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果庵交游考
纪果庵交游考
曾祥金
日本学者樱庭弓子在《苏青导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在1944年新年号上，苏青与知堂、陶晶孙、纪果庵等当时的大作家比肩而坐，足见其地位的上升。”[①]这里撇开苏青不谈，纪果庵在樱庭弓子眼里是“大作家”。1998年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散文卷》收录了他的《两都赋》《语稼》《亡国之君》《林渊杂记》《小城之恋》《病中谈病》《知己篇》等文章，入选数量占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区文坛之首，是彼时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其实纪果庵在当时就已经有较大的影响力，周作人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是抗战时期文坛少有的“可以提出来一说”[②]的作家。此外，1944年有署名陈尘的作者在《风雨谈》上发表《纪果庵论》，系统论述纪果庵散文的特点，认为纪果庵的创作“自有峥嵘独立之态”“对散文的发展旺盛上有极大帮助”[③] 。但目前学界对纪果庵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④]，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笔者在这里先梳理考察他与当时文坛名家的交游，以期呈现一个较为清晰立体的纪果庵形象，进而推动学界对他的关注和相关研究。
一、纪果庵与周作人
纪果庵是沦陷时期为数不多得到周作人赞许的作家，周氏曾这样描述他阅读纪果庵文章后的感受：“读文情俱胜的随笔本是愉快，在这类文字中常有的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到，又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缘分也。”[⑤]纪果庵则把周作人当成是自己的精神偶像，相继撰写《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知堂老人南游纪事诗》，对周氏1942、1943年两次南游的一言一行予以细致的描绘，颇有诚惶诚恐的意味。正因如此，当纪果庵在战后被抓时，有杂志这样讽刺他：“纪果庵乃附逆文人中最无行者，以善于奔竞钻营阿谀标榜得名，及苦茶老人——周作人南来，亟远道乘迎，望门投止，趋奉殷勤，追随弗舍，果得附骥尾而益彰。旋复连篇累牍，歌颂吹擂假以做自我宣传，遂益身价十倍。”[⑥]这也可以间接证明周氏对纪果庵的影响。
纪果庵在河北省通县省立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周作人。那次是周氏去做演讲，因为周作人说的是绍兴官话，所以纪果庵一句也没听懂，“仅看见一位穿夏布长衫的中年人在台上张口闭口而已”[⑦]。后来纪果庵在北京孔德学校任课的时候，周作人的次女（菊子）和周建人的两个儿子（丰二、丰三）都在那里上学。几个学生都很调皮，叫纪果庵为“纪果庵先”，故意省去一个“生”字；每次纪果庵换了新衣服或剃了头时，他们一定会上前来打头，并说：“剃头打三光，不长虫子不长疮。”这也算是纪果庵与周作人的缘分之一种。
