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信古到疑古（史学讲话）
由信古到疑古（史学讲话）
纪庸
一 所谓“古”
“古”字是由十口两个简单的字形（古时叫做文）组织起来的，最早的字书《说文》（东汉时）里边讲，就是十口相传的意思。一件事传下几代，当然是很古的了。究竟古字最初的意思是否如此，无从考究，不过我们由这个字可以知道一个事实：远古的事，因为还没有发明文字，只有一代一代的传说。
用口来传话，不用说十代以上，就是同时，也容易错误或变质，所以成语有“传闻失实”一句话。人类全有点好奇，好夸大，这是因为人类头脑比较复杂，听话的人想要多知道新奇事物，说话的人为了迎合别人心理，便不惜天花乱坠，加油加醋。同学们到外面看球赛，回来讲述球赛情形，一定把那得分最多的选手形容得像个生龙活虎，使听者津津有味。看了电影，话剧，乃至街头巷尾一件特殊的事情也是一样。这种情形，甚至普及到我们日常的语言，天气热，就说“热死人”，看了凶狠的人和物，就说“吓死人”，全是过火的形容词，可是我们听熟了，恬不为怪。现代的，同时的事，经过口传尚且如此，古代的，距离我们几千年几百年的，当然更带了靠不住的成分。
语言是文字的先声，我们所看到的最古文字是殷商时代，距离现在不过三千多年，可是我们的传说古史，往往会追溯到五千年以上。从有文字的时代往上推到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起码有一两千年。这一两千年的事情，就是用“故老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等到人类会充分利用文字纪录语言时，再把他纪下来，那便是史书。
我说“会充分利用文字”，这距离刚会使用文字的时候又有若干年。按照传下来的最古文字，譬如商代和周初，他们的文法修辞都很简单，仅仅能够把事实的要点记下，要他们充分纪录古代的传说，还不可能，而且工具也限制了他们。那时候不但没有纸和笔，就是后来用的竹简（薄而狭的竹片）和绢帛，恐怕也还没有，他们只能利用一些现成的东西，商代就用龟的甲壳和兽骨，字是用刀子刻上去的。这些东西在河南安阳商代的故都（所谓殷虚，虚就是废墟）发掘出来很多，我们称之为“甲骨文”。周代的文字纪录，大多数是用铜器，这本来不是作为书籍用的，而是一些纪念品，或是打了胜仗，或是封建诸侯，就铸了铜器，把这事实简要的刻在上面，可以传之久远，因为多半放在宗庙里（就是天子和诸侯的祖先堂）作为祭祀时的陈设，所以又叫“礼器”。至于普通纪录事实的东西，究竟用什么，还没有发现，到了周代的中叶，大约就有竹简了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传说是越来越变质越纷歧的，到了文字纪录工具方便的时候，古代传说也就膨胀得达到相当程度，再经过纪录的人加上有意的渲染，古代的历史就花样百出了，这大约是战国至汉代的事，距离现在差不多两千年到两千五百年。
二 为什么信古？
既是古史里掺入不少不可信的成分，为什么还要信呢？这种心理是怎样造成的呢？
第一，人往往是短视的，越是知识简陋的人越甚。短视就是不能凭理智判断是非，而完全信赖了自己感情的好恶。这种情形在现代仍然找得到，我们可以拿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去研究古代没有进化的人。有名的美国社会科学家莫尔干（Morgan）《古代社会》一书，就是他研究美洲土住（著）的印地（第）安人（Indian）的结果，由现代印地安人的生活，推知我们古代的祖先许多生活的情况。这部书已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权威。由莫氏的考察，我们知道原始人是没有固定配偶的，故以母亲为中心，正如我们中国古书里所说的“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时人类的组织，只是一姓，一宗为本位，慢慢才扩大到几个姓和宗组成的族，也有了族的酋长。