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饮食男女
说饮食男女
果庵
早晨起来就听见外面锣鼓乱敲，又有笙笛和军乐的声音，嘈杂不堪，这是使人很难分清婚仪或丧仪的一种行列，在中国凡是有钱的人大约都是喜欢摆出这种“局面”的。例如在北京丧仪中有和尚、道士、喇嘛、清音（即普通中国乐器）|军乐等各式各样的乐队的吹奏，在前面引路的则是号角，硕大无朋，无疑地是从蒙古或回部传入的。婚仪中虽然免去僧道等，军乐和清音还是有的，从远处听起来只有杂乱，所以我说很难分清其为哀、为乐。这种不愉快的混乱，似乎属于无意义之浪费。但转而一想到作为这种生活及婚仪本质的中国思想及文化，便又不免别有领悟了。
如周知堂先生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所云：中国人的思想只是平实。他们的最高亦即最小限度的要求便是饮食男女，能够解决了这些问题，政治便有轨道，可以作到“无为而治”的地步。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丧仪，也是死人作为活人一般的待遇着，给他祭奠，便是活人的饮食；焚烧冥镪，预计在灵魂的世界也是金钱万能的，并且在地狱里也充满吃不饱的饿鬼，这是最可怕。各式音乐，表示不分畛域只要给死者或活人安慰便佳。中国人不甚耽于冥想，像佛经和基督教的乐国天堂那么灿烂光华，却非需要，只要妥妥当当的渡过阴阳关头，重新再托生于理想家庭之内，这便很满足了，这种对于生之执著，在其他民族真是少有；佛教是讲解脱，基督教要升天国，大抵都是把现实的人间视为渊薮，唯有中国人不然，人死之后对于后嗣问题看得十分重要，死去的人不能“血食”，那是对于死者最大是缺憾，这乃是饮食男女欲望之无限的延长，这要求看似过于原始，其实却是非常切实而基本的，没有这要求，则别的理想都是落空了。
因之，古代的王道也只是孟子所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食肉衣帛的那么简单的事。客户司虽然简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能够活得这样安适的时代与国家也就不多。儒家思想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很长时期的作用，至今仍旧不衰者，无非因为其指示的标的颇与国民的动机与需要相切合之故。我们看：在黄河流域一带土著人民的简单生活，就该明白绝对不需要天国呀，极乐世界呀，一类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古人所传说的康衢击壤之歌，正是非常真切的民众的表情，原来中国人民对于帝王的改变的确无所关心，还是对于能维持他们简朴的生活与否特别注意，倘使新兴的统制（治）者不能注意到其基本要求，亦即饮食男女诸事的时候，无疑的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对于生活执著的人，不能用宗教的预言去骗欺他，故假借宗教的诱惑力量以期达到政治目的的人，总归要失败。黄巾、白莲教、以至太平天国的假冒天主教都是好例子，盖中国人绝无兴起十字军向异教徒攻伐的热忱，亦无为求法而跋涉山川之需要，玄奘和法显虽是仅有的人物，大致也是为了学问的兴趣的罢？
因为没有宗教的需要，故孔子在中国只是先知先觉的圣贤，而不是说得神异百出的教主，有的人颇以中国无宗教为缺憾，我则以为这正是一种值得夸耀的民族进步，当五胡十六国时期因为没有文化的外族侵入中土，附带来了佛教之昌盛，但不久传入江南遂成为纯粹的哲学，而且渐渐变为纯中国哲学了。宋人把佛教的法则取了去，装在孟子和大学中庸的几句话上，于是利用佛学的工具来打倒佛教了。道教算是中国人自己创的教了，其道理有的是出于传统，那实在还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张者老子的绪余，老子只是看了战争可怕，也可以直接威胁了人民饮食男女的生之要求，所以才出来讲了这样的话，而道教者之起来，则也是利用了乱世人心之不安，如张鲁之徒是也。然他们之能够存在了这样多的年代，主要还要十分投合着人民的想望与要求。虽则一面模拟着佛经的三藏，也汇成道臧，而在代替着佛祖诸天的玉帝等神那一面，则俨然组成与人间世的朝廷一般，行使着与帝王相似的权利。他们可以炼丹炼汞，无非为了变出更多的饮食男女，财富与寿命的增加。堕落诚然堕落，但其本于求生之意志，则乃绝顶聪明。又如福禄寿三星的崇拜，世俗而平易，不是像菩萨戒的声闻辟支果那么奥远艰难，就是专在男女的一方面，也有专为求嗣续而祈祷的神，叫做“子孙娘娘”的存在，而且连佛寺也通融着开此一席，为善男信女多一祈福之区，即是和尚可以多增一番收入也。焦理堂易余籥录卷十八云：
“俗云：人求福于佛于神，故畏之，而不畏孔子，以孔圣人不管人间求福事也。按封氏闻见记云‘流俗妇人多于孔庙祈子，殊为亵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后魏孝文治子庙不听妇人合杂，祈非望之福，然则流俗所为，有自来矣’。是则虽经孝文治后，至唐时仍有祈子求福者，则当时世俗之求福于孔圣人，何尝不若求佛求神也？”
