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疑古略考
宋儒疑古略考
国文系毕业 纪国宣
自近代今文学派兴起以来，疑古的精神日盛；辨伪的书籍，或著作，或搜集，也日多一日，于是多少传统的信念因此打破，多少古代的学术又现出本来面目！由此可见科学的求真态度，是多么可贵！正式辨伪书的兴起，固是近几百年来的事，——如宋濂《诸子辨》胡应麟《曰部正譌》以及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崔述的《考信录》等，已竟成家弦户诵的书了；至于消极的“疑古”则很早就有了，《孟子》已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论，以后，如王充《论衡》刘知几《史通》，尤多疑古之说。但对于古籍，广讯（泛）的加以怀疑，则自宋儒始。崔述说得好：“……秦火以后，汉初诸儒传经者，各宥（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于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托言，杂然并传于后；而其时书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于检核考正，以别其是非真伪。东汉之末，始易竹书为纸，检阅较前为易；但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轶；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韩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唯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于世。于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于是大失其实，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特太仓稊米，而亦罕行于世。直至于宋，名儒迭起，先后相望；而又其时印本盛行，传布既多，稽核最易，始多抉摘前人之误者；或为文以辨之，或作传注以发明之，盖至南宋之后，六经之义大著。……”《考信录释例》这很足以说明宋儒疑古的原因与成绩。不过除崔示所述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别的理由，如印度思想输入之后使中土思想得了很大的解放，因而对于古代思想多加以重新的估定便是；总之，有了宋儒疑古的基础，再加上清代朴学者的考证精神，而正确的辨伪工作，才得成立。这一篇简陋文字，不过就读书所得，将宋儒所疑古籍古人，略略笔记。其间多半受了黎师锦熙《宋元明思想概要论文纲要》的指引，偶尔也有自己附加进去的材料。但，一则作者学识过于谫陋；二则僻处塞外，书籍极阙，有时翻检，万分困难，况教课少暇，尤多漏略，因而文字中缺疏不完之处，请读者赐以不客气的指教！至本文的排列，则以人为纲，其能查出公元年代者皆加附注，否则阙之，所疑古籍古人，列述于下，可引者则引之，不然亦著其大意，大率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义考通考》《经籍考》，《宋元学案》居多。至于篇末，则另附以书名为纲之索引，藉便查考。
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夜自记于宣化
孙复（九九二——一0五七）
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
孙明复为北宋初期最大理学家，当时文人，自石介以下皆其弟子，范仲淹富弼都向朝廷推荐他，死后欧阳修为作墓志，足见他受一班学者崇拜之殷。他的《春秋尊王发微》专门废传从经，自立训传，总算很有卓见的。《四库总目提要》经部二十六：“复字明复，平阳人，事迹详《宋史儒林传》，……复之论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底。”此书虽后人非难甚多，但摆脱传注，独立解经，实为宋人特具之勇敢精神。《经义考》一九七引吕中曰：“《春秋》之字，前乎此举凡例而已；自孙泰山治《春秋》，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推见王道之治乱，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义！”欧阳修亦曰：“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意为多。”（《宋元学案》引）则更证明此书，实际上有他个人的政治观点在内，非一般泛言训诂义例者可比。（按宋儒解《春秋》，或根本推翻三传，自立训释，或杂取三传之说，为之折衷，除最通行或疑古态度最鲜明者外，因书目繁赜，不克遍举，特在此附叙。）
欧阳修（一00七——一0七二）
《易或问》三首（文集卷十八，又外集卷十）《易童子问》（外集卷廿五）
欧阳修要莫北宋极勇敢的疑古家了，对于《易》，他首先疑心《十翼》非孔子作。《易或问》：“或问《系词》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乎《系辞》！舜之途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及其传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于谬妄之说，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论，及其传之久也，后世反以相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实不诬矣；由是曲学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丧而学废，接乎战国，百家之异端起，《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也。……溺于习闻之久，曲学之士，喜为奇说以取胜也。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吾尝以譬学者矣。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此所谓《文言》也；方鲁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生，……使左氏知《文言》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说而疑后世，盖左氏肴，不意后世以《文言》为孔子作也。”又曰：“或问曰，今之所谓《系辞》者，果非圣人之书乎？曰是讲师之传，谓之《大传》，其源盖出于孔子而相传于易师也。其来也远，其传也多，其间转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文王与纣之事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欤？若此者，非圣人之言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而仪生四象，若此者，非圣人之言，凡学之不通者，咸此者也。”由这两段，我们很可以看出欧阳修的胆识来，虽则昔人讥他“不读书”，但较之那些崇拜偶像的书呆子，岂不强逾万万？除《易或问》外，最详备的辨明《十翼》之伪的，要算《易童子问》了。首先他致疑于《文言》与《象辞系辞》与《说卦》等文字上的重复，在文章的组织上似不能并为一谈。因而断定：“……其余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他又举出《文言》中解释元亨利贞的矛盾，《系辞文言》中解释八卦来源的矛盾，因而断定：“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从何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又曰：“此所谓《系辞》者，汉初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其次又用鲁穆姜道“四德”之事，证明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其大意与前引《易或问》一段同。）而他对于牵强附会的《河图洛书》尤攻之不遗余力，他说：“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系辞》中既说河出图洛出书，便是八卦，又说伏羲画卦，欧阳修已看准了这个漏洞；所以才说：“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误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在胡胐明《易图明辨》之先，他已竟根本怀疑这件事实的可靠性了！此外关于生蓍立卦之说， 他也有所辩正，为篇幅所限，不具引。