他们的生产是渔猎和畜牧，常常和别的族打仗，敌人被俘虏了，始而是杀死，后来就作奴隶。从这时起，他们就有了敌我之分，对于自己特别尊重，也就是对于敌人轻视。不但尊自己，尤其是尊重祖先，一方面因为祖先的传说逐渐多起来，一方面因为原始人有着一种“生殖崇拜”，他们对于男女关系和生育现象认为极其神秘，所以格外把祖宗看重。郭沫若先生说，祖的原始写法是“且”，在甲骨文里，是等形，就是男性生殖器的形状，（见《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可以证明古代人对于祖先崇拜的由来。现在比较野蛮的民族中，还有崇拜生殖神的现象，甚至有专供此种神的庙宇。祖先在古人心中既具有这种神秘的力量，当然关于他的传说就更加离奇，而且深信不疑。
二，后来知识虽然进步了，可是祖先已经成为偶像，是不容打倒的。而且他们认为死去了的祖先，就是天神，会对于他的子孙加以保护和照应，如果作事不好或不敬祖先，也会遭到惩罚。于是祖先就不只是传宗接代的人，而且是本族的监视与保障的神力，和上帝（天）同在的。所以便兴出种种形式来祭祀祷告他，无论作战，求雨，打猎，问收成，全都向祖先要求成功。为了这种繁杂的祭典，除去政治首长以外，又产生一种像僧侣的人物，专负求神问卜之责，他们被称为“巫”或“卜”。商代的文字里这种人已经很多，他们的势力暗中可以左右政治，因为如果一件事祖宗或上帝不许可做，就不能作。每件事必须要卜，卜，就好比现在占卦，不过如今占卦是少数愚民的事，古时则是帝王每天必须举行的。所以古书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见《左传》）祀就是敬祖敬神，戎就是作战。事实上作战也常要得巫卜的许可。巫卜的预示，或预兆，就是祖宗神灵的意思。巫人把龟壳上钻了洞，用艾绒在里面炙起来，便有了裂纹，称为“兆”，看裂纹的样子，巫卜们就知道吉凶。商代甲骨文所纪录的，多半是这些。那时的祭典盛大得很，作为供品用的牺牲，或是牛羊，或是狗马，有时竟至是活生生的人！（大约都是外族的俘虏）对于祖先的崇拜到了这个程度也就可以说信赖古代到了极点。
三 信古的心理被利用
从家族进步到国家，这又经过了若干年。中国历史，据现代人的看法，商代已有了国家的雏形，周代已可算是国家。周代继承了商代的文化而更加发展，旧历史里常常说“周公”这位圣人，制定了一切典章制度，当然这话不可信，因为现在流传的《周礼》这部书，证明是假的，可是从前都说这就是周公的“建国大纲”。周公的事，虽然不能完全证实，可是有几种制度，确是由周代起而渐渐树立的，其一，是封建，即将全国土地分为若干单位，分配给贵族和功臣们，让他们全权管理，但仍然要听中央政府——天子的号令，他们是以天子的代表而存在的。被封的，叫做诸侯，这是我们在初中历史里就读过的。其所以要封诸侯，一则因为土地面积大了，天子一个人照料不过来，分给自己一家人大家负责；二则可以借此镇压了被征服的敌人。譬如周把商赶到东方，（原来商在河南，周在陕西，那时周占了河南，商人被迫东移，大约到了今日山东一带）就在周围封了好几个贵族来监视他们，周公封于鲁，（山东东南部）康叔封于卫，（河南东北部）召公封于燕，（河北）整个包围呃敌人区域，这几个诸侯全是和天子血统最近的。这可以说是家庭的扩大，根本是由一个祖先之下分出的支脉。他们为了使家庭制度——亦即团结一个祖宗的子孙以形成一个势力——巩固，又有一种办法，就是确立宗法制度。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古书中宗法制度，（如《礼记》）说得那样完备，应该是战国以后的话，不过在这些记载之前，社会上大概已经流行着这种组织了。宗法制度的要点，要把一个祖先的子孙，分别了亲疏远近，各自享各自的权利，各自尽各自的义务。长房长子是正式承继香烟的人，他应该负起大责任，照料本族各支。可是一个支房，又是他的长子本负本支之责，如此下去，形成一个有系统的血族网，在这网里的人，大家共同敬一个祖宗，就该互相扶助，互相亲爱，如有外来势力，共同应付。这便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原素，说起其来源，是由于祖先崇拜，也就是由于我们肯于信古。
