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与读史
读经与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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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的提案里，有好几个是主张中小学都恢复读经的。这个问题，在近三十年终，不知兜了几个圈子，到如今还缠不清楚，可见在中国要解决一个问题是如何之难。周予同君在民国十五年十月作《僵尸的出祟》一文，刊于《一般》，可以说是读经争论的总答复。据彼所考，民国以来，读经的提倡，约有三次，民国四年徐世昌与程树德由政事堂所编制的教育刚要添设读经是第一次；时正袁世凯筹备帝制，及袁氏失败，遂通令废止。十四年章士钊长教部，在部务会议中又倡此说，以部中反对者多，未果，此是第二次；十五年江苏教育厅奉孙传芳的苏浙联军司令部命令，通令全省教育局于各校公民科或国文科选授经典，藉资诵习。其理由：“读经一项，包括修齐治平诸大端，有陶冶善良风俗作用。”是为第三次，周氏之文，即应此次而发。及至晚近，添授经学者首推民国二十四年以后的“冀东政府”，名曰“经训”。外此似何键陈济棠等亦曾加以提倡，而于教育会议中，有此动议，本年尚为创举，故可算作第四次。
周先生所以反对学校读经的理由，他认为经实在是一种很驳杂混乱的古籍，即以经的范围说，已有古文、今文、骈文、史学四派之不同。古文派说经者，以章太炎为代表，其意谓经即是“线”，印度佛经梵名“素怛觉”，意也是“线”，古代简札，以线连缀，故凡用竹简写字而用线缀订者，统可称“经”。所以不但六经为“经”，其余的书，叫做经的夜不少，如兵书可以称“武经”，历史中有“世经”，地理中有“畿服经”，诸子中墨子有“墨经”，老子之书，后世称为“道德经”，贾谊书中有“容经”，而医书之中，更有“脉经”“内经”。照此说法，几乎是书都可称经，不一定要五经，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才算做经。今文派的说法，比较严格，他们吧儒家的典籍分为经，传，记，说四类，孔子所做为经，弟子所述为传，或曰记，如春秋有公羊传，礼有大戴记，弟子后学展转口传的叫说，这种区分，好像佛家有经律论一样。如此一来，所谓经者，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可以称经，因为今文家认定六经皆孔子手创，不像古文家那样，以孔子为述而不作，只是“传经”，不是作经。六经之中，乐在诗与礼中，本无经文，所以实际只有五经。南朝时增伪周礼（今文家以康有为作代表，他说周礼是汉朝刘歆伪造的）小戴记（即今礼记）二书，称七经；唐又去春秋，增伪左传（亦刘伪造）公羊传谷梁传三书，为九经，至宋始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此十三经之名，实在是不通的，因为有好几种，照今文家的定义看来，都不得谓之经。即如公谷左三经，实在是解释春秋经的“传”，礼记本是戴氏编辑的礼的论文集，应列入“记”，至于论语为孔子的言行录，自不能称经，孟子是子书之一，如果孟子可以称经，荀子为何不可？（段玉裁就主张将十三经广为二十二经，加进许多子书和字书）尔雅是专解群经字义的，有如字典，乃参考之书，非讽诵之书，如有尔雅，说文，广韵，也一样可以加入，推而广之，今日通行之字典，辞源、辞海，也都可以称之为经了。此外如周礼的真伪，谷梁的作者，左传的传授，都是学术界聚讼几百年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读经实有无从下手之叹。且世俗所读，每先取四书，四书之中，无一为经！大学中庸乃礼记中之一篇，论语孟子，记一人之行事，古代实不甚注意。远在汉代，虽把通经的人，都请到国立大学为教授，（名曰太常博士，在当时是一件很隆重的事，）但是这些博士之内，却无论语孟子等四门。这四种书之被重视，乃由于讲理学的宋儒之提倡，他们因为要讲空洞的哲理，翻来翻去，只有这几部书比较可以“代圣人立言”，故力加鼓吹，自元明以后，著为功令，考试功名，非先念这些东西不可，到今日我们遂往往尊之如经。章士钊在教育部时，曾错把四书当作自古就有的“经典”，被鲁迅先生大大奚落一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故由今文家的看法，所谓经者，范围殊窄，在这几种配称作经的书里，易经是占卜的书，青年人学他没用；诗经是古代民歌总集，有许多国文选本都已经选了进去。而且，假定以经为训的话，诗经里边有许多篇都是赤裸裸描写男女爱情的，就是很注意名教的宋儒如朱夫子，也曾断定好多诗是“淫奔”之作，这恐怕青年人念了也未必合适。书经和春秋是古代历史，书经之难于索解，连古文大家韩愈都说他诘屈聱牙，何况后生小子，（汉书艺文志，秦近君说粤若稽古十五万言，那时已以为不易了解。）春秋的史事，多半在历史课中授过，若说“微言大义”，即古代的著名经师也弄不清楚。礼呢，只有仪礼是孔子所作，算是靠得住，但仪礼不过记载冠婚丧祭的仪注，有如今日结婚的仪式单，念起来既没用又无味，除非研究古代文化史的专家，有时需要，平常人实不必费此力气。总结起来，群经之中，竟没有可以供青年一读的东西了。
