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纪果庵先生
我与纪果庵先生
黄恽
(一)
纪果庵先生走进我的生活,是偶然而又必然的一件事。虽然他的生命结束在1965年的1月8日,而我要次年的11月4日才出生,其间相隔有近两年的时段。不过他毕命的上方山与我出生的木渎,在地域上相当接近,直线距离还不到五公里。
说这些,有些自作多情,因为在我成人之前,纪果庵先生这颗星的光即使照着了我,我也浑然不觉,我在浑浑噩噩的成长,学习磕磕绊绊,心智懵然未凿,这不怪我,或许要怪教育,这个社会强迫一个孩子知道的,其实都不是我想知道的,而我想知道的,社会并没有提供一点条件,家里过去似乎一度有过一些藏书,但在有我之前,都抄的抄了,烧的烧了,而祖父是个较为成功的工商业者,正是政府打击的对象,大概在1959年后,便开始失业在家,收入分文无有,靠成家立业的子女的接济生活,记得我曾在祖父家中翻找到的唯一的书籍,是一册六十年代的教材(大概是姑母或伯父留下的)和一册没有了封面封底的相书,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书的书名,如今也下落不明了。外祖家倒有过一些书,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有个抄家物资发还的消息,外祖母和姨母两人在灯下回忆那些永远失去的书籍,默记出百十种的书名,交到相关部门(似乎是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部),从此却没了下文,但从回忆出的书单来看,外祖家过去应该有不少的书,不过说实话,他们也不能算是书香之家,祖上也是从商为主,这些书,大都是通俗类,消遣类的读物,这是祖辈的情形。
我的父辈倒都是读书人了,不过那个时代的生活,大家工资低下,生活相当拮据,经济异常艰困。记得父亲与我,有些个月的月底,口袋里只剩几分钱,钱不够买一个大饼(大饼三分,油条一分半),只得继续让它看守袋底,不过还有一些发工资当日购置的食堂里的饭票菜票,不致冻馁。所以,家里自然也没有什么印刷成的书籍,当然必备的毛选与小红本子有不少,供在五斗橱上,翻开来,照例有关副统帅的画面已经撕下,里面的内容倒是无所不包,连生活小事也有具体的指导,譬如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之类,领袖对人民的关顾也可说无微不至了,真是一个思之可怕的时代。这些红封面的书,到了八十年代,父亲要求我把它们送到该去的地方——收购站,孰料收购站也拒之门外,我懒怠拿回,就全部抛在收购站不远处的稻田的水沟里,愿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阿门。
这样无书的日子,要到我挣出学校大门的时候才结束,因为工作,有了一点钱,就开始了我买书的生活。当温饱解决之后,我的贪婪就表现在买书上了。只要有余钱,我就会把它变成书,这样盲目的积聚有些可怕,如今看来,化了很多钱,买来了很多小儿科的东西,这是离开学校后交的又一类学费,不过,正是在这样的学习中,我锻炼成了自己的口味,训练出了自己的眼光。
(二)
那时候,工厂的生活是三班倒,苦虽苦,好在工作清闲,上班是守着几台机器,偷偷带几本书看,不会碍事,虽有可能被巡查的人没收,连带奖金泡汤,但不看书怎么打发那漫长的8小时呢?别人吹牛闲谈,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也试过,不行,感觉空虚得厉害,内心很痛苦,看书,内心何尝不苦,不过时间过得快了,也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我的上班看书在厂里是有名的,因为是唯一的现象,而且屡教不改,顽固异常,所以后来我渐渐成了工人中的异类。下班呢,宿舍里工友的嘈杂是免不了的,喝酒赌博也是日常的事,好在我还有书,不至于一齐沉沦。
