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赋得
说赋得
果庵
赋得乃是制义之一，八股为文而此是诗不同耳。但八股亦是赋得，凡是别人限制了题目或者有意思而不能由我们自己的，都是赋得。以此才有人反对，这倒不是从现在为始，梁章钜作制义丛话即云：
“梁应来曰：四书文中，有所谓墨派者，庸恶陋劣，无出其右，有即以墨卷为题仿其词作两段以嘲之者曰：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生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叠床架屋，所谓音调铿铿者，何以胜此！”
盖在盛行赋得体的时代虽专以做赋得而博功名富贵的人，对他的看法也是不大好的。所以就有了“敲门砖”的诨号。
我们当然很明白八股与赋得文学起来的原因，乃是帝王藉此使天下英雄入彀，如洪武大帝所云。但是日子一久，虽然头脑清醒的人，除去作赋得的题目，哼墨派的滥调以外，再也说不出来自家的话，这就是有点麻烦了。细细推想，何以会如此呢？话说得自由，一跑野马，甚至不会跑野马而偶有不慎，便被砍头，读书人到底胆子小，古圣先贤都是告诉我们小心寅畏的，明哲保身的，于是一德从风，大家走上一条路子，到后便养成天生奴才骨头。
这里所说的滥调与题目，应该是广义的，其蔓延乃出和乎功令的范围以外。譬如说，诗吗？唐人或是江西派，乃至于明七子，文吗，桐城或阳湖，都有一个匡廓，不许可随意恣纵的，因为那是无法度，“文无法度”，岂得为文？一定要受指摘与诃责。师辅父兄，大家意见全是一致。
然而还不只此，思想也是照样炮制的。那个时代，虽没有叫作“统制”的什么“大纲”“暂行办法”之类，可是有一股传统力量，比什么都利害，非圣无法固然是不行，所非的不是圣，所无的不成法，也照样不行。譬如因为不信朱夫子的话也吃苦头者，正不知有多少。我们也不必搬出什么记载来细抄，不过我们总可以知道朱子的话绝对不必认作圣与法，连朱夫子本人也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还在干着怀疑工作呢。像李旰江那么，专以骂孟子为务的事，后代的人更不知道了。总而言之，“功令”即是“正统”，正统便是圣和法，不能非的，所以中世纪的中国思想几乎等于零。
如今呢？我们很庆幸这该是所谓言论自由的时代，很可惜，赋得的思想还是精神不死！虽然不一定用功令来规定我们怎么张开嘴巴，可是其力量正比有明确规定还凶。那便是说什么也一无是处。在没有标准中要求任何人都合自己的标准，不是比有公开的标准更难吗？无怪说话有动辄得咎的可能。从前有过一个时期，是什么学说都可以谈的，什么态度都可以抱的，后来有见解的人们登了台，就感觉这不是办法，一定要思想有固定的归趋，我们不反对思想有固定的归趋，例如人人必须有国家与民族的观念，必须有舍己为群的勇气都是，但这是凡人类都应当有的条件，在此刻讲，好像吃饭穿衣一般的普遍。除去像这种最高不容变更的原则以外，不应当连一举一动都有了限制，当然，也可以说一举一动不见得与国家民族便无关系，但恐怕也不见得全有影响吧？我们所知道的民族伟人如文信国就是很好歌伎声色的，并且当时也曾受人批评的，自然，我不是在这里提倡大家都去玩东山丝竹的勾当，乃是说个人的生活思想应当有相当的自由，不能完全倾倒在一个范型里的意思。
以写作来举例罢：载道派和言志派就有打不清的官司。我不明白言志以后与载道有什么关系，抑或载道以后与言志有什么影响。假使发生了关系和影响的话，那一定还是起于相互的攻击和诋诽。这种唯我独尊的想法与态度，简直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左翼的文人攻击右翼者是帝国主义走狗，白璧德人文主义是金元文化的应声虫，右翼的人一样可以骂左翼是赤化分子，甚至叫作“赤匪”云云，马克思主义也连带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实际上对于白璧德的学说固不屑于一顾，即资本论亦复没多少人读个通本。于是喊来喊去，只见一片杀声，全无半点道理，文字以外，或者旁而牵及私人生活，真是每况愈下。这样机械论式的公式，已竟演过不止一次了。现在想起来未免都太浪费了一些。
而现今是连那样的好赋得题目也没有。千篇一律：东亚，和平，抗战……同之整令的白报纸被吐弃到旧纸店里，虽然经过了生产过程，其目的却止在排泄，而不能达到分配与消费的目的。我们常常看见用“大题文府”“小题文鹄”“四书鸿宝”一类的密行小字石印书包着烧饼油条，不免想到“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的一句话，其实，何尝等得到“后日”，现在已竟就不行。故，即使就“赋得”而言，也有点失之技术太差了。
可是究竟话还是难说得很，有人骂清谈，也有人提倡放恣，还有文学报国论等等，好些人都是带着“制义”的英雄色彩，如果不俯首乞降，亦即老大不愉快，轻则是诟詈，重则是膺惩，这简直成了四面楚歌，让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到了这个时候，倒是乐得有功令式的赋得题目好，虽然是墨派滥调，终于是合乎体制呀，但又没有一个公布的好题目。
五月七日
（原载1945年《读书》第一卷第五期。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