秦誓论（文集卷十八）
此篇辩正《书·秦誓》所称十有一年，系指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以西伯受命称王十年之说为妄说。
毛诗本义十六卷
这是第一部怀疑毛郑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凡为说一百十有四篇，统解十篇，时事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于卷末。……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俱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然修之言曰：后之学者，因迹来世之所传，而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是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按张瓘序云：“毛郑二家之学，其三百五篇中，不得古人之意者百十四篇，欧阳公为之论以辨之。”这是他的书所以有百十四篇的原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欧公解诗，毛郑之说已善者，因之不改，至于质诸先圣则悖理，考于人情则不可行，然后易之，故所得此诸家最多。……不信符命，以生民玄鸟之诗为怪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的态度，多少有点客观的，解诗是要合乎情理的。
春秋论上中下文集卷十八
春秋或问（同）
石鷁论（外集卷十）
诸篇皆表示三家传不可尽信。《春秋论》上曰：“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谷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难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尔，夫三子者，皆学乎圣人；而传，所以述经也，经文隐而意深，三子者从而发之，故经有不言，传得而详尔，非为二说也。予曰：经所不书，三子者何从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后而知之，……经文隐矣，传曲而畅之，学者以谓三子之说，圣人之深意也，是以从之耳！非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则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已！使学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夺也；使其惟是之求，则余不得不为之辨！”这可以看出他的求真精神。对于《春秋》起隐公而终获麟的附会讲法，他也力持反对之说。《春秋或问》：“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始终之义，吾不知也，吾无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于鲁，不用，去之诸侯，又不用，困而归，且老，始著书。……得鲁史记，自隐公至于获麟，遂删修之，其前远矣，圣人著书，足以法世而已，不穷远之难明也，故据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职乎史，故尽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鲁之史记，则未尝止也。……曰：然则始终无义乎？曰：义在春秋，不在起止。……”这种讲法，也是最近于人情的。《石鷁论》是辨证“陨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的。他说：“鲁僖之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左氏传之曰：石陨于宋，星也；六鷁退飞，风也。公羊又曰：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故先言石而后言五；视之则鷁，徐而视之则退飞，故先言六，而后言鷁。谷梁之意，又谓先后之数者，聚散之辞也；石鷁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左氏则辨其物，公谷则鉴其意。噫，岂圣人之旨不一邪？将后之学者偏见邪？何纷纷而若是也！……孔子生定哀之间，去僖公五世矣，当石陨鷁飞之际，是宋人次于旧史，则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数世修经，又焉及亲数石而视鷁乎？谷梁以谓石后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圣人尚不差先后以谨记其数，则于人之褒贬可知矣。……如此，则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圣人纪灾异，著劝戒而已矣，又何区区于仅数乎？必曰谨物察微，人皆能之，非独仲尼而后可也！噫，三者之说，无一是矣！”这是多么痛快淋漓的话！
帝王世次图序又后序（文集卷四十三）
此文辨上古历史不可尽信，颇见卓识，真所谓言前人所不敢言也。其说曰：“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谓显人矣，而后世犹失其传者，岂非以其远也哉！是故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方孔子时，周衰学废，先王之道不明，而异端之说并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诗书史记，以止纷乱之说，而欲其传之信也，故略其远而详其近；于书，断自唐虞以来，著其大事可为世法而已：于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尝道者，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没，异端之说复兴，周室亦益衰乱，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先王之道中绝；汉兴久之，将书稍出而不完，当王道中绝之际，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及自托于孔子之徒，以取信于时；学者既不备见诗书之详，而习传盛行之异说，世无圣人以为质，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于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之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呜呼！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业，见于行事，而后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论著之矣；其久远难明之事，后世不必知：不知不害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后世对于史记断自黄帝，已经惊服司马氏的特识，但欧阳却更大胆的非难他，以为古事不易知，他又从史迁所为的世次，又由所载的古帝王岁数，考证出种种与事实乖谬之点，以为不合理的证据。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说：“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如是也！”这种精当的论辨，实是有些受了欧阳的影响的！（在黄帝以后诸帝通考一章中，他甚至将欧阳氏这两篇文字全抄进去了。）
