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庸“获罪”言论
纪庸“获罪”言论
以下前三篇文章是纪庸先生当年被打成“右派”并获罪的重要“证据”；后一篇是批判纪庸先生的文章。
- 《广“毒草”》
- 《学术空气还不够浓厚》
- 《人人害怕的“记账”》
- 《驳斥纪庸的反动谬论》
广“毒草”
纪庸
四月二十五日“人 民日报”八版启明先生的“谈毒草”很有意思，不仅启发思想，而且增广了知识。手头没有本草纲目，却有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和长编，也是博物名著，许久不翻 阅了，为了要查查究竟日常所见所用的植物中，那些列入“毒”品，抽出检寻，图考卷二失散至二十四，长编卷十四，皆是毒草类，其品种与本草差不多，两编合 计，所收可能较本草稍多，吴其浚乃是嘉、道间人，应该比李时珍所见又有增加也。
毒草好像很可怕，虽然照启明先生所论，没有“见毒”，不会一见就中毒，也总是令人不敢接触，记得幼年种过像牵牛的曼陀罗花，后来看书，说是毒草，从此不敢碰它，其实这花看、触都无碍，只是子不能食罢了。人类大约对毒物有先天警惕性，于是便有了“惩羹吹虀”的事。
其实毒 与不毒，很难说得绝对，这也是“两面性”。譬如药物中的最常用的如大黄、半夏、附子等，都入毒草类，观赏植物中常见的玉簪、凤仙亦然。是以大黄论，吃多了 当然不妙，可是对于有积滞的人却大有用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它“推陈致新，其效最神”，只要用得合适。相传南朝梁姚僧坦很会医术，梁武帝发热，要吃大 黄，僧坦说：大黄是峻烈的药，老年人吃了不合适，武帝不听，“几至委顿”。后来梁元帝肠胃不调，医生们说：“平药可渐宣通”，僧坦却说：“脉洪而实，此有 宿妨，非用大黄无瘥理”，结果大黄就奏了效；对于从片面评论事实的人，这个用毒药治病的故事想亦未尝不是教训。
荨麻应 该是一种很讨厌的毒草：“叶类麻，多毛刺，蜇人手足，肿痛至不可忍，不知者往往为其所中，比其毒于蜂虿蝎蝮，殆不为过，钮而去之，置之水中，毋使滋蔓，所 以远恶也。”（黔书，见长编引）然而，就是这样讨厌的东西，也还是可以喂猪的。前引书又说：“然土人采之，沃以沸汤，则可已疯，亦可肥豕，世固无弃物 哉！”妙在下面还有一个比喻：“以章子厚而治军，以韩侂胄而传旨，非尽无济，顾用之者何如耳。”章惇与韩侂胄固然不能相提并论，可是在旧历史上挨骂则是相 同的，这样的人，在时间、地点、条件凑合的情况下，也像毒草一样，不完全是“弃物”的。
可怕是 另一种情况：本来不一定有毒，却因某种原因被“怀疑”了，凤仙花列入毒草，就是如此。李时珍何尝不是很客观的科学家，独对日常习见的凤仙大为怀疑，本来是 “人采其肥茎，汋浥以充莴笋，嫩华酒浸，一宿亦可食”（本草纲目），较之我们只知姑娘们用以染指甲，似乎李氏更为博闻了，岂意下文却说：“但此草不生虫 蠹，蜂蝶亦不近，恐亦不能无毒也！”云云，实在足以令人吃惊。原来尽管人吃了无毒，不为别的生物所喜欢，也还是不能逃出“毒”类！庄子曾有一个比喻，西施 虽然美，鱼见了仍旧要沉下水去，在鱼的立场，西施毋宁是可怕的，凤仙有毒，作如是观，然则可吃可看的好东西，被列入“毒”品者，当亦不只凤仙而已了，这就 使人觉得比毒草还可怕。
与此相 反，本是毒草，居然被列入“群芳”的也不是没有。在吴氏书中，最突出的要算罂粟即鸦片。鸦片之为毒药，“夫人而知之矣”，这是因为它的毒性已经给人类带来 很大的痛苦。撇开烟毒，单论颜色，罂粟本是不差的，所以吴氏说：“其罪不在花也，列之群芳”，这显然是错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对罂粟更为痛恨。本来罂粟 也和大黄、乌头、钩吻一样，少用，用得适当，“以毒攻毒”，未尝不是有效的灵药，毛病出在人们要每天吸食，“旦旦而伐之”，就没法不受害了。罂粟的美丽颜 色，不能也不应代人们的无节制受过。
古人著 录毒草，而又强调其用途，这便是辩证的。让我引用图考二十四，“甘遂”条的话来作此文结束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不并立固矣，然唐虞命百工， 而投四凶以御魑魅，神农尝百草而收毒药以除痼疾；凡物之生，有粹有驳，荀子曰：粹而王，驳而霸，天下不能有粹而无驳，世不能有王而无霸，医者用毒草也， 曰，以毒攻毒，圣人之用恶人也，亦曰，以恶攻恶……”
恶人应当怎样改造，是另一问题，毒草不是完全无用，却是可以肯定的了。
（原载1957年5月29日《文汇报》“笔会”。黄恽先生提供）
学术空气还不够浓厚