三班倒的好是白天时间多,放弃睡眠的话,白天有足够的时间到市里书店买书,虽然睡眠不足,浑身冰凉,人的反应很“木”,好在年轻,挺挺就过。于是我的逛书店生活开始了,也承受白眼,甚至还被当作小偷,屈辱地搜身(现在可以主张自己的人权,赢取赔偿,当时好像还没这一说,毛时代的极权已经把所有人变成两种:狼和羔羊),还不是身上的工作服惹的祸,当时看的是吉辛的《四季随笔》,而口袋里正好带着一个西装皮夹,又是满脸倦容,给人的观感必定猥琐极了,当时在书店蹭书看,一直犹豫不决在为买不买斗争,后来决定放弃,而口袋中的皮夹又正好像此书的模样,走到门口果然出事了。这件事曾困扰我很长时间,因为屈辱,这家书店后来一直是我内心最排斥的。这些都过来了,不过心灵受创,不容易遗忘,却容易为时间掩蔽,揭开来创伤依旧,掩藏了旁人决看不到。
就这样买了书看,看完了再买,周而复始,靡有穷尽。终于接触到了梁遇春、周作人、徐志摩、文载道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在调整与恢复已有的创伤,书业的发展也为国人打开了新的窗口(对那些名字而言,这扇窗是旧的,对无知的国人来说,旧的也是新的了),我有了买不完的书,看不完的书,由此,我也在尘封发黄的书中,看到了纪果庵。
与饮食一样,看书也存在着嗜味,读书人最终的境界就是寻找到臭味相投的作者。虽然这类相投未必固守终身,而某一个时期的相投却是真实存在的,以我而言,我喜欢的作者就是我读书生涯历程中的一个个驿站,各有不同的风景,我都曾经徘徊赞叹,度过人生的不眠之夜。说不上谁是最好,只是这个阶段他给了我心灵最大的慰藉,而下一个里程的驿站,我还在寻找。
后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里面收入了纪果庵的《两都集》,关于这本书的出版,我曾在《纪果庵与〈两都集〉》一文中作了一点猜测,因为我曾冒昧地向他们的编委写信推荐过,它的出版或许与我有关。不过现在看来,它的出版与我,一个工人的推荐应该完全是一种巧合,而非必然,在我历经社会人生的今天,我已经不做这样的好梦了。不过,话说回来,能选择这书出版,说明编委还是有他们的眼光的,不是完全吃干饭拿干薪所谓混饭吃而已,虽然丛书中有的选择完全是失败的。
辽教的《两都集》有个本书说明,介绍了纪果庵的生平情况,使我知道纪果庵先生最后的日子是在苏州度过的,曾是苏大教授,也使我知道了他去世的年份。这使我有了继续追踪下去的可能。
(三)
不久,在因投稿而结交的苏大研究生H君处打听到苏州大学有一个档案室,里面应该会有纪果庵先生的档案。H君当时还是一个硕士研究生,不过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我曾由他陪着,到苏大的图书馆找过数据,也曾到他的宿舍向多位研究生约过稿,后来还托他去查过潘惟瑜老师的档案,这是一直铭感于心的。这次自然也依托他,到档案馆去查档案。H君现在已经从苏大博士毕业,便留校任教了,我在此祝福他。
看苏大教授的档案,特别是一个已去世的教授的档案,在苏大也是不多的吧。所以纪果庵的档案一说,就调出来了,看着一页页发黄的档案,我感到一种偷窥的乐趣,本来我掌握一点纪果庵的资料,这回一一印证,且有详尽的补充,我就找自己不知道的摘要记录.正庆幸收获良多时,猛然看见了一纸遗书,恍如一个晴天霹雳,我被吓懵了。在先,我从来没听说过纪果庵这样一个在文章中练达人情世故的人,他的下场竟然会是自杀。他写过谈论自杀的文章,写过关于知人论世的文章,本身他又是研究历史的学者,难道他还有过不去的坎,想不通的事?历史人生,对于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人来说,应该是视若当然了,何以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呢?我想不明白,但因此心情沉重,手捏着档案在隐隐发颤,不瞒大家,就是今天,我依然感到沉重的压迫,使我透不过气来,一个自己心仪的作家,居然走投无路,选择自己结束生命,这是怎样的时代,怎么的黑暗啊?!1月8 日,我们记住,或许因为周的逝世,而从那天起,我记住1月8日,是因为这是纪果庵离开世界的日子。