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军训
我与军训
果庵
现在也学学老年人，回忆一番。就先说在大学时所受的军训罢。
中学时已竟学兵式体操了，不，小学时即已开始。我们的小学虽然在乡下，可是作着校董的祖父很羡慕城镇小学的洋鼓洋号，旗帜鲜明，于是我们除去鼓号与制服之外，还加上枪操。枪是本村木匠奎三爷包作的，很像那么回事，与德国出品的七九式步枪毫无二致，有十几支加了弹簧，可以訇的一声放响了，又有涂了银色的刺刀。但那些能响的枪是属于年龄大过我十几岁的甲班生的，我们只能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动手试试，被大学生看见是要吃教训的。有了枪没教习也是不行，最初忌（忘）了是谁教给我们“抬枪”和“枪放下。”旧历三月离我们十里的镇上有社戏，我们要大张旗鼓的去出他一下风头，于是专门从相离十几里路的小学里请了两位号手，因为那小学的校董是我们的亲戚。这号手也就是我的表叔罢？我们天天穿齐制服在操场上演习步伐，两支洋号在前面一“打的达打的达”的吹个不停。那时有许多同学还保留着发辫，这就麻烦，剪了呢，家庭不允许，不剪呢，不像样子。后来终于想出聪明的办法，把发辫梳到顶上，挽成一个髻，像道士似的，弄把灰色的军帽压下去。好了，我们浩浩荡荡，一直行军到社戏的台下，但是我因为年小，祖父一定不许走了去，穿了洋纺的白衫同祖母坐车去的，肚子里装满不痛快，为什么我就不能走呢？把枪还是带在车上，想一到镇上就脱了长衫归大队，可是同学走的与我们不是一路，又迟速不同，我到戏台下，他们还没来。一会儿，铜号声从远处传来了，看社戏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乡下人是顶怕兵的，又刚刚是承平已久，人们简直分不清洋学生和兵的差别。于是全部观众骚动了，“大兵到了，大兵到了！”东奔西突的跑得乱七八糟，戏也停止，不敢再唱，我心里偷偷好笑，后来，有当事人解释明白，大家才围拢来看这一群“兵”，又在庙里备了茶水招待，要求我们体操给他们看，其实我们也只会举（？）枪开步走罢了。可是从此我们学校就出了名。
我有一位姑丈，在武汉军界作事，恰好回来，到我们家走亲戚。我们便吵着要他教枪操，并传习打铜鼓和吹号，因为我们已竟从北京买到全副的鼓号了。他给写了几支号谱，也不懂得什么March1,2,3，也不管是不是代表号童的谱子，乱吹一通。我们同他学会装枪，预备放，卧倒，跪下，顶有趣的是劈刺，对与不对，都无法考究，反正大家趣味很好，乡村得教师不易，他又不能久留，所以几乎整天上枪操，演得滚瓜烂熟，到如今我还有点记得那一进一退的刺枪术，可惜没有机会一显身手了。
这以后就盛行篮球和足球，把枪操搁在一边不管，枪也慢慢坏了。入中学时，看见体操器械室放着许多锈了的枪，倒也不见得比我们小学的精巧，上课时却不用，只是一味常步走正步走，做做游戏，或是打球。到临毕业的一年，忽然体育老师发起兴来，要教我们“兵式操”。我们穿上几年不穿的青布制服，简直像个警察。枪壳上的油漆，因为年久不用，都变得黏了，一掮上肩，就贴住衣服，可笑又可气。不知为什么，这位先生又用起英语的口令来，什么Attention! Rest! Right march! Left march! 弄得人头昏脑胀，老实说，我们的趣味反而没有在小学好，就连有趣的劈刺，也不曾再学，因为那腐蚀了的枪上是根本没有刺刀的。