李觏（一00九——一0五九）
常语（直讲李先生集卷卅二至卅四。又宋元学案卷三引。）
李觏是北宋“功利派”学者，他作《常语》的目的是：“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的，为什么要“正”要“明”呢？因为当时学者迷惑于孟子之书，“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所以他在《常语》里特别非难孟子。说得最痛切的，如：“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尔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因为他主张功利主义，所以：不反对霸国强兵，而孟子的“王道”假面具，他也就异常反对了。他在《寄上范参政书》云：“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夷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明法术耕战，国以富而兵以强，较之于今何如？”观于此，我们已经可以明白他反对孟子的消息了。《常语》下说，“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道有粹有驳，其人之号，不可以易之也。……人固有父为士子为农者矣；谓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谓天下之农者曰行子道，可乎？”这种打破历来王霸观念的论调，多么痛快！他的《周礼致太平论》《礼论》《易论》都是推翻旧日的传统观念，而变成注重人事的实用哲学。胡适之先生说得好：“当时思想界几乎全是一个道士的世界，……陈抟种放的高徒正在得意的时候。……只有江西一派，完全是‘非道士派’！欧阳修大胆疑古于前，李觏大胆主张功利，人张人事，比欧阳修更进一步；后来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乃是江西派的具体表现了”。这几句话，已经把李觏疑古的价值确定了。
司马光（一0一九——一0八六）
温公易说六卷
《四库总目提要》云：“……光传家集中，有《答韩秉国书》，谓王辅嗣以老庄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为据。盖其意在深辟虚无玄妙之说，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备至。……”由这可以证明司马光也是一个主张说经不背人情的人。
疑孟（《温公集》卷七十二。《宋元学案》卷七引）
司马温公反对孟子也是有政治背景的，所谓借他人杯酒，浇胸中块垒是也。如：“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过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德，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之与成王？成王幼，周公负之以朝诸侯，及长而归政，北面稽首畏事之，……岂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齿，可慢彼哉？孟子謂：蚳竈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无官守无言责，进退可以有余裕。孟子居齐，齐王师之。夫师者，导人以善而救其恶者也，岂谓之无官守无言责乎﹖若谓之为贫而仕乎，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仰食于齐，非抱关击柝比也！。《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贤者所为，百世之法也。余惧后之人挾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这还不是借孟子骂当时尸位素餐之人吗？对于孟子的性论，也有相当的怀疑，如：“告子谓，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无分于东西；平地也，使其地东高而西下，西高而东下，岂导所能致乎性之无分于善不善谓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均陶染所能变乎？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所日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不善乎？”又说：“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则殊矣：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羊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这两段话虽不多，却把孟子刻薄得很苦？就是为孟子辩护的余隐之也未曾说出一些可以驳倒温公的道理来。此外如像：“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是为礼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为饮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这几句话，骂得孟子更苦了！此外若辨桃应之问瞽叟杀人则如何的孟子答语，以为委巷之言：朱子说温公以虚为实，这倒是温公错了。（按温公之前有冯休撰删孟两篇晁氏《郡斋读书志》说：“休观孟轲书，时有判违经者，疑轲没后门人妄有附益删去之，著书十七篇，以明其义。前乎休而非轲者荀卿，刺轲者王充，后乎休而疑轲者温公，与轲辩者苏东坡，然不若休之详也。”）
苏洵（一00九——一0六六）
喾妃论（嘉佑集卷十一）
这也是一篇很大胆的文字，对于《史记》所纪古史勇敢的怀疑，并且推出他错误的理由来，原文不长，节之如下：“《史记》载帝喾原妃曰姜原，次妃曰简狄。简狄行浴，见燕堕其卵，取吞之，因生契，为商始祖；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滥，不亦甚乎！……燕堕卵于前，取而吞之，简狄其丧心乎？巨人之迹，隐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践之，何姜原之不自爱也！又谓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简狄姜原为淫佚无法度之甚者，帝喾之妃，后稷之母，不如是也！虽然，史迁之意，必以《诗》有天命鳦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实维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子，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唯后稷而言之。吁，此又迁求《诗》之过也：毛公之传《诗》也，以鳦鸟降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行；及郑之笺，而后有吞践之事。当毛之时，未始有迁史也，迁之说出于疑《诗》，而郑之说又出于信迁矣。……”这是站在事实立场上来辨此事之必无，至于此外那些拥护“圣人”的话，则是“迂谈”，故不具论。又洵尚有《洪范论》一篇，致疑于刘歆刘向之传，但很少精彩。
刘敞（一0一九——一0六八）
七经小传三卷
