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历史系纪庸平反追悼会上的悼词
苏州大学历史系纪庸平反追悼会上的悼词
悼念纪庸同志
纪庸同志原名纪国宣，笔名纪果庵。河北省蓟县人，生于1909年2月，本人成分职员。1965年1月6日不幸去世，终年五十六岁，生前为我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纪庸同志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历 任中、高等学校教师，书局编辑。1949年4月苏州解放时，他在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授，1950年初到无锡苏南文化教育学院任教授兼语文教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我院，先后任历史专修科、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授，并担任过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主任。
纪庸同志才思敏捷，好学不倦，涉猎群书，博闻强记。在中国古典文学及中国古代史方面造诣甚深。抗日战争前，他就写过不少诗文、历史故事，发表在当时的《文化建设》、《人世间》、《中流》、《文学月刊》等杂志上。
解放以后，纪庸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改造世界观。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勇于承担工作，在历史系教过中国古代史、中国中世纪史、古代汉语、工具书使用法、诗词格律等课。自己编写教材。建系之初，他编写的《中国古代中世纪史》讲义曾作为全国交流教材。由于纪庸同志业务基础深厚，因此他讲课能旁征博引，钩玄提要，深入浅出。生动鲜明地阐明问题，教学效果甚好，备受同学欢迎。他还十分重视同学科研能力的锻炼，指导同学编印油印刊物《跬步》。他也热心指导青年教师的业务进修，为此受到全系师生的尊敬。
纪庸同志在教学之余，对苏南地区历史、文物，作过不少研究。他写的《五人义》、《葛贤》是五十年代出版的历史通俗读物。他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认真探索。苏州市玄妙观《叫歇碑》的发现，就是纪庸同志在《吴门表隐》一书中发现的线索。后来，他写过一本《明末市民运动》的书稿。对于苏州园林他也有所研究，写了文章。1954年他写了《苏南永佃制起源初探》、《湖董之变与万历朝局》两篇学术论文。这些都是纪庸同志对史学界的贡献。可惜他的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散失了！
纪庸同志为人坦率，性格开朗，生活朴素，乐于助人。他的去世是我院我系的重大损失，也是史学界的损失。我们悼念纪庸同志，要学习他勤奋治学，认真工作的精神。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
安息吧，纪庸同志。
1979年11月
附录：纪英楠先生关于“悼词”的回忆：
“这是1979年11月纪庸平反和追悼会上的悼词。悼词应是历史系写的，因为开会前历史系黄文浩先生找到我，给我看了原稿,稿子上‘不幸含冤去世’在院里审查时被删去了‘含冤’二字，再次协商，院里坚决不准写。我也提出不同意，但无效。其实也很可笑，既然是平反，自是冤案，真是‘掩耳盗铃’。 这位黄先生原是历史系秘书，包括被划为右派以后，他一直对父亲较好，这篇悼词可能是他的手笔。”
更多的回忆 （2019年7月）：
黄文浩先生文革前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秘书，平时好像和我父亲交往不多，但母亲告诉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他一直对我父亲态度比较和善。79年11月我回苏州参加对我父亲的追悼会，黄接待我时告诉我，62年系里就曾提出为我父亲“摘帽”（摘去右派帽子，当时有一批人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工作；尽管在某些人心目中，仍是“摘帽右派”，毕竟精神上获得了很大解脱），但上级不批准。他拿出悼词的初稿征求我的意见，说明原文中“不幸含冤去世”的含冤 二字被划掉，是院里不让用含冤二字；我不同意，他说再争取一下，第二次见面他告知：1.院里仍不准用含冤二字，2.追悼会的内容是宣布纪庸平反和改正，致悼词，没有家属讲话。记得我当时立刻想起了“掩耳盗铃”的成语，觉得很可笑，既然是宣布平反和改正，自然是冤案，不让说含冤也改变不了事实。
追悼会后，黄先生告诉我有一笔抚恤金，要到人事处领。人事处接待我的是负责此事的副处长（或处长？）朱某，他给了我一张240元（或270，记不清了）的支票，我看到桌上还有一张340元的支票，旁边写的是历史系一位刘先生的抚恤金，我知道刘是一位副教授，是文革中投河自尽的，就问朱某，为什么我父亲的抚恤金只有240呢？他回答说：“你父亲死时工资是按右派分子的生活费每月100元，相当于讲师的工资，所以只有此数”，我问我父亲的右派问题是不是改正了，他说：“是的”，我忍不住拍了桌子（我一生都很少这样）：“那你们凭什么还按右派对待？！”他一时语塞，停了一下说：“我们再研究一下，你后天再来吧”。隔天我去时，朱某已开好了一张340元的支票给我，我知道既然讲师的标准与那位副教授的标准不同，教授的显然应高于副教授的340，但出来时母亲说：人都死了，什么也换不回来；不要为几十块钱和他们纠缠了。所以我懒得再搭理他，他可能还觉得骗了我而得意吧。
父亲去世时，江苏师院发文给长春地质学院和他档案中所列的社会关系，内容是：xx分子纪庸与某年月日畏罪自杀。我最后找到了院党委，接待我的是宣传部还是党办记不清了，我提出要他们再一一发函更正，接待的人轻松地笑笑说：不用，文革的材料都不算数了；我气愤地说：第一，这是文革前的事；第二，你们错发的东西，迫使我后来填表、写材料都不得不这样写，其他人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不管算不算数，你们都有责任进行更正、必须更正！他们回答又是：我们研究一下，你x天后再来吧。我再去时，他们把已打印好的函件给我看了，说一定按原来范围发出，不知他们实际做得如何。
后来历史系有人告诉我，那个朱某就是反右时历史系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可以看出，当时一些整人的或以所谓阶级斗争为乐的人对于被害人得到平反心有不甘或极不舒服，在那个时期、在江苏师院那样的环境里，像黄这样的人还是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