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今后的思想界》
读《中国今后的思想界》
果庵
井上哲次郎先生的《中国今后的思想界》（华文大阪第廿七号刊载）一文，论中国过去的文化得失与今后应努力的方向，非常精到透辟，这可见沉浸于中国典籍之功力，与对中国精神认识之深刻。而我最心折的则为批判儒学缺点一段，这实在是一般号称文化人所当深深体认而谋所以补苴之道的。
因为井上先生声明欢迎批评与驳斥，关于一切精彩且不提起，而愿就浅见所及，说一说可以商榷的地方。这也许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罢？
第一是关于儒教问题。儒家思想，无疑的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他不但支配着三千年来的文化，并隐隐支配着政治。但这只是知识阶层在意识上受他的浸濡，而并不存有若何宗教的仪式与意味。反之，自孔子以下的儒家，一贯的不主张以鬼神之说设教（注①），各种祭典只限于天地祖先，而绝无定于一尊的偶像，如耶稣或默罕默德之类；至于民间，那处处充满“泛神教”的现象，杂乱的信奉许多神祇，更不认孔子之说，有宗教力量，盖中国自来是一贯实利的民族，其所讴颂的先哲，往往是人民福祉的创造者，如神农（造耒耜）伏羲（造网罟）黄帝（造舟车，弓矢，文字，衣裳）等，若像希腊神话中所说种种想象出来的神，以及西洋宗教中有自由意志的上帝，在中国似向不存在；古三皇五帝虽也注重人事，天不过是假定的善恶最后批判者，作了罪恶，断不能以祈祷仪式得而捐除，反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乃是积了罪恶，自己就造了地狱，上帝是不会造地狱驱人入内的。故在道德上，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从很早就否定了宗教的力量，因而放辟邪侈，无所忌惮，此诚如井上先生所云；但中国人因不受宗教势力的压迫，在历史上便少了许多因宗教而生的惨剧，（类似十字军东征那种战争是没有的）同时也具备着“达观随遇”的特色，而在思想上，尤无西洋中世纪黑暗时代之不合理现象，这都是中国文化不可泯灭的特质。把孔子作为宗教家看待，在西汉的今文家曾盛行过一时，那时出现过大批的纬书，图谶，硬把孔子也派作“神人”，而说有感生，受命，符应之瑞（注②），当时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之说，风靡一百余年，甚至假为“通经致用”之说，闹出许多笑话（注③），但到东汉之后，因为这与中国民族的本质太相刺谬，且尤为一般有识者所嗤鄙，于是道士式的儒家遂被摈斥于学术之外，而今文之说，至今多不能传。其后无论六朝的佛法，宋元理学，全然是以哲学眼光对待，不是注意在仪式的信奉，而是志在精神的探讨。即如佛教，讲究仪式的密宗就不能在中土遍布，而自唐以来兴起的专重彻悟的禅宗却大为发展，此中消息，便是反映着中国民族处处反对形式，而只注重实质。一般人常以孔教二字目为中国宗教。这是很不当的。（今天我看牛津大学出版的Advanced Atlas of the Word中的宗教图，将中国列为孔教Confucien诚觉可笑）因为孔子在中国，是以学术家，哲学家，教育家以及历史家或政治哲学者而存在，绝非与释迦，耶稣等宗教首领相同。若然，则西洋之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康德，以及马克斯皆可称为宗教家了。无论汉儒的阴阳五行思想将孔子道士化的说法不能长远存在，即在晚清，比较有政治头脑的康有为，今文重镇的皮锡瑞，主张以政治力量建立孔教，立于一尊，也是一样朝野一致反对，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注④）一文极力非难视孔子为宗教家之说，他甚至以孔子之功，不在道德，而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因为古代学术，传自王官（汉书艺文志有九流出王官说）专于贵族，自孔子删述典籍，教训弟子，而文化传布始在时间与空间皆得到延续与扩展，由于平民有了知识，才可以赤手博公侯，而消灭了特权阶级。章氏之说，诚有偏枯之处，因为他是古文家，总要反对今文家“孔子为素王代汉制法”的谬说，故把孔子派作文献流传者，而忽略了他在道德上的伟大。但如今井上先生欲以孔子之道德来概括他的全部事业，也是一样偏枯。至说孔子之道乃是尧舜禹汤以来传下的系统，这是起于孟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论，而大加发挥的则为韩愈之原道。