1942年5月，周作人随汪精卫一块从盛京来到南京，这是他时隔三十多年后再一次来到南京。[⑧]5月12日，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在成贤街农场设宴招待周作人；5月13日上午，周作人前往伪中央大学做题为《中国的思想问题》的演讲，下午又参加了伪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举办的欢迎茶会。这几次活动纪果庵都参与其中，周作人在伪中大的演讲稿经纪果庵整理校对后刊发在《中大周刊》上。这是纪果庵与周作人第一次较为亲密的接触，周氏“蔼然儒者的风度”给纪果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3年4月，周作人再次来到南京。这时的纪果庵虽然抱病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到中华留日同学会去拜访周作人。两人相谈甚欢，并留下了合照。纪果庵在事后这样描述这张合照：“与先生合拍一照，余俨然僧头，唯欠袈裟，不知能否效迦叶阿难，传先生妙法之一粟耳。”[⑨]此后，两人交往渐密，周作人曾邀纪果庵为他主持的《艺文杂志》撰文，纪果庵主编的《真知学报》《求是》上也出现了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还有意让纪果庵把自己的文字结集，交由艺文社出版，这在当时出版资源稀缺的环境下是难得的。
1944年，纪果庵时隔4年后再次回到北平，终于如愿以偿地去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于削面北风中两次访谒知堂老人，苦茶庵有与先生散文一样的清净无尘的风格。可惜我未得机会到书室去谈，客厅中书并不多，只有书道全集之类的大部头书，仿佛是摆在那里而不是看的。此外则有画像一帧，极为神似，又晋砖数事，殆即无端所玩之骨董欤，也很使我注意。”[⑩]这次谈话纪果庵向周作人报告了许多南方的事情，周作人听了很感兴趣。周作人对南京的书价表示吃惊，还告诉纪果庵近来杭州的书店常可以买到零星而少见的东西，价钱也不算贵。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与纪果庵先后被捕入狱，此后似再无交集。直到1957年，中央号召“大鸣大放”，周作人在《人民日报》发表《谈毒草》一文，纪果庵竟在千里之外的苏州写起了文章呼应周氏，认为《谈毒草》“很有意思，不仅启发思想，而且增长了知识”，并在文末提出自己的观点：“恶人应当怎样改造，是另一问题，毒草不是完全无用，却是可以肯定的了。”[11]这样的冲动之举给纪果庵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纪果庵与沈启无
纪果庵与沈启无的第一次见面在1942年。纪果庵在《沈启无印象》中写道：“此番全教会议，使我重会到别离多年的师友，并认识了好些心仪已久的人物，如沈君殆即其一。”[12]而《沈启无自述》则是这样说的：“1942年，我参加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13]在见面之前，纪果庵以为沈启无“一定是属于肺病型的颀长瘦削的江南才子”，结果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满面健康色的丈夫，面唇上又鬑鬑颇有髭，马褂穿得很整齐，如果不说是教授，倒颇可算一位简任官吏了”。[14]
沈启无这次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同为北人的纪果庵和他很谈得来。两个人做了好几次的长谈，从南京的风土谈到许多“新的掌故”，由事变后谈到事变前。纪果庵从沈启无那里听到了很多想要知道的北方现状，“如大米卖到四百余元，面粉在一百四十元以上，俞平伯、郭绍虞诸先生的动静等等。”[15]纪果庵还请沈启无到他主持的中大附中做了一次演讲，说了“平易恳切的几段话”。此外就是日常的宴请和旧书店巡礼了。有意思的是，沈启无在这段时期写给柳雨生的信中也提到了与纪果庵的交游：“果庵大可谈，约去吃北平馆子，又闲逛朱雀桥边书摊子，十年前的旧怀抱不图于今日重温之。”“来南京后，几乎天天看见果庵，随便乱谈。”且对纪果庵评价颇高：“老纪亦大有意思人也。”“此公既能办事，而又健于谈天，长于写作，真当今之人才也。”[16]由此可见，两人的初次接触均给对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在1943年4月。《沈启无自述》中记下了这一次的南京之行：“1943年春，我陪同周作人到南京。