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工作与生活问题
文化人的工作与生活问题
纪果庵
文化人的工作，就是文化事业，这问题是很容易答复的，至于文化事业的详细部门，那却更仆难数。也不必一一枚举，一个国家立于世界，不出物质的精神的两种案件，文化人的职责，自然是属于精神方面，但是近代国家之形成，无论什么物质建设，都是以高度的文化为基础，绝没有文化落后而物质建设特别占先的，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物质也得受精神的支配，那么文化人的范围，也就可以无所不包，不过这里所要讲的，还是指着从事于教育，著述演艺等狭义的文化人而言，因为现在生活最发生问题的是他们，工作最有问题的也是他们。
教育事业是一向清苦，就是著述，也有一为文人，便不足观的话，所以有许多分明是写作为生的人，却很不愿以别人称他为文人，好像这样一来，别人就认为他是书呆子，永没有再有作为的可能了，可是照我的意见，能作事与否，倒亦不在乎其为文人或非文人，而仍由作事的精神，与成绩来判定，文人之所以被人认为不能干事的最大理由，总该是自己的表现不好。
这种话说出来一定惹许多同文非议，但是事实如此，有什么办法呢，第一我要批评的，就是文人多半不肯负责，高一点的，玩着名士派头，以为俗务定能浼我，我有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的才气，如何能为你低头？这种人实在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分毫没有用处的。因为今日的世界，已经不是个人主义的时代，即使是讲究个人主义，这样休戚概不相重的态度，也是不行；其次一种，完全为了利己，不顾他人，譬如作教员，可以兼上四五十个钟点功课，到分身不开时，轮流旷课，可是月底支薪，丝毫不能马虎，我自己是办学校的人，受这种痛苦最大，学生有时因为先生缺课而发牢骚，使学校当局，置身无地，若是向这些先生提到此种困难，一定是一大套理由，生活困难呢，物价高涨呢，家累奇重呢，等等，好像学校应当作慈善机关，把种种担子一股脑担过来，而他呢则对学校可以毫不负责，我常说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援助，至少先须获得别人同情，现在我们事情做得只知拆烂污，而必责社会社会待我们太菲薄，这是极说不下去的。况且这种不负责惯了的人，即使你真的给他想了办法，解决了生活困难，他依旧是这种吊儿郎当下去，并不会改变其一贯作风。这也是有事实为证，不是我妄造的，在学校是如此，若是从事著述，那一准是东抄西掠，只求骗到稿费，或者专门迎合下流心理，不顾文学流毒，以及国家的国策，这种人是最不足为训的。
第二，文人无行，乃是流传已久的一句话，本来像前条所说不负责的态度，也可以算作“无行”实例之一，但是更有甚者，互相排挤，互相诟骂，文坛上有我没有你，这还算是上流的，等而下之，以文章为拍马屁钓利禄的饵食，于是成为吮痈舐痔一流，狗吠驴鸣之辈，文化界有了这种人物，乃是文化的耻辱，须知文化人乃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尖端，而乃助纣为虐，尤其可愧可恨，我们应当站在国家立场，以民族为前提，以大众为本位，具有董振范滂的精神，才能感动得人痛哭流涕，即有心为恶之人，看了也可以幡然改悟的，否则，我们不过寒号虫而已，有什么价值与人格可言呢？况且即以文章寿世而言，也得是千古不磨的东西，才不怕时间的淘汰，周作人先生在《苦口甘口》一文中说，青年人万不可以写作为职业，因为一成了职业，往往就丧失自由，这话不无真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第四条云：“养成勤劳的积极的，向上的，自肃的人生观，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以实践的责任心，协力战时体制之完成，增强国家斗争之总力”，正是对于不负责、不知自肃的文化人痛下针砭，我们应当深切体会的。
文化人的生活，可算是最值得慨叹，其实这又不仅文化人为然，除去投机成功的大腹贾，刮了地皮吸了民脂民膏的贪污土劣，什么人不是在辗转呻吟中过生活，须知这是没法避免的现实，不必怨天，更不必尤人，只有拿出精神和毅力来挺受，文人结习，大率总于浪漫，以不事家人生产为清高，以饮酒吃烟——甚至雅片为嗜好，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吉卜令的躺在雅片烟灯旁边想小说，王尔德穿大红背心，巴尔扎克浑身赌债，以及刘伶阮籍之流，无不可为我们追求的对象，殊不知这许多昔贤，其所处时代与个人遭遇均与今日不同，即以天才学力而论，我们也不能与昔人相比，岂容弃昔人之长而专取其短，顾炎武曾说，士不可不治生产，他每到一处，或屯垦，或经商，都可以立致财富，不至乞怜于人，至今山西票号的章程办法，还是他留传下来的，我们往往以顾氏的学术与人格为可佩仰，不知其经济才能更为后人所不及，而且正有此经济之才，方能把人格保持得更为卓绝，盖生活的能否自己维持与人格之能否高洁，有密切关系，精神可以创造物质，物质亦可创造精神，我们不可妄自菲薄，亦不可不随时随地留意研究，因为生活浪漫的关系，又造成小德出入的观念，好像什么节目，都可以不必认真，驯至大德亦可逾闲，人格因之破产。譬如男女间的纠纷，总以脆弱的文人为最容易发生，像电影艺人，实也在文化人范围之内，今日结婚，明日离婚，闹得乌烟瘴气。好像好莱坞的恶风气，完全传染过来，这种事实，对于整个文化前途，为祸为福，殊属难于估计，大率一个人的欲望，若是任其随意发展，不至溃决不止，若略加收束，亦未尝不可化大为小，化小为安，全在感情理智两者一转念间，而文人多未重视感情，冲动得极其利害，遂置理智于脑后，实是极可忧虑的现象，近代道德有两种现象，最足引人不满，一即冲动太多，一即气节太差，不幸这两种毛病，均集于文人一身，良可慨叹。钱宾四先生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痛陈清代自文字狱后士人流于脂韦不振，终至亡国，虽然学术是称，终非千古法式。此言是很有参酌之价值的。不过当清末 国父倡导革命时，确有大多数志士青年，抱了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的精神，为国家努力，景仰前徽，深惭后死，今日弘济艰难，更甚于往日，文化人的担子，又何能随意弃置呢？至于国家以及文化行政当局，应当如何体念文化人的清苦情形，加以绝对必要的救济，使他们在绞脑计费心血之余，不必再听啼饥号寒不必更有后顾之忧，自然是天经地义，不必赘言，而且看看现在文化界，艰窘破落的现状，若非国家对文化事业困苦，有具体解决办法，那简直可以说是连现状都不易维持的。我这里所提出的，乃是文化人本身的问题，虽然涉于吹毛求疵，说别人所不爱听的话，但是假如我们自身弄得更为健全一点，不是向国家有所要求，也可以比较有力量吗？所以即不为国家民族设想，就是为我们自己设想，工作的加紧与生活的自肃，也是十分的必要了。
恕我失礼则个。
（原载《江苏日报》1944年1月9日。黄恽先生提供）
（又载《北极》1944年第3卷第1期，8-9页，署名纪果菴。宋希於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