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纪果庵先生
我与纪果庵先生
黄恽
（一）
纪果庵先生走进我的生活，是偶然而又必然的一件事。虽然他的生命结束在1965年的1月8日，而我要次年的11月4日才出生，其间相隔有近两年的时段。不过他毕命的上方山与我出生的木渎，在地域上相当接近，直线距离还不到五公里。
说这些，有些自作多情，因为在我成人之前，纪果庵先生这颗星的光即使照着了我，我也浑然不觉，我在浑浑噩噩的成长，学习磕磕绊绊，心智懵然未凿，这不怪我，或许要怪教育，这个社会强迫一个孩子知道的，其实都不是我想知道的，而我想知道的，社会并没有提供一点条件，家里过去似乎一度有过一些藏书，但在有我之前，都抄的抄了，烧的烧了，而祖父是个较为成功的工商业者，正是政府打击的对象，大概在1959年后，便开始失业在家，收入分文无有，靠成家立业的子女的接济生活，记得我曾在祖父家中翻找到的唯一的书籍，是一册六十年代的教材（大概是姑母或伯父留下的）和一册没有了封面封底的相书，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书的书名，如今也下落不明了。外祖家倒有过一些书，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有个抄家物资发还的消息，外祖母和姨母两人在灯下回忆那些永远失去的书籍，默记出百十种的书名，交到相关部门（似乎是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部），从此却没了下文，但从回忆出的书单来看，外祖家过去应该有不少的书，不过说实话，他们也不能算是书香之家，祖上也是从商为主，这些书，大都是通俗类，消遣类的读物，这是祖辈的情形。
我的父辈倒都是读书人了，不过那个时代的生活，大家工资低下，生活相当拮据，经济异常艰困。记得父亲与我，有些个月的月底，口袋里只剩几分钱，钱不够买一个大饼（大饼三分，油条一分半），只得继续让它看守袋底，不过还有一些发工资当日购置的食堂里的饭票菜票，不致冻馁。所以，家里自然也没有什么印刷成的书籍，当然必备的毛选与小红本子有不少，供在五斗橱上，翻开来，照例有关副统帅的画面已经撕下，里面的内容倒是无所不包，连生活小事也有具体的指导，譬如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之类，领袖对人民的关顾也可说无微不至了，真是一个思之可怕的时代。这些红封面的书，到了八十年代，父亲要求我把它们送到该去的地方——收购站，孰料收购站也拒之门外，我懒怠拿回，就全部抛在收购站不远处的稻田的水沟里，愿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阿门。
这样无书的日子，要到我挣出学校大门的时候才结束，因为工作，有了一点钱，就开始了我买书的生活。当温饱解决之后，我的贪婪就表现在买书上了。只要有余钱，我就会把它变成书，这样盲目的积聚有些可怕，如今看来，化了很多钱，买来了很多小儿科的东西，这是离开学校后交的又一类学费，不过，正是在这样的学习中，我锻炼成了自己的口味，训练出了自己的眼光。
（二）
那时候，工厂的生活是三班倒，苦虽苦，好在工作清闲，上班是守着几台机器，偷偷带几本书看，不会碍事，虽有可能被巡查的人没收，连带奖金泡汤，但不看书怎么打发那漫长的8小时呢？别人吹牛闲谈，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也试过，不行，感觉空虚得厉害，内心很痛苦，看书，内心何尝不苦，不过时间过得快了，也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我的上班看书在厂里是有名的，因为是唯一的现象，而且屡教不改，顽固异常，所以后来我渐渐成了工人中的异类。下班呢，宿舍里工友的嘈杂是免不了的，喝酒赌博也是日常的事，好在我还有书，不至于一齐沉沦。
