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改编本辞源》说到工具书的出版
由《改编本辞源》说到工具书的出版
季用
(无锡社桥文教学院纪庸)
商务印书馆《改编本辞源》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出版了,但根据扉叶上的说明,这个本子仍是一九四八年编的,“抗战胜利后,鉴于新词日增,而旧编篇幅过大,即决定将旧词删繁就简,增入新词。此项工作于一九四八年底全部结束”。故名义上是改编,事实上“内容及观点多有须待更正之处,新词部分尤须随时充实”。但为了要出版,就不得不“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基本完成,新名词又有大量增加,经续行搜集,至一九四九年底止,列于篇末,作为补遗”了。(以上所引,俱见该馆编审部启事,附在扉叶之后。)我们首先对这样的办法有意见。
无论什么著作,都必须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否则对新中国的建设影响是很大的,我们为什么要在出版界展开批评呢,旨在不要有毒素的作品流传。《辞源》乃是销行最广的工具书,一般教师、文化工作者往往拿他当作“不会说话的老师”,自一九一五年出版已来,迄今四十年,流行的数目当不下数十万部,在一般人头脑中已成为有“威信”的东西,现在经过改编了,由于其传统的“老牌子”,可能颇为畅销,可是,这样一本有影响的东西,却是“内容观点多待更正”的,那么我们买了他为什么呢?查旧词,旧本的《(词)〔辞〕源》已尽够了,甚至还比这个不“删繁就简”;查新的,观点有问题,而定价达十二万元之巨,不是等于以改编本为号召来作生意吗?自然那启事上又说:“本馆现正计划澈底改编”,在今天,就该等澈底改编了之后再出版,这个非驴非马的改编岂不是不负责任的,多馀的?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把正文都翻过,但我曾查到“捻子”“义和团”“黄巾”“李自成”等条,都是照抄旧文,一无改动的。“九一八事变”“八一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央研究院”等完全是反动时期的解释,以反动政权为“正统”的(姑举数例,恐怕还多得很)。但在这些错误的解说之中,有时也插入新的,如“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第三国际”……等,其解说决非一九四八年像商务印书馆这样书店可能采取的,当然是勉强凑进去,以示其“新”的。这样一来,是非混淆,新旧合冶,岂不是使人莫知所从吗?即使说不是“生意经”,也很难令人相信。
而最危险还是他专收“解放以后新词”的部分,即“补遗”一栏。这里面的错误简直是匪夷所思的。
现在让我选几条作例子:
“一边倒”注云:“根据中国革命经验,革命之胜利与巩固,如不倾向帝国主义,即须倾向社会主义,并无第三条路,不能有中间路线。毛泽东主席于《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有详细发挥。”查毛主席的原文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这话是说得很明确的,中国人或倒向帝国主义,或倒向社会主义,但倒向帝国主义的,已竟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反动派了,怎么可以在逻辑上安排成为“革命之胜利与巩固,如不……即须……”这样的句子呢?照这个解释,岂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也是革命胜利的一条路了?
“主要劳动”原注采取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关于土地斗争中的决定》,而不采取一九五〇年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已竟是错了,而采用前说时,又妄加删略,以致使人看不明白。一九三三的原文是“所谓从事主要劳动是指从事生产上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如犁地、莳田、割禾及其他生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但不限在农业生产方面,如砍柴、挑担、运输、纺织、行医、教书及做其他重要劳动工作,都是主要劳动”(有 · 部分,一九五〇年的新决定删掉了)。其中有○的一句,注文删去,而“其他生产上主要……的劳动”一句,却改成“及其地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这样,第一,使范围不清,不知后面一句所指的是那一方面的主要劳动,是农业生产以内的,还是以外的?第二,地产上的劳动,是不通的,因地产是名词,不是指生产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原注竟将中国三大敌人错成“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注云“……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与四个阶级之联盟为属性”。意义不明,政协共同纲领序言说得很清楚,为什么不录原文,而用这样不清楚的解释?什么叫做“属性”?为什么不说明由什么阶级领导,由什么阶级构成的统一战线呢?
“国民”原注“即国家人民之义”。这是非常笼统含混的旧说,下面虽然又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人民和国民的分别,但与这一定义式的总论,很容易弄混了。“补遗”既是选取解放后新词,就不必载旧日通行的释义,以免混淆不清。
“人民解放军”把八项注意误成八大注意。
“国体”释为“国家之体制”,而不用《新民主主义论》里“社会各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来说明。同样,“政体”一词,虽用了毛主席的话,“国家政权构成之形式”,却又删了下面的“指的一定社会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一句,仍然不够明白。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原注“简称新青团”,并无此称。
“搞通”原注“即处理贯通之义”,望文生义,完全不对。【按:本条上端另笔划了“×”号。】
“就头市布”仅仅是上海及附近各地的折实牌价标准物资之一,而说成是通常的。
“资本主义”原注“资本主义之根本矛盾,即生产之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之占有间之矛盾”,意思不明确。一般是说“社会的生产、私人的占有间的矛盾”。《联共党史》里是这样说:“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按:本条上端另笔划了“×”号。】
像这样的例子在二百多条补遗中要占二三十条,我不能一一详举了,而尤重要的是选词并无标准,好像是随便拉上几个充数的,譬如说,我们在正文中看到“斯大林格拉”等地名,可是无论正、补两部分均无“斯大林”,正文有“马克斯”,无“恩格斯”,补也无有。乃至像“十月革命”“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这样有关政治学习的词都没有,有“主要劳动”等词,却没有“附带劳动”等,又有许多根本不成为新词的,如“单帮”“缺吃”“匀饭吃”“摊贩”“抢险”“年关”“强调”“打油”“渡荒”“闭幕”等既不是难解之词,更多半没有若何新的意义,实在无须补入。这些充分说明编者选词是毫无原则的。是杂凑的。■
【按:这篇投稿《人民日报》的文章未曾发表; 背景详情请阅宋希於先生文章关于纪庸手稿《由〈改编本辞源〉说到工具书的出版》】
(宋希於先生提供并整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