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圈地考
清初圈地考
纪果庵
一 皇庄与圈地
明代的皇庄，即是皇帝自己向民间攘夺的田产，帝王为满足私人的占有欲，不惜牺牲百姓的生活，原是不足怪的事。自明仁宗洪熙时已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等名目。英宗天顺时，给未封藩诸王庄田，至其就藩，仍归官，天顺八年，始以没收太监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通称为“皇庄”，皇庄本系民田，一经划入宫中，另立“庄头”掌管收租，这些人倚势横行，老百姓要受尽他们的气。且租金数额，起初也无明确规定，全出庄头予取予求。皇庄以外，更有勋戚诸臣请求赐地或赏赉的，亦皆以民业田充数，其始出于赏赐，及后多系奏乞，而外戚宦官尤占最多数，明代帝室及大臣之无耻实古今罕见。孝宗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上书请罢皇庄，言近畿皇庄五，共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数字殊可惊人。当时皇帝，虽有心除此秕政，而瞻徇宫闱之私，迄不能决断，故朝发还田于民之令，至晚又应某臣之请，予田若干，出尔反尔，直同儿戏。且受赐之人，往往藉名多占民田，例如神宗时以萧宁县民田四百余顷赐寿宁侯张鹤龄，鹤龄家人占民田多至三倍，百姓反抗，则殴之至死，且将法定租额每亩三分加至五分，虽经巡抚高铨勘查，户部尚书周经纠劾，而鹤龄以系帝室内亲，仍占最后胜利。百姓遭逢此种君主，还有什么话讲？武宗时，顺天府各处皇庄官庄，据户部主事张希尹调查，竟达二十万九百一十九顷二十八亩，较之弘治时，二十年间，已增五倍，按清会典乾隆时直隶省已垦田地不过六十五万余顷，则明末官田皇庄已占去三分之一，不但人民生计发生问题，恐怕国家收入，亦必大受影响。
但是，最坏的就是因明末官田皇庄的制度而引起清初的圈地。当满洲入关时，他们本来在关内没有财产的，所有驻防的八旗兵士，从龙功臣，以及随从进关的民众，怎样安插呢？只好先从这些本是民产后改为勋戚宦官的官庄田地上打主意，此种拨给“采地”的办法，名曰圈地。圈地正确的开始为何时，史无明文，盖清初入关，文献不备也。考清师入关为顺治元年四月，入北京为五月，是月实录已载摄政王谕：“京城内官民房屋被圈者，皆免三年赋税。”似乎京城内房屋的圈占为最早。九月间，世祖福临入京，民间自六月已有种种谣言，或说将在八月中大屠杀，或说将于皇帝入京时，放抢屠民，多尔衮屡下令安民（俱见世祖实录卷三），大约总因当时清兵对民众的感情不甚好，或者强占土地之事，当时已数见不详了。十二月，顺天巡抚柳寅东上疏，请改善圈地办法，并陈五便，略云：“清察无主之地，安置满洲庄头，诚开创弘规，第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犬牙相辅，势必与汉民杂处，不唯今日履亩之难，恐日后争端易生，臣以为莫若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自占一方，而后以察出无主地与有主地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盖满人共聚一处，阡陌在于斯，庐舍在于斯，耕作牧放，各项友助，其便一也；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其便二也；里役田赋，各自承办，满汉各官，无相干涉，且亦无可委卸，其便三也；处分当，经界明，汉民不致窜避惊疑，得以保业安生，耕耘如故，赋役不缺，其便四也；可仍者仍，可换者换，汉人乐从，且其中有主者既归并，自不容无主者隐匿，其便五也。”疏入，下户部议速复（世祖实录卷十二）。清初入关，近畿各县，盗贼蜂起，先后由巡抚宋权柳寅东出发巡视，柳被派巡视，在是年八月（见满洲库籍整理会印行之《史料丛刊》顺治元年八月吏曹奏议），出发期恐在九十月间，由柳疏可证，彼时京畿一带，因圈占地亩，已有许多纷扰，故铺陈如此。柳疏上后，甫二十日，清廷谕户部云：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杂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先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级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至各府州县无主荒田及征收缺额者，著该地方官查明造册送部，其地留给东来兵丁，其钱粮应征与否……亦著酌议……