一个寒冷的日子,一个阴霾的日子,那天下午,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个思维严谨的历史学家,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投向了冰冷的石湖,波心一荡,一切杳然。后来知道,纪先生还是会游泳的,那么他这样的选择,该经受如何的内心的挣扎和考验啊。求死心之切之烈至此,可见这个社会上所有的留恋,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已经完全不足以与自己所受的屈辱抗衡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胜负分明,当他走向毁灭的时刻,他会不会想起贰臣龚鼎孳因为水冷而不去赴死的故事?今年的苏州,1月8日,正是阴历二九,异常寒冷,而1965年的1月8日,我们可以设想那天寒地冻的严寒已经笼罩了上方山的农场。就在那个下午,经受了连续几天无理批斗的纪果庵(详情见我的《纪庸之死》)下定了果敢的决心,他说过,自杀未尝不是一种勇敢,是的,他这么说过,终于这么做了。这当然是对人世的抗议,这个人世,他认真生活过,也胡涂过,也忏悔过,也全心付出过……而所得的回报是什么呢?反革命?右派?然而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更受不了的是那种全无理性的精神与肉体的双料压迫,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然而对方的强大是哪个个人都难以抗拒的,那么只有离开,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档案查阅到这里,我也仿佛浑身浸入水中,无法继续看下去,我感到呼吸逼迫着我要起来走走,我实在抄不下去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连那遗书不是原件也没看出来,在后来的文章中留下了很多遗憾。
(四)
我已经无心再看下去了,我从此背负了作为苏州人的“原罪”,那样沉重,以致必须把一切写出来告诉世人。从苏大档案室回来,一连四天,我生活在我的世界中,仿佛忘却了还有另外的存在,我开始了《纪庸之死》的写作,直到完稿。
该文写毕,我把稿子寄给了正在山西太原编《黄河》的谢泳先生。谢先生考虑到《黄河》影响小,兼稿费少,把该文介绍到河北的《文史精华》,不久刊发出来,改名为《值得一忆的纪庸之死》,自然毫无影响。该文还曾投寄影响较大的《文汇读书周报》,在他们既不知道纪庸其人,也不知道鄙人,立即又遭到回绝。其间还曾写信给辽教的编辑和以研究知堂闻名的止庵先生,打听纪果庵先生的后代,都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倒是后来把文章贴在网上(缘为书来),好久之后,被纪果庵先生的哲嗣纪英楠先生偶然看到了,终于联络上了。
纪英楠先生在帖子后留言说:“非常感谢您的文章,感谢您对先父的理解。我基本上同意您对他的评价,也无意避讳他的历史污点,诚如您文中所说,他自己对此深感痛苦和忏悔,并努力以实际行动赎罪。我也感谢所有关心和还记得他的人,我母亲已于88年去世,妹妹还在苏州。”这样的结果是我欣喜的,因为作为家属的理解就是对我文章的肯定,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对纪果庵先生的纪念并不是我孤零零一个人,会有更多人认识到他的文学价值,并永远留存下去的。从此,我和纪英楠先生联系上了,因写前贤的文章而与他们的后代发生联系,在我还有盛澄华的养女以及别人,在此不多赘。而我与纪英楠先生的交往进而还延伸到他的儿辈,也即纪果庵先生的孙辈。在与纪英楠先生联系后,他的一个留学日本的儿子也独自在网上发现了缘网上的《纪庸之死》,并留下了深情的跟帖:
“纪庸是我的祖父。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黄先生的文章。由衷地感谢黄先生及各位对我祖父的关注,及对他的评价。本想告知父亲这篇文章,没想到他早已看到并已与黄先生取得联系,看来他对祖父的思念并没有随时光的逝去而有丝毫消退。