纪庸在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我们的高等学校，至少在我服务的学校——江苏师范学院，学术空气还不够浓厚。据我不成熟的看法，有下例（列）五个原因：
一曰“偏”。学术工作是需要长期研究和一定基础的，政治虽是学术研究的方向，却不能代替学术本身。党的领导在这方面是有偏向的，只注意人才的政治思想，所谓 “德”， 而忽视了学术成就。我极端反对重才不重德的“唯才主义”，那会把工作带到歧路上去。然而专重德不重才也一样不行，尤其是专门学校的教学领导工作。知识分子 经过许多次学习改造，就应该相信他们，不要再用旧眼光对待他，认为这个人虽然学术有成就可是政治靠不住，从而将信将疑，甚至偏听偏信，影响一个有能力的人 的积极性。许多做学术工作的同志经常被人汇报言论行动，好像时刻在被伺察，甚至连朋友亲戚都不敢来往，闹得“六亲不认”，这对知识分子说来是很痛苦的，积 极性也就大受打击。没有朋友切磋之乐，更谈不上被人看作“知己”，无怪许多人自认今天是“明哲保身”，“慎行谨言”。这足够说明党对知识分子还不够信任。 尤其像一九五五年的肃反，那种暴风骤雨硬扣帽子的武断方式，引起我们很大疑虑，这个作风不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没法发挥。
党经常 教育我们朝前看，不咎既往，可是个别党员不是这样，从这次我院揭发的问题，很多人专门给人记账，准备扯小辫子，这是我们顶厌恶的，这完全是宗派主义的心理 作祟。有时候，因此就把人才空空放过，一九五二年以前我在无锡文教学院，听说朱东润先生很希望到该院语文系服务，但领导上不知听信了哪位汇报，认为朱先生 过去有些问题，坚拒不许，但朱先生今天却是复旦大学语文系主任。所以我建议，领导上要放手信任知识分子，不要只重德不重才，不要偏听偏信。
二曰 “复”。学术工作，不同于政治工作，不要把学术工作搞得衙门化，层层不通风。例如我们今天的系行政，实在不能不使人感到迭（叠）床架屋，系主任之旁有副系 主任，系主任之下有助理，又有秘书，秘书又分为人事秘书和行政秘书，秘书之下还有事务干事……究竟管什么事，我们也搞不清，以事务干事论，各系用钱无论多 少都得上面审批，买几张纸，几合（盒）粉笔，难道也要弄一个干事？这些人中，也就常常有些筑墙专家，汇报能手，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所以我建议，应该 精简机构，增强系行政效率，加强系主任一级领导，使学术领导人有职有权，不要徒托空名，只摆样子。
三曰 “繁”。学术工作要时间，要精力，要下功夫，但我们今天哪个能有工夫？以我院副院长潘老和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同志而论，社会活动太多，就不能不放松学术领 导，就是我们社会活动不多的，学校里面的会也使人每天下午不能得闲。何况很多人士的社会活动简直是形式主义，潘老身为副市长，但到市里办公却只是看新华月 报，许多事情都是事前内部作了决定，开会不过做做手续，反使他们认为“不务正业”，心里有苦说不出。我以为，应当使学术有成就的人各得其所，不要拿他们乱 作点缀品，如果要他们办事，就要有职有权，能发挥他们的长处。
四曰 “吝”。我们要节约，所谓省、快、多、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完全必要的，可是这并不是教条主义的一味不花钱，也不是一味不花钱，也不是一味求快。学术工 作必须花些钱。必须费些时间，这就不能过于吝啬，像图书资料的添置，配备研究助手等。听说市里文化经费也很少，有历史价值的墓碑如不及时修复与收集，其损 失是无法估计。我建议学校和市人委，在这方面不要斤斤计较。
五曰 “死”。死，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不从实际出发。如一九五四年推行自学计划，一九五六年贯彻临时措施，其余像推行先进集体等，都是不顾实际生吞活剥。 又如大班上课，很值得考虑。诸如此类的措施一旦命令下来，都得我们摸索，体会，想办法。所以，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奉命贯彻的方式方法，使我们丧失思考力 量。只有唯唯诺诺，生气毫无，学术空气的活跃也就被扼杀了。
以上五点，对与不对，请大家批评。
（原载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新苏州报》。黄恽先生提供）
人人害怕的“记账”
马后炮
“汇报”和“记账”是使党群之间产生鸿沟的原因之一，这已经由许多学校的座谈会发言中证实了，在我院，这种情况也不例外地存在着。