顺治二年正月，户部以圈拨地土事奏闻，得旨：“凡圈丈地方须令满汉分处，至于故明赏赉勋戚庄地，及民间无主荒田，恶令输官酌行分配。”
注：王庆云《熙朝政纪》及清通考等均以柳寅东一疏，在“我朝建都燕京……”一旨之后，考实录柳上疏为十二月已末，（初五日）廷旨在丁丑（廿三），其间相去几二十日。或以柳氏此疏所陈种种，朝廷始有此令乎？
二 圈地与拨补
清初圈占之地，本以无主官庄赏卖田地等为主，然清史稿食货志称顺治四年圈顺直民地百万九千余顷，不知是否确实，八年以圈地妨民，谕令前圈者悉数退还，而其数仍在十五万顷左右，较之明季，虽尚稍少。然此项庄田，由民户 承租已久，不啻私人产业，一旦被圈，不知将来陷于何种情况，其恐慌自不待言。且所圈之地，不见得原是旧日庄屯，观畿辅通志田赋一门，各县田地，多有被圈后所余无几者，如大兴县原额田一千九百余顷，只余九十九顷，宛平田三千余顷，只余二百余顷，良乡田二千九百余顷全数圈占，固安田四千八百余顷，余三百余顷，永清田五千余顷，只余三百余顷，通州田七千余顷，只余七十余顷，三河田六千余顷，全数圈占，武清田二千余顷，只余四十顷，宝坻田六千八百余顷，只余五十七顷，宁河田一千九百余顷，均圈占，昌平二千八百余顷只余二顷，顺义田二千四百余顷，均圈入，蓟州田四千三百余顷，只余七十顷，……则许多冤枉的民田也被侵占（注），当无问题。
且清史稿分明说：“顺治八年帝以圈地妨民，谕令前圈占者悉数退还，十年又令停圈拨；然旗退荒地，与游牧投来人丁，仍复圈补，又有因圈补而并圈接壤民地者。”更为的证。清一统志：
黄廷恩，……康熙十六年知蓟州，州境旗庄纷纷，圈拨疆里混淆，廷恩核得不应圈拨者三千五百五十顷有奇，申请停拨，民如更生。
胡延华……顺治七年知保定府，郡猾数辈跳身旗下，诡民田为已产，官吏莫敢诘。有崔升望者，尤狡而凶，民诉于部，檄延年询之，具望恃势不肯服，延年愤，仰天而叹。……
注：所有圈占之地，皆系沃壤，如东安县志云：东安地瘠，闻有毁坏旗庄十之六。武清县志，胡绍安痛陈剥船苦况详文：“武邑民地，该圈已去八九，只存一二分，为旗所弃之贫瘠地亩”及后朱昌祚疏可证。
春融堂集：
武国楹，……康熙廿九年知保定府，时民间坟墓圈入旗地，不复容子孙奠祭。楹请之上官……许其子孙随时祭扫。
清史列传于成龙传（格尔古德传同）：
时大学士明珠佐领下人民指圈民间冢地垦种，有诉于户部者，牒巡抚察勘，宛平知县王养廉，以无碍冢茔饰辨。格尔古德劾养廉引圈旗茔地属实，得旨下部议处。
连民间墓地，均可强力圈入，其他可知。官方因圈地拨补，既难免圈入民田，但总不会连祭扫都不许，故此处所举之事实，殆皆出于强占者。此项多圈土地，后来屡经清查，将应退之地，另由州县管理，旗租中所谓“存退”一项，即指此（畿辅通志记各县查出之数甚详，兹不复赘）。康熙以后，如有新来满洲或王公增拨事项，大约均从此种查明退出的田地中拨给，不再圈占民地。
自柳寅东上书以后，清廷原则上是将满汉土地及居住地点分开，于是有拨补之法，自己的产业在甲县，因被圈占，也许补在乙县，这真是一种苛政，因为老百姓安土重迁，且农业生活，最不宜迁徙，顺治二年谕户部：“民间田房，有为旗人圈指改换他处者，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饬令均平。倘瞻顾狥庇，不从公速拨，从重处分。”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言：“臣等奉命圈给旗下地亩，查得易州安肃等州县军卫共三十六处无主田地，尽数拨给旗下，犹苦不足，其未查地方，如满城庆都等，二十四州县，尚有无主荒地，若拨给旗下则去京渐远，兵民杂处，多有未便，议将易州等处有主田地，酌量给旗，而以满城等处无主田地，就近给民，庶几两利。……”这个建议，马上成功，盖那时旗民，为安全起见，不敢离京畿太远，这也是有一番苦衷的，三年又谕“直隶民人田地被圈者，以各州县连界地亩拨补，其不愿往他处者，以未圈之民房地均分居住耕种。”是田地即使未被圈占，亦将因本地有被圈而不肯离开者，大受其影响。户部曾上疏陈百姓迁徙之苦，请照被拨地数，一应钱粮，全免一年。其土地田舍虽未被拨而与近村之民同居分种者，亦照分出地数，免钱粮的一半，凡前明公侯外戚屯地既经拨出，钱粮永免，诏从其议，但是这种补救的方法，又有什么用？百姓的损失太大了，而所宽免者不过如是。（注）所以如有州县官吏，能免去人民迁徙之苦的，简直要奉若神明，如清一统志：
