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春雨哭青年”
“杏花春雨哭青年”
纪英楠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虽身在沦陷区，也不知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但总还知道自己的国土被日本人占领，很多事让人感到屈辱，例如进出城门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在火车站要受到日军的盘查甚至搜身，特别是听由蓟县来看我们的外祖父说的日寇在那里的种种暴行，抓了中国人砍头、活埋，有时把人活埋了，地面上只留半个头，扣上一顶帽子，过路人拣起帽子，会吓个半死，…，心中当然仇恨。1945年8月15日，看到一群日本士兵集结在一幢房子外面，墙上挂出一台收音机，忽然他们都跪了下去，广播开始后，只见这些平时凶巴巴的军人有的垂头丧气，有的痛哭流涕，后来知道他们收听的是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于是人心大快，觉得从此既不再受侵略者的欺压，又保证了生命的安全，因为此前美军和国军的飞机已开始轰炸南京，学校里都落下了空战的机枪子弹。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地庆祝。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使大家非常失望，我这里只想说说我作为一个中学生遇到的一件事，它给我留下了悲惨的记忆。
当时，不仅由后方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和军人不可一世，一般人和学生也趾高气扬，一时四川话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港台话，成为时髦，就连被四川人称为下江人的江浙籍人士，也要在话语中带上几个“格老子”、“要（读如摇）得（读如dei,第4 声）”以表明自己来自后方的身份。而沦陷区的百姓则被讥为顺民，学生则承官方定为伪学生，甚至有人把中学生排定为第16等小汉奸，老百姓心中的委屈和屈辱感可想而知。有一次去听冯玉祥将军的演讲，当说到“你政府有几十万军队、飞机大炮，敌人来了一逃几千里，扔下老百姓不管，回来却骂老百姓是‘顺民’，有这样的道理吗！”赢得听众热烈的掌声，可见老百姓的心情。
且说我们既被定为伪学生，于是政府宣布，因为伪学生受的是奴化教育，所以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经过“甄审”（甄别与审查），方可重新入学。这当然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人发起拒绝甄审，但不仅无效，而且据说导致了几个公立中学校长被捕（我想也许是既定方针，不仅由于这一事件），我们也只好接受甄审。甄审以笔试进行，分两部分，文化课（语文、数学、英语）和政治，政治的考试内容为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其时我12岁，而且7年的学习中从来没读过政治性的内容,既没有中日亲善之类的东西，也没有蒋介石，对中国的政局茫无所知，所以读起来如同天书，只好照给定的提纲死记硬背。最后总算都通过了这道手续，被分到三所“临时中学”，我们中大实中的大多分到第二临时中学，下面简称二临中。二临中的校长是南京三青团负责人沈祖懋，此人身体粗壮，面貌凶恶，因为胡子多，脸总是刮得发青。他平时很少来校，每次来都是乘一辆专用的人力车，到校门时把脚下的车铃踩得叮咚响，于是一群人趋前迎接，然后把全校学生集合起来，由一个退伍军官（仍穿着没有领章肩章的军服）清点人数后，向沈敬礼报告：“值星官于宗素报告，今日实到学生xxx名，报告完毕”（当然是四川话），然后转向学生大吼一声：“立正，稍息”，于是沈铁青着脸，训话一通，扬长而去。除了第一次训话时说的“你们伪学生，受奴化教育，没有国家观念，所以规定每天早上必须七点半到校参加升旗仪式，下课后必须参加降旗仪式后才能回家”外，他讲过什么一个字也记不得了。这个于宗素也很凶，他宣称：“哪个不听话，老子也不罚，也不骂，我就是打三拳！”一次，食堂一位工人挑水碰了他一下，洒了些水在他身上，果然被他在胸口打了三拳，还拉到国旗前跪了好几个小时，学生也有挨过他打的。
那年（1945）因“甄审”、分配学校等，开学很晚。开学后不久，记得应该是12月18日，上第二或第三节课时，忽然全校紧急集合，宣布下午到明故宫机场欢迎蒋委员长还都，出发前任何人不准离校。我因离家较远，中午带饭，离家较近的学生只好饿肚子，学校食堂也未给准备什么。机场很远，中午出发，走了两个来小时才到。在路边列队时，为了显得整齐，要穿短衣的站在前面（靠近机场），穿长袍的在后。我因穿了一身黑色学生装，个子又小，被排在最前面。那天天气很冷，大家伫立在寒风中，还有些人腹内无食，虽然有时天上掠过几架飞机，可委员长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直到大约4点多，冬季日短，天色已渐渐黑了，天上忽然来了4架编队飞行的P51型战斗机，大家都以为是委员长的护卫机，有了些盼头，说心里话，倒不是盼着见到委员长，当时心里对此公并无“伟大领袖”的概念，而是盼着快点回家。