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王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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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成王败寇”

纪庸

前些时第三野战军军政干部学校在上海招考,政治常识测验里就有一条问“成王败寇”说法的是非。许多进步的青年朋友对于这句流传已久的成语,也许有正确的看法;但我相信,一定有更多数的青年同学莫名其所以然。我们应该对这一传统观念,作一番彻底的检讨。

“成王败寇”说得更通俗些便是“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是旧时代里劝人对现实低头,而不对真理低头的魔术咒语之一,同时,也是失败者阿Q式的自我安慰方法。总之,这个观念如果养成,是很妨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观念的。

怎么才叫做对历史的正确观念呢?要想明瞭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先知道人类社会整个进化的阶段。代表最进步阶段的看法,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观念。社会进化的阶段怎样呢?差不多人人都知道是由原始共产社会进步到奴隶社会,由奴隶社会进步到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一个阶段便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更有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即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哲学基础,亦即理论根据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所以他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预备阶段而已。无论哪一种社会的出现,都是由于物质生活的进化,也就是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而引起了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因而使整个社会改了样子。这就叫做历史的“唯物论”,唯物的意思,是把物质生活做为一切进步的前提,不像过去似的,把人类思想,意志看作推动社会的原动力。譬如孟子所说的:“我欲仁仁斯至矣。”“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就是将人类思想意志摆在第一层的。这样的看法,叫做“唯心论”,唯心论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由工具进化而生出新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原始公社时代是极原始的共同生产,因为工具简陋,不集体就不能维持生活。从奴隶社会起,因为工具进步到可以使私人有大量财富,于是社会上就发生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财富的有势力,可以剥削人,穷困的人,只有受人剥削,被剥削的方式有各种各样,奴隶社会中,奴隶等于牛马,连人格都不存在,可以说是顶野蛮的剥削方式;封建社会中,大地主,贵族把田地交给农奴耕种,农奴要交纳极重的地租或者抽出时间来替地主作工,不管你自己多忙,也得去,这又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剥削法,表面上好像农奴的生活比奴隶好些,也有了人格,但骨子里仍旧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的。机器发明以后,生产变成大规模了,农奴化作工人,地主变成厂主,资本家,剥削关系就由封建式的地主农奴进步为资本家对劳动者,资本家花钱雇工人,工人出卖劳动力,表面上看起来平等、自由,可是事实上工人做的工,其价值远在应得的工资之上,这些钱就被资本家装进荷包里去了,经济学上把他叫做剥削剩余劳动,获得剩余价值。我们可以说,社会越向前进,剥削者的手段越巧妙,被剥削者的苦痛也越深,甚至越不容易自觉。在辩证法,把这种对立的现象,叫做矛盾。除去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外,可以说,那一种社会全有矛盾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阶级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以是最进步的。)

矛盾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表现在种种事实的。地主用尽方法来压榨农奴,资本家用尽方法来压榨劳动者;同样,农民,劳动者也拼命反抗地主,官僚和资本家。一部现代史,是劳资斗争史,一部封建社会史,是地主,官僚,皇室与农民的斗争史,中国社会,自周秦至鸦片战争,亦即1纪元前五百年至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二千余年间,都在封建生产方式之下,地主,和地主的代表们,即各阶层的大小官吏直至皇帝,始终由农民供养,而又骑在农民的头上鞭打着他们的,但中国农民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即是一家数口,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终年流汗水,卖性命地去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不冻不饿。他们没有团结,没有抗拒的意识,故统治者能够舒舒服服的过着优裕生活。然而忍受毕竟有限度,到了苛捐杂税,贪官污吏,荒年灾病交迫而来的时候,农民们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于是就有政治意识稍微浓厚一些的人,起来发动大起义,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就这样产生了。远的如反抗秦始皇的陈涉吴广,全是农民,汉朝的赤眉、绿林,后汉的黄巾,也是农民搞的。唐朝的黄巢,更是直接把统治者推翻,建立了新政权的,明代的李自成、张献忠,和近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政治意识更为明确,在新的历史里,这些农民出身的反抗英雄,都获得新的评价。