刘敞是宋儒中首先普遍反对汉儒注疏的，他最精于《春秋》，有《春秋传》。但他对于诸经的新见解，几乎都收在此书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是篇乃其杂论经义之语，其曰七经者，一《尚书》，二《毛诗》，三《周礼》,四《仪礼》,五《礼记》,六《公羊传》，七《论语》也，……吴曾《能改斋漫录》曰：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今观其书，如谓《尚书》愿而恭，当作愿而荼，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烝也无戎，当作烝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士田贾田，当作工田贾田，九簭五曰巫易，当作巫阳；谓《礼记》诸侯以狸首为节，当作以鹊巢为节；皆改易经字以就己说。至《礼记》若夫坐如尸一节则疑有脱简，人喜则斯陶九句，则疑有遗文，礼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则疑有倒句；而《尚书·武成》一篇，考定先后，移其次序，实在蔡沈之前。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厚之风者，实自敞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并以为是打破以前章句注疏之书，则是刘氏此书，虽多涉主观，而筚路之功，有裨于后世疑古之风者甚多。
王安石（一0二一——一0八六）
周礼新义十六卷
王安石是北宋最有革命精神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最有革命精神的经学家，哲学家。他的辩驳古人的零篇文字，真是不少，从文集卷六十二至七十，差不多全是。至于用新的观点解经而成系统的著作，也有《书》《诗》《周礼》三种新义，所可惜的，就是现在都已亡佚，只有《周礼新义》有从《永乐大典》辑出来的本子。所以我们就把他列在前面，至于其他零篇，则在后面分别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九《周礼新义》条说：“……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于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信《周礼》之可行。迨其后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丛生，而宋以大坏，其弊亦非真缘《周礼》以致误。……故安石怙权植党之罪，万万无可辞，安石解经之说，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应麟取其《尚书》义，所谓言各有当也。今观此书，唯训诂多用字说，病其牵合，其余依经铨义，如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具有发明，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大体安石此书，也是拿周礼来寄托他个人哲学，如李觏然。能不惑于济古人，才能有所发明，所以安石虽然借此托古改制，四库目录仍有恕辞，足见此书之可重。本来安石在神宗时上五事剳子，便时时引用《周官》，可见他对于周官的观点是实用的，非昔人可比。至于他的《字说》，则人人皆知其荒唐，用以解经，自无是处！
伯夷（文集六十三）周公 子贡（文集卷六十四）
夔说 繇说 季子 荀卿 杨墨 老子 庄周上下（文集卷六十八）、
前面已经说过，《临川集》自六十二卷到七十卷充满了辩驳古人的文字，这里所著录的几篇，都是关于古人的，或论其事迹之不实，或论其学说之不当。姑举一二以示例。《伯夷》云：“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饿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子贡》曰：“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者之妄：……《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以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后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仪秦轸代，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贤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二也。……”以上都是怀疑到古人事迹的例，只是他不勤于求证，而专以想象立论，故不免武断之嫌。怀疑古人学说，道理的，如《荀卿》“荀卿载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曰：赐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曰：智者知已，仁者爱已。子曰：可谓明君子矣。是诚孔子之言欤？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见而后能远察，能利狭而后能泽广，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请以事之近而天下所共知者谕之，今有人于此，不能见泰山于咫尺之内者，则虽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于百步之外也。盖不能见于近，则不能察于远，明矣。而荀卿以谓知己者贤于知人者，是犹能察秋毫于百步之外者为不若见泰山于咫尺之内者之明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为荀卿之妄矣！”《老子》曰：“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预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为也。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疎矣！……”《庄周》上：“世之论《庄子》者不一，而学儒者曰：庄子之书，务诋孔子以信其邪说，要焚其书废其徒而后可？……大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尝求庄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患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之弊者也。既以其说矫弊矣，又惧来世之遂实吾说，而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于是又伤其心于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后之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则可谓善读矣。……”这都是辨证昔人学说的例子。我们看他对于老子就根本反对，对于庄子则加以谅解，这可见荆公读书，都别具见地，绝不盲从附和了。
杨孟（文集六十四） 礼论（文集六十六） 性情 勇惠
行述（文集六十七） 原性 性说（文集六十八） 太古（文集六十九）
以上诸篇杂文，所系辨证昔人学说以及传统观念的文字，我们随处可以看出荆公的勇敢态度来。如《太古》一则云：“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这固然是荆公有所激而然，但是古非今，这风气的流毒，就到今日也还不曾消尽，不见有人主张读经吗？有人主张恢复文言吗？我们也希望有荆公这样一个勇敢的政治家廓清一下啊！他对“人性论”也有特别观点，所以孟荀杨韩四子的学说，都极怀疑，《原性》：“夫太极者五行之所右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且韩子以仁义礼智信五者谓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岂五者之谓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荀子曰其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可以言善者伪也，为人果皆无之乎？……且诸子之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古者有不谓喜怒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这种根本否定了性有善恶之别，而全看环境的说法，也颇与近代科学观点有相符之处呢！（《性情》一篇，确定了性情内外的分野，可作此篇注脚。）其他《扬孟》一篇，也是讨论扬雄孟子的人性观的；《礼论》一篇是反对《荀子》的礼说的，《勇惠》一篇，是辩论世俗对于此二字观念的传统错误的，《行述》一篇是辩驳“孔子的仆仆各国纯为行道”这一观念的错误的，皆不具引。又，除此以外，对于《洪范》《易象》及《诗·周南》的排比次第，皆有新解，都无非拿实用的人事哲学观点来立论，创他独有的见解而已。至于诋《春秋》为“断烂朝报”（见周麟之《春秋经解跋》）废之不立于学宫，那要在昔人看来，更是胆大妄为了！