周作人会见汪精卫以后，（我并未见汪）我又随他往苏州看章太炎故居，当时同去的有宣传部杨鸿烈，南京中央大学龙沐勋，在苏逗留一天，游览虎丘、剑池及龙岩等地。”[17]此时的周作人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中受到排挤，遂往南京拜谒汪精卫，后被汪授予伪国府委员等职。纪果庵在《知堂老人南游纪事诗》中记录了沈周的这次南行：“次日接启无快函，云知翁六日动身，七日渡江，盼能到浦口一迎，盖同行者尚有公子丰一及沈君夫人也。”“八日之晨，忽启无来视我，不能起床，卧谈良久。”该文还有专门描述沈启无的段落，对于把握二人关系颇有价值，照录如下：
闲步庵前一树花，不阴不雨足风华；我本并州游侠子，如何不忆大风沙？
闲步庵主人沈启无兄，亦一妙人，余前于印象记中略述之矣。此次来京，以公私匆遽及不获娓娓而谈，唯在中央大学讲演两次，听者受益不少，即余亦为之茅塞顿开。所选大学国文，与傅东华所编大学文选及朱剑心兄所辑中央大学国文选颇异其趣，盖沈书注意于“文章”，而傅朱留心于学术，合而观之，真完璧矣。然若以趣味言，吾宁取沈，其书绝无道学文章，义法文章，以及滥调八股文章也。（大体以风土人情日记尺牍传状墓志小赋之类为准）苏游归后，余请知翁及主人各写册页两纸，主人书陶元亮士不遇赋一，又一则书其所为诗“我宁爱这不下雨而开花的地方”，笔意仿佛晋唐，致足赏目。其后附有一跋云：果庵喜欢我的诗，他在印象记里说我的诗比散文好，我认为是知言。我爱住北京，曾有诗句云：我也爱这个古城，我爱这古城正好不是一个雨的城，这里的风尘正好在他的虹。果庵是北人，得无有乡关之思？余离幽州三年矣，烽火连天，家书不至，岂仅人情风土，时系孤怀，即骨肉友朋，亦均不得消息，兰成赋哀江南，余愧无文笔，不能作忆北国耳。颇盼以后，时惠好音，亦足疗我心痗。[18]
1944年2月，纪果庵重返已离别四年的北平，在那里住了一个月。这段时间他到处走亲访友，其中自然包括相交匪浅的沈启无。纪果庵在《北游记》中这样描述这次拜访：
启无兄的家比苦雨斋更其寂静偏僻。……是南北向的胡同，在口外可以望见北海的白塔，的确是一个诗人理想的家，闲步庵盖可以天天闲步而不会厌烦也。启无的书室很宽大，藏书甚多而整齐，在我所见到的友人中，要算最可观了。我吃着芝麻糖和甜杏仁，听启无讲这房子的历史，一个老年的太监是主人，并告诉我这一带的房子，并不都是寺人的产业，我要能住在这里，听他们说说开天遗事，是如何幸运呢！[19]
就在两个月后，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将沈启无逐出门墙。同年10月，沈启无离开北平，后往南京投靠胡兰成。他住在胡兰成家里，帮忙编辑《苦竹》杂志。在这段时间，沈启无与同在南京的纪果庵应该是有交往的，但目前并未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1945年初，沈启无与胡兰成一道前往武汉，接编《大楚报》。此后的纪果庵与沈启无，只能是相期邈云汉了。
三、纪果庵与周黎庵
纪果庵与周黎庵最早开始联系的时间现在还不能确定。纪果庵在《古今与我》一文中说：“我虽和黎庵亢德两兄算老同志，然与亢德兄音问已断绝数年，江湖水深，恐早忘矣，既不知是周陶二公所主编，还是忽略的成分居多。……随了刊物，得黎兄来函，仍以写稿相命。”[20]由此可知，一开始是周黎庵写信给纪果庵，叫纪果庵给《古今》写稿子。当时纪果庵正在研究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的问题，于是复信周黎庵说想写一篇与之有关的文章。结果周黎庵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两个人都有“历史癖”，从此两个人不断往来通信，从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长短谈到晚清的许多史籍，彼此都觉得很有收获和乐趣。纪果庵在文章中写道：“我自到南京，久已失去友朋切磋之乐。……自与黎庵信札往来后，才又恢复了旧时乐境，至今思之，犹有余味。”[21]周黎庵也在《一年来的编辑杂记》中说：“一年来，他和我的函札往来，从来不曾间断过。他出奇的忙，但仍不废治牍。他对《古今》有很好的批评和指点，使我有所遵循。他所治的清史，尤投合我的兴趣，有时贡献些鄙见，居然也蒙采取，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友朋之乐，自谓无过于此了。”[22]可见两个人由于在清史上的共同爱好，而成为非常融洽的文字之交。