可是,这些人,在最近以前,都是被视为“叛乱”,或“盗匪”,“流寇”的。正史里边,把他们另列一类,叫做“叛逆传”。从前有许多时代是外族侵入中国的,虽不曾正式作了统一中国的皇帝,也颇在中国占据了很长的时期,例如南北朝时的北方胡族各国,中国正史里也给予他们相当的篇幅来记述,例如晋书的“载记”,就是专记胡人国家的,并不直截了当的把他们叫做叛逆;在历史分类中,另有一类“霸史”,也是专记这些割据一方的“好汉”们历史的。总之,在过去历史里,宁可承认外国侵略者的割据,也不愿意承认农民起义的事实。前清末叶,国家被贵族和贪污官吏们败坏得不成样,帝国主义者侵略日益加深,混账的西太后,曾有“宁送外人,不给家奴”的誓言,其实,这个誓言,我们应该把他的传统追溯到很久以前。中国历朝皇帝和地主官吏殆无不如此,石敬瑭、吴三桂借了外国胡兵来打击本国人民,就是很好的例子。后代历史家虽也有人大声疾呼的骂他们认贼作父,可是在当时,这种举动,并没有遭逢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的有力反对,这就表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反农民反革命拥护封建的。

在统治阶层的眼光里看起来,没有一件事情比奴隶的叛变更了不起了,因为这是掘他们命根子的勾当。统治阶层如果没有被剥削者就完全丧失了他们生存的资料,享受的泉源,故无论如何,也要拼命的,为目的不择手段的抵御这股狂潮。蒋家朝廷把代表广大人民的革命势力叫做“奸匪”,叫做“乱”,要“勘”要“剿”,甚至于给美帝国磕头下跪求枪借炮,其意义与此是一致的。这些无耻的不能生产,不能自立的蠢虫,不但要用强暴的武力去压下人民反抗的巨流,并且造作了歪曲的历史,歪曲的唯心哲学来毒化人民的头脑,来麻醉人民的神经,这些陈腐的,代表统治阶级的历史哲学,我们称之为“正统派的说法”,因为在他们看起来,只有他们才是“正”统,别人全是胡闹,全不能登上历史的王座,走入历史的殿堂的。

“成王败寇”也就是正统派历史的殿堂基石之一。他们放松这种毒素主要就是要人民打消正义感,向现实低头。现实是什么?就是当前的统治者,他成了功,是王,是侯,大家应该承认他的统治权,向他低头。败的,无论你曾代表着什么人的利益,即使你的立场是广大人民,也绝对不能列入“正统”,而是叛逆。唐德宗、唐僖宗、汉桓帝、汉灵帝、明神宗、明熹宗那样混蛋的统治者,历史上照样尊他们为王为帝,因为他们的统治到底没被人民势力即刻推翻,而且知识分子,地主,官僚们也非常不愿意这个混蛋王朝被黄巾、黄巢、李闯王等人推翻,就不能不强调着那些代表人民的革命者为叛逆,而真正叛逆了人民的“独夫”为“君王名圣,臣罪当诛!”读书分子全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皇帝和统治者的帮凶,清客,他们可以用势力迫害农民,他们更用歪曲的理论教育、麻木农民乃至第二代国民,做一个老百姓要怎样呢?好好的交租纳税,服从王法,盗贼乱党,岂是善良人应当干的?官法如炉,可了不得,你们若有半点违反,这个炉就会烧熔了你!他们做文章替“真主”鼓吹,作了皇帝全是上应天象的,平常百姓岂可妄想?刘邦本是农民出身,由农民革命一转变而成为代表大地主的改朝换代,于是历史家就造出来“白帝子赤帝子”的故事,说他是赤帝之子,斩蛇起义,甚至他娘生他的时候,也梦见真龙和她交配了。愚昧的老百姓,当然很容易受他们的欺骗,小说里,俗曲里,这种故事尤其多,朱元璋、赵匡胤,刘知远……来路都不比寻常。你没有这种真龙天子的福命,就休要胡思乱想,黄巢李闯王的失败,就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全部历史根据这种标准写下来,合乎为王的是“正统”,否则当然是乱贼,在正统的大帽子底下,压死了无数农民起义英雄,埋没了不少应该在人类历史里占重要篇幅的人民受迫害与反抗的故事。我们都读过水浒传,代表农民反抗暴政贪污的宋江等,作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虽则是小说,一定也有传说故事作骨干,但你若查考官方编著的《宋史》,就只有几十个字的纪录,而且说不久就被张叔夜“讨”平了。到后来,更有无聊的文人,觉得把这伙“盗匪”这样夸大起来不大好,就作了《荡寇志》来“扫荡”他们,在这部书里,攻打大名府祝家庄,替天行道的忠义堂好汉,全部变成了小丑,你看,代表统治阶层的御用文人与著作家史学家有多么恶毒!