苏辙（一0三八——一一一二）
诗集传二十卷
《四库总目提要》十五卷《经部诗类一》著录云：“其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因唯存其发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案《礼记》曰：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是足见古人言诗，率以一语括其旨，小序之体，实肇于斯。……辙取《小序》首句为毛公之学，不为无见。史传言诗序者以《后汉书》为近古，而《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辙以为卫宏所集录，已不为无征。唐成伯璵作《毛诗指说》，虽亦以《小序》为出子夏，然其言曰：众篇之《小序》，子夏唯裁初句耳。……然则唯取序者，伯璵已先言之，不自辙始矣，厥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辙说为祖，良有由也。”《小序》始终就是说诗的障碍，近来早已没人信他了，苏氏虽未能如欧阳修一般勇敢，但考证出来他是卫宏所集录，也总算是打破偶像的人了。
诗论（栾城应诏集卷四进论五首之一）
这也是一篇不满世人解《诗》的文字，最重要的话如：“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唯其进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而况乎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不通矣！……”“责其义之太深，求其法之太切”。这真是对于牵强附会解诗的人们一个当头棒喝啊！另外有《春秋论》一篇，也是要求解经的人们勿“求之太过”的，不具引。对于《周礼》，他也怀疑，以为“非周公完书”。（《经义考》卷百二十引）他说：“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当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其他……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辅，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而《周礼》周公之地方五百里，公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皆不足信也……”（详见《通考》卷一八0引）
老聃论上下（栾城应诏集卷三）
这是一篇站在孔孟的立场上辩驳老子的文字，充满了“卫道”色彩的。
八 晁说之（一0五九——一一二九）
晁说之力辟王安石，而最景仰司马光之学，故自号景迂。（司马光有《迂说》号迂叟）。他也极反对孟子；他的经术湛深，全谢山说他“经学奥衍，不肯苟同，笺疏自成一家”。又说他精于易学，师法温公，历辨诸家谈玄之失。吕东莱也说“晁氏《诗传》，《诗论》，《春秋传》，《春秋辨文》等，皆不著录于《四库总目提要》想这些书里一定有许多新见解。（他对《春秋》反对公谷两氏：见《经义时》一百七十卷引。）又晁氏对于《周礼》也以为是王莽时的伪书，详见《景迂生集辩诬》。（参《宋元学案》卷二十二《景迂学案》）。
胡宏（？——一一六三）
胡子知言（五峰文集宋元学案卷四十二引）
胡五峰最致疑孟、荀、杨诸氏的性论，他说：“或问性，曰性也者，天地所以立也。曰：然则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之以善恶言性也，非欤？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又说：“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人以术为伤德也，圣人不弃术；人以忧为非达也，圣人不忘忧；人以怨为非宏也，圣人不释怨：然则何以别于众人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为正，挟非而行则为邪，正者为善，邪者为恶：而世儒乃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张南轩说：“所谓世儒，殆指扬荀”。我们看来，岂只扬荀在内，既孟子也是难逃；盖先儒以相对之善恶论性，而五峰则以绝对之至善论之，超绝善恶之状，此其所特异于古人处。（参阅《四库提要》子部儒家《胡子知言》条）又学案引魏鹤山《师友雅言》曰：“《周礼》不可信，王畿之外，甸稍县，都，各五百里，王畿凑合丰洛之地，方得千里，甸，稍，县，都，如何安排？先儒只去僻处说，不曾徒大处看；唯胡五峰断然以为刘歆，盖起于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者大半”可见胡五峰又是勇敢地怀疑《周礼》的一个。（案其说详见《通考》一八0卷引）
叶梦得（一0七七——一一四八）
春秋传二十卷 春秋考十六卷 春秋谳二十卷
三书皆《四库提要》著录，除《春秋传》外，其余二种，皆辑自《永乐大典》。叶氏是最不信三传的，《春秋传》的自序说：“……自孔子没而三家作，吾不知于孔子亲闻之欤？传闻之欤？至于今千有余岁，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子之自言：则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中，经也，故可与通天下曰事，不可与通天下曰义。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谷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后，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核事之实而察义之当欤？唯知《春秋》之所以作，为天下也，为后世也，……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更相发明，……庶几或得而窥之矣”。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于三传的态度。《四库提要》说：“梦得以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主于废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主于从左氏而废公羊谷梁，皆不免有弊。故其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更相发明，颇为精核。”足见其推崇之致。又《春秋考》条云：“其书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传者，实本周之法度制作以为断，初非有所臆测于其间，故所言皆论次周典，以求合于《春秋》之法，……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辨定考究，无不精详，良不诬也”！《春秋谳》条云：“是书抉摘三传是非，主于信经不信传”。皆见叶氏的客观态度，与出于臆测者不同。
胡安国（一0七四——一一三八）
春秋传三十卷
