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庸滞留南京之谜
纪庸滞留南京之谜
黄恽
我在写《纪庸之死》的时候，曾专门到苏州大学查过纪庸先生的档案，掌握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材料，然而，在档案里，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没有及时赴重庆，而是来到了南京，最后投入了汪伪政府的怀抱，这一段经历却语焉不详，难窥底蕴。这一段经历对纪庸来说，非常重要，关乎到他的后半生的人生，他的辉煌，他的磨难与苦涩，以及他的死亡。但是由于大家想象得到的原因，纪庸在档案里对这段历史能避则避，如果不能也是一笔带过，一方面是他自己也不堪回首；另一方面，解放后运动频仍，这段历史也带给他无数的伤痕。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关注，竟因此收到了纪庸先生的哲嗣纪英楠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自己的解答，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行为作出的解释，虽然未必是纯客观的，却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事实的真相。这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曾经”，也是纪庸在抗战初期南下止于南京的“因”，值得引起研究纪庸者的重视。这里披露几节：“1929年，父亲违背了家中的意愿到北京读大学，家中就断绝了对他的资助，他不得不放弃已考取的北大而读北师大，同时在孔德小学兼课。母亲则在牛街小学教书.在她怀孕时，因跑着去阻止学生打架，绊在门坎上摔倒，造成流产和大出血.婴儿死亡，母亲身体也受影响并导致了以后的习惯性早产。我和妹妹都是7个多月出生的。37年3月我妹妹出生时，因是双胞胎，又因胎位不正而难产(当时没有剖腹产的办法)，母亲几乎丧生,产后长期卧床不起，一个妹妹也不久夭折，父亲在宣化工作，是外祖父来看护母亲和照管我们兄妹。她自以为将不起，挣扎着为我和妹妹做了好几件衣服。后来虽渐好转，但仍很弱。母亲觉得若不是她的身体和家室之累，父亲一定会和他的好友(《怀旧》中的H)一同去后方的，为此她终身感到內疚，常常和我说起。
“由于家中积蓄不多，父亲不久只能重操旧业，去滦县师范教书。1939(或40)年暑假，有的老师在给毕业生纪念册题词时流露了抗日思想，有数人被捕，教务主任李观博先生托人带信给我父亲，叫他千万不可再回校，,最好也离开北京，父亲遂经樊仲云介绍，到伪中央大学任职，他是通过在樊主编的杂志上投稿认识樊的。我不知是何杂志，母亲说过，父亲发表的一篇《察哈尔与绥远》当时颇受好评。父亲当时工作的宣化属察哈尔省，这篇文章可能是对时事或形势的分析，您收集中国期刊，不知曾否见到或知道这个杂志。他还写过一篇小说《商都的最后一课》，说的是商都(今属内蒙,当时属察哈尔)的小学校被强行禁止使用汉语,改用日语的事。此文解放后被选入一本儿童文学选，家中原有一本，父亲死后处理他的遗物时没有注意(当时思虑不及此)。现找不到了。”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两点：其一，家庭原因，为照顾妻子的身体；其二，受到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的赏识，加上正好他任教的滦县师范已经待不下去，于是，纪庸就来到了南京。纪英楠先生的第二点说法，与纪庸在自己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受两位北师大同学王敏中（伪教育部次长），张仿良（伪地政局长）的提携来到南京，并不冲突，因为他们给了纪庸另两个职务，而樊仲云给他的是真正安身立命的教师工作，这是他的主要工作，而另两个职务不过是调剂生活的领取干薪的工作。综合起来说，纪庸滞留南京与妻子的身体以及王、张、樊三个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就这样，纪庸从北方来到了南方，最终在苏州的上方山麓划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
日志日期：2006-10-17
《纪庸滞留南京之谜》补正
我在写《纪庸滞留南京之谜》一文时，主要依据的是纪庸先生的哲嗣纪英楠先生的来信，因此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行为作出的解释，虽然未必是纯客观的，却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事实的真相。这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曾经’，也是纪庸在抗战初期南下止于南京的‘因’，值得引起研究纪庸者的重视。”这句话表示，我对纪英楠先生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只是在当时完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无奈的选择。随着对纪庸研究的逐步深入，纪庸先生到南京及此前的一些因果渐渐清晰起来，才发现纪英楠先生提供的说法有一些可能来自耳食，存在着一些错误，必须作出补正。
在致我的信中，纪英楠先生曾谈到纪庸先生与樊仲云结识通过向杂志投稿，这本杂志他不清楚。我是在苏大追悼纪庸先生的悼词中发现这个《文化建设》月刊的，并在纪庸先生的自传中了解到与樊仲云结识的经过，现在可以肯定这本杂志就是《文化建设》。
自1934年起，纪庸先生来到塞外之地省立宣化师范学校任教，其间看到上海的《文化建设》月刊，随后就应征月刊发布的征文，一投即中，同时受到主编樊仲云的赏识，聘请他为特约通讯员，从此，纪庸为《文化建设》写下了大量稿件，成为《文化建设》月刊的一道风景。纪庸先生这一时期的文章，全面而详尽地报道了绥东与察哈尔地区的社会现状、经济情况和风土民情，特别是当时该地区正处在伪殷汝耕政权的管辖下，并且面临日方、蒙方、中方和傀儡方的相互折冲的临界点，战事一触即发，可以说连空气中也充满了火药味，他的及时报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中也可窥见纪庸先生强烈的反日爱国情怀。这个时期，也是纪庸先生登上文坛啼声初试，他为文四面出击：教育、民俗、社会和经济，样样都写，有着勃发的精力，喷涌的才情，不竭的题材，他在《文化建设》上刊登的文章，请参见《纪庸与〈文化建设〉月刊》一文，此不赘。
仔细翻阅该杂志，并没有发现信中提到的“颇受好评”的《察哈尔与绥远》一文，这可能是纪英楠先生搞错了。据我所知，《察哈尔与绥远》是后来由樊仲云邀约的，纪庸先生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署名霭士），不过三万余字，它是综合《文化建设》月刊上的相关文章，譬如《塞北零简》《“冀东”管窥》《塞上散记》《北国的春天》等等，改写而成的。而“他还写过一篇小说《商都的最后一课》，说的是商都（今属内蒙,当时属察哈尔）的小学校被强行禁止使用汉语，改用日语的事”云云，怕是纪庸先生发在《文化建设》的《商都通讯》（署名霭士），而收入解放后的儿童文学选才改名《商都的最后一课》吧，目前该儿童文学选未见，不敢肯定。
以上就是针对《纪庸滞留南京之谜》作的一点补正。
日志日期：2007-12-20
（转载自黄恽先生博克《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纪英楠按：《察哈尔与绥远》确是一本书，在网上查阅时，找到两方面的线索：
1）改革开放后的一些研究内蒙古史的论文曾引用此书的材料，说明目前有的图书馆中有此书；
2）中国图书馆的管藏缩微胶片中有一套内蒙古史资料，包括数十种书刊资料，其中也有此书。
这说明此书有一定学术价值并可找到，缩微胶片可以打印，但只接受单位的订单，不对个人开放，所以我想在寒假中去中国图书馆，如能查到，当可复印。
《商都的最后一课》也确有，我在家中读到过，那本儿童文学选集应该也能查到，但要费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