时代愈久，祖宗的偶像化愈甚，也就更不容我们怀疑。这种心理的演变，就成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因为古代就是我们祖宗的时代。祖宗的大帽子，谁也不能反抗，反抗就是不孝，不孝比什么罪名都大。
四 作伪者——信古心理更进一步的利用
美国作家辛克莱（Sinclair）在他的文学批评《拜金艺术》里有一句话，“一切艺术都是宣传”，“All arts is propaganda”有许多人骂这句话过火，我却觉得很有道理。不信请看，在今日世界上，哪一种作品不代表一种思想，一种倾向，或者反对某种思想倾向？中国唐代的韩愈所说“文以载道”，正有相同的意味。从前政治家还忌讳宣传，说“为政不在多言”，如今政府里公然有宣传的机关，经常干宣传工作，一切艺术部门——小说，诗歌，图画，剧本……无不被采用为宣传工具，辛克莱的话，好像成了他们的宗旨了。
现代如此，古人也如此，不过方式不甚相同而已。古人当然没有发传单贴标语这一套，可是人类文化到了一定的程度，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主张，都希望拿来实行，于是就有了“自我宣传”，在自我宣传时，是要利用到一般人信古这个心理弱点的。
历史中所记的周代有八百多年，可是到了一半的当儿，周天子的势力已经不能控制诸侯，那是因为生产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发达，大的诸侯国力雄厚，就起来吞并或是控制小的。他们并不是完全忘了祖先，而是几百年之后，感情不免冷了，而况诸侯之中，也不完全是天子同姓的贵族，有许多是异姓功臣之后。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所谓异姓功臣，其实起初就是奴隶，因为他作奴隶忠实而又比较聪明，就攀到诸侯的地位，好像许多大家巨族的管家一样。在每个诸侯的下面，又有卿，大夫，士等阶级，他们与诸侯的关系，也仿佛诸侯与天子，——是给诸侯全权管理事务的，一层层下去，大夫伺候卿，士就伺候大夫，贵族们是这样的排列着一个等次，居于最下面的则是农民，即所谓“庶民”。他们是卖力气给贵族生产的，绝对没有知识。
可是翻身的时候来了，天子腐化了，被贵族控制，贵族们本身也逐渐腐化，而政权逐步下移，终于小百姓也挺起腰来，他们生产方法进步了，可以有些富裕，便也学一点知识，渐渐成为知识分子，想要在政治舞台上出出风头。登时，这个社会就点缀得空前的热闹。这就是周代的最后二三百年，春秋和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许多由平民转化的思想家全出现了。
为了把他们的主张说得有根据，至少可以不使人发生反感，他们就瞄准了人们崇拜祖先信仰古代的心理，硬说自己的办法，理论就是古人的。譬如孔子和孟子这一派——许多人说他们代表着没落的贵族——就抬出尧舜禅让的事来，孔子以前，尧舜的事还不大流行，就是曾经说到古代的帝王，也是一套传说的神话，绝对不会有那么高尚完备的人格，可以说，孔子以前传说的古代帝王，人类的远祖，全是神化了的，（如大禹的平治水患，完全把他神化了。）到孔子以后才开始人化，而这种人化的观念，都是有作用的捣鬼造谣。反正古代没有正确的历史，随便怎么说全可以，所以我们就常常发现一个故事的不同说法。由这些矛盾里便可以看出造谣的痕迹。仍以尧舜的事为例，孔子对于他们只有虚无缥缈的颂扬，（论语尧曰篇有纪禅让的话，但不可信，这篇是汉人作品。）孟子就给他编了许多故事，尧的臣怎样，舜的父亲怎样，弟弟怎样，尧死了以后四岳（人民代表）怎么举舜，舜以后又怎样举禹。