周黎庵写给纪果庵的三封信因为在当时的《作家》杂志发表而得以保存，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些二人交往的痕迹。先是互相交换照片。周黎庵写信给纪果庵想要拿他的一张照片印在《古今》上，收到照片后对纪的外貌做出这样的描述：“吾兄方头大耳，凝重端庄，自是第一流相貌。”并且认为纪的相貌与同为作家的老向很像，都有北方人的特质。而周黎庵寄给纪果庵的照片却是证件照，“毫不神气”。后来从朱剑心口中才得知周黎庵长得很是神奇，“直如睹面叔宝，灵光照人，不胜欣羡”。接着自然是文人间的学术交流。比如关于《孽海花》的讨论，周黎庵在给纪果庵的信中挑起话题：“孽海花人名曾有索隐一文，前曾见过，近再读此书，不觉茫然不知为何人者甚多，如钱唐卿黎石农不知映射何人，兄若知道，便盼一示。”[23]纪果庵在与周黎庵交流后相继写出《孽海花人物漫谈》《续孽海花人物谈》等文章，刊发在《古今》上。周黎庵在《古今》的“编辑后记”中对纪果庵的文章予以推介：“孽海花一书之传，世俗多以赛金花一人重，实则堕囹一花，绝非曾君全书骨干。纪果庵先生首得我心，拈出‘同光朝士’四字。呜呼！今日之观同光，亦犹同光之观乾嘉也，而流风余沫，邈不可复得矣。果庵此文，洋洋万言，然尤病其未尽，暇当为狗尾之续焉。”[24]而周黎庵的“狗尾之续”也很快出现在《古今》上，那就是第37期的《孽海花人物世家》和第42期的《记孽海花硕果仅存人物》。 此外纪果庵写的《清初圈地考》等文，也曾得到周黎庵的指点和赞誉。后来两人又谈起写字的问题来：“自己虽是春蚓秋蛇，写不成样，但关于碑帖之收集，墨迹之欣赏，亦性之所嗜，于是大谈特谈，一发而不可止。”“后来谈来谈去，有些厌了，还是黎兄来函，说‘打住吧’，才不再谈。”[25]两人俨然已成知己了。
《古今》是纪果庵和周黎庵交往中的重要中介。纪果庵在《古今》刊发了为数不少的文章，如《白门买书记》《两都赋》《北游记》等。而周黎庵也总是在《编辑后记》中着重介绍纪果庵的文章：“纪果庵先生专研历史，著述宏富，本期所刊曾左一文，于中兴两巨公构隙之始末，探讨至详。下期更有《南京与北京》一文，亦为不可多得之作，可为读者告。”[26]“纪果庵先生为本刊老作者，这篇《白门买书记》真是不刊之作。”[27]在《古今》创刊两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周黎庵还特别感谢了纪果庵，认为他为《古今》两年来取得的成功出力甚多。
以上说的都是两人的文字交往，纪果庵与周黎庵的会面却是一推再推。先是1942年5月，周作人随汪精卫从盛京来到南京，周黎庵就给纪果庵写信说他准备前往南京见周作人，顺便拜访纪果庵。后来因为周作人在南京待了几天就回去了，而周黎庵又有别的事耽搁，两人的会面就此作罢。1943年4月，周作人再次南游，周黎庵同样想去南京最终却没去成。直到1943年7月，纪果庵才在上海见到周黎庵的真容：“不到二十分钟，黎庵也穿着灰绸衫昂然而入，颀长、潇洒，无怪朱剑心兄说是邪气漂亮。”接着是周黎庵请纪果庵吃饭：“由黎庵作东，我七点到黎兄处，这时才能脱下长衫，喘一口气打开我的话匣子，大说而特说，由南京近闻说到上海观感，由过去说及将来，更说及这半年来我们所适逢的厄难。……谢谢黎庵夫人，为我备了很多菜肴而我却吃得不多，使他颇疑心这北国的大汉是在作客，实在呢，我是根本吃不了许多的。”第二天两人一起前往参加朱朴之的朴园雅集，与上海的周越然、予且、柳雨生、文载道、苏青等人碰面。第三天两人在陶亢德家吃午饭，饭后又往古今社参观，参观期间周黎庵请纪果庵题写扇面以做留念。纪果庵写了沈尹默和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一首，并做一跋：“癸未夏日，始游申江，得识黎庵真面，亦了一夙愿，乃临行之际，竟被投辖，既来古今社，亢德命写此诗，大有关合，不知异日视之，以为何如也。”[28]
