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派头
说派头
果庵
今天我看见一位学生从学校的大门走出，口里衔着香烟，身上西装毕挺，真算是神气活现，比起我这忝为教授而一身五色斑斓（因为褪色，所以如此）的蓝布衫来，大有天渊之别，若不是我也在学校有过几年的历史，好歹算得老牌，也许校警就根本不让饿进这座堂皇的大门呢。
于是感觉到“派头”的需要。
派头就是身份的代表，而束装衣着又是派头的代表。够派头，比有学识有能力还有用，不信，穿蓝长衫的与穿西装的一起上火车，长衫客就要被检查，西装客便许行其所无事。所以无论干什么，都得以适当的物质条件，摆出自己的派头，军人的所谓七皮四金——皮鞋，皮绑腿，皮带，皮帽，皮包，皮手套，皮……金牙，金丝眼镜，金戒指，金手表……官僚的长袍马褂，雪茄烟，鸦片烟，汽车，保镖等等，戏子的不四不六西装，奇装异服的怪相，穿长袍则瘦得裹在身上，遇见熟人，不是三爷就是四爷，恶少的多钮的断衣，歪戴的帽子，商人的便便大腹，男学生之革履西服，女学生之烫发高跟，说也说不尽，反正一种人必须有一种派头，否则是不足以见重于时流的。
为环境所熏陶，为学养所濡染，诚于中形于外，自然而然会表现出一个人精神上的倾向来，这就是所谓“风格”，但是这个，绝不是艺术家必须留长头发，系大领花之谓，也不是作大学教授必须在课堂吃板烟斗拿大皮包的意思，而是说气度仪容，足以代表一个人的教养学问，浮躁轻狂的人，一定是专注意不必要的形式，而在处处都显示出风头，爱说话，盲动，附和的倾向，同时，衣着装饰，也必弄一套惹人注目可以增加其气势的东西，相反，老成稳健的人，绝不肯胡来乱来，处处表现自尊的，持重的倾向，即衣饰亦必素净质朴，即使如何富足，也不肯学天才戏曲家王尔德那样，专门穿了红背心趾高气扬的满处跑。个人如此，团体也如此，甚至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无不如此，上海十里洋场住久了自会嚣张浮躁，派头也就跟着浮奢起来，今天流行这样的头发，明天流行那样颜色的衣料，一人兴风作浪，大众推波助澜，布匹店和裁缝店，利用了这种心理，天天在掉花头赚铜钿，女人整个成了成衣匠的傀儡，化妆品店的义务广告员，可是这是派头，现在大家都在穿短袖管了，偏你还穿长袖管，唉，你真是乡下人，寿头寿脑，一些派头也不够！……上海这样，别的城市呢，把上海作可榜样，仿效之速，传播之远，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就连北平，虽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人民生活，一向稳健俭朴，可是如今也沾染上这种厌故喜新的风气了。
我听说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是一定要吃板烟的，不会，就不够派头，而美国呢，哼着电影歌，拿着网球拍，混身上下，洋场恶少神气。但是，牛津出了不少的思想家，科学家，水牛、约翰的板烟斗是帮助他思想的呀，是帮助他研究的呀。同样，美国虽然是后进，但科学之进展，反而超过英人之上了，原来汤姆叔也不尽是摆阔少架子呀，可是一轮到我们中国，就只剩下毕挺的西装和衔了香烟出入于大学之门了，科学呢？思想呢？他们的科学只是分辨Chesterfield 与Camel那种牌子味道好些，什么样式的西装时髦些，以及哪一位明星风骚泼辣，哪一位明星私生活如何如何而已。他们的思想吗，不说也罢，说了气死人，——实在即说黑漆一团，没有什么思想，亦无不可。大抵我国国民是专会干这种买椟还珠的勾当的，百余年来，试想从国家的政治上起，至私人的生活止，哪一样不是取了人家的糟粕而遗下其精华呢？我们的共和政体只成为军阀割据，我们的选举成为贿选，我们的议员成了猪仔，我们的大学生成了家庭财产唯一消耗者，成了为恋爱离婚诸问题而骂自己爹娘不是东西的革命家！为了如此，社会才愈加不稳定，帝国主义者才愈易使我国同胞变作他们的走狗，譬如作了买办，作了银行大班，甚至作了外国人的西崽，那份神气，都是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让我们想起颜氏家训所说学了琵琶与鲜卑语以服事公卿的教训，岂我们中华民族就永远是这样不争气，这样专会摆架子吓人而毫无实际的劣种吗？真有点令人不解了。
