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情
谈人情
果厂
现在说几句青年不大爱听的话：
林语堂在《作文与作人》一文中，将作家分为名士派，激昂派，唯美派三种。名士派是旧的，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作许多儇佻无行的东西，古人所说文人无行，殆即此型。唯美派是王尔德的信徒，高唱红背心主义，不管对人有益无益，只要我痛快便好。激昂派专属青年，因为青年是血气方刚的。林氏说得好：“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这并不是说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说现代小作家有一特别坏脾气，动辄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话叫作压迫，牛毛大的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爷叫娘，因为人家无意中得罪他，于是社会是罪恶的，于是中国非亡不可。这也是与名士派一样神经不健全，将来吃苦的，不是万恶的社会，也不是将亡的中国，而是这位激昂派诗人自身。你想这样到处骂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优美，有谁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这种人跳下黄浦叫做不幸，拉他起来，叫做罪过。这是‘不幸’与‘罪过’之不同。毛病在于没受教育，所谓教育，不是说读书，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少，是说学做人的道理。”又说：“所以新青年常患此种毛病，一因在新旧交流，青黄不接之时，青年侮视家长侮视师傅以为常，没有家教，又没有师教，于是独往独来，天地之间，唯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且不懂。我可举一极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楼下，这位老作家不但让他住，还每月给他二十块钱用，后来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钱，认为不平等，他说你每月进款有三百元，为什么只给我二十元，于是他咒骂老作家压迫他，甚至做文章骂他，这文章就叫做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流到上海，有一青年去见他，这位名流从二时半等到五时，不见他来，五时半接到一封大骂他的信，讥他失约，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这都是我朋友亲历的事，我个人也常有相同的经验，有的因为投稿不登出来，所以认为我没人格，欺侮无名作者，所以中国必亡。这习惯要不得的，将来只有贻害自己。大概今日吃苦的商店学徒，礼貌都在大学生之上，人情事理也比青年作家通达，所以我如果有甚么机关，还是敢用商店学徒，而不敢用激昂派青年。一个人在世上总得学学作人的道理。以上我说这是因为现代青年在家不敬长上失了家教，另一理由便是所谓现代文学的浪漫潮流，情感都是怒放的，而且印刷便利，刊物增加，于是你也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而且文学都是愤慨，结果把人人都骂倒了，只剩他一人在负救国之责任。……”
时至今日，青年们是不是已有些懂得人情世故了呢？据我的观察，恐怕未必！把一切责任都加在别人身上，社会对不起他，家庭对不起他，师长朋友都对不起他，仍旧是每个青年的信念。所以，这个人不借钱给我读书，这个人就是浑账，那个人不帮忙给我找事，那个人就算摧残青年。有一回几个学生暑假不能回家，要求我给他们设法找事情做做，恰好某机关开训练班，有吃有住，并有津贴，我就负责介绍了，但开班的日期离放假还有十几天，有两位同学理直气壮的到我家里，用质问的态度说：“这两个星期你叫我们怎么办呢？得赶紧想办法呀。”我听了真是气得很，只好不客气的回答他：“我没有什么一定的责任给你们想办法，把你们介绍到某处是人情不是本分，你总该知道吧，”于是，青年悻悻的去了，以后看见，再也不理我。又一回，学校招生时期已过，两个女学生拿了某部长的介绍信，一定要进学校，我说，“你们只能请求旁听，并且须经过最简单的口试。”她们很不高兴的说：“我们部长和你们校长说好了，为什么你不答应！”对于这样举止荒唐的人，我只好拍案而起，但过了两天，她们却仍旧托人来讲情，愿意接受口试，再行入学，我觉得如此前倨后恭的态度很无聊，且她们也不像诚意求学的人，终于拒绝了她们。此外，像林先生所说的那种作家，现在正是充斥于每一角落，一知半解，自命非凡，甚至还在大学里求学的学生，竟自诩可以当大学教授，这样人平时对于师长的教诲，抱什么心理，也就可想而知！