后来纪果庵在《海上纪行》中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道：“普通朋友，中年以后，多出之互相利用，像此种文字交谊，越乎厉（利）害之上，独能洞见肝肺，实比若干年的互相利用之朋友真切得多，此次海上之行，这要算我顶珍贵的收获了。”[29]这段话用来概括纪果庵和周黎庵的交情，是再合适不过了。
四、纪果庵与陶亢德
纪果庵在《我所知道的陶亢德》一文中说：“亢德也可以说是老友了，在办《宇宙风》的时候开始和我通信。”[30]经查，纪果庵确实在《宇宙风》上发表过《北平的豆汁儿之类》《邻居》等文章。《古今与我》一文中也说：“我虽和黎庵亢德两兄算老同志，然与亢德兄音问已断绝数年，江湖水深，恐早忘矣。”[31]由此可以推测，纪果庵和任《宇宙风》编辑期间的陶亢德有过书信往来，后来就断绝音讯了。1940年，纪果庵受樊仲云之邀来到南京，后来为了筹办《真知学报》，才开始与陶亢德再次联系上。当时的陶亢德正在编辑沦陷时期上海的名刊《古今》，就邀请纪果庵为《古今》写稿，后面才有了纪果庵在《古今》上的系列文章。
纪果庵与陶亢德初次见面的时间在1943年4月30日，陶亢德预备到日本去，从上海到南京与各方接洽，见到了纪果庵。初次见面陶亢德给纪果庵留下的印象是“矮矮身材，目光奕奕，头部与身体显有比例不称之感，盖在相片上看来，万想不到其身长如此之短也”。陶亢德的这次南京之行就住在纪果庵的学校里，白天纪果庵陪他参观伪中央大学，又到傅佐路蔡宅治办事件；晚上两人谈得很久，特别是海上文坛诸人的近状，这样的深谈无形中加深了他们的友谊。第二天早晨两人一起去雪园吃茶，原因是陶亢德想要领略一下夫子庙风味。纪果庵在《我所知道的陶亢德》里用略带诙谐的笔调描述了这次雪园吃茶记：“我们到时，业已九点，正觅座间，遇中大王雨生先生，招坐一桌，亢德得饱览南京中下社会之‘吃相’与‘性格’，似有无穷趣致者也。同座某君，耳陶君大名，且非常表示敬意，弄得后来请客，你争我夺，亢德曾戏谓争取最后胜利云云，今日思之，不免犹觉可笑。”[32]吃完早饭两人又去看了一池污水的秦淮和零落不堪的画舫。午饭过后，陶亢德就匆匆回上海去了。回到上海的陶亢德还给纪果庵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并称要好好和周黎庵谈一谈纪果庵的“胖而长”[33]。
1943年7月，纪果庵从南京前往上海，再次见到陶亢德，“他以皮黄戏的步子出现在弄堂中，使我立时浮起一种风趣、亲切、爽快之感。”在上海的几天里，纪果庵与陶亢德一起参加朴园雅集、一块到古今社参观，过从甚密。陶亢德还请纪果庵到家里吃饭，让夫人做了一桌精美的饭菜。这次上海之行让纪果庵对陶亢德有了更深的感情：“他在寓中候着我，那种恳挚快乐的情感，即几十年的老友，亦无以过。次晚在周黎庵兄家中吃饭，他畅谈我应当抱的态度，尤使我感到温厚的爱护之一。”[34]
1944年春，陶亢德、柳雨生和苏青一起到南京游玩，住在纪果庵的学校里。关于陶亢德等人的这次南京之行，纪果庵在《谈朋友》一文中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这一天我正在查清晨第一时学生上课有无迟到，从宿舍到课堂，跑得有点腿痠，忽然工友桂海跑来告诉我，上海的陶冯柳三先生来了，这使我忽然惊喜，惊的是何以毫无所闻就来了，喜的正是一种久别重逢的友情。跑到办公室，陶柳是顶熟，虽然陶兄去过日本，究竟离别只有半年多，柳公是去年冬天还会过面的，只有冯先生，以前匆匆一面，蓦得相见，不免先呆了一下，可是彼此也就立刻想起旧印象来了，所以谈得立即热闹。这天天气有点寒冷，又是阴雨，陶君首先吩咐要热茶和点心，大家吃了一点，似乎温暖了许多，于是决定怎样排列游览日程。这样，我们就有整整三天的聚会，跑到玄武湖，绿柳才黄半未匀，舟中看城头落日，有无限凄清。登鸡鸣寺，台城上北风猎猎，胭脂井照旧冷落。……第四天三君别去，我们全家都很怅惘，一似与若干年的好友握别，一个笑痕，一个笑痕都留给我们无限记忆。[35]
这次的聚会让纪果庵再一次感受到友朋的乐趣，“颇使乱世的我们枯寂之心，得到不少的温润”。