在学校虽然没什么起劲，可是在家乡却真的武装起来了。这时土匪横行，动不动就来绑票。绑了自卫，农民组织了大规模的保卫团，凡有五十亩田的，必须买一支枪，我家本来有好几支枪，这时又添了几支，什么七九式，三八式，马枪，步枪，盒子炮，勃朗林，我都见识一下。而且，也必须学习其使用，因为到晚上是要巡更守夜，白天要放哨值岗的，当暑假回家，正是青纱帐起，防务吃紧之时，我也就成为保卫团之一员。放枪这件事，起初以为是顶可怕的，等到放过以后，便只觉得好玩。三八式的响声清脆，七九步枪则沈雄。我分配到一只盒子炮，把在学校里的白制服染灰了，像煞有介事的挂起枪来，真以为自己不可一世，其实果然有警，我想是没有胆量冲锋陷阵的，差不多这变成一种“好玩”的心理了。因之我就推想到，长期干军队的人，大约把打仗也看作稀松平常，由好玩的心理逐渐成为麻烦，也说不定，至于害怕，那倒不见得的。我每于黄昏时跑到村外偷偷打出一连十个子弹，听那短促尖锐的音响，和空气中吃吃的尾声，信中便有很大的欣悦，父亲或叔叔常常骂我，也不管，后来这只漂亮的枪被父亲卖了，我很为惆怅。
民团只能摆摆样子，吓走乡下的盗匪，若是遇到正是军队，当然不堪一击。好像是民国十七年正月罢，忽然有一股张宗昌的残余部队在某处哗变了，从离我乡约二百里的某县县城窜过来，住到我们县一个围着水的村庄，民团知道了，立即召集团丁，来取大包围形势，要武力解决。变兵们在邻县已竟掠得腰缠累累，自然不愿再蹈危险，但能和平，总是不动手的好，派出人来几次向民团团总交涉，双方各不干涉，听其过境。但民团方面以为变兵气馁，坚持非缴械不可，据说双方谈判的一幕是很紧张的，变兵看风头不对，首先开火，民团也立即应战，聚积在村四围的民团几这数万人（此处不通），变兵们放起迫击炮来，弹片炸裂，火花四射，民团马上崩溃了，变兵乘机冲出重围，直往北部山地跑去，沿途经过几十个乡村，只要遇到百姓，便被打死，房屋被烧的尤多，那样子差不多是疯狂了，后来到了山地，因为路往（径）不明，终被民团歼灭，可是计算起来，恐怕民团损失更大些！这时我正在四十里外的外祖家，听了消息，焦灼的了不得，几天后走上归途，还见那些被焚的余烬，兀自未熄，而尸身横陈路上，因棺木无着，也未收殓，一片惨凄，不忍卒睹，这要算乡人军事生活中最悲壮的一幕了。
不久这些民团的首脑，却变为地方的豪绅，有的甚至流为变形土匪。最后似有几个都被法律制裁了，而在小学给我们吹铜号的那位表叔，也是被处死刑的一个，想想在小学时天真烂熳的样子，竟会造成这样结局，也大可惊异。
现在开始说大学时代的军训生活：
民国十八年我考入大学，此时只有北大有学生军的名目，教官是白雄远，这似乎从民国十三四年就开始了，加入的学生，全出于志愿。我们学校则根本没有，至十九年后，此风忽然弥漫起来，大体上是受了时局的刺激所致，中国人五分钟的热度总还是有的，你也军训，我也军训，一窠风的添起来，好比那时的请愿潮，任凭怎么，也阻止不住。教官都是当地的军政当局，譬如我们学校就是张荫梧先生，他正在北平市长的任上，又是平津卫戍司令。他是个不讲派头的人，常常骑着自有车在府右街一带跑。每天早晨六点钟一准到校，冬春两季，星斗满天，爱睡早觉的同学，颇有不愿起床之势。怎奈无情的号几（声？），三番两次的在窗外吹着起床号，欲不起而不能，穿好制服，扎好绑腿，起码要半点钟，弄不惯这些劳什子一时是学不来的，帮（绑）腿往往得扎上两三回，还是不尴不尬的很难看。跑到操场，笃定迟到，这一顿臭骂，简直逃不了！对于大学生讲立正姿式非得六十度角，腹部收回，胸部挺出，限向前看等等，十分感到乏味，不免有的人马马虎虎，可是教官不比课堂教授，可以大家拆烂污，抽冷子从小腿后面就是一皮靴，没有点工夫（功夫）的一打软腿跪了下去，这不行，又是一鼻子灰。所以两个基本动作，“立正稍息”在大学生学来实际不比目不识丁的山东侉子快。还有点名的时候，不许答“到”，而必大声疾呼的喊“有”，起初也弄不惯，每天点名，大家都唧唧唧的笑着，有一回，教官王子江先生大动肝火，把我们臭骂一顿，以后再也不敢了。
