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设身处地
说设身处地
纪果庵
我很喜欢庄子秋水篇里的两句话:“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断章取义,我觉得庄惠二公的问答大有道理。按儒家的说法,人生往来,全在忠恕二字,忠字是对己的,恕字是对人的,对人就要站在人家的立场,替人家设想,此之谓设身处地。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不是你,究竟应当怎么替你设想,实在是很大的问题。不要说,远者大者,今天我的内人翻箱倒箧,给我找出干干净净的衬衫衬裤,说我该当沐浴更衣了,偏我嵇生性懒,以为大可从缓,反而说了一片唠叨,弄得山荆颇不开胃,然则她岂不是设了身,处了地,为我好吗?可是结果恰恰相反,你道奇也不奇。
我们翻翻历史,类乎此的事实也不知有多少,从古忠君之士,其实全是替君设想的恕道专家,远如龙逄比干,近如杨椒山袁爽秋,哪一个不是因此丧了性命。连区区在下,还有时向山妻发其悖谬脾气,倘使九五之尊,你偏偏为他利害设想,批其逆鳞,岂不是自讨其苦?韩非子对于研究对方心理,可算透譬(辟)之至,一篇说难,翻来覆去,把君人分析得无微不至,可惜自己偏偏不会利用,难逃李斯的毒药一盂,这可见是何等不易的事。我们老实不客气说,无论何人,没有不以利己为前提者,在这种社会,这种制度之下,不利己也简直活不成,不过有的损人利己,有的益人利己而已,此即所谓忠奸贤佞之判,那么,专门为人设想,亦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假设果然有,也将成为不世的英雄哲人,如革命者之流血牺牲,或即其一,然革命者尚有为己之成分在内,甚至也有冒牌投机之说,似又可以放在一边。墨突不得黔,真是中国古代特立独行的思想家,而庄子天下篇说他使人忧使人伤其行难为也,也实在是其道大觳,不足为训的。儒家恕字,虽有为人之意,究竟不至于斯极,所以孟子要骂他近于禽兽。是则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至于极点不免成了一般人头脑中之神经病者,而终是其道不行的。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起初我很反对,以为这就是模棱两可的态度,于事无补的,最近读庄子养生主,以庖丁故事喻养生,缘督以为经,不去碰那些枝经肯綮,专讲在骨缝游刃有余,好像这才是真正滑头腔,所以若史书中所记耿耿孤忠之士,多半是受了儒墨两家之影响,若夫身为五朝元老之冯公,则大得道家秘奥,中国大多人,还是愿意瓣香乎此,不要听大家嘴里哇啦哇啦,遂以为如何如何也。
在人类等级阶级未尽破之前,即使有心为人设想,往往因为有所蔽宥,亦复成为不可能。晋惠帝令百姓食肉糜的故事,可算是很显著的例子了。其实惠帝何尝愚,乃是他的生活环境使他不得不愚耳。盖自古只有帝王最易为人所愚,并且不容他不愚,所以他自己也就变成愚者。除创业立基之君,起自民间,受过辛苦外,其余皇帝,生长安乐,所接触的都是迎合谄谀的马屁匠,他又如何替人民设想知道百姓疾苦呢?察见渊鱼者不详(祥),如果作了皇帝,处处躬亲,察察为明,即像清世宗那样精明,还是免不了死得毫无分晓,在我看来,有好些政治上的事,只是上下互相应付哄骗,好比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谁也不愿意拆穿谁的秘密,作皇帝的对于臣是如此,作臣的对于皇帝更如此。相传袁项城称帝时,全国无不反对,而筹安会诸君子却另外印行了一种御用的报纸,满载劝进的电文,把新华皇帝赚得满心高兴,却不知正被蒙在鼓里!这里的例子,是因袁公失败,所以能够晓得他受骗,若使成功,则假的也会变作真的,不要说袁氏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面目,即吾辈后人读史,又何尝能知其底蕴!乾隆皇帝数下江南,督抚地方官不惜倾地方之全力,以博万乘一欢,而骨子里不知荡尽若干人的产业,害了多少人的性命。譬如郎潜纪闻就有如下的记载:
“无锡顾栋高举经学入都,蒙召见,面谕云:看汝年衰,是以准令回籍颐养,将来朕巡幸江南,尚可见汝。顾奏云:皇上尚须南巡乎?高宗默然,旋赐国子监司业衔放归。”
顾君区区五字,意义之深长,不下一封谏疏。若是无此,高宗也许真以为万姓胪欢兆民额手呢。可是史书对于高宗无论如何与隋炀帝幸江都是两样看法,这又有什么公道可说。还有像高宗掠取大小和卓木的香妃,为了慰藉她的乡思,筑宝月楼和回回营,这种替人设身处地,更是为了吃猪肉才饲养猪仔的慈悲,倒是不发的好。
