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穆时英遇狙说起

果庵

最近上海租界好像在那里比赛杀人，看哪一天死得顶多，哪一个死得顶惨，国事未得解决，国人先已自相残害，不晓得在一旁看热闹而痛快者到底是谁。

政治家是要有伟大的观点与度量的，总是把国事与民众放在前面，自身成败放在后面，就是张伯伦觉得责任来了，立刻让给丘吉尔，但绝不想把丘吉尔置之死地而后快，推之法国的达拉第•莱诺，以至贝当，无论谁也不曾以暗杀作为对付异己者唯一办法，政治上的是非成败，自有事实与历史来给你铁一样的凭证，岂是杀死一两个人，可以马上旋转乾坤的。

世人唯有独裁者，欲谋惟我独尊的永续，才为目的不择手段的采取残酷的暗杀。再就是有横暴的当局在上，革命者无能为役，有时也要用这种流血手段。我们中国自称并非独裁政治，虽然实际上已有人在作梦，且又非革命时期，何况所杀死的人又绝非所谓革命对象之流。

文人真是可怜，有人曾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见命运注定文人将永远坎坷。

但任如何也还没有被杀死的罪状罢，假使博浪一击若不以始皇为对象，则真一点价值都没有，如今一个文弱书生也够上手枪的目标，说是行刺者的懦弱与昏庸该不是过分。若真把这样一个人的牺牲来完成自己的功狗事业，那该是如何可耻，在我想像中之“刺客”者流，总有些荆轲聂政的神气，而今则只是小丑罢了。

何况即使残害了谁，也不会对于大局有补，我们已不是处在传奇的时代，红线为薛嵩刺田承嗣而保全潞州的梦，今日不会实现，就是在唐代，怕也只是传奇。如今一切行动都是集体的，群众的，和平若是全民意志，自会前仆后继，以底于成，绝不能因此种小小摧折而半途废然，那么我们可以断定此种手段在消极上是全无意义，而积极上反足以令人增加对暴力者之恶感，于己于人，都不合算。只有第三者在一旁撚髭微笑，这又何必。

听说在租界只消花二百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刺客的。米贵到七十元一担而无买处，无怪人命如此价廉。以廉价购买他人生命，充我们的牺牲而邀功受赏，这是什么行径，若行刺还有点英雄意味的话，那么古来的刺客实当含怒于九泉。且我们须知米价所以贵到这步田地，正是受了抗战之赐，老百姓没钱吃饭还要为吃饭卖命，此正双重牺牲，令人要加倍愤怒者。

自来对待文人多出以残酷，但如秦始皇坑儒，汉高祖溺儒冠，以及清代的文字狱，大都还是堂哉皇之的对待读书人不客气，即欲他死，亦复加之相当罪名，如诽圣无法，犯上作乱等等，于是绑赴市曹，一刀两断，此是古昔帝王不聪明处，他们不怕“文人笔端”的诟詈，与历史的评骘，毅然决然的干了出来。如今则不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会窜出一条彪形大汉，三枪两枪，打倒在地，人已逃之夭夭。在最近以前还有什么缉凶侦查之类的文章要作，这烟幕弹弄得世人莫知所以，于是刺客除负了一条人命外，还要代人负着精神上的制裁，狐埋狐搰，不知所缉的凶是谁，更不知主使人是谁，所以永远不会有结果。如杨杏佛之死，史量才之死……都在玩这一套把戏。

聪明的残酷。

吴梅村作圆圆曲，说吴大将军是亡国罪人，“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愿以二十万金易此一句，梅村不肯，但梅村先生竟得善终，若在今日，这位诗人恐怕很难不遇彪形大汉之流吧，但所谓吴大将军到底还有容人之量的。我为今日的文人之生命与生活愁烦。

穆君与我无一面之识，此文不为私人而作，但我毕竟写了这几句，说是代表一般人的呼声也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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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命月刊》1940年2卷3期。又刊于《苏州新报》1940年7月3日头版。此文还在《苏州新报》1940年7月3日头版转载，稍有不同。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