“实际上我并没有见过祖父,所有对他的感情全部来自于祖母。读完黄先生的文章后久久不能平静,与其说为祖父不幸的遭遇难过,不如说为祖母坎坷的一生心酸。虽然祖母已去世十七年,但那些恍如昨日的记忆仍使我不时感到心底无法言表的痛楚。我从小跟祖母长大,记忆中,无论碰到多难的问题,多大的屈辱,她从没流过泪。但在祖父的平反追悼会那天,一下苏州大学接我们祖孙的客车,她哭了,久违的泪水奔涌而出,在布满岁月痕迹的脸上肆意地流淌,祖母甚至没有去擦一下,那是怎样的一种哭啊,对她来说,那么多年来,哭都成了一种奢侈的东西。那一幕我永远无法忘怀。
“从我的角度说,无论是祖父还是祖母,他们的善良和真挚都将是我一生的榜样。”
这样的跟帖使我感动,流在心底的痛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一旦曝露,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社会的谐和宁静的表层曾掩藏着多大的波澜。
(五)
纪果庵先生虽然离开了人世,他的第三代如今在美国、日本发展,这是值得安慰的。记得我当时回帖说:对纪庸先生,我有无穷的怀念,虽然我没有幸运见过他本人,但在他的文字中我认识了一个学识渊博,待人真挚,文章醇厚的前辈,他的一生留给他尽情做事的时间不多,但他作得非常出色,在文坛中谈到他的几乎没人说他不好的。然而他生不逢辰,随后就厄运降临,在那些日子里,作为苏州人,我也感到羞愧,江苏师大对待知名的学者,其手段实在使人寒心。像纪先生这样的文人学者,本来应该成为苏州的骄傲,却生生地把他逼死了,我重读纪先生留下的一行行文字,每次都有无言之痛。这样的话语完全出自真心,一次次重读他的文章,我都有崭新的感受,或许只是为了保持新鲜,我才不想背诵而已。
在我发表《纪庸之死》时,当时用GOOGLE和百度搜索纪庸或纪果庵,得到的结果不超过六条,纪果庵重新被大家了解,或许正因了我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是在那样抑郁中产生的。
随后对纪果庵先生的纪念进程加快了,《纪念纪庸》网站于2007年1月8日他的忌日由他的长孙雨文先生建立了,也就是从去年起,我自动承担了从网上找寻纪庸文章的工作,一年下来,“纪念纪庸”网上的篇目逐渐增多,目前已经超过了百篇,算来2007年,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输入了四、五十万字的纪庸旧作,同时还写了数篇关于纪庸的文章,我把这些称作为苏州人“赎罪”的举动,虽然苏州人其实并不感觉他们有什么罪过,像所有其它地方一样,这块浸润鲜血和罪恶的土地,大家都在为拥有金钱而奋斗,而我内心却深切地感受到更需要的乃是救赎与洗刷。这看起来或许是很愚蠢而可笑的举动,然而我要说,但凡还有良心的人,请回顾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吧,我们有何面目这么自得而自足地活着呢?我想到了耶稣为了人类的原罪而以自身救赎,我的一点承担,沉重却获取良心的安宁。
去年春天,纪英楠夫妇带着雨文夫妇来苏州,缅怀纪果庵先生在苏州的生活,我接待了他们。通过关系,我们找到N先生,再一次来到档案室,雨文夫妇拍下了所有的纪庸档案,使我们更加走近了他的内心。我们还对五十年代纪庸旧居作了寻访,又到石湖作了心的祭奠,四十四年时光,几乎改变了地球上建筑的一切,但我们内心的思恋却还是那么浓烈,没有丝毫的淡化。
我与纪果庵先生的契合,确切说来,几乎无法确定产生于何时何地,然而文字的魅力就这样穿越时空的界限,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足足有二十年那么漫长,终于生根发芽,开出花来。
对于纪果庵先生,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坚持下去啊,我这么鼓励自己。
黄恽写于纪果庵逝世四十三周年纪念
(载于台湾《传记文学》200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