然而等来的却是一辆军用卡车冲进我校队伍，撞伤好几个学生的消息，被撞的都是穿长袍的。想跑过去看看，却被老师制止，但此后天渐渐黑下来，队伍也乱了，我慢慢走向队尾，却已什么都看不见了，听当时在附近的人说，被撞伤的有张国鑫，我瞿然一惊，因为开学不久，班上我除原中大实中的同学外认识的人不多，其中最熟悉的就是张国鑫。他应是来自某个县城或农村，我还没来得及问，看样子有十五六岁了，比我高一头，身材粗壮，微胖的黑红脸膛，光头，见到你，总是绽开憨厚的笑容，所以我对他很有好感，从老师点名知道了他的名字，就彼此认识了，可能因为我小，每次相遇，他总是摸摸我的头，但也只限于简单的交谈。那天他穿了一件棕色带暗条纹的长袍，所以要站到后面，他特意走到我面前笑着问：“吃得消吗？”我说：“还可以”，他才向后走去，还回头对我笑笑，这个憨厚亲切的笑容就成为留给我的最后纪念。据事故现场附近的同学说，事情发生在那几架P51 经过的时候，可能开车的军人只顾看飞机，汽车忽地改变了方向直冲向学校队伍的队尾，伤人后急于逃逸，又撞倒数人，直到撞到一棵树上才停下来。张国鑫被车撞倒，没有压伤，因此救护车起初不让他上车（因伤者较多），他说非常难受，医护人员看他支持不住，才允许他上车，我听了以为不会有生命危险，放心一些。同时受伤的还有我们班的嵇信隆，他也不是本地人，老师点名时，我以为是同姓，后来才知道是嵇康的嵇，但他沉默寡言，不大和人交往，所以没有和他说过话。这时，天已完全黑了，等候欢迎的人群已经溃不成军，纷纷散去，老师也不见了，我也就和几个同学走上回家的路。走了一会，忽听身后传来稀稀落落的鼓掌声，接着看见几辆由摩托车护卫的小轿车，施施而来，其中一辆车里，蒋委员长面带微笑（新街口广场有他的巨幅画像，所以认识），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向人群致意，我当时心里没有丝毫的兴奋，只是木然地看着他过去，事后人们说我们看到的只是替身，真的早已秘密地走了，这话我相信，因为护卫的车辆很少，但是真是假，对我来说已完全无所谓了。因为不认识路，只是向着家的方向走，仰望冷月孤悬，偶尔几片残存的枯叶随着寒风飘落，想着受伤的同学，觉得无比凄凉；又想这麽晚了母亲一定很担心，就尽量加快脚步，果然，当我疲惫不堪地走近家门时，母亲正在大门外焦急地张望。当时父亲已因学生反对甄审事被捕，母亲除了要以刺绣、缝枕套等艰难地维持一家生计外，还为了父亲的事终日惶急不安，我想幸而消息传得还不具体，如果她听说死伤者中有二临中姓嵇（纪、嵇同音）的学生，一定会支撑不住的。回到家里已近11点了。
第二天下午才有从医院回来的人带回确切的消息：二临中共有4名学生死亡，其中有我们班的张国鑫和嵇信隆，另两人名字我已不记得，好像有一位姓黄。张国鑫因内脏破裂，在清晨5时左右死亡；嵇信隆则到医院不久就死了。此外还死了一位路边的老人和一位企图拦阻车辆的保安队员，一共6人。当时的保安队我不知是何性质，它不同于警察，另设有司令，这位保安队员倒是忠于职守的。事情过了很久，大概是第二年的4月，学校为4位死亡的同学举行了追悼会，会场规模不大，可能只有4个人所在的班级参加，还有4位同学的家长（我不知是否都来了）。这时我才知道嵇信隆是“四房官一子”，官字我是按发音写的，不知对不对，反正意思是他父亲兄弟四人的子女中，只有他一个男孩，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惨死对他们是多大的打击！我看到家长中有几位哭得特别伤心，而且手上都拿着一串念珠，口里还默默念诵着什么，猜想大概就是嵇信隆的父母伯叔了，神佛并未保佑他们宝贵的独苗，念佛也许是一种精神寄托吧。追悼会开得简短，什么人讲了什么话，我当时就毫无印象，我只记得家长们悲痛、压抑的哭声和讲台上张挂的一副教育部长朱家骅送的挽联：
万众庆升平 车水马龙迎元首
四生忽罹难 杏花春雨哭青年
我在台下一直在琢磨这个“忽”字，觉得这说法好像是忽降天灾无法逃避，但事实上却是一场完全可以防止的人祸。
又过了很久，我已离开了二临中，在成美中学读书了，偶尔在报纸上看见一条消息，排在一个很小的方框里：驾驶兵朱德元于某年月日因驾驶不慎造成交通事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日期正是“四生忽罹难”的日子，其时已超过一年半，即便真的服刑，也该释放了，这就是对这一事件的交待吧。而对于我，这次还都的“盛典”就是几万人在严寒中十多个小时的伫立奔走和六个人无端地被夺去了生命，其中包括四位正当花季的青年学生。事情已经过了六十多年，每一忆及，伤痛依旧，我也只能以此回忆作为对他们的纪念。
2009年10月Stamford
文后评论：
听纪老讲和看纪老写出来，味道不一样。记得那天是在石湖附近听纪老讲的，回来后在网上搜索却找不到什么相关资料。前天蔡登山先生说起要请纪老写回忆，问我成不？我说不知道，今天看了这篇，我觉得很有信心可以看到纪老的回忆文结集了。不论长短，随意道来就行，再写些当时印象中的人物吧，不要想有没有意义之类的问题，您的回忆是独一份的经历，没人替代。 Comment by huangyun — 2009年10月16日 @ 4:05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