这虽然是笑话，其实正可以代表所谓“流俗”亦即民众的要求，不能不说是很健康而淳朴的。本来孔子也并不是反对生之意志的，例如礼运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话也是孔子的话。而其理想的政治、便是“足食”“足兵”，足食不必说了，足兵也只是所以保护生活的安全耳，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耳，绝对不含侵略的因子在内的；论语云：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然则夫子之栖栖皇皇流浪到许多国家去，可以断定不是要求什么富贵的；其理想的生涯，亦不过如此而已。此即是中国读书人所常常欣慕的骚士生活，渊明先生所云：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即是上述境界的扩大，中国儒家之所谓返自然，出樊笼，并非真有什么海阔天空的世界，值得羡慕，如古代希腊神话中所描写的神之世界，或佛教乐土等云云，本本分分不受扰乱的过着农民的太平日子，好像就很快乐了，但孔子乃是大乘的，入世的，推己及人的，所以不怕碰了钉子，到各国去推行自己之理想，儒家所提倡的恕道，旨在于此，如果没有恕，仁字也就不能实现了，渊明先生，好像是道家的，事实上却是受了政治上的刺激，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能兼善天下，于是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去过个人隐逸生活，我们应当认为这是儒家的悲剧，不可认为其得意与高尚。不信，请看下面的诗：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米（疑应是：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能（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因为儒者乃至一切中国人之本分，正如孟子所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而不是愿自己升入天国，看着多数愚人受裁判的。所以像陶公这样，冒霜露而躬耕，却正表示如长沮桀溺所慨叹的天下无道耳。
因此孟子才说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颜回箪食瓢饮虽是自得其乐，但其用心乃是与拯溺救饥之禹稷相同，没有机会或是时代不允许就成隐士了。世俗多以为隐士是出世的，而不知正是入世的，入世不得，乃不得不回到家中看看行云流水耳，中国的诗歌，图画，文章，处处表现恬淡生活的境界，自耕自织的十足原始生活的快乐，须知这便是四万万人一致的要求与好尚，无论什么样的力量与宣传都不能改变的，假使人类连这样一点简单的要求都不允可，那就成了暴虐与无理。假使超过这种思想而另外有过于物质的希冀，也是“不夺不厌”的召乱之原，有许多人在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在我看来，这精神文明却是建设在平实合理的物质基础上，因为物质要求不是奢侈与跋扈，所以才成了特别有慈和与大乘光芒的精神文明。
可惜这个意思在中国也被许多学究式的学者弄错了，由于简单的饮食男女之欲求而变成禁欲的清教徒式生活，其反动乃变本加厉的成为奢侈与无人性，易余籥录云：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学究矫情，实违其本心。于是耳食者以为圣（？看不清）贤，遂（？看不清）居之不疑，忍其欲，制其情，气血日戾，疾涌胸塞以死，不异置农夫于柔毛绨暮（后两字看不清），粱肉□（看不清）橘（？）也。”
明清以后类此的议论很多，勉强制欲之害不止于如置农夫于粱肉兰橘（上面看不清的字可能也是兰），倒像把飞在空中的鸟闭在□（不是笼，看不清）中，不但不合理，而且也不道德。细细想来，这种不健康的说法与办法，好像从宋朝以后才大大流行，在东汉时曾有过一个时期盛行着矫情的风气的，到六朝就得到解放，竹林七贤都是礼教的反对者，放诞是实行家，物极必反，宋朝人遂利用了佛教的哲学与规律来束缚儒家的“适欲”思想了。但与提倡妇人守节之说同时，即在士大夫中特别流行着狎妓与纳妾之事，禁欲云云，完全成为虚伪的矫情，何怪后世不少人要对之加以嘲讽与驳论呢？不过这还是消极的一面，若是像知堂先生所说：
“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迫切，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道德不愿损人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神为道牺牲，但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到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孟子说：仁政以黎民不饥不寒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则是丧乱之兆，此事极简单，故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现象就是安居乐业，结果是太平，不仁的现象是民不聊生，结果是乱。这里我们所忧虑的事，所说的危险，已竟说明了，就是乱。……而这乱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主义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人民欲望之被阻碍，或不能满足而然。”
此实不刊之论，太平与动乱，其分界原极简单而微细，古谚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一个人之受饥受寒不得其所原亦不可忽视也。此乃饮食男女关系之积极的一面，虽是与书呆子如我辈者似乎不相干，而实是关系甚大的社会问题矣。
卅三年八月十三日
（原载1944年11月15日《求是》第一卷第七号。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