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庸笔名的新发现

黄恽

作为词条的纪庸，在现代文学词典中所载的笔名有纪果庵、纪果厂、果庵、果厂等，显得平常而单调。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纪庸的笔名已经远远不止词典所载，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一面。如果说笔名是作家内心的另一个自我，那么在大家熟知的颇带点道学气的笔名外，纪庸先生内心的丰富决非我们能够管窥蠡测的。

如今我们知道纪庸先生的笔名还有果堂、果轩、霭士、蛰宁、么麽，这些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中集中出现，除了依据纪英楠先生的回忆确定外，我们还参考了纪庸先生写于1958年的自传。这些笔名的发现，大大拓展了纪庸先生的文学业绩，使我们对他的了解也更形深入。

近来，我在反复阅读纪庸文章时，找到了新的线索，使纪庸的又一个笔名终于浮出水面。纪庸先生在《谈清谈》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生平最怕开会，前曾于《说开会》一文详言之（见《中华周报》），盖其空气之拘迫，形式之呆板，处处可使人忍无可忍，每于聆演说顷，不觉生大叫而起之念，亏得读书养气，尚有工夫，不至玩出孟施舍(“施舍”二字疑当为”贲”)之勇。”（据《纪念纪庸》网站纪英楠整理本）这段话指明，纪庸先生有一篇《说开会》的文章刊载于《中华周报》。这是我以前忽略了的。

据我所知，《中华周报》有北京版与上海版两种，均出版于抗战时期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其中上海的《中华周报》是《中华日报》的一种附刊，每周出版一次，而北京的《中华周报》则是一种独立发行的周刊，两者是不同的。纪庸先生在文章中没有说明该文究竟是哪一种《中华周报》，这一报一刊，在地域上是一南一北，在时间上也有一段重合的日子，却同名而异趋，这两份报刊很罕见，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好收藏了这两份报刊，并且在网站上提供了影印资料，使我有幸能一看究竟。去年，我在该网站上一一翻找过，找到《教师节痛言》《教育纵横谈》《说过年》《师友忆记》等四篇纪庸先生的文章，却没有发现《说开会》一文。是纪庸先生误记还是我漏过了？纪庸先生的《谈清谈》写于那个时期，误记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以我的自信，我仔细翻找时漏过的可能性也同样不大，不过翻找的时候我是按照我了解的纪庸的本名与笔名的，莫非……

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我决心把《中华周报》从头再找一遍。这是很花费时间与精力的事，由于这个网站设置得不够合理，非常容易造成电脑死机或页面加载不上的情况发生。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耐心翻找，终于在几天前有了发现。我果然在上海出版的《中华周报》之第二十四期发现了《说开会》这篇文章，文章署名却是一个很陌生的“潜之”，难怪当时看这份报纸会漏过了。转而一想，这样还不能确定，我还得排除南北《中华周报》没有第二篇《说开会》才行，于是耐着性子来个“掘地三尺”，才锁定上海的《中华周报》的第二十四期的《说开会》是这两张报纸中唯一的一篇题为《说开会》的文章，那么，这个“潜之”应该是纪庸先生的又一个人们未知的笔名了。

这个笔名是纪庸自传与纪英楠先生的记忆中没有的，所以发现的意义相对而言，就比前面所说的大，当然这是仅就纪庸研究来说的。发现一个笔名，或许会因此而带出一批纪庸的佚文，因此这就不是仅仅发现一个笔名的事了。这个“潜之”，从意思上讲，与“蛰宁”是相近的，我想，如果后来纪庸先生能“蛰”能“潜”的话，也许就真的“蛰”而获“宁”了。可惜，这只是我的一个良好愿望罢了。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