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录考
牛录考
—— 满洲入关前史之一 ——
纪庸
一
满洲于明万历二十九年成立黄、白、红、蓝四旗。同时，构成旗单位的“牛录”也成立了，一牛录有三百人，成为一个小军团。唯一旗究有若干牛录，似尚未确定，仅以之为旗构成单位而已。后来领土扩大，部民增多，四旗更增编为八旗，即万历四十二年添设之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是也。这时才决定每旗分五甲喇，每甲喇分五牛录，八旗兵制，至此正式完成。其后，八旗的制度，虽有种种变迁，牛录总是旗的基本单位。牛录之名，后改佐领。至于这名称的由来，满洲实录万历二十九年辛丑条云：
“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内，立一牛录额真管属。 此前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依照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管，□【1】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
这种风俗，本是游牧民族通有的，譬如多桑蒙古史中所记成吉思汗大狩猎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而且后来就以这种十人一队的编制作为军队的基本单位，所以有百夫长、千夫长一类的名目。满洲也是游牧狩猎的民族，很可能受到这种影响的。
复次，牛录之下虽是后来规定统率三百人，起初数目是不定的。其来源可能是满洲部落中的“族”和“村”（村也可以叫“寨”）。满文满洲实录，把牛录的前身唤作“穆昆”（族）或“嘎山”（村）。满语，同血缘族为“哈拉”，比“哈拉”范围更大，也就是一个大族，叫作“穆昆”；至于“嘎山”,则是以地为单位的团体，自然，在这种以“地缘”为单位的村寨里，难免也有“血缘”存在。
究竟怎样由族、寨改编为牛录？要明了此点，不妨参照一下吉林外记（卷三）“满洲蒙古汉军”条，虽然所记是满族入关后的事，但未尝不可资以推测入关以前：
“伊彻满洲，率族众来投者，遂编其穆昆达为世袭佐领，阿拉哈穆昆达为世袭骁骑校；率所属来投者，遂编其嘎山达为世袭佐领，法拉哈达为世袭骁骑校。﹍ ﹍穆昆达汉语族长也，阿拉哈汉语副也，嘎山达乡长也，法拉哈达里长也。”
由此，可以知道牛录就是由“穆昆”和“嘎山”直接改编的，“达”就是“长”的对音。不过早期的满洲，对于未经开化的女真部族，如何加以改编，倒是很难考查的。我们只能充分明白一个原则，即牛录乃是从族或村转化而来而已。至于在改编中，是保持了旧组织，还是另起新组织，必须有更多的资料才能明白。下面所举的朝鲜李朝实录，可以说明一部分，而且可以说明，这种转变过程，不只是军事的，同时也代表着社会的发展。
二
朝鲜李朝实录对于原始满洲的史料保存了不少。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成立四旗设置牛录的事，也可以略略窥知。如宣祖实录（卷二三）二十二年十月条，记自建州卫入朝鲜的逃人述说云：
“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主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思尔嘎赤）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军：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间练习，胁制□【2】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
宣祖二十二年即万历十七年，当努尔哈赤起兵征服苏完、栋鄂、雅尔古三都之次年，为其势力逐渐发展的时期。他已经自称为“王”（按即老乙可赤），并编成四军。此种军之编成，或即后来四旗的雏形乎？
宣祖二十八年（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满洲的专使河世国，对满洲军情曾作如下的报告：