但是若按新史家的看法，那就是坏。这一派学者，专指民国以来的怀疑派历史家言，他们对中国整个古史，只要没有确实证据的都发生疑问，有许多历史上传说已久的人物，如黄帝神农之类，全被打入神话范围。至于真正可信的史迹年代，只好从有实物可征的殷商一代算起，欲知其详，可以翻一下顾颉刚等编的古史辨，这书已出版至第七辑，全部怀疑古史的文章，都已搜罗进去，而顾先生自己，也可说就是这派首领。他们既对古史怀疑，当然对经学也另有看法，按钱玄同氏的意见，以为1.孔子与六经无关，根本无删订之事。2.经书原各不相谋，强为比附，乃是后人的多事。3.因论语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语，故汉以后儒生，每将六经与孔子连为一气。4.经书多不可信，周礼左传固不必说，即仪礼也有问题。像伪古文尚书，那是从清初起就成定谳了，此刻自更不容否认。经书既是偶像，所以我们绝对不当崇拜。此派说法，要算最激烈最革命了。
骈文家的意见，没什么可取，不赘叙。总而言之，周先生是十足表示反对读经的，罗列许多说法，无非证明经是死去的东西，不必让他再复活。我们觉得周氏的意见，大致不差，在今日依然可以拿来答复提倡读经的诸君。唯在此我要补充几句，就是现在主张讲经的人，大半都是以为经书里有了不起的教训，而学庸论孟，尤中肯綮。但这些教训，实在并不适用于中等学生，第一是字句艰深，内容空洞，看了不容易懂，讲起来更不会引人入胜。我记得幼时读孟子，至养气一章，格格不入，只有勉强用机械的方法，背诵下来，以免先生打手心，若问意义，可谓糊里糊涂。有一天，读到周室颁爵禄章，我已经马马虎虎背下来了，便到隔座去逗人，不想正被先生撞着，就沉下面孔，唤我背书，至“唯助为有公田”句，老是念成“唯助有为公田”，老师大怒，恶狠狠打了一顿板子，及今思之，不觉犹要呼冤。将儿童有用的身心，掷之此种摸不清头脑的空道理上，殊属不值！况如此道理，对青年立身行事，也不见得有什么影响。今日学校，有公民一科，在知识的传授中，富有健全其思想行为的作用，实在比枯燥的经文有味得多！许多专家，这些年来，总在呼吁中学生功课太重，应设法减轻，本届教育行政会议，提出此案者亦不少，今于学生弄不清的代数几何国文史地之外又加经训一科，岂不使青年脑筋，更失去效能了吗？还有一层，经书所谈教训，多属琐屑零星，初不切于实用。如礼记《内则》《玉藻》篇，论语《乡党》篇所记的日常礼节，大半不能实行，自宋元以来，反对者已不在少。像那些修齐治平的办法，尤其迂阔而远于事情，不但青年听了不感趣味，即使感到趣味，又有何术可以使之实现？孔孟生在二千年前，已是束手无策，岂有二千年后的我们，反而可以拿来应用之理！我们说这话，并非提倡像五四革命后“吴虞”氏“只手打倒孔家店”的精神，我们也没有卑视先哲肆口谩骂的用意，只是实事求是的说出古代的东西，没法适用于今日，今日自有今日应学的技能与作人道理，不要拿经典当作百科全书，以为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孔子和孟子都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元代清代仍用八股四书文取士，读书人既已烂熟了圣人的道理，为什么还是觍颜应试，取功名如恐不遑？可见圣贤的教训，到后世全成徒托空言，偌多读书人，都是以孔孟之书，作了升官发财的捷径，古人常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思是说，只要将利禄之门敲开，这砖就可以不要，则古人对于经书的利用，原在此而不在彼，所以虽然一己的行为，与孔子之道相去十万八千里，但却总是天天把孔圣挂在口边，以自己为“薪尽火传”！我们看了这样（的）人，徒生恶心，毫无好感。今日我们对青年的要求，不在空疏的理论，而在切实的力行。由力行以体验所知，才算是真知，不然，历史上多少人格卑污行为险诈的人物，哪一个不是熟读圣经贤传的“菁莪之士？”我们与其花费精力学这些得不偿失的东西，那还不如老老实实，学一点可以谋生的技术科目好。
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说“六经皆史”，这意思就是讲经书只不过古代的史料，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去对付他，而不可一味迷信。康有为曾主张创立孔教，章太炎为文驳之，以为孔子之道，根本不是叫人崇拜偶像，所以我们今日若将孔子过分偶像化，也可以说有违圣人初心。经书并非不要研究，只看我们的态度如何？通过经书的记载，以考查古代社会真相，同时了解现代文化之由来，这倒是很需要的事，如近日古史研究者，王国维，梁启超，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诸先生，都很有成绩。即在清代，用科学方法，作这种整理工作的也不少。唯这事绝非青年学生所能胜任，必须对中国语文略具基础，并能运用科学法则之后，才好着手，那么，这就非得大学的文科同学不够资格。大多数人都主张中小学要读经，我却主张大学生须读经，其理由即在此。
