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跳舞
我看跳舞
季用
行政院的节约办法公布了,节什么不好,偏偏要节这都市人看作命根子的跳舞,舞客们不好意思说离了跳舞活不成,却从另一个角度出来舞场的使役、大班、擦鞋匠、点心小吃咖啡贩卖者、三轮车夫的喊冤。失了业可不是玩的。上海之大,光是这种人就有几万!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于是,这件事就得“缓议”,或是“分期禁绝”,还有主张更漂亮的办法的,“寓禁于征”!
我们记得分期禁绝以及寓禁于征的办法,差不多都是应用于禁鸦片的,那不啻说是新旧军阀与官僚的戏法,犹之乎“禁烟室”就是官准的大烟馆,有一个时期平津还有门面堂皇的“土药店”呢,(原名国药店,更令人莫名其妙。)我们中国的枪杆阶级,手底下一群弟兄,就是仗着这些“黑户”供养的。所以不但寓禁于征,有时竟会弄到“寓禁于种”,(如西北,如川康… …)这样禁烟,除非是骗鬼!终于,还是政府下了决心,雷厉风行,枪毙、徒刑,居然也就有了点效验。
当然,跳舞哪能和种大烟吃鸦片相提并论,一个是国贫民弱之病源,一个是强身健体的妙术,(本年春天广州参议会辩论禁舞问题,大打出手,似有此论。)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但,请跳舞的朋友们原谅,我是绝对不大敢恭维这种妙术的。如果“舞”的作用仅限于强身健体或正当交际,社会礼仪而已,我想行政院也不必以皇皇令文来节约了。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或者说得更厉害些如如孙中山先生所云:“次殖民!”(虽然我们一度荣升到四强之一,可是,曾几何时,已是不堪回首!)我们不但在消费上永远替人家作过剩的玻璃丝袜、玻璃皮带、以及一切非急需而可以花钱摆门面的货色的尾闾;同时,各式各样低级的、恶劣的、在“先进国”的眼中也并非什么“高等”的行为,也随着洋行大班、留学生、水手、外国电影、外国刊物以俱来。譬如我们看看今日的大学生,西文书作兴一本也读不通,中文当然更马马虎虎,然而满口的OK Morning Sorry,问他什么叫欧洲的铁幕,联合国是什么意义,他可以摇摇头,(我考试学生,高中程度的竟有大部不知什么叫波茨坦协定,甚至连长江的发源和入海地点都懵然!)但若提起电影明星,却是如数家珍,津津忘倦;而且那一投足一举手,也无不自银幕上模仿而来,嘴里必吹口哨,见女人必作下流表演,倒是惟妙惟肖的好莱坞作风。推而远之,有些留学回来的洋式绅士,在对于中国政治尚未“着手改革”之前,先憧憬着纽约的抽水马桶、夜总会、Café以及女人的风流放荡了。 (他们可能完全忘记外国人的工作效率。)据我想上海及其他城市的畸形繁荣,——大饭店的楼越高越好,汽车一定要Latest Fasion,外国化妆品拼命抹在中国女人的黄面孔上,…… 多半是这些人物之赐。
跳舞当然也不例外!这是西洋文化里最重要的部门!
我常常感觉到,一个高度文化民族,侵入低度文化民族的领土时,落后的物质文明与前进的物质文明一接触,始而是因激荡生出真空地带——旧的东西扬弃,新的东西还不明白,有点畏惧——但不久,这真空就被新物质文明所占据。不过,其接受的范畴,总是偏于官能享受、新的刺激等方面,至于思想技术,那只限于少数。久而久之,为了这些享受所驱使,一定会发生精神上的沦落,影响到整个社会道德,在此一民族全部腐化的时候,亦即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更进一步“深入腠理”的开始!历观亚洲各民族之衰落,大致全差不多。但这些民族,至今还汩没在只知享受不知创造的洪流中,一心一意为别人推销过剩的工业品。
(上海大公报)
(原载1947年8月27日上海《大公报》。宋希於先生提供。纪英楠先生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