“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名，长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持战马著甲，城外十里许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点考矣。”（宣祖实录卷六九，二十八年十一月）
这里所说努尔哈赤和他弟弟一共有一万五千兵，最可注意的是“长在城中”一句，大约长是首长的意思，其说详下。
河世国使满之翌年，朝鲜又派军官申忠一赴满，对满洲军情作更进一步的窥探。他的报告见宣祖实录卷七十一，二十九年正月条。这一次的报告很详细，而且连满洲政治社会一般状况也加以记录的。关于军队分布的：
“一、外城中，胡家才三百余；内城中，胡家百余；外城底，胡家四百余；
一、内城中亲近族类居之，外城中，诸将及族党居之；外城底居住者，皆军人云。”
努尔哈赤的城，分为三部：内城、外城、外城底。其总户数为八百余家，而外城底【2】的四百余家军人，大约就是河世国报告书中所云：“常时习阵者千余名”的兵丁了。至于住在外城的诸将，当然就是“长在城中”的“长”。申忠一对诸将的性质，更有如下的报告：
“一、奴酋诸将一百五十余名，小酋（思尔嘎赤）诸将四十余名，皆以各部酋为之，而率居于城中。”
城中居住的诸将，实即各部落的酋长。他们带了本族、本村的壮丁们，集结在城中，採战争待机的形势。努尔哈赤所属诸将百五十名，其弟所属者为四十名，既为申中一所亲睹，当较可信。
既有这些小部落，亦即小军团，一定要有个组织。满洲实录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与叶赫战，“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固山”恐怕就是等于“旗”的军团。关于此点，申忠一报告云：
“一、正月初四日，胡人百余骑，各具兵器，粮饷数斗许，建旗出北门，乃烟台及防备处掷奸事出去云：旗用青、黄、白、赤、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余，初五日亦如之。”
此处所记的五色旗帜，很可以推想是代表五个军团。而且，后来的四旗，除黑色以外，其余完全与这里的颜色相同，可以证明万历二十九年四旗之设，实以此五旗为嚆矢。
三
按照前述申中一的报告，努尔哈赤兄弟共有军队一万五千名，部将二百名，如果平均分配起来，每一部将所带的士兵是七十五名，比一牛录统带三百名的数字相去甚远；则前述由部落转化为牛录不无可疑。因此，对于那时部落的详细情形，有详细加以考察的必要。
明代女真族的部落尚是原始状态，组织甚小。每一部落，有一酋长指挥。朝鲜李朝实录端宗实录乙亥年三月条有“鲁山君日记”，对此记录甚详。据报满洲部落可分大小两种，小的不满十户，大的可有数十户，每户平均有壮丁二名。小部落壮丁或不足十人，大部落也有在百名以上的。但以五十名以内的中型部落占多数，这是明初的调查，其后满洲族的部落逐渐增大，朝鲜世祖十年，有一从建州卫巨酋“李满住”那里逃来的人，述说着建州卫的实况，“李满住”的部落有百余家，军百【3】余名；“蔚牛歹”的部落百余家，军百余名；“赵三波”部落二十余家，军四十余名；建州左卫巨酋“童仓”部落百余家，军六百名；建州右卫巨酋“甫下士”部落百余家。军六百余名。（见世祖实录卷三二，十年二月；同书卷三六，十一年五月）。可是到了次年又有从建州逃来的人，却说“李满住”管下不过三百人，“赵三波”部下也如此（同书卷三七，十一年十月）。大体上，此时建州女真各部落的组织，总是大得多了。唯至明成化时，因遭受明室的讨伐，大族巨酋，相继分散。例如李朝实录成宗元年自建州卫逃还一鲜人述及李满住之子“甫乙加大”之部落，仅存八九家，壮丁十五名；“兀古大”之部落三十余家，壮丁四十余名；“之乙仇伊”部落二十余家，壮丁三十余名；“锄从哈”部落七家，壮丁十余名（成宗实录，卷七，元年八月）。又同书卷三九，成宗五年二月记一鲜人被建州女真捕去，于行路时亲见其部落小者不过十户，大者三十户左右云云，均可为证。
我们可以约略知道努尔哈赤勃兴以前，满洲的部落全是很小的。至努尔哈赤强大以后，满洲部落的情形则见于申忠一氏的报告。申氏所经满洲部落，判明户口者，计共四十七个，户口最小者一户，最大者百余户，然仍以三十户未满的小部落居多。据申氏的报告，四十七部中，共有酋长二十二名，分配起来，约每酋长统辖两个部落。总户数为八百七十户，则每酋长辖四十余户，而每户的壮丁平均数，照上述“鲁山君日记”的报告，为二名；又朝鲜成宗实录卷五二，六年二月，有一个叫“松古老”的中国人，他和他同逃的人，差不多都是一家包括了“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中国女子一人”。为什么满洲人的家庭人口都这样少呢？盖当时女真习俗父母兄弟是分居的，男子一达壮年，即距离父母，另立一户，财产也加分割。申忠一所看到的满洲人，大约就是此种小家庭，故每户壮丁平均不过两个。而四十七部、二十二名酋长，每酋长所统壮丁适为八十名左右。