出身是农民而最后变作“民贼”的统治者,如刘邦朱元璋等,他们的猜忌尤其厉害,手段更为毒辣。朱元璋的高压屠杀政策,恐怖主义,特工办法,是空前凶狠的,(请参看吴晗的《朱元璋传》)刘邦虽然没有他的手段“进步”,但也曾采用杀人主义,苛法严刑,——把约法三章推得干干净净。朱元璋本是弥勒教徒——又称明教——出身,干过农民组织的红军,做过明教首长韩林儿刘福通的部下,这种原始式宗教本是团结农民抗暴的一种方法,手段,我们不能用迷信两个字否定了他,可是等到朱氏占了南京,称了吴王,和地主,知识分子结合之后,立即改变面孔,回过头来给农民军及其领导者以无情的打击,把宣传弥勒教悬为厉禁,连自己的出身,历史也全部改造,我们从他所遗留下来的史料里,已经完全找不到他青年起义时候的真象,而在他及其附属文人的记事里,充分实现着成王败寇的哲学,韩林儿刘福通等农民领袖都成了叛党,乱民了。

我常常在说明历史里有许多谎言,像上面这些谎言,可以说是最不美丽,最让人恶心的。然而这些话却骗了我们几百年或几千年。

这里我们还得提出“成王败寇”的另一意义,就是很多人把这句话作为发牢骚的语句。譬如,今日居然还有些人在叹息,“唉,‘胜者王侯败者贼’蒋介石当初不也很受崇拜吗?”说这话的人,我们必须分析他的出身阶级,我敢断言,即使他不是蒋政权手下的官儿头儿,亦必是蒋政权存在对他有好处的地主豪绅,或不知前进的知识分子,只知贪图暴利投机的工商分子等。他们纯然在为蒋政权作阿Q式的自我慰藉与解嘲,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完全不曾认清历史的进步,没有明白这次革命的本质上与前不同。

社会进化的规律并不是观念的唯心的说法,而且有历史事实很可观的证明的,他的进程,一定要遵循这个轨道,就如同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中的规律一样,以此我们称这种进步的社会科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根据科学的社会主义规律,社会矛盾的发展是“旧东西与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间的斗争,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间的斗争”,因此,社会就天天在变,在前进,旧社会所认为天经地义的法则、哲学,新社会完全要推翻。而社会的存在,“不是要指靠社会里不再发展的阶层,哪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会里正在发展,具有远大前途的阶层,哪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连前引号内俱见《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述李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纲领语,现在也有单行本。)那么,不但在现在我们不当估高了旧统治者的力量,替他惋惜,即在从前,我们对狂暴的统治者无语的低头,承认他有绝对的力量,而忽视了那正在萌芽中的进步力量,有前进的力量,也是顶大的错误!何况现在反动派已经根本打垮,没有民众基础的法西斯蒂,永远不能在人民中立足呢!

这个规律告诉了我们一条历史的真理:判断为王为寇不能由成败的结果上来看,而当由他是否是社会里的新生力量,前进力量,代表人民大众的力量来看。李闯王、张献忠被视作“流寇”数百年,但不妨碍他们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真理总有重光的一天,“寇”“盗”也便有翻身之一日。农民起义更有成功的一天!换言之,正统的几千年来坐着皇朝宝座的“太祖”“太宗”,以及什么公卿大夫,王侯将相,虽然历史上以无比的篇幅恭维他们,纪录他们的政绩,只要他们是剥削者,是压迫者,我们就该揭穿其真面貌,把他冷酷的打入“匪帮”之内!我们不要玩弄小资产阶级的感伤主义,而当睁开雪亮的眼睛,向广大的人民看齐。

历史到了全部清算的时候了。


(原载1949年《中学生》总214期。许宗褀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