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字狱
谈文字狱
纪果庵
从秦始皇那时候起，中国可谓就有大规模的文字狱了。人生识字忧患始，所以文字称为“慧业”，说是业，总是一番罪恶，虽然皇帝老子不来干涉，阎罗老子也不会放松，不是绮语之孽，如易哭厂之流，也是临死时饱受淹缠之苦吗？老颉造字而鬼夜哭，旧时以为迷信，今乃知其大有道理。
杨恽《报孙会宗书》，因“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当盛汉之隆，勉旃，毋多言”数语，孙君告密，杨氏遂腰斩，恽子君恽南田所以姓恽，还是两千年前避祸的结果。历史上像这样的事实，说也说不尽，而愈是开国帝王，为了掩饰他的出身微贱，愈是要立下威严，把颜色给那些专喜说风凉话的刻薄文人看看。朱元璋杀人如麻，胡惟庸之狱，死人逾三万，也算一位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天才诗人高启，因《女图》一诗“小犬隔花空呔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之句而招杀身之祸，虽然罪名是代魏观作上梁文，（魏氏所居，为张士诚故址，故以为有谋叛之嫌。）实际上皇帝所生的气，固在彼而不在此。这种直接骂皇帝老子是乌龟的话，自然是高氏不善修词处，一到清初，就更岂有此理，不要说直接或间接的骂是不行，像“维民所止”是削了雍正的头那种官司，直可令文人不知自己那一句话会使脑袋搬家，我想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沉默了，龚定庵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岂非痛哉言之，然亦只道着一半，因即为稻梁而著书，终于免不了大辟也，如王锡侯“字贯”一狱，即其显例。
王锡侯本不第进士，减缩《康熙字典》而作《字贯》，因将皇帝的庙讳直行排下，又有擅改《康熙字典》之嫌，遂弄得家败人亡，然王氏的供词，则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目的是为谋利，且就其行为家产看来，也决非谋逆之徒，请先看供词：
“问：你身为举人，该知尊亲大义，乃于圣祖仁皇帝钦定《康熙字典》，擅行辨驳，妄作《字贯》一书，甚至敢于凡例内将庙讳御名排写，这是大逆不道的实迹，究竟你是何主意，据实供来！王锡侯供：我从前因《康熙字典》卷帙浩繁，约为《字贯》，原图便于后学；这书内将庙讳御名排写，也是要后学知道避讳，实是草野无知，后来我自知不是，就将书内应行避讳之处改换另刻了，现有改书板可据，求查验。诘问：你将《字贯》重行改刻，这就是你自知前书内有大逆不道之处，故又希图掩盖，愈见你从前原是有心悖逆，更有何辩？又供：我将《字贯》重刻，原是自知前书不好，是以改正，如今王泷南将我前刻未改之书呈出，我从前不知忌讳，妄编妄写就是我的狂悖实迹，还有什么辩处，又问：你于《字贯》凡例内将先师孔子讳先写于庙讳御名之前，庙讳御名，凡为臣子，何人不知，至孔子名讳，尤属众所共晓，何用你于书内开写，这明是你有心犯讳，故意如此开列，以遮掩你悖逆之迹，还有何说？又供：少年时未知庙讳御名，是后来科举时才知道的，恐怕少年人不知避忌，故此于书内开写使人人知晓，至将孔子名讳开列于前,是我从前进场时见场内开出应避讳的规条，是将孔子开列于前,故此我照着写的，但我将庙讳御名排写直书，这就是我该死处。诘问：你身列衣冠，著书立说，敢于肆行狂悖，你的各样书内悖逆之处，不可枚举，皆出有心，并非草野无知，误犯忌讳者可比，你可将种种悖逆，都是什么意思，从实供来。又供：我自己该死，明犯忌讳，已经罪无可逭，至我著书初心，不过指望得名，并图书籍刻成发卖，亦可觅利；如今想来，以践土食毛(茅?)之人，乃将圣祖钦定之书，妄行更改，希冀沽名渔利，是以天夺其魄，鬼使神差以致自蹈狂逆，这都是我自作之孽，还有什么说处！”见（故宫印《掌故丛编》第二辑）
此供词可谓极老实，写庙讳孔讳也是根据了科场规约。作书无非为名利两字，而召此惨果，只有以自己认命式的“自作孽”一语，以答复乾隆皇帝的“亲讯”了。然则稻梁又岂易谋乎？同书刊氏(?)抄没家产估计单，真是寒酸极了，穷书生挖尽心思赚几两银了大约是情理所许可的吧？那知正成了皇帝立威严的靶子，借文字谋生，又岂易言！附清单：
“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值银三十六两六钱。门首空地一段估值银三两二钱。鱼塘一口，估值银一两二钱。屋后菜地一块，估值银十二两五钱。竹木床凳盘桶箱柜锡铁磁瓦零星物件等项共估值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谷一三石五斗估值银七钱。小猪一口，估值银三钱二分。鸡五只，估值银一钱五分。”
王氏家口计二十一名，均缘坐。试想二十一口之家，产业所值当时不过六十余两，焉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可能。王氏江西人，在今日或真的有所主张，在当时则只有效三家村冬烘，作《字贯》谋升斗之资而已。此公又名心特重，因为乡试时是钱陈群史贻谟的门生，史则贻直之弟，为增加声价，特请钱陈群给他的《历史》及《唐人试帖详解》作序，并请史贻谟转托史贻直为家谱作序，对于这样穷学生，史钱自然看不起，所以始终没有作，不想王君竟自作了两篇，即标钱史姓名，案发，钱史而(已?)死，追问其家，虽王氏自承序乃自作，史王后裔终不能不对簿公堂,由《经史镜》、《试帖诗解》等书名，可知亦是帖括哔之书，无非骗骗乡下学生者。说到这儿，给人作序，诚不能不倍加小心，如庄廷珑《明史》之狱，戴名世之狱，都是把作序的人连坐的，今人每喜为人作序，求“我的朋友胡适之”之风尤盛，却不知其中大有危险也。