……夹在孔孟中间的墨子，则说尧舜的“禅让”纯粹是当局为国举贤，不是人民所举的，而且不曾说到舜把帝位让禹的事。孔子是尊天敬君，要维持旧秩序的，就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墨子是主张谁有本领谁就来作领袖的，（所谓尚贤）就说尧把舜提拔出来作首领，因为他“贤”。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合理的帝王应该以人民的一件为意见，就说舜和禹全是人民所拥戴，尧虽有儿子，也不能不顾及到人民的意见。……诸如此类，每一派全制造了自己的偶像，竭力鼓吹，与其说是讲古人，不如说是讲自己。这种把古代历史和政治拉在一起的风气，到汉朝还有，所以汉朝也是一个制造古代历史的时代。然而因为当时人很少历史观念，只有盲目的信古心理，所以就把这些当作真实。等到他们的著述流行得久了，而且像孔孟的书，经过汉以后政治上的提倡，不但是史料，而且成为“经”书，经书是天经地义，不能变更的，本来他们所制造的都是偶像，现在连他们本身也成了偶像，就更加没有疑惑的余地。古人对于历史本不负责，他们的话，不过信口开河，随便拉古人来作今人的榜样，好的便是“劝”，坏的便是“惩”，——即如相传孔子作的鲁史春秋，也是充满了主管的“褒”“贬”，认为对的，是一种记法，不对的，又是一种记法。假使这话可靠，在今日的史学眼光看，这种历史就太不忠实，因为完全是一个人的看法呀！不料，这种不负责的，不忠实的古代纪录，凭藉中国传统的信古观念，居然成了最可靠的历史，差不多延长了二千多年，没人敢来动摇他。
五 人类的醒觉——从信古到疑古
大多数人都在古代的离奇传说里，或一部分思想家制造的谣言里迷惑着的时候，居然也有头脑清楚一点的，感觉这些说法有漏洞，这些人真有如黑暗中的几点星星之火，其光明愈加可贵，而且这几点星火，终于大放光焰，照彻了全部古代历史，使我们多少接近了一些古代的真相。
战国本是乱造历史的时代，可是就在当时，便有人表示不相信，如荀子就不信尧舜禅让的说法，认为是“虚言”；即孟子自己也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劝人不要完全迷信书中记载，这就分明声明了他自己的话不是完全可靠。更早些，孔子的大弟子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本是商代的亡国之君，说他不善的，当然是周代的征服者，这里面政治作用很浓厚，可是直到今日，我们一说暴君，还用桀纣作例子呢。依子贡的话，纣何尝那样坏？可是他的话用意不是辨别历史，依旧是用来劝人，主要在“君子勿居下流”一句话。此外，韩非子（战国末期）是攻击信古最厉害的，他主张一切办法，思想，全该随着时代走，古时总没有后来进步。因此，他也就对于孔孟和墨子的制造古代偶像大加反对，关于尧舜的事，他曾说过，儒家所讲的尧舜和墨子所讲的不一样，尧舜是不能再生了，谁能断定他们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显学篇）这种敏锐的看法，实在了不起。
西汉有位刘安，作了《淮南子》一书，常有分析人类信古心理的话，很是透彻。（修务训，泛论训，俶真训等篇）
东汉有位王充，作了八十五篇《论衡》，对于世俗的传说，加以不客气的攻击。可以说是疑古的一尊大炮。他说经书史书里有许多话是夸大的，传讹的，（书虚，语增，艺增等篇）世俗的迷信，也不合理，他个人就不信鬼怪。（论死篇，订鬼篇）唐宋以来，随着思想的进展，疑古的人越多，宋代本来都是道学家，好像应该最崇拜古人，其实并不。他们倒很有胆量反对古人的错误，而妥求“圣人”的真相，朱熹就是一个。他觉得经书中所附的汉人注解，全是附会的，譬如诗经里许多民歌全是恋爱的诗，而汉人都当它是赞美政治或讽刺政府的，朱熹就把他们推翻了，而痛痛快快的说是“淫奔”之诗，淫奔两个字，虽不是好话，但其意义，就是男女相爱，他曾给许多种古书从新作了注解，完全按他的主张，不以古人为标准，虽则有时太主观，可是有胆量。