胡国佐，……康熙三十年知蓟州，勤政爱民……蓟地换旗，应补河间，国佐谓以蓟补蓟，力争于上，官民得安枕。
注：顺治元年，顺天巡抚宋权上疏：“农民甫种易授之田，庐舍无依，耕种未能，诏特恩捐租三年，与民休息，又蓟州地处荒残，前奉恩诏以大军经过，蠲租一半，小民输纳犹艰，请照霸州一体完捐。……”此为请免租之最早者，唯未能普遍实行耳。
迁安县志：
杨鸣，闽广安陆举人，康熙三年知迁安县……六年，地被圈，部檄拨任丘地补之，民惮其远，鸣力请得免。卒于任，士民感泣。
朝议原是补给邻县之田，然蓟之去河间，迁安之去任丘皆南北数百里，实事实之不可能者，幸赖贤地方官为之争，得免于役。然则其他各县之噤不敢言者，又当如何。良乡县志载苏之屏《民瘼议》云：
良乡以弹丸小邑，为京师屏钥，万国咽喉，自明季以来，地瘠民贫，莫此为甚，……自我清朝定鼎，以满汉不便杂居，被圈民地，拨补定州，以输国课，以裕民生，为百姓计，周且详也，况休养几三十年，宜乎生齿日繁也，俯仰有资也，室家保聚，父母妻孥之庆乐也，何为不其然也？是岂法之不善欤？乃法行而弊滋，奉法者之不善也；何也？民以地为根本，自宜随地而居，何以在定者少，而在良者多也？说者曰：一则为本县差徭路运阻隔，应当不便也；一则为祖宗坟墓别离不忍也；一则为地之零星沙薄，室庐全无，耕种为难也；于是向定民取租，以完国课，情理亦似相通；不知往返途长，盘费不赀，定民且未必应手而与也，迟延日久，地租未全，而耗费将尽矣，空拳回里，又惧催科限严，沿门称贷，或典妻鬻子卖身旗下比比也！诗曰：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殆良民之瘼乎！……
此文说人民地亩被圈，分拨别处之苦，针针见血，当时这种现象必很为普遍吧！那种人在此而地在彼，仍要缴彼地之租的办法，当时名曰“寄粮”，病民最甚，清史稿唐执玉传：“国初以民地与满洲将士，谓之圈地，民地既圈，以邻近州县地拨补，粮额从旧贯，于是有寄粮，佃租户移新地，于是有寄庄，历年既久，弊丛起，上（雍正）令执玉勘察，更除改正，并举怀安宣化万全宝坻丰润三河诸县为例，执玉奏言此外所在皆有，如晋州武丘村，孔目庄，赵州马圈村，粮有在赞皇者，蔚县夹道沟，细贤庄，粮有在宣化者，宣化井头庄，粮有在西宁者，官苦追呼，民劳跋涉，凡地再此处，粮寄彼处，皆令从地所在，粮随产转，此收彼除，不使有交错之病……”此可与上文参证。同时被圈之地，仍向原主征丁税，亦自雍正时始改为全省均摊。清史列传直抚李维钧传：“雍正元年七月疏言，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宣化五州，地多旗圈，丁银留为民累，请自雍正二年始，拨入通省地粮内，按地输丁。”（注）足征以前尚不如此。至于一旦田舍圈入旗地，并须远徙，其手足周章之状，则由康熙时鳌拜之换圈地亩一役，可略窥一斑。康熙五年，鳌拜因与苏克萨哈有隙，鳌拜隶镶黄旗，苏则隶正白旗，鳌欲以正白旗屯庄，改拨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给正白旗，亦因正白旗地较肥沃也。正白旗诉请止拨，户部尚书苏纳海亦持不可，谓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事在顺治十年）宜罢议。鳌拜衔之，矫旨遣贝子温齐等履勘，旋以镶黄旗地不堪耕种疏闻，遂遣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经理其事，二人交章言此事害民，宜罢，苏纳海亦以屯地难于丈量，候明诏进止，鳌拜遂坐苏纳海藐视上命迟误拨地械付刑部议罪，鞭百，籍没家产，后更矫旨连朱王等处绞，朱王二君以不党奸人，代民上言，不失古大臣风范，朱议大略云（清史列传大臣传引）：