《四库全书》，原为搜尽天下违碍之书而发，有人气极了说自《四库全书》辑成而中国文化亡灭，虽觉过激，固不无理由，高宗之阳市惠而阴用强，殊难防备。乾隆一朝，文字狱特多，职此故耳。乾隆三十九年诏在各省设书局专收毁违碍书籍，书局专管毁书，古今中外，可称创例。然书之违碍与否，若非自己亲友相知从中告密，当局究竟不易知晓，且旗人大臣多不识字，总要有报告，才会发生问题，试查各案之起，盖皆如此。案情一起，督抚司道，首先倒霉，失查事小，隐讳罪大，即江苏而论，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不及五年，收书五万余部，在印刷不甚发达之时，已颇可观，督抚地方官，又岂能为此终日工作，唯偶一失神，则性命交关，则天下纵甚太平，作官的却无时不在与死神打交道！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楼诗》及殷宝山《纪梦词》之狱，株连极多，徐已死，不过开棺戮尸等等，后人及作序刊刻之人，当然不免，而最冤哉枉也的，则是江宁布政使陶易，为此失官抄家弃市，好像此事后来的重心，完全弄到陶的头上，皇帝不愿对死者作文章，专爱对活的寻开心，于此可见，陶为现任官吏，尤可杀一儆百，这种心思，有时现代人还不大行。徐氏也许是有民族思想的人物，但朝廷所指摘的也十分莫须有，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二语，乾隆帝的意思是“为何不用“明当”而用“明朝”，不用“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实系借朝夕之朝作为朝代之朝，意欲兴明而去清”云云，这话简直无从辩争，然此责任却加在陶君身上，谓其身为长官，何以见此悖逆之词而不办。盖陶当案发时正忙于祈雨，曾有人将书目缴到藩台，以为没什么了不起又没有标签何处悖逆，遂发还首县批饬严查再办，不想这之后就有人到学使刘墉那儿去告密，由皇帝那里查了下来，于是陶君遂以有意包庇被免官，且枷锁上路，入京治罪矣。
皇帝本是好恶无常的，爱之则九祖升天，恶之则九族弃市，阅雍正帝硃批年羹尧奏折，左一个“甚是甚是”，右一个“应当应当”米汤灌到极处，甚至大书：“朕觉尔此奏，比是什么更喜欢，这才是即此一片真诚，必感上苍之永佑……”“如此方是为朕永远料理事之大臣也”。年氏此时，可谓红到三十三天；及晚年忌猜既起，无论说什么都碰钉子，雍正三年年氏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奏贺，有“夕惕朝乾”字样，竟大触帝怒，论曰：“年羹尧所奏本内，字画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几，兢兢兢业业，虽不敢谓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知者。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朕今降旨诘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系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陈奏本章纵系他人代书，岂有不经目之理？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此本发与年羹尧，令其明白回奏！”这好像小孩子因争玩具吵架，无理取闹，莫可言喻。后议政大臣刑部等承旨题奏九十二大罪，请将年立正典刑，此亦为罪状之一，徐凌霄先生云：“夫朝乾夕惕，或作夕惕朝乾，犹之宵衣旰食，或作旰食宵衣，均无不可也。……如雍正帝之说法，夕决不可前于朝，惕决不可前于乾，今观南海迎薰亭有石刻乾隆十一年八月柏梁体诗，御制诗序有云：三爵无限，尚余恭俭之仪，一日追欢，敢忌(?似应为忘)惕乾之警。曰惕乾而不曰乾惕，宁非显悖其父之旨？且乾即乾隆之乾，不更应留意乎？……即是一例，益见雍正帝之深文周内，强为之词矣。”数语道破皇帝之内心。若以“一把心肠沦浊清”之狱相比，似乎年将军更冤枉也。
鲁迅翁《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记尹嘉铨之狱，并论云：“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如前所云一柱楼诗狱，作者的论语摘要，蘧堂杂著，想诒琐笔，拚茶场志，五色石传奇等，都在被禁之列，细算起来，被冤枉了的书真不知有多少！今日阅禁毁违碍书目，殆不难得其梗概。若尹嘉铨这种人，讲理学讲得呆了，（曾请令八旗子弟念朱子小学，奉硃谕，所奏是，钦此。）乘乾隆南巡时，命他儿子代奏为其父请谥，硃批是；“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先因未预料碰此钉子，故接着又上一本，请将名臣汤斌范文程等从祀孔庙，而结尾带上他老子，云：“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赞，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硃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结果尹嘉铨落得“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了。智深兄很喜欢看迅翁此文，尤以所抄尹氏供词为有趣，今不避文抄公之嫌，再一抄之，亦人间一种滋味欤？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作妾？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作了这篇文字，要表扬她，实在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将要她作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问：你当时在皇上眼前（“眼前”疑应为“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作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吗？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白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帝洞鉴。”
怕老婆是犯罪的，倒可促今人注意。至于皇帝惯技是翻手作云覆手雨，道学先生太老实，把皇帝也看成冬烘，焉有不死之理！迅翁曾极称赞故宫所辑《清代文字狱档》，惜手头无全帙，致虽有野心想作一部《清代文字狱史》，也无从着手，随感想所及，拉杂书此。
（原载于《人间味》1943年2月第1卷第2期，署名果庵；并收于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4月初版《两都集》。纪英楠先生整理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
（本文并收入《现代散文随笔选》，太平书局194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