按照康氏的孔子改制考，以尧舜为孔子托古改制之偶像，而托古改制为当时思想家共有之手段；又按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中国典制当以殷周间为分界，周制与殷制处处不同，而周制实为孔子以后各朝政治之母胎，殷则代表上古典制的结局，如是说来，则所谓尧舜禹汤文武相授之说，实所不能，宋释契嵩镡津文集辟韩篇于此点阐述甚详，他虽不悉托古与制度之论，而以年代历数，自尧至春秋，中间相去不下数千年，究用何法流传，亦颇足以攻韩文之弊。况在春秋之时，百说横张，儒不过其中之一，韩非显学篇：“今天下之显学，儒墨是也。”孟子：“今天下之说，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可见当时与儒家对立的，还有杨墨之学，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所记，更不止于杨墨二者，所谓独孔氏得圣人之传者，有何证明可指呢？我觉得这种陈腐的“道统说”无论如何是非打破不行的，也许在这儿详辨此点，是横生枝节，然此实主张孔子宗教化论者的根核所在，明乎此则孔子的“神化”外衣，可以廓清过半了。
欲以孔教之力改善道德在暂时确是很难作到的事；第一孔子不具有神化特色，第二中国民族一向缺宗教心与仪式的信奉力，既如上所述。还有，宗教绝不是在人类文化已达到相当水准的近代所能建设起来的；世界上各种宗教的起源，至少也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因为向初民注入宗教说比较容易，越是有文化的民族，宗教的力量反而越稀薄。章太炎说：“宗教至鄙，有太古愚民行之二后终已不废者，徒以拂俗难行，非故葆爱严重之也。”（驳建立孔教义）其论甚是（注⑤），张天师在汉代可以号召一切，在今日则绝对不行，故欲于今日的文化阶层中建立一神化孔子，实属“形格势禁”，不便之举。原来中国人道德的堕落，并不完全由于缺乏宗教信仰。德富苏峰先生一再说中日民族思想的区别在于一以忠君爱国为根干，一以家族主义为根干。因为中国人特别看重家族，遂养成十足的利己思想，此利已心实为万恶之源！还有，中国在历史上改易了若干朝代，帝王易姓甚多，于是个人主义益加发展，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墨子非攻故桀骜之士，一遇机会，即想实现自己的首领欲，而以天下富贵，供他一人一家的享受。如是，国家思想与忠君思想几遭摧残，终至渐渐为个人自私主义所掩盖，真是可痛心的事。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皇统国家，对于君王，人民心里都存有若圣若神的印象，较之中国，实深切而恳挚得多。故我主张提高中国人道德，仍当从教育上下手，必须将家族主义扩为国族主义，而同时在政治上极力要求“贤明”“廉洁”，赏罚尤要分明，以判别公私之分野，庶几使人心知所振奋，而不至倾向下流。孔子的教训，我们不能否定其价值，那是绝对不行。井上博士又主张在三民主义中增加民德民智两者，以完成其缺陷，这我们得先看三民主义是否可以用作指导人民生活的经典，井上先生已说明三民主义没有与中国经典相比拟的价值，足见其并非具备万有不可。我觉得三民主义的作用乃在乎政治而非在乎思想，孙文对于道德一层，未曾顾及者，正因为他只是政治家而非哲学家之故。若像日本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一类诏命，在中国也曾有过“圣谕广训”，那是清光绪皇帝所发布的训示。不过中国人无论什么，一遇到成文的规定，就变作“奉行故事”，一点不讲实际，任是如何好办法也付之枉然，这仍然是自利心的表现，因为这样官吏可以省力气且亦对自己有好感，故中国人在没有团体思想之前，是什么办法也行不通的。然则说来说去，中国人道德的提高，要在根本变更家族思想的本质，而此种变更，又有待于政治力量也。
第二是关于中国国体问题。井上博士之意，以为按中国历史说，似乎不需要共和国体，因为他一向有特权阶级。与美国之由殖民地一跃而成共和国者不同，又说，日本的君主国体，实有胜于中国的共和国体之处，而共和国体之所以不能作到好处，则因没有适当经典可以领到人民思想。关于政治，我真是外行，但却以为国体之变更与否，绝不是今日所应谈之事，今日所应做的事，只是怎样改进这固有的国家以及全东亚民族的现状，因为国体问题，绝不当视同儿戏，朝设夕更，由某一国体嬗变成另一国体，一定要付以重大的牺牲，在历史上前例甚显；甚而因此亡国的也有，故国体问题，不应轻易谈起，此其一。国体与政体有别，无论何种国体只要政体好，便有良好政治表现，故现今之君主国家，亦皆具有立宪政体，责任内阁，绝非如以先之一人专制。反之若国体虽共和，而政体全由一人自恣，譬之民国初年之袁世凯，则名曰共和，实是专制，此乃至显明之事；中国人民所苦的是没有贤明当局与完全法制的精神，所以三十年来都在私人纷争中过着痛苦的日子，此非国体之故，乃是政治首领及国民的道德知识问题，在过去君主时代里，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之扰攘，与近代又有什么差异呢？