吕氏春秋去宥篇云:“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邻父因请以为薪,其人不说曰:邻者若此其险也,岂可为之邻者!此有所宥也。夫请以为薪与弗请,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这所说殊有幽默之感,韩非子说难篇有相似故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由此可知像国家昏乱时之忠臣,因为人设想而见戮,即平时过日子,为人设想也会见疑,作人真是不易。杨朱在那儿彻底的主张为我,大约是深有感于此点而云然。世上本来只看见金子不看见人的人多,就使我们自己,也难免于在涅而缁,所以设身处地更加难了。
洪承畴和吴三桂,一为贰臣,一为叛逆。盖在去就之际,未能分晓于君王的心理与要求,可以说是昧于设身处地者,战国策秦策:
“楚人有两妻者,人誂其长者,詈之,更誂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誂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
这也是很有趣的教训。殷之忠臣,便是周之顽民,原亦是很容易明白的事,但洪吴恐还是如见金未见人之例,所以才落得身败名裂。唯像袁东莞那么,仍不免于皇帝之疑忌,利用反间计的人,要可谓将设身处地的原则玩弄得十足圆熟,苟非智者,盖极难打破事实的宥蔽也。
尽忠则杀,不忠亦杀,已竟够使人左右为难了,而在我的想象里,谄佞之人又何尝不是在处处设身处地的迎合他人心理?赵师的驴鸣狗吠是不必提了,张端义贵耳集云:
“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堕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
连器具里都包涵着这样可耻的故事,实在使我们腐儒想不到。设想者之无微不至,要可知矣,似官场现行记有送长官姨太太马桶的故事,大约也只可信其有了。庚子西狩丛谈记张荫桓获罪于西后云:
“张公得罪之由,曾亲为余言之,谓实受李连英所中伤;其自英使回国时,曾选购宝石两枚,预备进奉两宫,一为红披霞,一为祖母绿,足充帽准之用,归国后,乃以红宝石进之德宗,祖母绿进之太后,论其价格,绿固远胜于红也。但通例京外大员进奉,必经李手,即贡呈皇上物品,亦须先由李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因此率另备一份,为李经进之代价,大抵稍逊于贡品,而相去亦不能过远。彼时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气,于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介,此次又一无馈赠,若有意为破成例者,故衔怨至深,而侍郎固未之知也。进呈时,太后方拈视玩弄,意颇欢悦,李特从旁冷语曰:难为他如此分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吗?盖通俗嫡庶衣饰,以红绿为区别,正室可披红裙,而妾媵只能用绿。太后以出身西宫,视此事极为耿耿,一言刺激,适中所忌,不觉老羞成怒,遂赫然变色,立命将两份贡物,一律发还。此消息既已传播,当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几即以借款事被参。”
小人存心,处处比君子聪明而尖锐。自然会利用代人设想的办法,体贴入微,使你不由得不信。且有时君子虽然也想到了种种,犹不免于揣摩试探之罪名,这也是很难说的,根本还要看你的立场与因依也。孟子虽然在讲“说大人则藐之”,但在对答齐宣王时,却是尽了迎合的手段,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便道昔者太王好色,说好货便道公刘好货,这岂非与其平日主张有些矛盾乎?殆孟子看了自己虽迎合了半天还是不行,才发牢骚耳。因此我们感到只有君子最危险,如前所云,忠呢,十九是被杀,不忠或逢迎,更不免乎罪,说去说来,路子是很窄的。所以许多人只好作了不说话不作事的隐士,儒家思想表面上作为中国主干思想几千年,而一遇事实,就会想到天地不仁以及大道废有仁义的话上面去,我之所以说道家思想易于为人瓣香,绝不是矫情的话;但恨以今日之米价,要想采菊东篱也不可能了,写到这里不禁黯然。 (十二月六日灯下)
(原载1944年1月1日《古今》半月刊第三十八期。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
注: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