三班倒的好是白天时间多，放弃睡眠的话，白天有足够的时间到市里书店买书，虽然睡眠不足，浑身冰凉，人的反应很“木”，好在年轻，挺挺就过。于是我的逛书店生活开始了，也承受白眼，甚至还被当作小偷，屈辱地搜身（现在可以主张自己的人权，赢取赔偿，当时好像还没这一说，毛时代的极权已经把所有人变成两种：狼和羔羊），还不是身上的工作服惹的祸，当时看的是吉辛的《四季随笔》，而口袋里正好带着一个西装皮夹，又是满脸倦容，给人的观感必定猥琐极了，当时在书店蹭书看，一直犹豫不决在为买不买斗争，后来决定放弃，而口袋中的皮夹又正好像此书的模样，走到门口果然出事了。这件事曾困扰我很长时间，因为屈辱，这家书店后来一直是我内心最排斥的。这些都过来了，不过心灵受创，不容易遗忘，却容易为时间掩蔽，揭开来创伤依旧，掩藏了旁人决看不到。
就这样买了书看，看完了再买，周而复始，靡有穷尽。终于接触到了梁遇春、周作人、徐志摩、文载道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在调整与恢复已有的创伤，书业的发展也为国人打开了新的窗口（对那些名字而言，这扇窗是旧的，对无知的国人来说，旧的也是新的了），我有了买不完的书，看不完的书，由此，我也在尘封发黄的书中，看到了纪果庵。
与饮食一样，看书也存在着嗜味，读书人最终的境界就是寻找到臭味相投的作者。虽然这类相投未必固守终身，而某一个时期的相投却是真实存在的，以我而言，我喜欢的作者就是我读书生涯历程中的一个个驿站，各有不同的风景，我都曾经徘徊赞叹，度过人生的不眠之夜。说不上谁是最好，只是这个阶段他给了我心灵最大的慰藉，而下一个里程的驿站，我还在寻找。
后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里面收入了纪果庵的《两都集》，关于这本书的出版，我曾在《纪果庵与〈两都集〉》一文中作了一点猜测，因为我曾冒昧地向他们的编委写信推荐过，它的出版或许与我有关。不过现在看来，它的出版与我，一个工人的推荐应该完全是一种巧合，而非必然，在我历经社会人生的今天，我已经不做这样的好梦了。不过，话说回来，能选择这书出版，说明编委还是有他们的眼光的，不是完全吃干饭拿干薪所谓混饭吃而已，虽然丛书中有的选择完全是失败的。
辽教的《两都集》有个本书说明，介绍了纪果庵的生平情况，使我知道纪果庵先生最后的日子是在苏州度过的，曾是苏大教授，也使我知道了他去世的年份。这使我有了继续追踪下去的可能。
（三）
不久，在因投稿而结交的苏大研究生H君处打听到苏州大学有一个档案室，里面应该会有纪果庵先生的档案。H君当时还是一个硕士研究生，不过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我曾由他陪着，到苏大的图书馆找过数据，也曾到他的宿舍向多位研究生约过稿，后来还托他去查过潘惟瑜老师的档案，这是一直铭感于心的。这次自然也依托他，到档案馆去查档案。H君现在已经从苏大博士毕业，便留校任教了，我在此祝福他。
看苏大教授的档案，特别是一个已去世的教授的档案，在苏大也是不多的吧。所以纪果庵的档案一说，就调出来了，看着一页页发黄的档案，我感到一种偷窥的乐趣，本来我掌握一点纪果庵的资料，这回一一印证，且有详尽的补充，我就找自己不知道的摘要记录.正庆幸收获良多时，猛然看见了一纸遗书，恍如一个晴天霹雳，我被吓懵了。在先，我从来没听说过纪果庵这样一个在文章中练达人情世故的人，他的下场竟然会是自杀。他写过谈论自杀的文章，写过关于知人论世的文章，本身他又是研究历史的学者，难道他还有过不去的坎，想不通的事？历史人生，对于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人来说，应该是视若当然了，何以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呢？我想不明白，但因此心情沉重，手捏着档案在隐隐发颤，不瞒大家，就是今天，我依然感到沉重的压迫，使我透不过气来，一个自己心仪的作家，居然走投无路，选择自己结束生命，这是怎样的时代，怎么的黑暗啊？！1月8 日，我们记住，或许因为周的逝世，而从那天起，我记住1月8日，是因为这是纪果庵离开世界的日子。