故中国绝不是改变国体便会立即好起来的，此其二。如前所云，中国虽有很长的君国历史，而朝代变易极频，人民自来没有天皇一系八紘一宇的思想与训练，至辛亥革命以后，君主遂永成历史名称，今日若再提起徒惹人民骇怪。即退一步说，我们承认君主国体应当恢复，试问究竟谁当作今日的中国皇帝？廿余年前，袁世凯作着皇帝之梦时，梁启超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注⑥）一文，其中有：“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为今大总统邪？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之邪？”正是此意。梁氏又说：“夫孰谓共和之利害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在民国之初，梁氏已作是论，今当二十余年之后，自更不当提起了。盖君主恰如我们所礼拜的神佛，一被摧残，则失掉其庄严性，日本因有万世一系的皇统，此乃日本精神伟大处，而其国民也就容易养成忠君爱国的精神，这实是中国所不易比拟且不能比拟的。此其三。有此三因，故我冒昧的以为目前不必谈到国体问题。对于已成共和国的中国，毋宁说只有改进，却不能说再喂颠覆也。关于特权阶级的问题，此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的话题之一。纷争至今，无所适从。有人说自战国以来，所谓封建制度，已竟崩溃，有人说直至清末，中国还在封建状态中，此处之特权阶级，当然是指封建制度的产物了，我想古来的封建制度虽则在战国时已渐崩落（秦始皇立郡县，不过收其成果）但如汉，如晋，如明，均有封王之制，不过绝无以前诸侯得以开国南面自立君臣单独行政之形式，而其大权全由中央把握罢了。那么说来，特权阶级，总是如井上博士所云，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的，可是，中国的特权阶级，从来对国家对人民都没什么好处，而中央政府与人民对他们，尤无好印象。春秋战国是不用说起了，汉有七国，晋有八王，明则靖难，都是很大的变乱，人民极感苦痛的。削除特权阶级，怕是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而绝不希望其复生。（即如近代之军阀党阀，亦何尝不具有特权阶级的臭味，人民对他们的印象又如何呢？）
以三民主义指导人民思想陷于根本不可能，已如前述，且党府以前推行党化教育的成绩也给我们确实的证明。中国旧经典又不完备，新民与大民两主义，亦尚未推行到相当程度，说中国思想界陷于苦闷，则是诚然。一种思想系统，不是短时间所能制造而是时代衍变的自然产物，我是很渺小的，不敢提出什么具体的意见，井上博士所提此补充旧儒家思想以为将来的文化体系一层则大体同意，因为这正是几千年来已在暗中奉行着的，但若加以“教”的名义，甚而真使他仪式化起来，则断以为不可。若因而牵连到国体问题，尤所不必。
以政治方式改进中国人的自利心，使充满国家观念，更进一步如谷口吉彦先生在建设新东亚之指导理念一文所云，东亚民族当为全东亚而努力，而工作，使东亚协同的观念代替了国家自私的观念，却真是今日切要之图吧？
意见如此鄙陋，实不值一说，还请井上博士原宥见教！
附注
①论语：“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鬼神而远之。”“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皆此意。
②见春秋纬演孔图，孝经右契，诸纬书辑本。演孔图说孔子母征在梦黑帝与交生孔子于空桑之中。孝经右契说孔子因鲁端门降血害而为汉制法，即春秋孝经也。又说制法既成有赤虹化为黄玉，上古帝王始有此瑞，故孔子称为“素王”。
③汉儒通经致用之说，极为荒诞，始于董仲舒之言春秋灾异，后此如夏侯腾之言天久不雨，臣有谋上者，应在霍光；陆孟见枯柳自立耳言匹夫有为天子者，应在宣帝，他如以禹贡治河，以春秋折狱，以诗当谏言之类，不一而足。
④章氏遗书太炎文录卷二。其意见甚精到，可参考。
⑤同上太炎文录别录三建立宗教论宗教起源一段可参看，又同卷衡宗教，“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彼宗教之卑者，其初虽有僧侣祭司，久则延及平民，而僧侣祭司亦自废绝，则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镕之世也。”可知宗教不是在民智已开的时代所能建立的。
⑥商务版饮冰室丛书第十种，政闻时言收入此文。言国体政体之判别与国体问题之不当提及，警语甚多，可参考。
（原载《华文大阪每日》1940年4卷2期。许宗褀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