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庸与樊仲云

黄恽

樊仲云是个奇人，最奇的是抗战结束后，樊仲云竟下落不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人间神秘蒸发了。据胡兰成回忆，抗战初起，胡兰成和樊仲云均在香港，樊任国民党的《国民日报》主笔，胡则在报上写文章，两人既是同乡，情谊也最深厚。这么两位浙东同乡，在一个非常时期结束之后，仿佛心有灵犀，一个成功脱逃到日本，几十年后还在文化界掀起不小的波澜；而另一位，同样逃过了战后的通缉和审判，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有些匪夷所思。

樊仲云，1899年生于浙江省嵊县，早年毕业于嵊州一中。1923年参加文学研究会，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新生命书局总编辑，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教授。此人出道很早，成名也早。1927年前后，他还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到了1935年，樊仲云主编有国民党CC背景的《文化建设》月刊，就在这个阶段，远在塞外古城宣化的纪庸与樊仲云发生了联系。

纪庸，生于1909年，1935年时，他还不过 26岁。自从北师大毕业之后，纪庸教过小学，也教过初中，1934年，他应张志广校长之聘，来到当时的察哈尔省立宣化师范学校任教。1935年秋，纪庸看见上海出版的《文化建设》月刊有征文启事，要求写些学校教师的生活杂感。于是，纪庸就写了一篇《教学生活漫谈》，不久在《文化建设》1935年10月第二卷第一期刊出，这篇文章可以看作纪庸的处女作，意义重大，不是说此前纪庸就没有刊出过文章，因为他是一向喜欢“弄弄笔墨”的，却一直“苦于文章没有出路”。这次成功，使他的写作注入了激情，随即，纪庸又按照《文化建设》的“小学教员的希望”征文要求，写了《希望呢？奢望呢？》一文，刊于同年《文化建设》1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上。经常写稿的人都知道，投稿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天女散花，广种薄收；第二个阶段则是有的放矢，按需分发。纪庸去应征文，还不过处在第一个阶段的初始。随后，纪庸就收到主编樊仲云的亲笔信，对这位年仅26岁的师范教师的文章奖勉有加，并直接提出要请他做《文化建设》的特约通讯员。纪庸遇到樊仲云究竟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这且不说，至少纪庸从此登上了文坛，而樊仲云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纪庸的“伯乐”。从此，纪庸连续给该刊撰稿，而樊仲云对纪庸的赏识有增无减，甚至还推荐他写了一本三万多字的《察哈尔与绥远》，这是纪庸写作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二十多年后，纪庸在他的自传中说：“以后樊逆做了汉奸，我也依附于他，其因缘种于此时。”这是那个时代的表达，如果放到现在，我想，纪庸对樊仲云还是有感激之情的，识英雄于风尘之中，是不容易的，边塞小城的一介教员，慢慢成长为散文家、史学家、教授，如果没有樊仲云这一番援之以手，恐怕会有更多周折吧。

樊仲云对纪庸更大的援手还在后面，1941年，樊仲云倒向汪伪，出任汪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这时的他，又想起了纪庸，请纪庸担任教育部秘书，专门负责处理樊仲云的日常文牍。纪庸从而进入大学任教，成为大学教授。

再说做了中央大学校长的樊仲云，却因学生风潮和涉嫌贪污下了台，此后就没了影踪。很少有人知道，樊仲云是研究过预测学的，他写过一些有关二战后的预测与展望的文章，还在《古今》上刊发相关文章，他似乎有点先知先觉，这样说或许有点唯心，但唯心的樊仲云就在历史舞台上一转身，忽然就消失了。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过，樊仲云与徐志摩有虎贲中郎之似，徐志摩死后，有人在上海看到樊仲云，几乎怀疑是徐志摩复生，生生地吓了一大跳。

日志日期：200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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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黄恽先生博客《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