胡氏此书，直可称为创作，因为作于南渡以后，所以处处牵引时事，以复仇为义气，尤侗说：“胡传专以复仇为义，割经义以从己说，此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俞汝言曰：“胡氏之传，借经以抒己志，非仲尼之本旨。”甚至朱子也曾骂他“牵强”。但我们却更由这些地方见出他的勇敢态度来，他的自序说：“……自先圣门人，以文学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赞一词，盖立义之精如此！去圣已远，欲因遗经，窥测圣人之用，岂易能乎？然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尔，苟得其所同然者，虽越宇宙，若见圣人亲炙之地，而春秋之权度在我矣！”虽涉主观，但其一空倚傍，实有令人钦佩处。但自明以来，科举宗法程朱，而《春秋》遂以此书为格式，著于功令，因而变成一时的偶像，使后人纷纷诟詈，但这那是安国本意呢？
吴棫
书裨传十二卷
《经义考》著录云：“陈振孙曰：太常丞吴棫撰，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异，曰训诂，曰差牙，曰孔传，凡八篇，考据详博。袁桷曰：书别于今文古文，晋世相传，驯至后宋时，则有若吴棫赵汝谈陈振孙疑焉，有考过千百年，而不能独明者”。朱彝尊云：“按《书》疑古文者，自才老（棫字）始”，又说：“古文尚书，晋唐以来，未有疑焉，疑之者自吴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此书是攻破伪古文的先锋，但《四库书目》不著录，朱氏亦云未见，不知是否已佚？
郑樵（一一0四——一一六二）
诗辨妄六卷
郑樵是攻击诗序最力者之一，《四库提要》屡屡提及。（散见十五卷诗类各条）他的自序说：“《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致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今作《诗辨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又虞集序云：“圣贤之于诗，将以变化其气质，涵养其德行，优游餍饮，咏叹淫佚，使有得焉……庶几学诗之道也。汉儒有保存遗经之功，而亦不无专门训话之失，儒先君子，知岂不足以知之？而罕见于于言者，岂非有得于此，则彼穿凿缠绕之说，自所有不得行乎？诸经皆然，盖不止诗也。齐鲁韩诗不传而毛氏独存，言诗之家，千数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欧阳子，疑诗序之非，而著《本义》，苏栾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犹存其首句，譬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滞，而端亦微见矣。渐而清通，沛如江河，……至于朱子《诗传》之出，然后悉屏去大小序，……即经以求其故，自为之说，而天下学者从之，国家定以为是。……集之幼也，尝从诗师得郑氏经说，以为大序不出于子夏，小序不出于毛公，盖卫宏所为，而康成为之说如此。……其说风雅颂之兮，盖本诸音节之异；于比兴赋也，训诂多不得兴之说，而为序者，掇拾傅会，以愚惑乎后之人，鸟兽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说，或疏或谬，非一端也；剖析训诂之旧，痛快决裂，无复遗蕴，向之所谓缠绕穿凿者，幸一快焉！……”所怪的就是郑樵如此大胆疑毛诗，但他却信《连山》《归藏》之易，《伪古文尚书》，也足见辨伪疑古之难了。（又郑史对史，亦别有创见，对于班固的《汉书》，他最反对，以他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见《通考》卷一九一引）
林谦之（一一一四——一一七八）
刘 夙（一一二三——一一七一）
林谦之是主张说经不依于传注的，《宋元学案》卷四十七说他“学通六经，贯百氏，……四方来学者，无虚数百人，然未尝著书，唯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尝曰：道之本体，六经既发明之，后世注解，已涉支离，若复追加，道愈远矣！”足见他为学的态度，惜他不著书（传今者只《艾轩集》九卷），故难详考其经说。林竹溪《鬳斋学记》曰：“序诗不出于子夏，亦未必出于毛公，非西溪艾轩二先生，（艾轩，学者称谦之号）未有具此眼者！”可证他也是疑《诗序》的一个。
刘夙，字宾之，为艾轩弟子，他说经受了林谦之的影响，故也不信传注，所著有《春秋解》，真西山为他作序说：“昌黎公为《寄玉川子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之语，学者疑之，谓未有舍传而求经者，今观著作刘公讲义。一以圣笔为据，依其论秦穆公以人从死者，晋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经证传之失，所谓伟然者也。昔未二百年，而刘公之论《春秋》，盖与之合，公而有知，当不恨后世之无子云矣！有讲才十有二条，麟经大旨，略尽于此。其言曰：吾闻法吏以一字轻重矣，未闻圣人以一字轻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学者其深味之！”
王质（一一二六——一一八九）
诗总闻二十卷
《四库提要》云：“其书取诗三百篇，每篇说其大义，复有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凡十门。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冠于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废诗序者三家，郑樵朱子及质也。郑朱之说最著，亦与当代相辩难；质说不字字诋《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别出心裁，坚锐之气，乃视二家为加倍！吴兴陈日强……跋称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其品题最允。又称其删除小序，实与文公朱先生合，则不尽然，质废序与朱子同，而其为说则各异。……”
程大昌（一一二三——一一九五）
易原八卷
《四库总目提要》曰：“大昌学术湛深，于诸经皆有论说，以《易》义自汉以来，纠纷尤甚，因作是书以贯通之，苦思力索，四年而成。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首论五十有五之数，参以图书大衍为易之原，而卦变揲法，皆有图论，往往断以己见，出先儒之外。今考其所论，如谓分爻值日，乃京焦卦气，其始于中孚，本用太初法，与夫子所谓乾坤之策当期之日不合。……郑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应大衍五十之数，本于乾錾度，与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不过以意抉择傅会，初无不易之理，……虽排斥先儒，务申己说，不能脱南宋之风气，然其参互折衷，皆能根据大传，于《易》义亦有所阐明”。
诗论一卷
《四库提要》曰：“是书本载大昌《考古篇》中，（按《考古篇》十卷，多杂论经义异同，及记传谬误，实亦辨伪要籍）。朱彝尊《经义考》始别立标题谓之《诗议》。曹溶《学海类编》则作《诗论》，《江南通志》则作《毛诗辩正》，考原本实作《诗论》，则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陆元辅之言，谓程氏《诗议》十七篇，一论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二论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三论南雅颂之为乐无疑；四论四始品题；五论国风之名，出于左荀；六论左荀创标风名之误，；七论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证风不得抗雅；八论豳诗非七月，九辨诗序不出于子夏；十辨小序缀诗出于卫宏；十一辨诗序不可废；十二据季扎序诗篇次，知无风名；按此篇为改正毛诗标题，元辅此语未明。十三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于三家；十四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十五论南为乐名；十六论《关雎》为文王诗；案此解周道阙而《关雎》作一语非论文王，元辅此语亦未明。十七论诗乐及商鲁二颂，乃并末两篇为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辅之言，不为无据。……其大旨谓国风之名，出汉儒之附会，其说甚辨。唯《左传》风有采繁采苹语，荀子风之所以为风语，不出汉儒无可指驳，则以左氏为秦人，风字出于臆说，谓荀子之学出于仲弓，仲弓非商赐可与言诗之比，故《荀子》所传，亦为臆说，近时萧山毛奇龄据《乐记》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表记》引诗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又引诗心之忧矣，于我归说，皆称国风，以驳诘大昌，不知大昌之意，唯在求胜于汉儒，原不计经义之合否，即引《乐记》《表记》以诘之，已不难以《戴记》四十九篇，指为汉儒附会也……”是对之颇有微词，然若以今日目光观之，其识见正有不可及处，如疑小序，以南雅颂为乐皆是，特疏于求证，好师心自用，此实宋人通病，自未可独病大昌者。
