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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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年

果厂

过年的意义何在?除去纪日月岁时之外,最要紧还是给人生划一个段落,好像丰子恺先生说过,创划时间制度的人,真是绝顶聪明,一昼夜要分成十二时辰,又断成了分、秒,积昼夜而成岁月,积岁月而成历史。假使没有这许多切断分划的方法,人人心里永远怀着个“长夜漫漫何时旦”,那是如何的苦痛!现在,如此一来,第一对于得意的人,先告诉他“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快乐的时光,努力的过下去,“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全在今朝与明日两字上着眼。第二对于失意的人,效用就更大了,时间分划的越琐细,我们的希望越容易支持,尤其“最后五分钟”的用场,委实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譬如说战争已过六年,有人说,这要变成长期战了,你准备受罪吧,管保有猪油年糕在眼前也吃不下去,这个“来日方长”,十分讨厌。但如果说,“吶,再有一年也就结束了”,你觉得“一年”不算什么,马马虎虎可以过去了,也许可以格外多吃两块,因为把“长期”缩得只剩了一年。你绝不想去年一年中大米由二百而五百,由五百而一千,轧油轧面轧咸菜,大家焦头烂额,说不定照此比例,今年一年中,米价会贵至五千,而连老虎灶打开水也要排队去轧,你明白吗?这就是时间的妙用啊,他们不说三百六十五日又二十三小时1/4秒,或者八千七百八十三又3/4小时,而偏说“一年”,你就感觉容易,轻松,好像苦尽甘来,即在面前,到一年既过,又焦头烂额了,他们还会告诉你再有“一年”,如是一年一年的续下去,把三六五日聚为一年,把十年却又分割为十个一年,便叫你白了头发仍旧活下去,满肚子苦辣酸咸,依旧活下去。妻儿老小,饿得面有菜色,依旧活下去,受尽人世肮脏气,累断几根受罪筋,依旧有滋有味的活下去,为什么,为了只有一年,而一年过后,更有快乐的一年。

真是,人类说是至灵,其实是这样至愚的,自骗自的混下去。所以看流年的数术家才有饭吃,才会云游天下,交尽世人。你今年流年不利,交节换运,趋吉避凶,总归有个时间会好。假定果然来个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李淳风必致束手,刘伯温也要摇头。太阳天天从东出来,向西没下,可是就有黄道吉日,就有四绝四离,诸事不宜,凡事不吉,屙屎撒尿都得找喜神方位,试想若不是有个年月日时的数字作为标准,那岂不成了大海孤舟,茫茫无主?八字生得好的人,最要感谢大挠[注:疑为“尧”]作甲子,羲和定历法,不然你的“贵造”也许成了“贱命”,中国的定命论,是无间古今的遵行书[注:这一句原文看不清,半猜半蒙的],唯有不安于命的可以作皇帝,如刘邦朱元璋都是,可是一成了功,那就是八字好,生日好,斩伐之功,纵横之力,还是大不过“流年”,而那些听命俯首的人们,就献上圣德神功颂了。项羽洪秀全也不异乎此,失败了一定是没有那个命;不知天命,而胡作非为,岂有此理。把英雄事业的成就,安放在某年某月某日的干支字上,假定过年一事,由国府通令取消,这一点神秘的东方文化就根本不能存在了。