吸收外来文化是要有所抉择的，在思想学术上如此，在形式上更如此。不是穿了西服就证明你有科学头脑，我曾看见不少专讲扶乩拜佛念咒的人，也穿西装，南京鸡鸣寺，北京彰仪门外财神庙，上海城隍庙静安寺，都不时有穿了西服的香客出入着，注意他们并非研究佛理而是纯粹要以祈祷的形式以达到自私自利的人。我在大学读书时，讲心理学的刘廷芳博士，学问非常为学生所佩服，但他说在美国哥伦比亚留学时却始终不肯穿西装，我在这里，绝非固执于穿了西装就是丧失中国文化的观点，不过把他作为一例，来说明中国同胞是怎样专门注意于模仿不必要的形式而忘记比形式更要紧的精神罢了。把派头代表身份，本是官场里最流行的风气，因为中国的官吏最要紧便是摆出威仪，使百姓不敢干渎，然后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的作威作福。官场现形记抑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好像记过一个候补官，因为总不得补缺，可是官瘾又极大，于是每天令家人站班，通禀，递手版，喝道，端茶送客，好似大嚼屠门聊且快意，请想这种官如果补了实缺，是不是有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海军总长萨镇冰，是位最质朴的官吏，常常坐了破包车或马车到部办公，据说起初便曾被门房留难过，而财政总长张弧，也有同样笑话，这都证明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官，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固不止作官的自己在那里作种种迷梦也。可是今日有知识的人，谁不知道腐败的官僚是应当打倒的，官僚的架子是应该取消的，为什么一到自己身上，又马上把官僚那一套恶习借尸还魂起来，将有用的金钱与光阴，置之无谓呢？
曾文正公身当乱世，屡次提倡以一二有心人之倡导，以造成善良的风气。今日在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的人，谁也不愿否认自己是有心者罢？然则，人人都可以说负有转移风气的责任了，——我们自不便妄自菲薄的把责任推到特殊的一二个人身上去。既如此，我们便不能不睁开眼来看看中国的现实，是一个应当个人享受的时代，还是应当大家牺牲的局面。我们有那么多的闲钱来陪衬自己的派头吗？即使有钱，我们有那种闲情逸致吗？舞场，赌窟，烟馆，曾使许多青年们愤怒了，可是将跳舞当作大学生第一课的人恐正多着。同样，衔着香烟去打鸦片烟馆，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比而已。这是一个需要每人都起来自肃的时代，管理自己与管理别人一般重要。在疮痏满眼的祖国社会里，我们不能再做传染病的微菌，而要作对症下药的医生才对。我记得梁任公先生在敬业与乐业一文中说过，朝鲜人只知提笼架鸟，于是朝鲜不能立足了，实则中国人又有几个不是提笼架鸟之徒？满洲旗人自清末以来，大约只知吃喝玩乐，摆公子哥儿派头，岂止于提笼架鸟，上戏园去捧戏子，入票房作票友，跑马，拴车，逛窑子，斗蛐蛐，……凡是荒唐事，无所不有，凡是正经事，半点不通，后来汉人也一样学会了这些毛病，仿佛不如此便不够“派头”，为一般人看不起，胡思敬国闻备乘服妖一条云：
风俗敝，人心变易无常，巧猾嗜利之徒，其始出于官商，其后执艺者窃其余智，诈取人财，孟子所谓“朝不信道，工不信度”，盖不独侈靡为可忧也。妇人最好妆饰，其服色簪珥无一年不变，旧者辄废弃不用，糜费不知凡几。戊戌以前，男子礼服冠檐高而仰，各行省效之，尊为京式，后渐俯又斜而外向，今前宽而后窄，如一小艇矣。高靴愈变愈低，补褂渐缩渐小，袍褂紧小，结束如武装，稍一欠伸辄破裂。予蓄一骚鼠冬帽，以其尚完好也，不忍弃，每戴以入署，同僚辄哗笑曰：“鹿中堂来矣。”鹿中堂者，吏部尚书鹿传霖也。合署四百余员，唯传霖及余尚戴高仰旧冠，故同僚谑之如此。一物之成，韧者至十余年不敝，未敝而先弃之，以徇工商牟利之诡计，殆班书《五行志》所谓服妖者欤。
这位老先生可谓少见多怪之至！比起现在，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时同僚，对于这样“顽固”的人，不过嘲谑，而今则这种人根本不会作官了，作官的正是要对上对下都能摆出派头，充分迎合时宜的才行呀。
魏晋六朝的习尚的清谈，是放荡不羁，日知录上已竟骂得很厉害，但我觉得把还有点风雅的意思，还不失书生本色，而且也还着实不少特立独行之士，可以供我们仿效，宋朝人好发空论，于是金人说，恐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至理学空疏，已达极点，有人讥讽读书人本领，只是“无事袖手谈性命，临危一死答君王”，好像过分小乘，不足语于治天下国家，然即此临危一死，犹须多少识力决心，要不是能够读书养气，也许连文天祥那样压轴的人物都不会有，拟于今人，不学无术，只知以吃香烟穿西服为大学生之标记者，我看尚有上下床之别呢。
青年们，我们要实事求是的造成风气，以善易恶；勿专讲门面的只顾派头，反而丧尽了我们民族固有的淳朴之风！
（原载1944年4月15日《求是》月刊第一卷第二号。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