有人讲笑话说，小学学生见了老师鞠躬，中学生见老师点点头，大学生则昂头而过，或且嗤之以鼻，大约师道之不尊，至大学而极。我们并非在提倡什么三纲五常，不过在普通人情上讲，这样的现象总让人不舒服就是了。所谓世故人情，也许青年人认为是滑头的中年人特具的本领，所以有时骂人，就说：某某人世故太深。青年人天真热诚，对于这样世故，一定要有着相当距离，且我们也希望青年人对这类世故保留着距离，盖我所说的世故，并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那么不着边际的模棱态度，而是指在一般人心目中公认为应有的一点规矩法度，礼貌操守。无论到什么时代，绝不会将人类的社会组织打破，既需要组织，就须有些法度礼节，以为共同遵循的轨道。为什么对父母师长要有敬意，假定你没有敬意，却也不一定有人给你法律制裁，只是请你用良心想一想，就会明白此事之是非，如是云云，即是人情。我们做人，时时要顾及社会组织，社会法则，否则即使像阮籍刘伶那样，名士虽是名士，对于国家社会实在没有什么好处，何况今日青年，更没有到他们那样不可羁勒的天赋呢！
中年人，老年人与青年的观点，老是有很大的差异，青年人很容易误会老年人是昏庸老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新文化的前进，还免不了遭受青年人的殴打，可见青年与老人间的鸿沟如何深而且大，这里边最大的因素，就是青年人把一切事都估计得太简单，他们过的生活，正是北京谚语所云：“水来张口饭来伸手。”有父母的，父母供给上学，没有父母的，社会上热心人士也要援助，而一般舆论界，一提起青年，总是一句“好。”无论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再加一些政治野心家利用这种野马无缰的感情，以为自己的工具，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不负责的态度，勉强他人负不能负之责，究竟他们自己有无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劲节，还是第二问题，此即昔人所谓“客气”是也。汉有党锢，明有东林，虽曰一时士气甚振，终不是政府的福音！许多青年一置身社会，易地以处，才知道办一件事情，盘根错节，万非片言可了，于是对旧时之鲁莽灭裂，始知忏悟。若是正在求学的青年人，也能设身处地想想，岂不少了多少纠纷？而国家也未尝不可以多培养几分元气。翻开国闻周报，廿六年一月份载谢五知先生《十余年来陕西青年思想的倾向》一文，颇有可与鄙见参证之处，他说：
“在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前后，当时党里，拟了许多标语口号，尤以共产党拟的夸大而不合逻辑。任何事件，均加上反革命的罪名，而反革命的处罚，是要受极刑的。最不通的如：‘不革命即反革命‘等。那时陕西学生，以北平为最多，除了十余位是专心读书研究学术而外，有一部分是喜欢动的，唯一的成绩，是学会了许多种标语和口号，读熟了《开会大纲》，说话时总离不了‘思想前进’‘思想落伍’‘反革命’等革命名词。……”“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各地组织党部，于是以前喜欢动的，现在乘机更加活动，……那时陕西的教育界，——也可说是青年界——……共进社的势力最大，遍于全陕，……凡是想在各学校占一席地，第一必先入共进社，就是那时的教育厅长，也要先得到他们的拥护，不然便无法做去。党部成立，并利用无知青年，举十四五岁小孩为党委，整日开会讨论，凡认为讨厌的绅士，给一顶土劣的帽子来惩办。那时有教员打牌被抓赌，教员宿娼，学生把一丝不挂的嫖客绑来游街的趣闻，其实完全是党派作用。”这所说虽则是专指陕西，其他各地，也差不了多少。如游街抓赌，那还是教员犯了错，在我读书的某城中，则竟有学生当了党委，绑了法院法官，裸体插蜡于谷道并游街的“奇闻”，青年的活动如是其逾越范围，何怪后来弄到那么稀烂一团的地步！现代青年，在政治上也许比原先有一点自觉了，但这种感情冲动，却又移植到别的地方上去，饭厅的伙食不够味道呀，向某教师故意寻衅呀，为出气而毁损公物呀，达官贵人的子弟凭了身份在学校横行呀，骗取学校各项奖金以及考试舞弊呀，……可以说十年以前青年人不屑于作的，现在都在那儿排演着；对于师长与家庭，比从前还没有礼节，对于功课，则比以前还马虎，我说不出来这样的人毕业以后社会将派给他什么工作。
家庭也是青年的癌肿，不给钱或给钱而不够浪费是家长浑账，不许交女友或男友，更浑账。交女友固然是要花父母血汗收入，和女友结婚，依然要家庭的金钱，一直到小家庭成立，生儿养女了，还是要家庭负担，可是做儿子的并无子职，作媳妇的自不用提“妇道”，父母是只尽义务不享权利的机器，榨干了他，气死了他，遗产可以由我来支配；假若父亲是有地位的官吏，那更好，我可以花钱不犯计算，可以假借少爷地位胡作非为，可以对师长或学校当局更不客气，更不恭敬。我觉得现代教育弄到这般地位，实属可悲！做人而不懂人情，这个人除非生活在非人的社会，否则只有到处碰壁。然怎么样才会使青年慢慢懂得人情，那仍然要靠做教师的以及学校环境的熏陶渐染。古人对小孩子规定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礼，现代人以为是迂阔而远世情，或更以为是束缚儿童身心，但林语堂氏分明在说学校青年不如商店学徒有用；盖在青年时期没有受到严格训练，以后再训练是事倍功半的，我绝对不主张把青年放在囚笼里，可是我也不主张把他们放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物极必反，青年人的自由也许太多了，似乎应该开始学习一点规矩。社会究不是支持在感情与意气上的，而需要理智与能力，假定要改造社会，也得先把自己训练得有充分的理智与能力而后可，所谓理智与能力的基础，就是“人情”。
（原载1943年3月1日出版之《中国学生》第五期。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