遗憾的是这份友谊在后来被无情地颠覆了。1957年5月，在“双百方针”的诱惑下，纪果庵相继写出《广毒草》《艺术（应为“学术”）空气还不够浓厚》《人人害怕的记账》，吐露了一些自己的心声。反右运动接踵而来，纪果庵因为这些文字受到批判，被划为“右派分子”。就在这时候，上海方面寄来了一封陶亢德的检举信，检举纪果庵在汪伪时期的历史。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久纪果庵即被打成蔡竣年、黄乃松、纪庸反革命集团。这时候的纪果庵不知道会不会想起他与陶亢德之间曾经的“友情”。
五、纪果庵与南星
在梳理纪果庵与南星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PH。纪果庵在《怀PH》一文的开头写道：“读了南星君的《松堂》和辛迪君的几首短札，我不能遏止对于PH的怀念了，而今天又是入夏以来第一个阴沉的雨天。”[36]PH就是后来翻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的唐宝心，他是纪果庵和南星的共同好友。唐宝心于1937年离开北京前往贵州花溪清华中学任教，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那里。纪果庵和南星都写了不少文章怀念这位好友，纪果庵写了《夕照》《怀旧》《中年一日》《跋〈寄花溪〉》，南星有《寄花溪》《松堂》等。
纪果庵和南星还有PH是中学同学，但在中学期间，纪果庵与南星交往并不多。纪果庵在《诗人之贫困》中回忆这时候的南星：“在中学，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天才者应当卑视平庸，这是天赋的特权。我和PH很要好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独往独来，虽然PH与他是同级。直到我毕业后，他们才成了挚友。”[37]就这样，PH成了纪果庵与南星友谊的桥梁：“在古城的时候，南星与PH间和我与PH间是等边形，为PH是顶点，若是女人，PH正该是其中心。”[38]某个冬天的黄昏，纪果庵和PH一起去造访南星的宿舍，他们在那微小的屋子里有了很多温暖的谈话。南星还拿出“维尔趣葡萄汁”招待纪果庵和PH。三个人并排携手走出红楼的时候，电灯光已洒满新筑的柏油路。后来他们还在润明楼吃了一顿怪有意思的晚餐。纪果庵在北平见证了南星从马神庙的中老胡同搬到北辰宫，再移居到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印记的甘雨胡同六号。但此时的纪果庵正在为生计奔波，与还在北京大学念书的南星不同，所以两人间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即使后来南星来到纪果庵任教的孔德学校教书，两个人还是比较疏远。“我的生活辗转着，我们有距离，我不大到南星房里去，恰好分在两个部分，竟是不大碰头。”[39]
1940年春，纪果庵受樊仲云之邀前往南京任汪伪政府教育部秘书，临行前推荐南星到河北滦县省立师范学校代替自己。一向热爱乡土的南星欣然前往，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他（指南星，引者注）放弃了高度的都市文化生活，到海滨去过春天了，那风帆，沙岸，五色的石子，山峰与闲云，有道士的古庙与松柏林间之古冢，都让他欢悦，他到星期日会徒步走出几十里去玩耍，会渡过小河到彼岸去看那几株伶仃的柳树，无邪的年轻人被他的学问和诚挚所感动。他没有老师的架子，也没有中年人特有的圆滑，我想这该是他快乐的日子。”[40]不过好久不长，没过多久学校改组，南星又回到北京去了。