直省田地之瘠薄膏腴，赋税之上中下则，原自异同，岂能尽美？今令两旗更正土地，原欲其彼此均安，但臣见现在行圈地亩，皆哓哓有词，大概以瘠易腴者，固缄默不言，而以腴易瘠与以瘠易瘠者，不免观望嗟吁，皆不乐有此举，……臣思安土重迁，人之至愿，两旗分得旧处庄地，二十年来相安已久，靡不有父母坟墓在焉，一旦更易，不能互相移徙，且值此隆冬，各旗率领所属沿村栖守，守候日久，穷苦者橐粮已尽，冻馁可悯，又附近百姓，闻朝廷此举，所在惊惶，且据士民环门哀吁，有谓州县熟地，皆已圈去无余，今之夹空地，皆系所遗窪中，经垦辟成熟，当差办税者；有谓地在关厢大路镇店所居，民皆承应运送皇陵物料，并垫道修桥及一切差徭役者；有谓被圈地之家，即令他往无从投奔者；有谓时值令冬，扶老携幼，远徙他乡，恐地方疑为逃人不容栖止者；（时旗兵多逃，故逃人之令甚严），有谓祖宗骸骨，父母丘陇，不忍抛弃者；臣职任安民，而民隐如此，何敢壅蔽不以实闻，臣又遍察蓟州及迤北等应换州县，一闻圈丈，自本年秋收之后，周遭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今冬二麦全未播种，明年夏尽，安得有秋，且时已仲冬，计丈量竣事，难以定期，明春束（疑为农）作，必又失时，而秋收亦将无望，京东各州县合计旗民与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田荒粮竭，无以资生，岂无铤而走险者？
注：郝浴金中丞（世□）（此字无法辨认）特疏豁荒纪事：“本朝用唐宋府厢之制以治兵，曾琨畿取五百里民田以分给旗甲，田解而粮不割，又分取厂卫诸田，以遥偿前民，坐是五百里内外失业，而畿内之民，反视天下为独苦。”此文所记，颇露骨，盖中朝补田与民，一面是为民设法，一面也是为国课打算盘也。
王登联疏略云：
圈换田地，正值大小二麦垦种之时，臣同部臣东往丰润滦州等处，荒凉极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寸犁未下，恐明岁春夏，青黄不接，无从得食，此旗人与百姓并困之情形也。臣同各旗副都统至玉田县相度，甫施一圈，而旗下官丁，咸谓此非山冈石碛即沙淤盐卤，不肯承受，又有旧圈内房屋多而今圈内房屋少者，有此地内房屋可居而彼地内房屋破坏者，一经破坏则舍旧谋新，薪粮必多耗费，器具亦有损伤，此旗下官丁相将不决之情形也。至百姓情形，更有难于见闻者，自圈地之令一传，知旧巢难守，有米粮者已变卖矣，无积蓄者将转徙矣；妇子老幼，环泣马前，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圈丈固所宜然，但拨补不知何处，目前霜雪载途，惧填沟壑，将往奔他境，而逃人令严，谁容栖止，仍僦集本土，而人稠地窄，难以赁居；又有谓丁地相依，地去而丁不除，赋免徭尚在，糊口无资，必亏课额者。臣往来玉田丰润，递呈士民，不下千百，又谓自顺治三四年，两次大差土地，虽拨城关集镇，奉旨悉留（注），今若概行而换，百姓必致散亡，若皇差陵工运石载料，虽为填筑搭桥修路挽拽之夫，朝贡使臣，虽任奔走供应之事，所关似亦非小。夫循制易地，本非臣所敢臆测，但目击情形，不敢壅于上闻，乞饬部臣从长酌议，俾两旗各安旧业，畿东亿万姓俱免播迁，幸甚。
注：顺治三年谕京城内外无主圈地，酌量拨给王府。顺治四年令参领以下官员，各给地六十亩，凡拨给兵丁地亩，有告称不能耕种者不准，所圈地内，如有“集场”（即定日交易之市场，如南方之趁墟），仍留给民，以资贸易，凡拨给地亩，以见在为准，后虽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各官虽升迁不加，已故降革不退。是此二年中圈地最多且最普遍，故云云。
朱王之疏，虽距国初已二十年，又多为旗人说话，然百姓的牺牲与苦痛，已赤裸裸的写出。当顺治三四年时之第一次大圈民地，情况只有比这次更利害，绝不会比这个更好，如容城大儒孙夏峰先生即于三年圈地时因田户被圈而南迁者。夏峰抗志不屈，其心可想。惟今考夏峰遗书，殊难发现此项史料，只年谱云：“顺治三年，六十六岁，三月移居新安。是年春，先生田园俱供采地，遂驱车入新安，先生身无长物，到处自适。……六年，六十六岁（恽按，前云三年，六十六岁，此云六年，六十六岁，必有一误），十一月十一日，告墓携家南徙，族党门人相从者数十家，里族依恋不忍，有追送一二百里者，沿途人争挽留。”所记虽区区，亦足供人揣测。孙集大约已删改甚多，如年谱所引《南徙辞墓诗》在诗集已改为《哭仲兄》可知。则其无可采史料，宜然矣。
三 内务府官庄
