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高燕

献给纪庸老师

日记

1981.4.1 周二 阴转大雨并响雷

近几年来,多次参加追悼会,失去的有亲属、师长、亡友、同事……。唯独那一次、那个人，却使我久萦心头，挥之不去，仰首抬头，犹然如呼之欲出，然而他逝去己经有十五个年头了。

迟开了的追悼会上，花圈鳞鳞、挽联幅幅，青松丛丛、素花簇簇，人们鞠躬追悼，哀乐阵阵奏鸣。然而没有骨灰，也没有遗象。他的著作、笔记、书籍、相片、遗物，一切的一切都在一场风暴中统统烟消云散，化为乌有，竟没有留下一件使人纪念的东西。

他是我大学的一位老师，教授《历史文选》，据说他原来是中文系的主任，因为戴了右派帽子，就降到历史系来教古文。我清楚地忆起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推进门来 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魁伟健壮的男教师，黑发秃顶，泛着红光的脸露着笑意，穿中式短褂，掖下挟着一本书。他把书放在讲台上，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回身笑嘻嘻地说：“这是我的姓名，纪念的‘纪’、庸人的‘庸’。”说着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来，边发给我们，边说：“每人两张，以后每堂课都发，把你们不 懂的问题、读书计划、要求、困难、意见、建议，统统写上去，交给我。”

待看到同学们把纸都安放好了，他便翻开书本，讲解起第一篇课文《牧誓》来。至此我的耳边似乎还响起他那朗朗的北京话：“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他上课从不带什么备课笔记之类东西，只挟一本《历史文选》。仅一次我看他在上衣口袋里捣出两张卡片，捏在离眼睛两尺开外的手中，侧着身子，向后仰着头看，苦笑着摇摇头，又从上衣口袋里捣出老花眼镜，架在鼻梁上，匆匆瞥一眼卡片，继续滔滔不绝，还杂夹着手势、动作、笑声。

我最喜欢听他的课，对古文的爱好，大约也有此而始吧。

第一次上纪庸老师家也是终生难忘的。也许是从小家庭的教育，加上又学历史，较讲究礼仪。通常我上教授、讲师家，总是进门弯着腰先微微鞠躬，然后在老师的‘请 坐’声中坐下，无论是坐沙发还是板凳，出于恭敬我都只敢坐小半个屁股，让两条腿支撑着，微微地拘偻着背，虔诚地聆听老师的教诲，一脸的诚惶诚恐。我也是带 着这种‘礼仪’上纪老师家去的。其时正是初秋，轻轻敲门，开门的正是纪老师本人。出于敬重，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纪老师先是一楞，接着便哈哈哈大笑起 来，并一直笑个不停，边笑边用手中的大蒲扇拍拍我的肩膀，用蒲扇边把我抓进门，又用蒲扇边把我推着送到一张藤椅边，蒲扇在我头上一按，我便一屁股结结实实 地坐在藤椅上了。我一望这是屋里唯一的一张藤椅，便忙着站起来，纪老师又嗬嗬笑起来，又用扇子把我按着坐下，边递给我一杯自制的酸梅汤，边说：“哪来的这 些规矩！”我赶紧站起来接了扇子，他又把我按下，自个儿在旁边的一张木方凳上坐下，摇着扇子说：“我真想找你，你倒自己上门来了。”我心里一格楞，不知是 褒是贬。

“你最近一次文选的作业做得不认真，杜撰的简化字不少。……”听纪老师批评，我红着脸低下头。纪老师接着又说：“听说你正在写一篇关于夏完淳的论文，并准 备同郭沫若商榷？”纪老师大蒲扇的风不时向我送过来，可我却热得汗涔涔地，脸更觉热辣辣，低着头一声不吭，后悔自己撞上门来。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赞成这种精神。人不光要有志，更重要的是要有轫劲，有骨气，在毅力，才能成器。……夏完淳忠于明朝，为此献身，其民族精神可嘉，但他一生 历史太短，题材不宽；至于与郭老商榷，似乎太早了点吧！”纪老师侃侃而谈，手中大蒲扇的凉风有节奏地一阵又一阵，扇去了我脸颊的燥热，心头的疑虑，我心服 口服，一个劲地点头。此后我曾许多次、许多次聆听他的教诲，接受他的鼓励，感激他的开导，收下他的批评。

一场“风暴”使一切都混沌了，我竟记不起同纪庸老师 的最后一次会面。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得知了他的恶耗，据说他是跳在虎丘附近的池塘里身亡的。那高大魁伟的身体竟会倒在小小的池塘里！我闻讯呆坐在黑暗中，忆起他说的韧劲、骨气和毅力。我想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他是不会这样绝望的。

我仔细地寻找着他的遗物，只剩下一本他送给我的“汉白石圣君碑”摹本和一本纪老师自编的“文史工具书简编”。那十多封他给我的信件和他手批点评的我的作业及文章竟一无觅处，通通地在那场“风暴”中被横扫了。

我辜负了他，至今一无成就，两手空空。唯有时时念起他，使我能略略振奋些。我想纪老师在天之灵是会原谅我的，因为不管其时我被贴多少大字报，被划为学生中的右派，勒令我揭发的大字报贴到背上，我都没写他-张大字报，—我无从揭发。然而他也是怨恨我的，因为在“风暴”开始后我始终没有去看望他，给他关心、安慰和生的希望。我承认，我当时没有这种勇气，我不敢，我是弱者。

愿纪庸老师的灵魂在清澈的池水中安息吧！

2001年4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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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四有斋>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