我觉得与其提倡读经，不如提倡读史。中国过去，本来文史难于尽分，经为史料之一种，而史的本身，又是极优美的文学。到近代才勉强区分为两，然其关系，毕竟还是很密切。现代中学学生国文程度低劣，每为一般人所叹惜，不知历史的知识，较之国文，尤为欠缺。我国所以骄傲于世界的，唯在其悠久之历史，且以这样衰老的民族，经过若干次外患内乱而依然独存的，也是凭藉了历史文化的力量。我们的文化较高，当然不易为外族同化，而外族的文化既低，便很容易的同化于我。文化之所以会高，全由于历史的积累，没有历史的国家，尽管科学可以发达，但哲学思想美术等终不免贫弱，美国即是很显著的例子。古人读书，非常注意历史，故有“三冬文史足用”之说，可见史也是应用极广的。关于历史的功用意义，虽有许多种新的说法，但最普遍且最要紧的一点，仍要算“鉴往知来”。梁任公先生在历史研究法中说历史是“国民教科书”，由于这种教科书，可以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增加生活的兴味，且可兴起其奋发求进的观念。例如最近有废除治外法权的事，治外法权到底是什么东西，何以要废除？废除了怎么样，不废除又怎么样，这都需要用历史的知识去解释。我们再家庭中作子弟，一定要知道自己祖先的事迹，如果一个人不知自己的家世，好像是一种耻辱，但是现在的学生诸君，能够彻底明晓自己国家的“家世”者实在少。他们空会说中国有几千年历史，有悠久的文化，但绝对说不出所以然。有一次我问大学一年级的同学，杜牧和李长吉是那一时代的人，有人说宋代，有人说明代，真使我大吃一惊。这不过顶普通的常识罢了，若说到民族的迁徙混合，思想，学术之演化流变，政治斗争之前因后果，内乱外患之起伏原因，恐怕大多数都是瞠目无以对。世界有许多已经沦灭的民族，往往是他的历史先被澌灭，因为没有了历史，人民慢慢就失去自信心，甚至甘心供敌人驱使，我们看了此种现象，常为之痛恨慨叹，哪知我们自己的民族，也正走着相同的道路。我们的历史所以不致立刻被灭亡者，那还是因为太长了太多了的原故。青年朋友，即使不大十分清楚自己的家世，终于耳濡目染，也有点知道个人的历史总还算是顶光荣的。所怕者，再过几十年，大多数人连这个简单的观念也没有了，到那时候，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就保留不住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一百年，然能够把近一百年历史弄得清楚的人就更少。于是青年只知盲从的喊出“打倒帝国主义”，至于帝国主义者怎样虐待和压榨我们便茫然无所知！这好比一个病人治病，只知喊出痛苦，却说不出痛苦之所在与致疾之原由，名医见之，也只好束手。而且愈是不知自己病源的人，愈是容易听别人的话，把不科学的方法来试验，这种不辨病源滥下汤药的疗法，十之八九是将病人置于死地。中国近代所以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议论与办法，也就是这个道理。譬如说有许多人以为古的就好，今的一定不好，于是作文要古，写字要古，甚至连日常生活，也就要“返古”才合适。这样一来，好像此人一定有历史癖了，殊不知这样的人，正因为没有清楚的历史观念，才会如此。即以读经一事而论，假如对于经字的含义有清楚的了解，绝不会强迫青年人去念他。这里面最重要的还要算作文，我们自五四以后，语体文已竟成功流行的文体，但是有一部分人必须抬出桐城架子，或选学规模，以为不如此便不得谓之为“文”。他们根本不明白语体文运动的发生，正是根据了历史上文字要逐渐接近口语的事实；而并非“非圣无法”，标新立异！桐城虽然是很好的古文，然无论如何，不能即算古人之作，充其量不过假古董。历史这东西，就是要担负评判真假的责任，明白了真假，才算是“真知”。有此真知，我们才不致为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迷惑，同时我们自己，也可以少说许多无聊的话，使文化开倒车。故读史的要求，不但是对青年，就是那些已读过史的人物，也希望他们再观察一番，再思索一番。历史是要前进的，固然有时要兜几个圈子，然到最后，还是要向前。我们生当今日，可说文化已遭了很大的劫运，我们不希望文化的圈子兜得太大，以致影响他的发展，因而提出这个问题和诸君商榷。至于到底要读经还是多了解一点中国历史，那还是让学校当局和青年自身再考虑一下吧。
（原载《中国学生》第一卷第六期。梅杰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以下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