1944年2月，纪果庵回到阔别已久的北平，也在四年之后再次见到南星。这时刚好是旧历除夕，纪果庵就在南星家里过除夕：“南星兄也找我去过年，天正降雪，他住东城，但其宁静也不减于八道湾水车胡同等，和他整四年不见，小孩已经四岁，杜诗所谓儿女忽成行，诗人也垂垂老矣，且生活正慢慢逼走灵感，这年头儿，什么话也不必讲了！他的小孩很可爱，会讲英语，望着我这陌生人不免有些诧怪。他一面教读，一面主持着《文学集刊》的编务，我答应写一篇随笔，动手了二千字，尚未完卷就跑到北平来，还不知何时可以交卷！南星乃真是诗人，如前所云，不是这样时代，他是不会关心到许多与诗无关的事的。”两人聊天的集中点还是在PH身上：“他找出PH自花溪寄来的信，也有提到我的话，说起这位朋友，我心中便有写不出的空虚，前几天我看他的父亲，七十岁而尚为生活奔走，也是把花溪的信从口袋里掏出来给我看，这差不多是从前我一见到他时必有的举动，信上写着在花溪梦见了我，已经有四个孩子，实则我并未增加一个孩子，而他却由未结婚变成两个孩子的父亲了。PH乃是我和南星以及任何认识他的人们的怀念对象，自他走后，我们不知写了多少文字寄怀，南星更作了不少诗篇，然而花溪远在天涯，又怎么可以看见呢，‘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我黯然，南星更黯然了。”[41]
同年春，纪果庵为南星诗集《寄花溪》作跋，称赞南星的诗和散文在文坛早有定评，南星是“天才的诗家”。1944年9月，纪果庵接到北平来的家信，信中说南星因为穷得无法维持，回到距离一百多里以外的家乡去了，仅于每星期到城里一次，校校所编刊物之稿件，上两三小时的课。太太生产刚刚过去，他已做了两个小孩的父亲。纪果庵想起南星托他介绍到上海出版的诗集《山蛾集》已摆在案头三个月了，因为没有纸张，诗集在市场也无销路，《山蛾集》的出版遥遥无期，觉得对朋友有“无法赎偿的罪过”。于是纪果庵写下《诗人之贫困》一文，寄托对诗人南星的同情，对世俗社会的愤慨：“他是一个天真的人，正如文字里常说的一句话，‘不失其赤子之心’。然人类是多变的，愈是成长，愈是变得离赤子远，互相不能了解，小孩子看见大人害怕，大人看了小孩子就讨厌。南星因为不放弃其童心之执着，于是离开现实的人间世远了，故其被社会所弃，殆亦当然。”“他好像不曾有过生活之重压，他是一只飞在天空的鸿鹄或天鹅，我们由他的诗中是读不到烟火气的，可是他被社会虐待了，他本来不充盈的肢体该是更瘦削了。”[42]就在纪果庵写完这篇文章后不久，得到了南星的来信，更是证实了他的忧虑：
未奉函转瞬月余，多日未复惶傀不安。弟自暑假中陷入涸辙后，日暮途穷，不得已乃送妻孥回田里，适家父大病，未得返京。中心繁乱之至！……近日在X大上课，处处生疏，较之吾兄在此之日，空气迥然不同，感慨何如！今日风雨，落叶击窗，不久当又严冬，然寒风中我辈且行且谈之趣，岂可再得乎？近一月来，贱内及小孩亦皆病，缠绵不已，弟往返城乡之间，疲倦与愁苦交并，神经痛复发，唯强忍而已。弟体弱，值此过于紧张之岁月，乃不胜衰老之感。“万种尽闲事，一生能几时！”之句，尝吟诵太息。兄在南京，叶宜在花溪，与余相依者，唯空屋蟋蟀耳。……弟此后恐难多所写作，“寂寞谁与同，只应君自知”，请为弟诵之。秋深，至祈珍重。[43]
此时的南星，又回想起了三个人并排携手，走过新筑柏油路的日子。
注释
[①] 吴俊编译：《东洋文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页。
[②] 周作人：《文抄序》，《古今》，1944年第54期，第14页。
[③] 陈尘：《纪果庵论》，《风雨谈》，1944年第14期，第70页。
[④] 笔者所见仅有蔡登山《重逢纪果庵的一段因缘》、梁仁昌《纪果庵散文随笔中“生命的元气”》、谢茂松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40年代沦陷区散文概论》，以及学者黄恽的几篇考证性文章。
[⑤] 周作人：《文抄序》，《古今》，1944年第54期，第15页。
[⑥] 《卑鄙之纪果庵》，《轰炸机》，1946年第4期，第8页。
[⑦] 纪果庵：《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古今》，1943年第20/21期，第6页。
[⑧] 关于周作人1942年南京之行具体事宜参见曾祥金：《周作人1942年南京之行考》，《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4期。
