经摆臭面孔耶！尝见有怒容满面，若不可侮，偶有一人，过而狎之,三数语间，破怒为笑，其所谓问题者不觉遂化为狗屁，打破沉闷，化重为轻，有开会之效，而无其劳，斯又清谈所以不可废者矣。因说偈云：
香烟龙井，实为佳侣，可以深思，可得佳趣。
目送手挥，山河泡影，欲辩已忘，斯为隽永。
双十节后二日于瓶中桂花之下
（注）见于袁氏尺牍者最多。
（原载《天地》1943年11月第2期。并收入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4月初版《两都集》。纪英楠先生校对整理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
(校者按: 本文是有针对性的.当时一些文人—-我不知他们是否代表官方的御用文人—-一直在攻击只写历史掌故风土人情而不为当时的政治张目甚至还揭露一些社会黑暗的文章为”清谈误国”，这篇文章就是专门针对此辈而发的，在其它文章中，也时有对他们的反击与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