肃反期间，动不动就问：“×月×日在×地,你和×人讲了一句什么话？记得不记得？”我的天，我们随身不带录音机，哪里能记得，既是想不起来，只好等揭发，揭出来，也真感觉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是终于成了问题，于是以后只好谨言慎行，以免“一言出口驷马难追。”
同事之间和同学之间的往来也上帐，“为什么你专和××往来？为什么×××同学老上你家去？”于是只好“六亲不认”(人民日报臧克家语)，宁可戴一顶“不了解学生思想生活情况，工作不深入”的帽子，也别再让人家查旧帐，抓小辫子：“搞小圈子，反领导。”
再下去，恐怕真会“道路以目”。
所以我想，有意见何如当面提出？一个人一本流水账的办法实在没好处！
注：“马后炮”是纪庸先生的笔名
(原载1957年5月23日江苏师院校刊《江苏师院》。黄恽先生提供)
驳斥纪庸的反动谬论
张晓江发言摘要
我的发言，主要驳斥纪庸在本市一届三次政协全体会议所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并对兄弟党派民主促进会个别领导同志进一些忠告。
（一）江苏师范学院教授纪庸，用“偏”、“复”、“繁”、“吝”、“死”等恶毒字眼，污蔑江苏师范学院党委会的政治领导、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几乎全盘否定了建院以来一切可以肯定的成绩，企图打击党在高等学校的威信，达到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纪庸所诬指的“偏”是什么呢？他说院党委“只注意人才的政治思想，所谓‘德’，而忽视了学术成就”，“认为这个人虽然学术有成就，可是政治靠不住，从而将信将疑，甚至偏听偏信，影响一个有能力的人的积极性”。我们国家使用干部，从来就是德才兼备的，而对于干部政治条件——德的审查和衡量，尤其提到首要地位来予以重视，不这样，便不能保证干部的安排恰当，不能保证政府的政策彻底贯彻，不能防止坏分子渗入国家机关，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损失。纪庸口头上假惺惺地反对“唯才主义”，实际是想推翻党的用人准则和人事制度，否定德的重要作用，好让“政治靠不住”的“有能力”的人在高等学校飞扬跋扈，“发挥”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纪庸的“学术成就”怎样呢？这里不想研究，但他确乎是有“才”的，他的才表现在汪伪时期骑在抗日的中国人民头上；表现在鸣放时期疯狂向党进攻，做了蔡俊年、黄乃松等反党小集团的“军师”上，这种歪才除了危害社会主义建设外，试问跟你所标榜的“学术成就”有什么联系？
江苏师范学院的领导是不是真的忽视了学术成就呢？事实完全不是纪庸所说的那样“偏”。以纪庸这个历史肮脏的人物，领导上不咎既往，给以中国史教研组组长的职位，选举他做工会基层委员，和学分会主任委员，还列席了市政协会议。在科学研究方面，纪庸的论文没有一篇不列入“科学研究论文专刊”，并且历史系近两年来买了大批的参考资料，还配备给你若干助手，这些难道不是党重视学术领导的具体证明吗？这些科学讨论，难道没有“朋友切磋之乐”吗？难道没有可能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吗？党是既重德又重才的，而纪庸只重“才”不重德，其用心显然是要把工作带到歧路上去。
纪庸在“偏”的标题下，还无中生有的污蔑党在处处监视他，“许多做学术工作的同志经常被人汇报言论行动，好象时刻在被伺察，甚至连朋友亲戚都不敢来往，闹得六亲不认”。江苏师范学院做学术工作的人不止纪庸一个，试问有谁在“伺察”他们？有谁去“汇报”他们的“言行”？纪庸应该抚心自问，你在写向党进攻的《广毒草》时，有没有什么党、团员隐藏在你的身旁？你说“连朋友亲戚都不敢往来”，党和政府几曾规定过老百姓断绝六亲？事实上纪庸家里是座上客常满的，鸣放期间，蔡俊年、黄乃松、张再远等就曾接连拜访你十二次之多[恽按：这句话正好暴露了有人监视！]，你不是六亲不认，而是联系广泛，活动频繁，利用和鼓励这些座上客，结成小集团，疯狂向党进攻，你的“闹得六亲不认”的叫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还嫌小集团的面不够广，力量不够大，还想进一步争取和扩大你们的反党“群众”。
纪庸用“复”和“繁”的罪名，企图取消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他说“系主任之旁有副系主任，系主任之下有助理，又有秘书……这些人中，也常常有些‘筑墙专家’，汇报能手，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拿本院来说，副系主任和主任助理、秘书等，绝大多数是党员，纪庸污蔑他们是“筑墙专家”，“汇报能手”、“制造矛盾”，依照他的逻辑，要拆墙填沟，只有“精简机构”，把这些党员统统排除出去，才能“使学术领导人（纪庸心目中的非党主任）有职有权”，于是纪庸就可凭藉自己的“学术成就”，插手干预行政，推开党的政策不顾了。
