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庸与《文化建设》月刊
纪庸与《文化建设》月刊
黄恽
《文化建设》月刊是1934年10月创刊于上海的一种文化时政综合刊物。这本杂志有着“两陈”CC派的背景，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在创刊号中，陈立夫在首要篇幅刊出《中国文化建设论》，随后便是吴铁城、吴醒亚撰文大谈中国文化，已经昭示了它的后台是谁，并且其根基是如何坚实。《文化建设》月刊到1937年7月因抗战而停刊，前后存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共出版34期。
《文化建设》月刊开始的封面设计是一些青铜器的拓片图案和宝塔图案，似乎预示着中国文化的某种内涵，这些图案含有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意蕴，却也容易被人解读为一种复古的倾向。《文化建设》月刊的一个最大亮点，就是在第一卷第四期（1935年1月）推出了有十位教授共同署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十位教授分别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和萨孟武。在这篇宣言中，他们制订了这样的文化建设方针：
不守旧，不盲从；
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这虽然只是十位教授在一本杂志上发表的宣言，但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宣言，这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或“照搬苏俄”的全面反思，也是中国学者本体意识的觉醒，不守旧就是反对全盘复古，不盲从就是反对全盘西化。此宣言甫出，就引起了全国学术界文化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讨论，后编集出版《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马若芳编、何炳松序，上海国音书局1936年版）一书。在我看来，这一宣言的意义不可低估，它的发表在当时引起无数非议与攻击，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目前逐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中国本位文化的独特性，早在70年前就有人痛切认识到了。有一个时期，我们把自己的文化丢了，却不知道拿什么文化来替代，这样试试，那样用用，总是发现不那么贴合，引起文化界思想界的大混乱与无所适从，直到现在，才会发现文化的根本不能丢，必须首先是自己，才可以“拿来”。
如果说《文化建设》月刊还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就是纪庸的文章，打破了该刊呆板的论文型面目。纪庸在《文化建设》上“登陆”，应该归功于该刊的主编樊仲云。是他，从大量征文中发现了远在塞外古城宣化的一个师范学校教书的纪庸，从此纪庸，一个“苦于文章没有出路”的“喜欢弄弄笔墨”的才二十六岁的年轻教师，开始登上了文坛。
纪庸是在《文化建设》连刊了两篇征文后，收到主编樊仲云的信的。樊仲云以他对文章的鉴赏力，看出纪庸潜在的写作实力，在信中，不但对他的文章赞赏有加，而且提出了让他当《文化建设》的特约通信员的请求。从此，为纪庸的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1935年10月第二卷第一期起，纪庸以果轩的笔名，开始在《文化建设》刊发文章，到停刊至，果轩的文章有：
- 《教学生活漫谈》（《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一期教育生活一断片征文）
- 《希望呢？奢望呢？》（《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三期中小学教员的希望征文）
- 《没落的“年节”——北平新年杂写》（《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四期新年杂景征文）
- 《动荡中的“文化城”》（《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五期）
- 《石晋亡国小纪——读五代史后写》（《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七期一段悲壮的历史征文）
- 《我理想中的一个“中型”刊物》（《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十二期理想中的杂志征文）
- 《塞上风物杂记》（《文化建设》第三卷第十期）
这仅仅是表面所见的纪庸文章，在纪庸的自传中，他谈到《文化建设》中还另有笔名蛰宁和么麽所写的文章。细检全部《文化建设》，署名蛰宁的文章有：
- 《“冀东”管窥》（《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六期）
- 《塞上散记》（《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七期）
- 《北国的春天》（《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八期）
- 《塞上散记勘误》（致仲云信）（同上）
- 《“麦秋”与“大秋”》（《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九期）
- 《平津纪行》（《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十期）
- 《北平见闻随笔》（《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十二期）
- 《危城琐语》（《文化建设》第三卷第五期）
署名么麽的有：《羊头狗肉谈》（《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九期不合理的学校教育征文），如此合计，共有15篇文章（勘误一信除外）。纪庸出现在《文化建设》上已经是总第13期了，从上面的统计可知，有几期都是有两篇同时刊出。
这些文章，从内容看，有谈教育的，有关于时局的通讯，有谈地方风土的，有谈办刊物的，有文史掌故，还有纯粹的纪实散文，涉及的范围相当宽广，可以看出纪庸笔触的广度与深度，这是一个刚登上文坛的年轻人的首次亮相，已经是那么的摇曳多姿了。这些文章，一改《文化建设》高头讲章式的论文面目，大大增加了可读性，使刊物焕发了别样的异彩。
纪庸在作于1958年的自传中说，《文化建设》中的文章他是不看的，这句话大可回味。首先，这是他试图与《文化建设》中其他的作者作区隔，毕竟里面满眼都是国民党官僚与学者；其次，又表现出他的自信，以他的眼光，那些空谈文章是他不屑一顾的。然而《文化建设》和主编樊仲云对于纪庸的写作生活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附记：此文写就后，接到雨文先生的信，说文化建设中署名霭士也是纪庸先生的笔名之一，证据是，纪庸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察哈尔与绥远》，在文化建设出版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笔名。这是一个铁硬的证据，不过这个笔名在纪庸先生58年的自传中没有提到。
黄恽于2007年12月10日志
（转载自黄恽先生博客《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注：请用《文化建设》标签列出所有纪庸先生发表在此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