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吴之荣之类
记吴之荣之类
纪果庵
第一要声明的，这文章也还是抄书。
乾隆末，因为文字狱告讦之风过甚。御史曹一士上疏云：
“往者造作语言，显有悖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己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比年以来，小人不知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题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仁法，仁以包蒙之意。请敕下……凡后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纵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
此所云其实是很不客气的，如言井田封建，明指吕留良之狱，述怀咏史，则所涉尤多，徐述夔一柱楼诗，胡中藻坚磨生诗，皆有此类文字，直揭皇帝之短，照理是该大逆不道，本身先变成文字狱的，曹氏所以敢于为此，总因当时帝王已略有悔意，且那时官吏还微存呆气之故：告讦这事，本是主子监督奴才的妙策，人类去不了损人利己的欲念，则这种事一直是要有的。历史前例，因告密而成功者甚多，然在被告的一方面，其苦痛又何待陈述。项伯假使不向张良“讲交情”，汉王的命运殊未可定。而袁世凯之所以邀懋赏，正以将康梁之事告密的缘故。陈鹏年事，未能查出诗句云何，《清史稿》本传云：
“（江苏）巡抚张伯行雅重鹏年，事无巨细，倚以裁决，总督噶礼，与伯行忤，并忌鹏年，……因坐核报不实，吏议夺官遣戍黑龙江，上宽之，命仍来京修书，噶礼复密奏鹏年虎丘诗，以为怨望，欲文致其罪，上不报。俄噶礼与伯行互讦，屡遣大臣按治，议夺伯行职，上以伯行清廉，命九卿改议，并谕曰：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若辈欺邪？因出其诗，俾阁臣共阅。”
则陈君被揭参，全由私恨可知。其时去戴氏《南山集》之狱不远，朝廷罗织正殷。康熙帝曾说过，汉人最重私怨，如不能报复，辄作文力攻其恶，（见《东华录》）数语颇可味（校注：“味”字前疑漏一“玩”字，即：应为“颇可玩味”）。噶礼正利用皇帝此种心理，却不想吃一鼻子灰，噶礼这人根本康熙不甚信任，再加没有碰到皇帝的高兴，故有此钉子。不然像戴名世方孝标等，亦不见得遂有罪大恶极的存心，何以非凌迟弃市不可乎？
乾隆四十三年赣榆县民韦昭禀首伊侄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内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之语，巡抚杨魁奏以“殊属狂悖”，高宗谕云：
“韦玉振于伊父行述内，叙其自免佃户之租，擅用赦字，于理固不宜用，但此外并无悖逆之迹，岂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若如杨魁所办，则怨家欲图倾陷者，片纸一投，而被控之身家已破，拖累无辜，成何政体！且告讦之风，伊于胡底乎？”
皇帝就是这样怪物！杨魁为办徐述夔案，尚曾再三受申饬，对于诗（赦？）字的不肯放过，乃是“自卫”，而非邀功。且为了称亡父为“皇考”而获罪者也有，（《泷冈阡表》害人不浅）则杨魁或有原谅之必要，而高宗之假惺惺，乃更可恶心也。
纯粹以挟嫌而告讦的，无过于南浔庄氏《明史》之狱里的主角吴之荣，近读说库本《大狱记》，实在觉得这样的人讨厌。而这不过一例而已，余子之匪夷所思，何用辞费！今先撮抄关于吴之记载：
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按名国帧）尝著《明史》，举大经大法者笔之，已刻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岁癸卯，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借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鑨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印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出谳狱，时廷鑨已死，戮其尸，诛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皙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皙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称“旧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荣夙怨南浔富人朱佑明，遂嫁祸且指其姓名以证，并诛其五子。……”