朱熹（一一三0——一二00）
南宋以来，理学以朱子为重镇，真是“致广大，尽精微”了。不特此也，有宋一代疑古求真的精神，恐怕也要以朱子为最重要人物了！他不特辨证了古人之失，并且进一步的将重要经籍加以新的注释解说，务使之还原本来面目，不违反人情，这真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盛业！说到他一生著述工作，已有许多专文论列！就是他的辨伪工作，也可以独立成为一篇文字。本节只说他极重要的著作而已，遗漏自然是很多的。
朱子本来是主张“道问学”的，故而他的辨伪求真态度，与他的哲学完全一致，我们处处可以发现他的严肃态度，不苟且的精神。黄勉斋说：“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明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灿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余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辞未备，亦必沉潜反复，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至求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至微至细，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罢废《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是数经者，亦尝讨论本末，虽未能著为成书！然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温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黄东发《日钞》曰：“六经之文皆道，秦汉以后之文，鲜复关于道，甚者害道；韩文公示复古文，而犹未必尽纯于道；我朝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尝尽发于文；晦庵先生表彰《四书》开示后学，复作《易本义》，作《诗传》面授，作《书传》分授，作《礼经疏义》，且谓《春秋》本鲁史旧文，于是明圣人正大本心，以破后世穿凿；凡例谓《周礼》周公未必尽行，于是教学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无预，提挈纲维，疏别缓急，无一不使复还古初，六经之道，赖之而昭昭如揭中天之日月！……”（皆见《宋元学案》卷四十九引）这两段文字，不特将朱子治学的态度表出，就是朱子一生的重要学术成绩，也差不多包括已尽了。今分述于下：
易本义十二卷 易学启蒙三卷
《朱子语录》：“易只是卜筮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入粗；却不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来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义；今未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便要说道理，纵饶说得好，只是与易，元不相干！……”可见晦翁对于《易》的态度，绝不主玄奥莫测，而要他与实生活切近，故对于汉以来说《易》之人，皆加排抵，尤其是王弼的解说，更所不取。顾炎武说：“《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可见朱子是将经传离析，以免紊乱读者观点。可惜明以来又将他割裂附之程传之后，致至朱子所订之古文，仍复淆乱。这也是朱子的不幸了。胡一桂说：“朱子于《易》有《周易本义》复占易一十二篇之旧，发明象占之学，有《易启蒙》四篇，发明图书卦画蓍策变占之要，又有《蓍卦考误》有《论廉洛诸人易学》有《辨苏氏易》有《论魏伯阳参同契》又为之注，及《辨麻衣子华子关子明》明诸家易学之伪，先生尝谓……《易》本是卜筮之书，……故先生解易只以卜筮为主，就像数上理义自见。……使人得窥四圣人心传之秘旨，其功甚大也！”此数语颇能赅括朱子易学诸书之大旨。
于《书》，朱子没有新的传注，《通考》等书著录之《晦庵书说》七卷，但陈氏《书录解题》说：“晦庵门人黄士毅，集其师说之遗，以为此书，晦庵于《书》一经，独无训传，每以为错简脱文处，多不可强通，今唯《二典》《禹谟》《召诰》《洛诰》《金滕》有解，……其他皆《文集》《语录》中摘出。”足见此书非朱子手撰。盖朱子书说，皆授之蔡沉，（九峰）使作书传，因而蔡传也就可以认为朱传了。《语录》中对书的批评，如：“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作出来，盖因说书云。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省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于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治之终始，却说历试诸难，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况他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极轻，却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我们看朱子的眼光多么锐利，观察多么透辟！
诗集传八卷 诗序辨说一卷
朱子是攻排《诗序》最力的一人，故他的《诗集传》全废去小序，而使别为一篇，以便观览，我们觉得这种办法最好了，由比较之中，可以使人领会诗的真意。至于他对诗序的见解，文字真多得很，今择录一段：“《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后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实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过篇短，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而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意，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又并为一篇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对于朱子这种办法，虽然后来非议的很多，有清一代，尤不敢妄议毛传，但到最近，朱子的书，却得到广大的赞许了！