清代的内务府，颇为一般人所称道，原因是不将掌皇帝收支的权柄交给宦官，而由大臣及满人主持。明代宦寺之专擅本是历史上有名的，亡国症结，未尝不在于是，故清初即改明之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完全由宦官管领）为内务府。明之皇庄专归宦官掌握者，至是改归内务府会计司，后独立为三旗银两庄头处，（三旗者指上三旗言，谓镶黄正黄正白也）凡明代皇庄之原设庄头，带地来投者，曰投充，愿领入官地亩者，亦得为庄头，此项庄头，皆纳租银，名纳银庄头。按清通考及清史稿食货志庄头各给绳地，每绳合四十二亩。另有纳蜜，纳苇，纳棉，纳靛（黑色染料）者，当顺治元年此项庄在京畿者有一百三十二。至康熙二十四年，又立粮庄，每庄各给地一千八百亩，合三百垧，壮丁十名，选一人为“庄头”，后又划为四等，畿辅境内，共庄三百二十二，一等五十七，二等十六，三等三十八，四等二百十一，半庄七十一，共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有奇，赋粮九万三千四百四十石，豆二千二百二十五石；（饲马用）刍八万一千九百四十束，（用同上，指高粱秫秸，谷草，豆秆等）凡编比庄丁，三年一次，由内务府委官专司其事，各项册籍具存内务府。（以上记载，各种政书，颇有纷歧，此系以礼亲王昭梿之啸亭杂录为主）至内务府皇庄收入的用途，据云是供祭祀粢盛之用，然祭祀无论如何扩大，也用不了这许多，自然是供皇家挥霍，啸亭杂录说：“凡皇子分封，各按爵秩，给以庄地人丁，公主郡主赠嫁亦如之。”唯清初圈地时，各亲郡王公主郡主均已照例圈给，恐亦不由内务府拨给也。清通考：顺治五年定亲王给圈十所，郡王给圈七所，每所地一百八十亩，七年，给公主圈地各三百六十亩，郡主圈地各百八十亩，皆以圈地拨给。严格言之，此数亦不为多，特恐亲郡王者，所占民田，初不止拨给之数，即亲郡王自身，无侵占民田之欲望，所谓“庄头”者，也多半恃势横行，老百姓实在仍是大受其苦的。
内务府皇庄除银庄粮庄之外，还有什么瓜园，菜园，果园，稻田，光禄寺官庄礼部官庄等，其收入皆供帝室之用，不入户部，因此文不拟侧重详细办法及制度，故不赘列。（注）
注：庄头的义务，与其看政书，枯燥而无系统，还不如看红楼梦，原书第五十三回，记庄头乌进孝年底交纳各项物品云：“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顽意：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由下文所说外头雪大，可证此是关外庄园，唯不知乌之庄大小如何。贾珍颇不满意其二千五百银子，以为至少当有五千。或云红楼所记为明珠家事，观前明珠庄头侵入冢地事，得此对勘，也相当有趣。
四庄头·旗丁
庄头因为是御用的收租人，或王公大臣的“特派员”，其狐假虎威，鱼肉乡里，乃当然必有的事实，庄头均系旗人，而以汉旗为尤多，因带地投充的及前明勋戚旧臣之原有庄头，在这时多半加入旗下，自来此种人即有恃势凌人的习惯，如今又加以新的护符，气焰或较正式的满洲旗为尤盛。唯如梁任公所云：“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诒留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以吾个人的经验，治清史最感困难者，例如满洲入关以前及入关初年之宫廷事迹，与夫旗人残暴状况，实录经屡次窜改（孟森心史丛刊记累朝改实录事颇详）讳莫如深……终无由知其全部真相。”（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明史之述作章）故今欲研究此问题，亦感到材料之难于蒐集。旗人庄头之横暴具体事实，已难一一罗列，然在地方志及私人文集中，仍可窥得若干消息，今即以此为据，稍加采择，使吾人稍稍知道三百年前近畿人民多受的苦痛而已。
实录虽经窜改，终不能不留一点痕迹，康熙时曾数次亲巡畿辅，后又派大臣巡查，大部原因，即为“旗庄虐民”一事，或在此时闹得最不成话，也未可知。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一年载：
浙江总督李之芳疏言，据严杭道王梁详报北关门外居民罢市，称被土棍勾旗放债，准折子女，贻累亲邻，不能安生，次日，上公衙门会审，有旗兵王和尚等，率数白人，辱骂行凶，裂毁舆盖，臣思旗兵群聚，辱毁道员，大干功令，一面传谕市铺，照旧开张，一面会同将军马哈达，据实具题。得旨旗丁土棍，放债害民，逞凶辱官，大干法纪，王和尚等着该督等严究具奏。
此事虽非出于畿辅旗庄，然一般可以代表特殊，盖当时最普通现象也。于此宜注意者，一，王和尚由名字推测当是汉军旗。二，地方长官奈何不得旗丁，只能向上申奏。盖旗丁统于参领佐领（满语章京，牛录章京）汉官例不得过问。至嘉庆十八年，始下谕：
八旗汉军在屯居住者，散处于直隶各州县，距京较远，该管佐领等例不准离城远出，势难查察，而该州县官，又以汉军等身份旗官，向不归其管辖，遂致任其作奸犯科，毫无约束，不可不更定章程以专责成。着直隶总督通饬州县，嗣后屯居汉军旗人，一切户婚田土时间，俱归所隶州县一体管辖……
