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就章

果厂

办学校只有三年，一切都要求完备，可称急就章，然此文之急就二字，却更有双关的意义，盖写此稿时，距发稿仅一小时，可谓急就之尤者也。

欧美的大学，起码几百年，在中国，只好把从先几朝的国子监也算上去，才能够得上这数字，但国子监又实际是不读书的。北方的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亦不能超过百年。可是在我们这复校只三周年的中央大学看起来，已竟是太老太老的老资格了，盖即以中大论，我曾统计过当日在复校筹备会的同人，所存已不足三位，所以我尝戏呼我自己为三“年”元老，因为到底在学校里混了三年，看见了这一千余日的沧桑变幻，像这般岁月，也就颇不易易了。但元老者，往往是不中用的废物，唯看了他的资格分上，不能不保留着，而我呢，实在也是很无补于学校的一员了。

为什么有许多人都不能久于其位？恐怕不只中大如此，其他各机关亦莫不然，一言以蔽之，大家都要求“生”而已，米在涨，布在涨，房租在涨，而薪水永远赶不上物价，左思右想，唯有迁地为良。迁地果然良不良呢？大约不久之后又要再迁三迁，到底还是追随不上生活指数，而过着无穷无尽的困难日子。干教育的是如此，不干教育亦如此，吾人渺小，竟无所逃与天地之间，这是我再今日写此文时最大的感触。

细想起来，要教育终于有何用？现在好像只要飞机大炮潜艇，以及石油煤铁各种物资尽够了，无论线装书洋装书，哲学，文学，美学，都该一股脑抛到汪洋大海里去！不信请看看南京市当小学教员的生活状况，一个月一百多块钱，捉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可又没有原宪所处那时候的物价与安定，我们凭什么要求他将下一代的儿童教育好呢？而在中等学校，还不是一样吗？堂堂的国立大学，教授不是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连供给自己子弟上小学的钱都掏不出来吗？我记得清清楚楚，复校那一年中大的经常费每月是六万余元，第二年增至十万元，现在则为二十万元，还要包括中小学，学生人数较第一年增二倍多，经费也增三倍多，而物价则起码涨了五十倍，譬如米，三年前的此时，每石三十元，现在则上海有一千余元的行市，面粉当时不过十二元，今日则为二百余元，整整涨了近百倍，所以许多人都嗟叹着大饼油条吃不起了。政府的经济力是困难的，私人的经济状况就更困难，且在事实上既不十分需要教育作什么事，自然暂时没有尽先筹此经费的可能，故我第二个感触，就是《教育在今日究有何用》？我亲眼看见五洋商由赤手空拳而成富翁，他们没有受过丝毫教育，但我们所办的稍为像样一点的学校，学生差不多全商人子弟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办教育的人，以及读了书的所谓“文化人”，只是每天在做着投机商人的“门馆先生”罢了。如此，又何怪乎许多平时拿粉笔条及笔杆的人，现在都摸起算盘珠来了呢？

由于知识文化的无用，自然会影响到学术工作，研究工作，我们学校虽是复校三年，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可说顶差。《真知学报》是我经手编起来的，但是能让人满意的地方尚不多，我和校长一谈到稿子问题，校长就摇头，盖亦深知今日出卖知识已经不能谋得温饱，你与其在那里考订经史，分析原素，还不如研究一下囤肥皂好抑是囤香烟好实惠些！精神的文明以后也许真的会中断了，毁灭了，对于这保有四年历史的老国家，我们这三岁的小孩子已是感到负不起复兴的责任，何况大家又认为这许多老物事根本吃不得喝不得，应当丢到九霄云外呢？我的第三个感想，就是，“战争不止，文化必死。”

有人叫我把自己在负责的中学小学谈一谈，大学有三岁，中小学只有一岁，连话也不会说，有什么可谈？还是设法多给他一点滋养的东西吃吃，希望他长大起来，不受如我们这一代的“后天摧残”就万幸了。

---

（原载1943年4曰17日《中大周刊》94/95期。许宗褀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