自从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以来，本院图书、仪器设备大大充实，书库里储存了三十多万册书，各系科都开辟了资料室，教学辅助人员也不断调配进来，苏州市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政府早就花了很多经费和人力，竭力加以保护、发掘和修葺，尤其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物，得到大力收集和保护，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而纪庸却违反事实，硬说党和政府很“吝”，是一味不花钱，并诬指省和快是“教条主义”。
（二）纪庸不但在苏州放毒，而且在全国范围放毒，当《文汇报》转入资产阶级方向的一段时间，他在该报副刊发表了《广毒草》一文，主要喷出了三口毒液：（1）首先肯定毒草有用，为他自己的丑恶历史，丑恶品德辩护。故意把医药上的毒草（医药上有些毒草是有用的）和政治上的毒草混淆起来，好让政治上的坏人混入干部队伍，破坏社会主义事业。（2）他说凤仙花本来无毒，却因被人怀疑而列入毒草，其他“可吃可看的好东西，被列为毒品者”还很多，“这就使人觉得比毒草还可怕”。这分明在污蔑领导把许多好人当成坏人，挑拨党群之间的关系。（3）他极端反动的把马列主义比作罂粟，而罂粟居然在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表和长编里列入“群芳”来迷惑人，我们只能“少用”一点“罂粟”（马列主义），“旦旦而伐之，就没法不受害了”。马列主义是我们赖以赢得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南针，我们还要进一步遵循这个南针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纪庸却把它当作鸦片，显然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企图解除我们的思想武器，把历史车轮倒拉回去，我们坚决不允许。
（三）纪庸不但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还有具体行动，这就是做了蔡俊年、黄乃松、张再远等小集团的参谋，指使他们怎样“包围”师院党委会，怎样组织向党进攻的发言稿，并和这些右派分子一起分析谁可“争取”，谁不可“争取”，以对党不满或对党疏远作为“争取”尺度，这是多么严重的反动行为。这里应该郑重指出，纪庸和蔡俊年、张再远等右派分子都是民进成员，而民进的某些领导人对这些人始终态度暧昧，立场模糊，不肯和他们划清界线，干脆批驳和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相反的多次逃避历史系学分会的小组讨论，偏听纪庸的“汇报”，两次到小组里咆哮，企图转移目标，瓦解斗争力量，好让纪庸、蔡俊年等右派分子滑过去。把蔡俊年的政治问题缩小为思想问题，并为蔡打掩护。纪庸在政协的发言稿，民进个别领导同志是看过并同意他的论点是，却叫纪庸“文责自负”，自己落个干净身子。蔡俊年在百人大会上的疯狂言论，事后领导人也曾过目，连声赞好。还有个别领导人把民进帮助张再远检查的纪录，送给纪庸看，暗中让纪、张订立攻守同盟。师院广大群众屡次要求民进主要领导人表示鲜明态度，但我们只听到风声不见雨来。这一切不得不令正义人士感到万分的愤慨。
我们警告纪庸、蔡俊年、黄乃松、张再远等要进一步彻底交代问题、转变立场，向人民低头认罪。我也诚恳忠告兄弟党派民主促进会的个别领导人赶快放下架子，端正态度，站稳立场，老老实实在民进整风小组领导下，彻底检查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彻底交代你和纪庸、蔡俊年、黄乃松、张再远等的交往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把你从歧路上拉回来，我们欢迎你的“新我”回到我们的队伍来。
（原载1957年7月28日《新苏州报》。黄恽先生提供）
注：题图为曲欣作品《风雨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