同时，也谕令满蒙八旗编入地方保甲，但管理权仍操自佐参领。此时上距顺康，已一百数十年，老百姓所受的侵扰，真也够了，何况虽然改隶，地方官也未见得敢认真呢。
康熙廿一年春，直隶巡抚格尔古德陛辞，帝谕曰：“……直隶旗下庄头，与民杂处；朕闻所在凶恶庄头自以旗下，倚恃其主，甚为民害，尔到任后加意严查，务期惩创，即皇庄亦毋宽宥。”（实录）按康熙十九年，京畿亢旱，帝下诏求直言，魏象枢即面奏八旗庄屯有与人民争斗讦告及缢死投井人命之事，见于魏氏寒松堂集自制年谱，唯其事不详，则帝之于八旗不法，有所闻知，盖由来已久。廿一年七月，遂谕吏部：“……近闻直隶各省地方，多有绅衿势要，土棍豪强及旗下凶恶人员，并庄头等纵暴恣行，武断乡曲，有司畏而不敢问，大吏徇隐而不能纠，非特遣大臣巡察，难以祛除积弊，直隶为畿辅重地，尤宜首先澄清，今应遣大臣一员，前往会同该抚，巡历地方，有势要豪强，旗人庄头，大为民害者，廉访确实恶迹，指名题参，重加惩处，以警奸徒，用安良善。……应遣大臣，尔部开列具奏。”这一回所派的大臣即刑部尚书魏象枢，侍郎科尔坤，巡抚则正是格尔古德。魏氏遍巡全省，但结果只参凶恶庄头人等四名——吉梦麟凶恶强奸，发掘族长坟冢，黄七强夺民妻，张麟若强奸强盗，李有功指逃诈害，分别论死。枷号鞭责旗人七名，鞭责三十三名而已。（寒松堂集自订年谱）恐怕只是敷衍皇帝面子，众不敢切实执行职务罢？观康熙二十二年，格尔古德奏：“自鬻投旗之人，或有作奸犯科，冀逃法网者，或有游手好闲规避差徭者，本主听其仍居本籍，放债牟利，则讳族而称民，遇官长访闻窝逃构讼等事，则又舍民而称旗，抗避不出，甚或招摇乡里，鱼肉小民，应令本主止留务农人户于屯庄，余俱收回复役。”（清史列传大臣传）可知虽经大臣巡视，虎（狐？）假虎威的汉旗，纵容爪牙的满旗，仍是照常（格氏虽旗籍，而于制裁旗丁，颇著美名）。今综合各方面的记载，旗屯的罪恶，计有如下数端：
一、强占民地以为旗圈：此于前第二段内已举若干事实，今再举数例：光绪畿辅通志宦绩：“李缵字王绪，江南常熟人，官永清知县，旗人耕占民田事久不决，缵按亩丈量，复民田一万数千余亩。”
江南通志：“许毓芳，江苏宜兴人，……康熙四十二年，知通州……覆旗庄之占民产者，人颂其德。”
顺天府志宣师：“陈侗仪，……乾隆□□年，官怀柔……县多旗庄，侵疆影射，诉牒如猬，仪听之，无壅情。”
同上：“罗在公，四川营山人，康熙三十年，知房山，县土硗薄，又强半为采地，在公……以事至琉璃河，归道二站村，见残碣高三尺余，篆额为‘唐贾岛墓’盖……其地为旗人侵据久，在公为复地六亩，建祠，又勾稽故地二十有五亩，为祠墓资。”
东安县志：“李光昭，山阴人，乾隆八年，迁知东安县，……明邑绅李侃墓，久为厢（镶）白旗石姓圈地，犁及及垄，光昭檄典史封殖其墓。”
宣化府志：“范时崇……承谟子也。康熙三十年累迁顺德知府，……三十三年调宣化。时宣化州县系新设（原系卫），规制未备，满汉军民杂处，难以抚循。……旗下有黠者，嗷义旗告圈宣地，部使查勘，皆民间粮田，时崇力争得免。”
高安县志：“熊锡祺……江西高安人……宰怀来，……八旗圈地，年久，多牵混，黠者巧为影射，吏役已缘为奸。……锡祺请于大府，履勘勾考，得其实，积弊一空。”
涞水县志：“徐士煜，湖北孝感举人，雍正八年，令涞水，水东村营王府福地，占用民亩，士煜亲丈拨补，不假手吏胥。”
春融堂集：“朱懋德，江苏靖江人，雍正九年，知完县，县故多旗圈地，升平日久，佃民各附近开垦，业主思夺之，懋德言于上言，许以圈余垦熟之田，许民自首，悉照例外科，而田则归民执业，一时垦者至千余顷。”
二、庄头旗丁恃势欺人，包揽辞讼，地方官多莫如之何。
国朝先正事略甘汝来传：“甘汝来江西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涞水知县，……禁庄田无故增租易佃者。（此亦当时民众最感苦痛者，盖旗承租既久，百姓视为可靠之收入，一旦增租改佃，可以影响生计也。）
有司例不笞旗人，汝来请于上官，得以柳木棒示威，豪强戢服。毕里克者，侍卫之调鹰差遣者也。率拜唐克及家人数十辈至涞，擅居民舍，民万廷荷等被殴几毙，百姓赴诉，毕里克等亦相率入县堂，势汹涌，汝来勃然怒曰：“令为天子抚百姓，肯令君辈鱼肉小民邪？遂挥令看管，置其家丁于狱，牒大府以闻，而其党已以擅拘职官入告，及吏兵刑三部会谳，汝来词气不屈，众以强项令目之。部议褫汝来职，夺毕里克俸，圣祖特诏毕里克革职，汝来复原官。
