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毒草”

纪庸

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八版启明先生的“谈毒草”很有意思，不仅启发思想，而且增广了知识。手头没有本草纲目，却有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和长编，也是博物名著，许久不翻阅了，为了要查查究竟日常所见所用的植物中，那些列入“毒”品，抽出检寻，图考卷二失散至二十四，长编卷十四，皆是毒草类，其品种与本草差不多，两编合计，所收可能较本草稍多，吴其浚乃是嘉、道间人，应该比李时珍所见又有增加也。

毒草好像很可怕，虽然照启明先生所论，没有“见毒”，不会一见就中毒，也总是令人不敢接触，记得幼年种过像牵牛的曼陀罗花，后来看书，说是毒草，从此不敢碰它，其实这花看、触都无碍，只是子不能食罢了。人类大约对毒物有先天警惕性，于是便有了“惩羹吹虀”的事。

其实毒与不毒，很难说得绝对，这也是“两面性”。譬如药物中的最常用的如大黄、半夏、附子等，都入毒草类，观赏植物中常见的玉簪、凤仙亦然。是以大黄论，吃多了当然不妙，可是对于有积滞的人却大有用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它“推陈致新，其效最神”，只要用得合适。相传南朝梁姚僧坦很会医术，梁武帝发热，要吃大黄，僧坦说：大黄是峻烈的药，老年人吃了不合适，武帝不听，“几至委顿”。后来梁元帝肠胃不调，医生们说：“平药可渐宣通”，僧坦却说：“脉洪而实，此有宿妨，非用大黄无瘥理”，结果大黄就奏了效；对于从片面评论事实的人，这个用毒药治病的故事想亦未尝不是教训。

荨麻应该是一种很讨厌的毒草：“叶类麻，多毛刺，蜇人手足，肿痛至不可忍，不知者往往为其所中，比其毒于蜂虿蝎蝮，殆不为过，钮而去之，置之水中，毋使滋蔓，所以远恶也。”（黔书，见长编引）然而，就是这样讨厌的东西，也还是可以喂猪的。前引书又说：“然土人采之，沃以沸汤，则可已疯，亦可肥豕，世固无弃物哉！”妙在下面还有一个比喻：“以章子厚而治军，以韩侂胄而传旨，非尽无济，顾用之者何如耳。”章惇与韩侂胄固然不能相提并论，可是在旧历史上挨骂则是相同的，这样的人，在时间、地点、条件凑合的情况下，也像毒草一样，不完全是“弃物”的。

可怕是另一种情况：本来不一定有毒，却因某种原因被“怀疑”了，凤仙花列入毒草，就是如此。李时珍何尝不是很客观的科学家，独对日常习见的凤仙大为怀疑，本来是“人采其肥茎，汋浥以充莴笋，嫩华酒浸，一宿亦可食”（本草纲目），较之我们只知姑娘们用以染指甲，似乎李氏更为博闻了，岂意下文却说：“但此草不生虫蠹，蜂蝶亦不近，恐亦不能无毒也！”云云，实在足以令人吃惊。原来尽管人吃了无毒，不为别的生物所喜欢，也还是不能逃出“毒”类！庄子曾有一个比喻，西施虽然美，鱼见了仍旧要沉下水去，在鱼的立场，西施毋宁是可怕的，凤仙有毒，作如是观，然则可吃可看的好东西，被列入“毒”品者，当亦不只凤仙而已了，这就使人觉得比毒草还可怕。

与此相反，本是毒草，居然被列入“群芳”的也不是没有。在吴氏书中，最突出的要算罂粟即鸦片。鸦片之为毒药，“夫人而知之矣”，这是因为它的毒性已经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痛苦。撇开烟毒，单论颜色，罂粟本是不差的，所以吴氏说：“其罪不在花也，列之群芳”，这显然是错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对罂粟更为痛恨。本来罂粟也和大黄、乌头、钩吻一样，少用，用得适当，“以毒攻毒”，未尝不是有效的灵药，毛病出在人们要每天吸食，“旦旦而伐之”，就没法不受害了。罂粟的美丽颜色，不能也不应代人们的无节制受过。

古人著录毒草，而又强调其用途，这便是辩证的。让我引用图考二十四，“甘遂”条的话来作此文结束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不并立固矣，然唐虞命百工，而投四凶以御魑魅，神农尝百草而收毒药以除痼疾；凡物之生，有粹有驳，荀子曰：粹而王，驳而霸，天下不能有粹而无驳，世不能有王而无霸，医者用毒草也，曰，以毒攻毒，圣人之用恶人也，亦曰，以恶攻恶……”

恶人应当怎样改造，是另一问题，毒草不是完全无用，却是可以肯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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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1957年5月29日《文汇报》“笔会”。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