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钱之道

季用

中国人在作文章的时候，头脑很清晰而复杂，譬如欲擒先纵、烘云托月、欲抑先扬、背面敷粉等法则，真是“古已有之”，而且运用的十分圆熟漂亮，所以留给我们后人那么多掷地作金石声的佳作，可惜是，能说者未必能行，特别在用钱一事，好像完全不懂方法。

其实文章作得不通，还不要紧，至少不会有杀身之祸；至于用钱，可就有许多麻烦与问题了。原因是钱乃人人要用之物，会用的人，不但自己得其所哉，别人也不至因你而枯竭，也便是日本鬼子常说的“共存共荣”；不会用的人，表面看起来自己很享受，但每一种享受都使另外一部分人剥夺一些生机，积之既久，一定会变为莫大的仇恨，这便是一切动乱与不安的最大来源。

    儒家只给人极笼统的教训，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是“子罕言利，”而孟子且因此而斥梁惠王。事实上利怎么可以罕言，义又怎么喻法？这不完全是空心汤团吗？读这种教训多了，一定会把人变成伪君子，表面上口不言钱，骨子里见钱就钻，我看今日的贪官污吏，全会讲一套仁义大道，恐怕都是孔孟的教条训出来的。至于道家，那更糟，他们只知道钱是万恶渊薮，主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好比“此地无银五十两，” 越说越偷的厉害。社会既已有了钱，而且钱可以买到一切，除非全世界对钱都有彻底的革命，否则你想阿Q式的否定他的存在，那是一百个不成功的。

但儒家却有“蝮蛇蜇手，壮士断腕”的训条，去一肢以存全体，衡量得失，到底值得，虽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到这时候也讲不了许多了。身体且是如此，用钱何独不然？中国人——特别是有钱的中国人，很少想到这一层，有时候，为了自己姨太太的病，或是本身的梅毒与糖尿症，儿子的天花与伤寒，许下愿心，到冬天捨棉衣若干套，或便宜了和尚道士，作个全堂水陆道场，好像是大慈大悲阿弥陀佛之至，但他姨太太及少爷乃至他本身的生老病死并不权操他人，如果天老爷也巴结阔人，偏偏不给他生病，穷人莫非等着冻死饿死？所以即以自私自利而论，这已落于最下乘，何况大多数人，连这么一点施捨，也会在“打破迷信”的口号下藉题取消呢？有个朋友曾作一比喻，他说譬如有五杯茶，十个人都口干舌燥想要吃，自然是捷足先登、有力者抢到，在外国，可能有一个人吃两杯，其余三杯分给九个人，三人一杯，虽不解渴，亦可生津；而中国则不然，一个人连吃三杯，其余的我虽不吃，别人也不要吃，倒在地上，变成泥浆！这个比喻我以为很恰当，试以上海一隅而论，每天把干干净净的水倒在地下变成泥浆的不知有多少，而大多数人在那里渴得七窍生烟，却毫不顾问，试问这样能够长久吗?

我们曾看见过美国的煤油大王钢铁大王对于社会事业一掷千万，毫无吝色，中国人必定有很多人在暗暗骂他们傻瓜，“如果我有这么多钱，才不这样干呢！”可是事实上洛克菲勒和迦内基家族却绝未曾因这些施捨而日就困穷，反之，他们的事业与安全更因是得到牢不可破的保障，这就是欧美人比我们会用钱的表现。须知一国之内，如其所谓豪门大族，都能有这般远大眼光，若干忧患，就弭灭于无形，革命与流血，都无所用之了。我总觉得革命是人类万不得已而出之的一种手段，即革命者本身也不会引此为荣，为什么在别的国家可以用社会政策代替社会革命，而中国不能呢？此事要有钱的人三思。

幼时读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教训他儿子好好待仆人，“此亦人子也，宜善遇之”，一似此老大可佩服。今日思之，中国家庭盖以虐待用人为原则，视仆人如“人”为例外，由陶公之言，才反衬出全部知识分子之混蛋！盖全世界固绝无规定“仆人必须不以人相待”之训条者，则陶公之疏，岂足道哉！然而今日之富人，方以捨几件棉衣为功德，却忘记此乃千真万确之自私自利。若连这种自私亦不能深明大道，做得更有效更深刻，则其及身尝试悲剧，岂不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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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申报》1948年5月10日。宋希於先生提供。纪英楠先生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