清朝是中国学术的实证主义时代，若干学者都知道运用科学方法来订正传统的错误，考出原始的真相。只是，可惜他们究竟打不破崇拜古人的迷信心，他们所反对的是宋代理学家所讲的空话，他们崇拜的是汉代人，以为汉代人离孔子不远，说法一定不会错，故他们的学问，又称为“汉学”。却不知汉人一样荒唐，而且顶顶迷信，常常讲些不伦不类的胡话。他们等于没有跳出谣言的手心。
敢于对汉人开大炮的，是戊戌政变主张维新政治的主角康有为。我们在历史里知道他是一位初期政治改革家，其实他的改革，不止政治，对于学术的贡献更大。不过，他在学术上的主张，与在政治上的主张是相关联的，也可以说，学术的主张，就是他的革命哲学，是政治行为的原动力。
他写了两部不朽的著述，《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关于他们的内容，我不能在此详细介绍，但其大旨，可以谈谈。他首先提出上古的历史是无凭无据的，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大致全是战国至汉代的学者们所编造。为什么要编这些“伪史”呢？主要是为了政治作用，像前面我所提出各家对于尧舜不同的纪载，就是他的意见。他认为那时孔子要改革政治，就制造了尧舜这些偶像以镇压一般人的反对。不但孔子，和孔子同时及以后的思想家，没一个不用这种手法。这是孔子改制考的大意，这种改制，（改革政治制度）叫做“托古改制”。至于第二部书，是为了打倒流传了快到两千年的《左传》和《周礼》，他证明这是王莽时刘歆搞的，王莽篡位，国号叫“新”，故称之为“新学”，以表示他够不上“汉学”，有看不起的意思。刘歆为什么要作这种事，说来话长，主要也还是为自己可以升官发财，因为在这些书里给王莽立下篡位的根据。
康有为是想辅助当时的光绪皇帝打倒顽固的西太后的，但西太后周围，自有一些腐败守旧的亲王大臣给她保镖，他们互相利用，眼看国家就要垮台。康氏这些书，当然有点针对了顽固派说话，顽固派最大的偶像是孔夫子，孔夫子是要“率由旧章”“述而不作”的，而且最忌讳“用夷变夏”，（以外国的方法改变中国方法）守旧派拿这个作对付维新派的挡箭牌，经过康氏这一来，孔子不但不是顽固分子，反而成了革新祖师，就使得他们没话可说。——因此，后来才有人开康氏玩笑，呼他为康圣人，言其以孔子自居。
康氏的君主立宪主张，“保皇党”组织，不久就被民族革命，民主政权的浪潮打下去。他以一个极维新的人，后来竟变成守旧分子，成为革命对象了，时代是如何不留情！但是他的政治思想虽然不行，他的学术主张却掀起了历史研究的新潮。
自民国成立，时代划了一个新界限。以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为中心，思想界又形成一个崭新的壁垒，始而旧的还在挣扎，不久，就和太阳下的冰雪一般，完全消融。五四带给新青年的思想，主要是科学精神和民主政治，即所谓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这两种精神反复激荡，才有今日的思想界和政治的恶斗。别的不谈，我们只谈史学。
第一位受了康氏影响，又受了胡适之先生所带来的“实验主义”浸染，起而对于古史表示怀疑的是顾颉刚先生。我们看看七册九大本的《古史辨》，几乎多半是他领导的成绩。时间很巧，恰好五四后的第一年，民国九年，是他疑古文字最早的编年，（见《古史辨》第一册）但到民国十二年在《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讨论古史书》，才正式有系统的提出他怀疑古史的意见。他最初怀疑的是在传说中神通广大的夏禹，认为这是一个神，而不是人。登时这说法就引起热烈的辩论。由禹而上溯尧舜等古代系统。