一个寒冷的日子，一个阴霾的日子，那天下午，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个思维严谨的历史学家，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投向了冰冷的石湖，波心一荡，一切杳然。后来知道，纪先生还是会游泳的，那么他这样的选择，该经受如何的内心的挣扎和考验啊。求死心之切之烈至此，可见这个社会上所有的留恋，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已经完全不足以与自己所受的屈辱抗衡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胜负分明，当他走向毁灭的时刻，他会不会想起贰臣龚鼎孳因为水冷而不去赴死的故事？今年的苏州，1月8日，正是阴历二九，异常寒冷，而1965年的1月8日，我们可以设想那天寒地冻的严寒已经笼罩了上方山的农场。就在那个下午，经受了连续几天无理批斗的纪果庵（详情见我的《纪庸之死》）下定了果敢的决心，他说过，自杀未尝不是一种勇敢，是的，他这么说过，终于这么做了。这当然是对人世的抗议，这个人世，他认真生活过，也胡涂过，也忏悔过，也全心付出过……而所得的回报是什么呢？反革命？右派？然而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更受不了的是那种全无理性的精神与肉体的双料压迫，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然而对方的强大是哪个个人都难以抗拒的，那么只有离开，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档案查阅到这里，我也仿佛浑身浸入水中，无法继续看下去，我感到呼吸逼迫着我要起来走走，我实在抄不下去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连那遗书不是原件也没看出来，在后来的文章中留下了很多遗憾。
（四）
我已经无心再看下去了，我从此背负了作为苏州人的“原罪”，那样沉重，以致必须把一切写出来告诉世人。从苏大档案室回来，一连四天，我生活在我的世界中，仿佛忘却了还有另外的存在，我开始了《纪庸之死》的写作，直到完稿。
该文写毕，我把稿子寄给了正在山西太原编《黄河》的谢泳先生。谢先生考虑到《黄河》影响小，兼稿费少，把该文介绍到河北的《文史精华》，不久刊发出来，改名为《值得一忆的纪庸之死》，自然毫无影响。该文还曾投寄影响较大的《文汇读书周报》，在他们既不知道纪庸其人，也不知道鄙人，立即又遭到回绝。其间还曾写信给辽教的编辑和以研究知堂闻名的止庵先生，打听纪果庵先生的后代，都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倒是后来把文章贴在网上（缘为书来），好久之后，被纪果庵先生的哲嗣纪英楠先生偶然看到了，终于联络上了。
纪英楠先生在帖子后留言说：“非常感谢您的文章，感谢您对先父的理解。我基本上同意您对他的评价，也无意避讳他的历史污点，诚如您文中所说，他自己对此深感痛苦和忏悔，并努力以实际行动赎罪。我也感谢所有关心和还记得他的人，我母亲已于88年去世，妹妹还在苏州。”这样的结果是我欣喜的，因为作为家属的理解就是对我文章的肯定，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对纪果庵先生的纪念并不是我孤零零一个人，会有更多人认识到他的文学价值，并永远留存下去的。从此，我和纪英楠先生联系上了，因写前贤的文章而与他们的后代发生联系，在我还有盛澄华的养女以及别人，在此不多赘。而我与纪英楠先生的交往进而还延伸到他的儿辈，也即纪果庵先生的孙辈。在与纪英楠先生联系后，他的一个留学日本的儿子也独自在网上发现了缘网上的《纪庸之死》，并留下了深情的跟帖：
“纪庸是我的祖父。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黄先生的文章。由衷地感谢黄先生及各位对我祖父的关注，及对他的评价。本想告知父亲这篇文章，没想到他早已看到并已与黄先生取得联系，看来他对祖父的思念并没有随时光的逝去而有丝毫消退。