侍卫调鹰差遣，为皇差之一，气焰之盛，宜乎如是，此虽非旗庄旗屯，然以此知旗人势派，固炙手可热。康熙时直隶巡抚于成龙，（汉旗之于氏，非同时山西之于氏，二人并有清名）三河知县彭鹏，皆以清直强项名，于氏对于旗人恃势凌人，尤主严为制裁，清史列传大臣传本传云：“廿四年，升直隶巡抚，濒行……谕询畿辅重地利弊，应兴革者宜何先，成龙奏弭盗为先，奸恶之徒，倚仗旗下名色，窝藏匪类，有司明知而莫敢深究，嗣后有如此者，当执法治之。既抵任，疏言弭盗之方，在力行保甲，令民间已申饬遵行，唯旗下庄屯，向不属州县管辖，本旗统领官远在京城，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今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以拨什库与乡长互相稽查，……则旗人亦受约束也。”然此办法，直至嘉庆年始由上谕正式实行。当时部议，大僚往往瞻徇不敢有何建白。例如同年顺天府尹张吉午，疏请自本年起，凡民间开垦地亩，永免圈取，户部议对：“应不准行”，反而等皇帝下谕：“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部院之畏葸。因时君尚有向好处作去之动机，故如成龙等皆膺懋赏。再举一例。（连上均见实录）：
刑部题：旗人史书等，辱骂顺天府府丞王维珍，经王维珍举首，应将史书等枷一月，鞭一百，上谕大学士等曰，旗下恶棍，辱骂职官，如此轻处，何以儆戒众人？着查康熙十八年定例呈奏。于是大学士等奏：康熙十八年，曾经九卿定议，诸王及王大臣仆人，有干预词讼，索取财物者，其主知情，从重议处，仆人枷三月，鞭一百，其主不知情，仆人以光棍治罪，伊主一并察议。此等事甚多，举首者少，王维珍不顾情面举首，可嘉，着议叙。……
由此记载，证知当时臣僚之荏弱逢迎为何如，而百姓之苦楚，以“举首者少”不知将增加几许，即为地方官者，其肮脏气亦不知受几许矣。）畿辅通志引史贻直行述，贻直在直督任内题结旗民纠纷案件九千六百余件，其中想属于侵侮者不少。）唯其如此，故稍有不畏强暴者，便可称为名臣，彭鹏所以出名，亦由于是，其事迹则与甘汝来同，更可见此种事之不一而足也。
畿辅通志宦绩录彭鹏条（混合道古堂集及先正事略而成）：“彭鹏字奋斯，福建古田人，康熙中，授三河知县，邑地瘠当要冲，旗民杂处，鹏至……革陋规，严保甲，……平冤狱……实心任事，不畏强御，御前放鹰者至县，使来索饩，牵嬲于庭，鞭之，有中夜矫旨传内旨者，鹏察其诈，延与语，阴遣人发其□（字不能辨别），具得奸状，置之法。……”
我因想到彭公案中许多捉拿恶霸土豪的故事，实以此为因素，而其故事，在彼时或有相当影子，所惜今已不能遍考耳。
玉田县志：“张迎芳，湖广应城进士，康熙十五年知玉田县，……有旗员无牌索马，肆厉最酷者，毅然曰，一官甚轻，何取重辱？飞檄大达，寻以诖误去官。”
湖南通志：“易尚升，澧州人，康熙时知新城县，县旗民杂处，号称难治，尚升诉于亲王，王赐之鞭，历于仪门，遇辄笞之，一时肃然。”
畿辅通志引严太仆集：“高荫爵，铁岭人，宰蠡县，蠡大邑也，割其半为旗屯，民佃勋贵田，倚势豪横，猾首敝绅，互为奸利，操持吏短长，巨猾某诬刘生为奴而籍其田，狱既成，荫爵按得实，并其他赃事置之法。”
又一则云：“马如龙字见五，陕西绥德州人，康熙十六年知滦州，滦俗悍而多盗，旗弁偾帅，持吏短长，如龙锄奸安良，豪右敛手。”
畿辅通志：“丁铣，嘉庆未宰高阳，能为民除患，高阳每秋冬有北口外牧羊人驱羊数万头，所至麦苗皆尽，且假名王公，府州县无敢过问者，大为民苦，铣至，逐之，其患始息。”
迁安县志：“张一谔，浙江山阴拔贡，康熙十六年宰迁安，……时有诱买故民之妻冯氏于旗下者，妇矢志不从，一谔捐赀赎回，全其节。”不敢惩旗民，而代捐赀，亦是可怜虫。
永平府志：“韩逢庥，山东青城贡生，康熙三十七年任滦州知州，廉明正直，爱民如子，滦俗抗粮刁讼，为藏盗薮，逢庥不许旗豪劣衿包揽，赏完罚欠，众心悦服。……又访拿旗棍窝诈等事，年余，盗息民安。……”
滦州志：“吴士鸿，江南长洲人，嘉庆十一年，知滦州。……州旗民错处，俗悍而讼繁，士鸿秉公判决，清宿案数百起。”
清一统志：“韩文，富平人，顺治十年，知文安县，县旗民杂处，争讼日多，文常单骑遍历庄屯，多方开谕，民情大安。”
湘潭县志：“张世法，湖南湘潭县人，乾隆时知房山县，邑旗圈地密，庄头某，倚势为梗，牵累多人，案盈尺，悉绳以法。”
固安县志：“郑善述，康熙四十六年，知固安县，……时旗丁河兵，错处凌民，有与民譁于廷者，据理鞭之，受责者诉赂权贵，讼于部，檄他邑庶理，不能移其判。”
畿辅通志：“刘伟，山东潍县举人，康熙廿七年知南宫县……时方重逃人之令，汉人隶旗籍逃去者，凡寄宿食，名为窝留，逮捕者持符吓诈百端，有司以部檄不敢诘，而督捕猾吏与奸民结，诡名隶旗，投富室，捕者缠至，当之者家立破，县当孔道，害尤甚，伟力持之，以是忤上官罢职。”