[⑨] 纪果庵：《知堂老人南游纪事诗》，《古今》，1943年第23期，第11页。
[⑩] 纪果庵：《北游记》，《古今》，1944年第43/44期，第27页。
[11] 纪果庵：《广毒草》，《文汇报》，1957年6月29日。
[12] 纪果庵：《沈启无印象》，《缘法》，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13] 黄开发整理：《沈启无自述》，《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第68页。
[14] 纪果庵：《沈启无印象》，《缘法》，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
[15] 纪果庵：《沈启无印象》，《缘法》，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7页。
[16] 沈启无：《闲步庵书简》，《风雨谈》，1943年第2期。
[17] 黄开发整理：《沈启无自述》，《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第68页。
[18] 纪果庵：《知堂老人南游纪事诗》，《古今》，1943年第23期，第7~10页。
[19] 纪果庵：《北游记》，《古今》，1943年第43/44期，第27~28页。
[20] 纪果庵：《古今与我》，《古今》，1943年第19期，第33页。
[21] 纪果庵：《古今与我》，《古今》，1943年第19期，第33~34页。
[22] 周黎庵：《一年来的编辑杂记》，《古今》，1943年第19期，第63页。
[23] 果厂：《废邮偶存》，《作家》，1942年第3卷第1期，第292页。
[24] 周黎庵：《编辑后记》，《古今》，1943年第27/28期，第28页。
[25] 纪果庵：《古今与我》，《古今》，1943年第19期，第35页。
[26] 周黎庵：《编辑后记》，《古今》，1942年第4期，第40页。
[27] 周黎庵：《编辑后记》，《古今》，1942年第11期，第27页。
[28] 纪果庵：《海上纪行》，《古今》，1943年第30期，第24~27页。
[29] 纪果庵：《海上纪行》，《古今》，1943年第30期，第26页。
[30] 纪果庵：《我所知道的陶亢德》，《艺潮》，1944年第4期，第21页。
[31] 纪果庵：《古今与我》，《古今》，1943年第19期，第33页。
[32] 纪果庵：《我所知道的陶亢德》，《艺潮》，1944年第4期，第22~23页。
[33] 纪果庵：《亢德来京记》（下），《京报》，1943年5月8日。
[34] 纪果庵：《我所知道的陶亢德》，《艺潮》，1944年第4期，第23页。
[35] 纪果庵：《谈朋友》，《天地》，1944年第7/8期，第10页。
[36] 纪果庵：《怀PH》，《缘法》，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37] 纪果庵：《诗人之贫困》，《杂志》，1944年第14卷第1期，第11页。
[38] 纪果庵：《跋〈寄花溪〉》，《缘法》，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39] 纪果庵：《跋〈寄花溪〉》，《缘法》，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40] 纪果庵：《诗人之贫困》，《杂志》，1944年第14卷第1期，第11页。
[41] 纪果庵：《北游记》，《古今》，1944年第43/44期，第29页。
[42] 纪果庵：《诗人之贫困》，《杂志》，1944年第14卷第1期，第9~10页。
[43] 纪果庵：《苌楚篇》，《杂志》，1944年第14卷第3期，第25页。
作者简介：曾祥金（1990—），男，江西吉安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青年优秀人才A类。
( 原文刊于2022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