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记吴之挟嫌原由较详，略云“有乌程令吴之荣者，年二十余，以赃系狱，遇赦得出，尝有求于朱佑明（按廷鑨岳父，为之出资刻明史者），佑明不即见，属门客延之，入宿东轩，见廷鑨所著书，多忌讳语，遂持以要赂，庄氏朱氏以豪富，并善两浙提督梁飞凤，以有所恃，恳粱以兵逐之，之荣始白其事松魁，庄氏纳贿得免”。据此则所挟之嫌，不过借贷不遂，而流毒所至，竟至数十百人，小人用心岂不可怕。关于这一点，顾亭林的记载也差不多，（见书吴潘二子事，指列名参校此书之吴炎潘柽章也。）而杨凤苞记庄廷鑨史案本末及费庵日记刻画得更详细，我们于此，尤可多认识一重人格也。杨文云：“……明书辑略，……顺治十七年冬刊成，颇行于世，……陆查范三人，（陆坼，查继佐，范骧三人，有文名，庄氏皆强列参校之中，亦我的朋友×××之意。）未见书，而闻其名在参校中，于是年十二月，各检呈于学道胡尚衡，胡饬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检举，君宋买此书磨勘，摘出毁谤语数十百条，申复学道，又列揭于学宫之门，允城（庄父）上下行贿，窜易书中忌讳处，改刊数十页，仍然印行，又贿巡道张武烈，持君宋私款，君宋不敢校，而难稍已。……未几，李廷枢吴之荣又发其事，初廷枢任督粮道，之荣任归安知县，以对揭赃款，各坐绞罪系狱，遇赦得出，二人流寓浙中，越二年，闻庄史事，廷枢买得初刻书，会湖州知府陈永命，其分房所取士也，以书授之，谓奇货可居，永命得赂，并将明书板贮库，检原书还李，而李毫无所获，复以书授之荣，盖始相恶而继相好，又结婚姻也……之荣挟以恐吓庄氏，庄氏恃已呈部院不为理。（庄曾交通通政使王允祚，藉其力将书上三司衙门检定许可）乃持搆于浙江将军松魁，将奏其逆书，允城惧，属府学生徐典居间，馈松江提督梁化凤千金，梁为致书于魁，而事得解，（此与翁记微异，殆传闻不同之故）之荣愤，亲诣庄氏觊其稍馈以解惭，庄后讼诸巡道，责令归旂（此公旂人）之荣益愤，藉口辞行，索赆于董汉茱朱佑明及允城三家，董赆以三千金，庄朱皆不许，之荣又踵庄朱之门，两家男子走避，令仆妇婢女，群出辱骂之，而巡道遣佐贰官卒役立逐出境。之荣愤甚，誓雪仇耻，入都，签标诋斥语，而补刻朱史即朱佑明一条，添入书内，奏记于顾命四大臣，上闻，……械允城至都，时康熙元年冬十月也。允城赴部刑讯，不胜毒楚，瘐死于狱，磔其尸。明年正月，再命吴戴二满侍郎至杭谳其狱，当之荣之首告也，只恨庄朱二人：与余人无仇，又夙与令皙相善，故其书毁去序文，及参阅姓名数页，迨执诸罪人至会城，锁禁于满州军营，佑与君宋同系一处，佑明哀之曰：公为首先举发者，必受重赐，若得救我全家，当以家资之半为报。君宋贪而许之，遂云此书不全，姓名亦不真，我有初刻全本，姓名无一参错，则以书中无朱史氏即佑明一条故也。自君宋之书出而参阅之十四人，撰序之李令皙，皆凌迟死，而君宋亦坐藏弆(音举,意为密藏,藏弆即密藏之意)逆书处斩矣。佑明实不与史事，然其家悬清美堂匾，文恪之故物，之荣嫁祸，即以为据，亦凌迟死。”费文记吴陷朱一段云：“随带朱佑明出审，朱误以为关节已到（其子令绍曾托管理南关旂人图赖，向审官行贿。）因云，此前朝朱相国所作，故称朱史氏，其子孙穷了，将这稿本卖与庄允城庄廷鑨家，因请了一伙有才学的，共造成了刻的。小的是不识字的，如何晓得造？又问：你既不在这里面造，如何得知明白？朱佑明云：因同在南浔镇住，所以晓得。又问：你既知得明白，如何不出首？朱云：不晓里边写的字，所以不首。……因令吴之荣与朱佑明对质，佑明复辨非朱史氏甚力，其‘即朱佑明’四字，是吴改刻添上诬陷的。吴之荣云：板上张张有清美堂三字，今朱佑明南浔屋内，现挂清美堂在上，何得狡辩?因立差驿传二道，带领官兵衙役，同到南浔朱佑明家，起匾到杭，遂定狱矣。“许多记载，都说朱系木工出身，家非富有，当明清鼎革之交，囤集各项药材碗货桐油染料，获厚利起家，大修舍宇，因为没有名人题额，惹人讥笑，一般帮闲清客介绍买得朱国祯家悬清美堂额，董其昌书，朱氏大喜过望，悬之正室，以为荣宠，同时攀亲于庄，庄正刻史，原书板心有清美堂字样，为一律计，续刊亦有之，不意因此而姻家竟灭族。
小人原亦应当应付的，像庄朱两家，未免太不认识环境了。迩日《秋海棠》小说盛行，余亦买一册读之，觉袁家马弁季兆雄大有吴君意味，而秋老板不肯再破费一次，遂糟糕矣。况事前已行贿，事情又多少有可议处乎？吴之荣后来毕竟达到目的，被赏给庄朱二家产业之一的，且又赐给什么“拜他哈哈番”的封号。然中国人对于这样人大约都有些不平，所以翁广平的纪事就说：“之荣居京师，生人面疮，蔓延遍体，医言割去初发之一，则皆愈矣，乃忍痛割之，而诸疮咆勃如故，复次第割之，磔肢脔体，楚痛哀号，宛转累日而后死。”此与世传胡迪骂阎罗秦相国生疔疮何异。又有的说朱佑明发财，是曾谋死一个和尚，这和尚始(校注:疑应为临字)终曾警告他一定要报仇，吴即僧之转生云，将无可解说之怨毒，归之因果，殆亦中国女人儒子所乐闻耳。
潘柽章吴愧庵因列名参校而被杀，以其为有名学者，故哀之者甚众。余读吴君临终《与美生对酌绝句》一首，凄然欲涕，录之以见文人之厄：“平生恨不学屠沽，输与高阳一酒徒，此日尊前须尽醉，黄泉还有卖浆无！”
（原载《人间味》1943年3月第1卷第3期，署名果厂。并载于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4月初版《两都集》。纪英楠先生整理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