顾氏的论断到了十八九年以后渐渐成为一确立的学说，他的《三皇考》，《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战国秦汉人的造伪和辨伪》，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打破了若干搅不清的迷惘和混沌，使我们对于荒远的古代，有了鲜明的视野，可以说，通往古史这条路，好像长满了荆榛，没法子涉足，顾氏的功劳是清除了这些障碍，使我们认清路数。他的基本主张，是“层累造成古史说”，古代传说本是顶简单的，传得久了，人们有意无意加以修饰，于是越弄越复杂。不但古史这样，流行于现在的民间故事，民歌也这样，譬如民歌里的孟姜女哭长城，从古至今，就有了许多变化，而各省的哭长城又各不相同，不过他的母题，总离不开一个中心罢了。，我们看旧小说，亦复如是。《水浒传》的祖本是南宋时一个叫做《宣和遗事》的书，内容简单得很，人物也没有那么复杂，可是经过说书人及编者一加再加，如今竟成了洋洋大观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的历史不过五六百年，而古史则有二千年以上的增改，当然会使我们更感到迷惑了。
那么，也可以说顾氏的工作，多半是偏于破坏的，要想建设，当然先得破坏。现在我们再看看建设一面的成绩。
干脆说，古代书籍的纪载，若没有真的“物证”，简直就得全部怀疑。幸而古代的物证竟陆续的出现了，例如前面我索举过的殷代甲骨文和殷周以来的青铜器。——甲骨文的数目没有确实统计，大约总有几万片；铜器的数量超过五千——我们可以从里边看，到底古书的纪载有多少靠得住的。
第一位作这工作的是王国维先生，他用甲骨文里所记的殷代帝王名号和汉代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对照，发现史记的纪载十之八九可信，有根据，于是，商代的史实就有着落了。但夏以前的古事，还找不出多少影子。王先生作学问虽然头脑很新，但他的政治思想是旧的，他仍然自居为清朝的人，不幸这种思想与现实的矛盾逼得他自杀了。
他的方法，也启示了不少的学者。最有成绩而给中国古史建设起新面目的是郭沫若先生。我们都知道郭先生是有名的新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兼小说家；却往往不晓得他在古史方面的伟大成就。他的天才真是了不起！因为他了解西洋新兴的社会科学和唯物史观方法，自从民国十五年他和政府政治意见不合避往日本之后，就专心研究古史。他首先用莫尔干《古代社会》和德国恩格斯（Engels马克思的好友）《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各书中的说法，来估量上古的中国社会，果然给他说出了许多极新颖极透彻的见解。他对古代文字的认识和解说也有极惊人的成绩，最先发表了《甲骨文字研究》及《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又根据了这些材料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用新观点写成的古代史。他的议论也许还有可商量之处，但自从这种方法一出现，立即引起史学界莫大的兴趣，接踵而起的同类著述太多了，恕我不一一详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九二八年初版的，到今年整整二十年，倒是一件颇可纪念的事。
自从《古史辨》出版，我们的历史再也不讲什么盘古氏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人头蛇身的话了；自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我们又知道按朝代分段的历史不对，应该按照社会进化的情形分段，这都可以说是历史界的里程碑。
（原载1949年《中学生》总208期。许宗褀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