江南通志：“岳宏誉……康熙廿七年，知获鹿县，邑多桀猾，庄头星布，宏誉一以法绳之。”
畿辅通志：“刘峨，山东单县贡生，乾隆三十六年夏，升授永平府知府，……东南环海地亩多为旗产，仍系居民耕种，往往奸民串通构讼，纠纷不结，峨直授所属州县，立定阡陌，永为证据，甫一年，断结积案数百。”
带经堂集四十六：“龚佳育，杭州仁和人，分巡直隶通永道，……伶人黄丁者，投旗下横行乡曲，贷钱运户，强留其子女为仆妾，人畏避之。会军兴，有例输鸟枪者官议叙，佳育首以百竿（杆）进，加二级，吏胥入贺，曰：君等知我意乎？令甲卖旗人者，当降级，我今可以挞黄丁矣，吏胥多与丁往还，潜戒之，匿不敢出。”
以上所举诸例，不过千万中之一，阅者因是推想，殆不难有一具体印象。
三、旗屯可以不出力役之征，亦不平等之尤者。
小岘山房文集五十三，“窦光鼐，山东诸城人，乾隆十三年补顺天府尹……蝗蝻灾，光鼐报闻亲捕之，旗庄不出丁协捕，与督臣奏办，褫职。”
顺天府志引戴望刘宝楠事状：“道光廿年授直隶文安知县，文安地故窪下，堤坝久不修，……宝楠视履堤防，询知疾苦，令甲凡堤工旗丁及民均资修理，如令施行，而旗庄怙势不出佽助，相为观望，宝楠执法不阿，工赖以济。”
当清初兵役繁兴，转饷索夫，修路筑桥，皆以民役，而旗丁不与焉，此种不敢明言之苦，又算程度较浅的了。
四、关于旗丁的奢侈不法生活，可以黄贞麟《盐山口号六十韵》一诗为证，同时亦可见是时民众生活的实况。（黄在康熙九年为盐山令，颇有政声，清史有传，碑传载集其墓志铭。）
作吏自述苦，余每笑其愚，述之虽娓娓，听者徒揶揄。于今来盐山，益信言非迂！
平原百余里，一望尽荒芜，衰柳残荷间，唯见狸与狐。村落若晨星，颓垣若平途。
男妇皆操作，出入无完褐。行之近城郭，野老为前驱。睥睨多残缺，往来成通衢。
城中鲜居民，只有东南区。土屋似穴处，斥卤遍闾阎。敝庐十余间，宛如荒刹孤。
“即此县衙署，使君莫踟蹰”！堂宇旧倾斜，大半少门枢，短墙可排闼，四壁走颳飀。
墙外见污池，翩翩飞雁凫。胥吏索俸钱，买米充庖厨，“今日踰小市，明日乞午餔”。
粗砺可以饱，何敢望丰腴？中宵狂风起，纷纷落卤炉，月色照锅上，夜无铃柝夫。
中外悄然静，高槐同啼乌，心悸不能寐，仓皇胥吏呼，“荒城太寥廓，盗窃尚有无”？
胥吏复使君：“此事诚可虞，渤海佩刀剑，从未靖掇株，今又临旗屯，处处忧崔苻！
公然攫白昼，不必问穿窬“！再诘何以故，“境内多逃逋，既受赋役累，又为逃人诬！
轻亦荡家产，重则诛妻孥！东临大海滨，往时设网罟，捕鱼作生计，亦可办税租。
年来海防严，功令禁船桴，寸木不许入，犯之法必诛，衣食无所藉，私贩聚盐徒。
穷极且健讼，铤而走险途，长吏既传舍，残黎脂膏枯，抚宇望使君，幸极为生扶！”
闻者步庭际，一叹一长吁！补救纵无术，不敢惮勤劬，日旰未遑食，矢志食茹荼，
但能完正税，忍复科镯铢？息讼类乡老，唯虑逮无辜，防御清保甲，口为之卒瘖，
匆匆趋上谷，为绘穷民图，再拜启抚军，前言痛陈敷，剀切几痛哭，抚军慨以俞，
旗屯肆虐害，其患在切肤！即日拜章奏，不必缓须臾！余者假便宜，当与俗吏殊，
辞归过沧河，市井饶屠沽，长堤驰骏马，携姣荑且都，壮士持弓矢，优人抱笙竽，
甫自画船来，高楼呼醍醐，红袖侑清讴，樗蒲杂呼卢，日日逞鲜肥，夜夜足欢娱，
借问伊何人，上役及屯奴！听之长太息，忧心如辘轳，若辈既如彼，盐民安得苏？
此诗不但写实成分，堪称史料，即就诗论诗，也不失为动人之作，故备引之。
旗屯病民，可称终清之世。然至康熙以后，因为旗人的夙无正业，遂多将分得的田地典当出卖，乾隆时，曾再三以公币赎回，令旗人备款自赎；其不能赎者，仍归八旗公产，由地方官吏代管，故自此时，旗人的气焰，事实上已为汉人的经济力所征服，不过买卖旗产，总是犯禁的。（详请参阅王庆云熙朝政纪）直至咸丰时，始将民置旗产作一次大整理，举办升科，并公开准其买卖。民国以来，又曾几次举行旗地变民升科，扰攘多年，迄今未决，则清初圈地所种之病根，亦可谓贻患无穷了。
从下面所附的表里面，可以求得旗租每亩的平均数。不知当时民租如何，故无以比较。所幸旗租在征收时，多折成纸钱，（看后附庄头收租执照）及银价涨后，佃租未能随升，遂觉旗租似乎极低，实则固不甚然。这在清初，当亦百姓苦楚之一端也。（卅一年六月挥汗完成于中大）附庄头收租执照式：
畿辅各县旗地民地钱粮旗租比较表（据畿辅通志）须注意此表退圈以后之数
（原载《真知学报》1942年8月第一卷第六期。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