“实际上我并没有见过祖父，所有对他的感情全部来自于祖母。读完黄先生的文章后久久不能平静，与其说为祖父不幸的遭遇难过，不如说为祖母坎坷的一生心酸。虽然祖母已去世十七年，但那些恍如昨日的记忆仍使我不时感到心底无法言表的痛楚。我从小跟祖母长大，记忆中，无论碰到多难的问题，多大的屈辱，她从没流过泪。但在祖父的平反追悼会那天，一下苏州大学接我们祖孙的客车，她哭了，久违的泪水奔涌而出，在布满岁月痕迹的脸上肆意地流淌，祖母甚至没有去擦一下，那是怎样的一种哭啊，对她来说，那么多年来，哭都成了一种奢侈的东西。那一幕我永远无法忘怀。
“从我的角度说，无论是祖父还是祖母，他们的善良和真挚都将是我一生的榜样。”
这样的跟帖使我感动，流在心底的痛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一旦曝露，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社会的谐和宁静的表层曾掩藏着多大的波澜。
（五）
纪果庵先生虽然离开了人世，他的第三代如今在美国、日本发展，这是值得安慰的。记得我当时回帖说：对纪庸先生，我有无穷的怀念，虽然我没有幸运见过他本人，但在他的文字中我认识了一个学识渊博，待人真挚，文章醇厚的前辈，他的一生留给他尽情做事的时间不多，但他作得非常出色，在文坛中谈到他的几乎没人说他不好的。然而他生不逢辰，随后就厄运降临，在那些日子里，作为苏州人，我也感到羞愧，江苏师大对待知名的学者，其手段实在使人寒心。像纪先生这样的文人学者，本来应该成为苏州的骄傲，却生生地把他逼死了，我重读纪先生留下的一行行文字，每次都有无言之痛。这样的话语完全出自真心，一次次重读他的文章，我都有崭新的感受，或许只是为了保持新鲜，我才不想背诵而已。
在我发表《纪庸之死》时，当时用GOOGLE和百度搜索纪庸或纪果庵，得到的结果不超过六条，纪果庵重新被大家了解，或许正因了我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是在那样抑郁中产生的。
随后对纪果庵先生的纪念进程加快了，《纪念纪庸》网站于2007年1月8日他的忌日由他的长孙雨文先生建立了，也就是从去年起，我自动承担了从网上找寻纪庸文章的工作，一年下来，“纪念纪庸”网上的篇目逐渐增多，目前已经超过了百篇，算来2007年，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输入了四、五十万字的纪庸旧作，同时还写了数篇关于纪庸的文章，我把这些称作为苏州人“赎罪”的举动，虽然苏州人其实并不感觉他们有什么罪过，像所有其它地方一样，这块浸润鲜血和罪恶的土地，大家都在为拥有金钱而奋斗，而我内心却深切地感受到更需要的乃是救赎与洗刷。这看起来或许是很愚蠢而可笑的举动，然而我要说，但凡还有良心的人，请回顾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吧，我们有何面目这么自得而自足地活着呢？我想到了耶稣为了人类的原罪而以自身救赎，我的一点承担，沉重却获取良心的安宁。
去年春天，纪英楠夫妇带着雨文夫妇来苏州，缅怀纪果庵先生在苏州的生活，我接待了他们。通过关系，我们找到N先生，再一次来到档案室，雨文夫妇拍下了所有的纪庸档案，使我们更加走近了他的内心。我们还对五十年代纪庸旧居作了寻访，又到石湖作了心的祭奠，四十四年时光，几乎改变了地球上建筑的一切，但我们内心的思恋却还是那么浓烈，没有丝毫的淡化。
我与纪果庵先生的契合，确切说来，几乎无法确定产生于何时何地，然而文字的魅力就这样穿越时空的界限，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足足有二十年那么漫长，终于生根发芽，开出花来。
对于纪果庵先生，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坚持下去啊，我这么鼓励自己。
黄恽写于纪果庵逝世四十三周年纪念
（载于台湾《传记文学》200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