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岁
献岁
纪果厂
《楚辞》：“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些。”献乃是进的意思，意思（疑衍）即是始岁。中国人善颂善祷，恭贺新禧是免不了的，但是老冉冉其已至兮，多活一年，离生命的末日近一年，又有什么可祝可庆？若是说到现在，想想混了一年，没有变成饿殍，倒是不无可以庆幸之处，可是这是痛定思痛之庆，是失火的焦头烂额之庆，似与预祝将来之兴隆多福，又有未合，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还是在战时体制之下，节约了这种仪文为是。
有人说中国的思想完全是迂（按：据原文看，当是儒，按字形猜，则道字可能性大）家的，比如理想的生活，不出孟子所云：“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政治，最近我给《风雨谈》写小文曰《林渊杂记》，正是说即此境界，便大不易。不但疮痍满目的中国不易，就是世界其他先进国也仍旧是Utopia，盖如此境界，果真实现，我们绝不会在今日再看见战争的事，即以深得道家神理的渊明先生，亦可以不必做其桃花源的梦了也。世有顶平凡的事，而实现起来却极其繁难者，此其最较著者。中国人春联喜欢写什么“人在尧天雨露中”，“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十分表现着他们的要求与希望；不想人类进化的结果，只落得大家都不能自给自足，反不似蜂衙蚁国，可以自适其适，我在另一小文名曰《人兽之间》的，即曾略明此意，至今此疑不能释然，则无怪乎梁任公于战后欧游时颇对物质文明有微辞了。
然而，中国思想固是儒家体系，其行事则又处处表现着道家气派。若说无为，中国民族在最近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可谓真的无为了，文景之治，刑措不用，自然是因为宪太后倡信黄老，可是后代儒臣，何尝不时时以此为值得效法而向时君建议？真的儒家所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作风，实在很不多睹的，除非是属于个人的事，一到国家，总是要与民休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汉武帝扬威西域，到底有了轮台之悔，唐代开边，也有许多诗人在歌颂之中寓其讽刺。但我们念过西洋史的人，却没有听说恺撒亚历山大诸公有此意思，汉民族之好静心理，殆是先天的，非可强勉而然也。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小国寡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在乡僻荒陬，假使没有丘八老爷抢掠一空，没有狗屁不通的留学生强作解事，老农在柴积上晒黄日，说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故事，还不是活灵活现的康衢击壤之歌吗？所以老子的理想，和孟子的理想，乃是殊途同归，不要看了老子表面上吵着大道广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话，便错认他的思想与儒家是冰炭水火才是。若是说中国有东方精神文明，我想也就是在这一点。因为是精神，便永远没有政府物质的野心，亏了有圣人作，剡木为树，刳木为舟，不然我们真许还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奇伎淫巧与奇物滋起，儒道两家之论，皆以为不是好现象，有人每以中国没有发明家为耻，设站在精神文明立场讲，则又是一个值得说起的特点。我们比较新式一点的冬烘，仍以为物质文明的得失，还是参半，马克思主义论者，以为人类进化，系以物质，物质之进步，有关于工具，既已晓得物质是引起斗争之饵，还不免于时时唯物，处处唯物，是则大不如老子的唯无为彻底矣。但是老子的破坏犹是有点躁进而激烈，且将已有的制度物质，彻底归之于无，确属不可能的事，即如现在战争之惨酷，消费之重大，一时尚不能使物质的祸患绝迹，反而令人加倍受着物资困难的苦楚，岂非很显明的证据。最妙是庄子，他了然于老子学说将只成为学说，而难乎成为事实，于是更进一步主张“齐死生一寿夭”，冥灵难寿，不如大椿，蟪蛄纵夭，长于朝菌，人能不将苦作苦，不将乐作乐，万象由心，自造妙境，佛书之所谓得大自在，恐怕也就是这种作用，这样一来，任你外面巨浪滔天，我这里还是行所无事，所谓礼法制度，虽有亦视同无，更何必主张革命牺牲或崇无黜有呢？此种与世无畦町，缘督以为经的理论，戳穿了说，实即充分的阿Q心理，别人打我，我以为是孙子动手，何必制气，我们大多数同胞，殊已奉行若素，故庄子的道理，说来似深，然在实行，又颇易易，且与世风，大有拍合之妙，假令我们承认庄子之说为深得哲理，阿Q之估价似亦当因而变化了。
岁月如斯，若真的不肯做做阿Q，痛苦正长，抑又何必。因此想到在过年时，无论多么穷愁潦倒的人，也愿意别人向他说句恭喜发财，此言倘在平时，或许受者以为意存讽辱，在一岁更新之日，便以为前途大有光明，这种心理，还不是与阿Q同出一辙吗？我以为中国人的生活，只有过年时是比较年青的，其余大都是衰老之相。譬如平时最喜欢安静，而在年节则大放其劈劈啪啪的爆竹，连老太太亦不免戴上一朵鲜红的绒花，皆是证据。杨恽《报孙会宗书》云：“田家作苦，岁时伏腊，斗酒自劳，酒酣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这也并不完全是牢骚，盖也有大半的真实性。在北京自年三十起，一直要喝到正月底，有人议评中国人的节日只是吃，但却不知道老百姓平时的享受是什么，若是没有岁时伏腊的调剂，那么中国人的生命也未免过于枯窘了。
（原载1944年《文友》第四期。江少莉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