由这个就可以计算努尔哈赤的部下将官所带的兵丁数目了，他们弟兄两个部下的酋长共约二百，兵士总数为一万五千，一酋长（即将官）所带恰为七十五人，与前面一酋长统带八十名壮丁之数极为相近。恐怕由部落的壮丁，演化为努尔哈赤的将官及兵士，其原始状况就是这样的。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所成立的四旗，下设牛录，其牛录确数已不可详，至万历四十二、三年顷，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则牛录之数，确系二百名（一旗五甲喇，一甲喇五牛录，八旗共二百牛录）。此数与二十年前的部将（即酋长）之数恰好相同。按理，此二十年为 努尔哈赤势力突飞猛进之时，当然军队的数目也大大增加，但单位数字与单位内容都没有显异的改变，那么，每一牛录所辖人数之增加，大约就是为了容这膨胀了的人数吧？
四
既如是，我们可以推想由部落改编为牛录之时，是曾经有过一次大改变的。牛录吸收了村寨和家族的成员，使他们本身组织发生变化，与军事组织相配合，社会经济的组织在那时也应有了划时代的转变。
村寨与家族从来是满洲人的社会经济单位，大规模战斗或狩猎时常常结集在一起，而平时则分别孤立存在。不过，其崩溃的因子早已潜伏，即满洲人常把鲜人和汉人畜作奴婢一事是。
女真人常在辽东地方或朝鲜北边掠夺汉人及鲜人为奴，此种奴隶，把农耕技术传入这尚在渔猎和畜牧时代的野蛮民族，于是使生产方式首先发生变化，因农耕的日见发展，保有奴婢的人财富便一天天增大，此种富有的家族一出现，立刻使原始的部落生出阶级的分化。富有而强大的部落，常想侵略他部，他部为了自卫，而拼命抵抗，在此过程中，奴隶的需要，更感迫切，于是造成循环不已的战争，如汉文满洲实录卷一云：
“时﹍ ﹍ 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太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于是削平诸部。”
大约努尔哈赤征服了的部落，即是后来改为牛录的基本体。当征服的初期，如申忠一所述，把部落的诸将都处在“城中”，这分明是为了弱化他们的独立性的。申氏的报告书中更说：
“一、粮饷，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处，而临时取用，不于城中积置云。”
这可见部落的酋长，已成努尔哈赤的属官，要替他办理屯田征发粮食。但努尔哈赤为什么不另派管理的人？这就证明酋长在部落中还维持着政治军事首脑的资格和地位。报告书又云：
“一、十二月二十八日（宣祖二十八年，即万历二十三年），到奴酋城外，合抱之木，长可十余尺，驾牛输入者络绎于途，乃外城外设栅之木云。正月初五日，回还时见之，则运入之数，倍于前日。役军则三四日程内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每名输十条云。”
此可表示部落庶民的徭役。又如：
“一 、胡人等言：在前日，胡人之凡有出入者，必佩持弓矢，以避相侵害掠夺之患，自王子（指努尔哈赤）管束之后，远近行走，只持马鞭，王子威德，无所议拟。或言，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来【5】行止，又纳所猎，虽畏彼不言，中心岂无怨苦云。”
这是说，努尔哈赤的势力已深深渗透到民间，人民的行动，不再像从前那么自由，而且规定了赋贡，心中敢怒而不敢言！此种势力之渗透，正表示各小部落的破坏与混合。
总之，在万历二十三、四年顷，满洲部落的村寨、家族，已逐渐走向转变之途，后来终于因内在的原因及外来的势力而解体，因有万历廿九年牛录之设立、与“牛录”的军事组织同时，社会的发展也划了一个新时代！
纪英楠注：
【1】 此处之字无法辨识。
【2】 原书影无“底”字，根据上文，此处应为“外城底”。
【3】 此处之字无法辨认。
【4】 原书影为“五”，根据上下文当为“百”。
【5】 “来”疑应为“束”。
（原载《东南日报》文史周刊，1948年4月7日。赵国忠先生提供。纪英楠先生录入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