一点钟体操完毕，围成U字形，张荫梧先生要训话了，目光弈弈（熠熠或奕奕），两撇小胡子，一身灰布军装，我们看了，不知从何处有那么一股威风凛凛的意思。他操着保定府的土腔，不客气的教训大学生们的生活浪漫，纪律扫地，我到如今还记得几句：“涂一脸雪花膏，抹一头生发油，西装革履的小白脸子，我们国家不需要！以后希望他们也不必上我的军训！”这话虽然很简单，但因为简单才有力量，看看现在的青年们，是不是还蹈着过去的覆辙呢？膏沫满面是尽多着，为西服店作义务样子间的尽多着，为了爱人不惜抛了家庭国家以及民族的尽多着，无论怎样，这也不是时代的所需要吧？
功课慢慢加紧，有变换队形，排教练，连教练，目测距离，实弹射击这些有趣的节目，到先农场去目测距离真有味，早晨的空气何等新鲜，马路上除去卖豆腐浆和烧饼的还没什么行人，我们大踏步的走着，忽然前行唱起军歌来了，我们也放开喉咙唱着。草上的露水，村上的阳光，都是我们的安慰，四面钟附近荒寂无人，只有几个伶人和遛鸟的作着早课，我们一到，他们都来看热闹，反而忘记自家的事情了。
但顶有味还是到万寿山去野营，我很抱歉，因为兼了别的学校的功课，不曾参加，听去了的朋友回来告诉我们如何放手榴弹，如何劫营，如何冲锋，如何在德和园的大战台上宿营，看看他们那些被六月太阳晒得紫黑的面孔，手舞足蹈的欢悦，发着光辉的纪念章，我们心里充满忌妒与羡慕！这许多年青而有火一般热情的朋友们如今不知都飘零何所了，大家都已迈进中年，回忆一番，实有无穷的感喟与滋味。
有一件事，很可以令人愤慨，就是东交民巷不许穿军服的人通行。也不知这一点是否载在条约，反正大家都默认为当然。学生军并不是正式兵士，照理不应受干涉，可是某次一同学着制服走入，就被强迫退出，想要与巡捕理论，对方反而要用武。我们大家非常愤慨，想结了队去示威游行，终于因为学校当局恐怕引起国际交涉而中止了。我们想想那些站在美国兵营外面永远那么神气的花旗兵，在门口有狮子徽识的“英国府”甬道上以绅士步伐走过来走过去的帽子后边悬着两根无聊的带子的英格兰兵，和那些歪戴帽子皮肤发黑的安南兵，现在正合一句话，“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事变沧桑，偌多变化，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的。
大学毕业，也大胆的为人师起来。于是又看到下一代的同学受着比我们更严格的训练，他们集中在一起，过着百分之百的军人生活，我曾接到一个青年的信，大意我还记得：“老师，我们心里现在充满喜悦和兴奋。每天当起床号一响，我们就起来了，稀饭，黑馒头，吃个足够。上午学科，下午术科，外加值勤站岗，这生活真够紧张。但是我们愿意，我们高兴，我们的前途充满希望和光明。今晚又是我值岗，同学的鼾声，野外的寂寞，天上的星辰，地下的虫鸣，使我起了哀愁，我手中的步兵操典有些续不下去了，想起学校，想起家庭，想起国家，万感起伏，好像有许多眼泪要流出来似的，我写了这封幼稚的信，您也许会笑我罢？……”
又是十年了，这些年青的朋友，正不知命运如何？
（原载《同袍》1944年第1(2)期。许宗褀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