外国过一个年,中国过两个年,可称双料。阳历年是阳奉阴违,阴历年是阴奉阳违,有人写对子,一联云,“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其实亦不然,所谓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者,颇有斩钉截铁不能合作之态,然中国官吏,固未尝不过阴历年,而专将阳历年属之已有也。自民国成立迄今,三十年中,年年推行国历,而越来越糟,到近来大小日历,无不附有“农历”,此已十分证明“你”“我”不分,大家一致,所谓团结,或在兹乎?不过我向来有个开倒车的成见,就是过年根本不必天下相同。节令岁时,都有历史的因子在被,“约定俗成谓之宜”,既不必强别人以从我,尤不必强己以从人。所谓“公元”者,是给外交官,历史学者,报纸杂志,政令公报预备的,对于读书人,不教给他,也自然会晓得会应用;对于不读书的人,强迫也枉然,犹之乎每日三餐,各有定时,必要将时间提早或后退若干时,总是个不方便。现在将农历二字代替阴历,真有见解,因为阴历实在是便于农的,每年四季每季三月,自一至十二,排得很容易记,不像阳历的春天自三月的第几星期起,冬季至二月的几某星期止,使人心乱。若说大小月建不齐,则乡下人只要抬头望月之圆否,已可判定十五初一,并不须每天注视月份牌也。犹忆民十七北伐后,严厉执行国历,历本取消阴历,农民大怨,有投机分子,将历头加以改制,获利颇丰。时我正在大学受业,奉令旧年不放假,但讲室冷冷清清,一位教授也没有,我还在某中学担任功课,大年初一去上课,电车汽车都停驶,家家关门闭户,黄包车索价奇昂,张口就是“大年下的,你发财的老爷多花几个不算什么”,街上只有成群结队的学徒在贺年,自己心情真不好,就是上课,学生零零落落,也是打不起精神,可见知识分子,也不愿取消旧年。夫过年必有过年的氛围,有过年的预感,所谓年味几也,此味几者,不是闭门造车可以自己造出来的,必须是人人如此,家家如此,才有意义,这大约即是所谓风俗了罢?外国人过年从圣诞节起,就十足有年味几了,我们则从祭灶起,买[注:卖?]饴糖的,卖纸花的,卖蜜供的,卖鞭炮的,卖点心的,打扮得一条街花花绿绿,而一些穷酸,更摆起“借纸学书”“结翰墨缘”的春联摊子,到处都是画棚,不让法国沙龙之热闹,看了这些,心里先有一番高兴,旧年之所以像那么一回事,赖有此,新年之不能,像那么一回事,即缘于无此。杨恽报孙会宗书所云,岁时伏腊,斗酒自劳,酒酣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黄恽按:此处非报孙会宗书原文,与原文差距甚大]把中国人过年过节的心情形容得极透彻有味,中国人三大节日,端午,中秋,新年,不管有什么 历史的故事可以附丽,但其本质,实皆起于农事上之斗酒自劳,端午是小麦的收获期,中秋是秋禾和稻的收获期,新年则秋收冬藏,百事皆理,抑且春天已踵冬天而到,当然应该大乐一气,然则我们为什么不在“不费之惠”的原则下给农民一些安慰呢?所以我不反对阳历年,同时尤其拥护旧历年。

乡下人一年到头是粗砺之食,藜藿之羹,只有到年到节才开大五荤,但都市里不辨菽麦的有闲阶级,也如法炮制,于是中国的节日即变成饕餮实践周,我是北京人,现在把北京过年的吃写下来看看。

天咫偶闻:“都门风土,例于腊八日,人家杂诸豆米煮粥,其果实如榛栗菱芡之类,矜奇斗胜,有多至数十种,皆渍染朱碧色,糖霜亦如之,餖飣盘内,闺中人或以枣泥堆作寿八仙之类,交相馈遗”。

帝京景物略:“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胡桃,炒豆祀灶君,……祀余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曰啖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按今旧京祭灶实在二十三日夕。

燕京岁时记:“打春即立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多买萝卜而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天咫偶闻:“正月元日至五日,俗名‘破五’,旧例食水饺子五日,北方名‘煮饽饽’,今则食三日,或间日一食,然无不食者。自巨室至闾阎,皆遍待客,亦如之,十五日食汤团,俗名元宵,则有食与否。又有蜜供,则专以祀神,以油面作荚,砌作浮图式,中空玲珑,高二三尺,五具为一堂,元日神前必用之。果实蔬菜等,亦叠作浮图式,以五为列,此人家所同也”。

北京岁华记:“二十五日,人家市牛羊豕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尽饱而去,名曰‘填仓’”酌中志,帝京景物略,与此略同。

实际上北京人过年所吃的东西比这还要多,我们不过略举一二罢了。吃固然好,可是也有一椿不好的,便是讨债,愈到岁暮,逼拶愈紧,盖一到元旦,无论如何,不好上门讨帐也。讨债的最终限度是除夕接神以前,接神在北方以夜半为主,这时放鞭炮,阖家团聚吃煮饽饽,狡黠者就提前接神,约在九十点钟已竟放炮了,我乡俗谚云,“送信腊八粥,要命糖瓜,(祭灶日前后最紧张)救命的煮饽饽”,可谓謔甚,都门杂咏(清代之北平指南)搪帐云:“神纸黄钱凤尾鞭,买来鱼肉共干鲜,夜深不管浑闲事,检点衣裳且过年。”诗甚卑陋,但所记是实情,且可知其无赖景象。因此又想到另一种风俗,就是每当年荒世乱,或大疫天灾,有许多人常提早过年,意思是说,此年已过,到明年便算转运了,越缦堂日记,记光绪九年癸末,京城大水,兼之疫疠流行,死人甚多,都人遂于七八月间度岁以禳之,原文抄下:“比日京师坊市相率祀神过年延僧礼忏,驱鬼送瘟,灯烛爆仗,昼夜不绝,多以纸为人,且铙鼓楮钱,送之城外旷野,此汉制逐疫传火投洛水之意也,闻一月来都城内外死者已万余人,……人心惴惴,亦可危矣”。现在像那样的瘟疫或者不易有,可是死人的道理却太多,假定过了年就可以禳祷的话,我们一年连过阴阳二历,那么至少也该比别的过可以早享太平之福了吧?

锣鼓声中南京红纸廊


(原载1943年《中华周报》第31期。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