关于礼，朱子有《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此书系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并具列注疏诸儒之说，这只可说是一种改编的本子而已，无当于辨伪之论；朱子对于周礼，却抱半信半疑的态度，《朱子语录》：“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语是他人做；如今时宰相提举敕令，岂是宰相一一下笔？有不是处，周公须与改，至小可处，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书，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后世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作不得！”他是反对五峰胡氏以《周礼》为刘歆伪造的，但他也不信全是周公的手笔。
《春秋》，朱子无专书，但他也有特意的见解，一则以春秋为鲁史旧文，再则不信义例褒贬之说，如云：“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圣人据实而书，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于一字一辞间求褒贬所在，恐未必然！”而对于左氏传，尤多致疑之言，如云：“《汉艺文志》春秋家列左氏传国语皆出鲁太史左丘明，盖自司马子长刘子骏已定为丘明所著，班生从而实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传为淫诬，不概于圣，非出于左氏；近世刘侍读敞又以《论语》考之，谓丘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内外传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诸家之说颇异。”足见他对于左氏怀疑的态度。《语录》有许多条反对左氏的话，如：“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热事趋炎附势之人”！“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至于公谷，亦一般不甚信任，《语录》：“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耳！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孝经刊误一卷
《四书》是朱子提倡起来的，大都作有集注或章句，并为朱子心力之所萃，但于疑古方面，无可言者，故不论。《孝经》则朱子最疑之，《语录》：“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着，但说得孝之效如此；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说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亲切！”《四库提要》本条云：“朱子……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记曰：熹旧见衡山胡侍郎（宏）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迥之），程答书云，顷见玉山汪端明（应辰）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如此，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弊云云。……”是不特载明朱子作此书之意，并可窥见朱子以前，已有人怀疑此书。但孝是天经地义，疑心到唐玄宗御注的《孝经》，在旧时代真有点“致于未便”！故陈氏《书录解题》云：“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此数语虽有弦外之音，但却把朱子的勇敢精神，烘托得极伟大，不知刻下提倡背诵孝经的遵古先生们，读了朱子的书作何感想！至于《尔雅》，朱子则肯定的说：“《尔雅》是取传注以作，后人却以《尔雅》证传注。”这更是不错的了。
上面将朱子对于经的态度，草草叙完，对于史，除去他自己编的《通鉴纲目》，别为义例外，对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亦有不客气的攻击。《语录》：“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的势头甚大，而下面亦空疏，却因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形式虽强，要以行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知仁义是个好的事物，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又如《伯夷传》孔子正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按此系批评吕伯恭）”按朱子以此观点论史，固有未合，且马迁之书，若站在另一立场，尤有许多不便拿史学尺度衡量的，如《伯夷传》直是他自己发牢骚，故而全篇怨语，这种主观作法，在史学上根本是不允许的。
此外，朱子对于丙丁二部之书，尤多辨别，如疑《孔丛子》文气软弱不类西汉文字（见朱子语类），（但对《孔子家语》只以为记得不纯，却断为当时之书。）疑《山海经》《淮南子》系依《楚辞天问》而作，年代较晚。（《楚辞辩正》）而《楚辞》一书，尤多发明，为《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辩驳王逸洪兴祖之《章句补注》，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为《离骚》，宋玉以下十六篇为《续离骚》，随文诠释，每章各系以兴比赋字，如《毛诗传》例。其订正旧注之谬误者，别为《辨证》二卷附焉。至《语录》中，亦不少论辨楚辞文字，如云“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贯！”“《楚辞》平易，后人学作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陈氏《书录解题》说：“其生平……殚见洽闻，发露不尽者，萃见于此书，呜呼，伟矣！”可见朱子对楚辞功绩之大，而开近世以新方法研究楚辞之先河了。
附言：朱子著述太夥，手下书籍太少，甚至连一部晦庵集朱子语类都没有，所以本节遗漏的一定特别多。又本段应参考吴其昌朱子治学方法考（大公报文学创刊145-150期，在民国十九年十、十一月。）但在找到报纸之后，此文竟被别人裁剪以去，足见写这篇文字磨难之多了！好在关于朱子的著述，师大月刊已为牛继昌先生的专文发表，我想，也许可以稍稍补苴作者之漏略的。
洪迈（一一二三——一一九五）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
《四库提要》本条云：“……其中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辨证考据，颇为精确。如论《易说卦》寡发之为宣发，论《豳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之文，为农出入之时，非指蟋蟀，皆于经义有裨。尤熟于宋代掌故。……”《朱子语录》：“洪景庐《随笔》中，辨得数种伪书皆是”。可见朱子亦极钦佩，今细参原书，大约对于朱子辩驳较多，惜其态度多涉模棱，故人多以说部视之，而不称其辨伪也。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二十卷
此书系目录要籍，颇为今人重视。但以《通考》《经籍考》所引相校，今传本残缺甚多，但其考证精详，仍多为后人所取资，所辨伪书极多，当别为专篇研究之。（大体宋人 所为目录书中，此书之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高似孙《子略》皆富疑古精神，特卷帙既多，自不能于此文中广为著录，异日有暇，当另爬梳为文以补此阙。）
杨简（一一四0——一二二五）
杨氏易传廿卷 五诰解四卷 慈湖诗传廿卷
杨慈湖也是南宋一个大胆解经的人，其学出于陆九渊，故能不为传注拘束，其《易传》大体以禅解经，以人心为主，而象数事物，皆在所略，甚至谓《系辞》中近取身一节，为不知道者所伪造，非难孔子之言，遂为后人诟病。《四库提要》推为以心性说易之祖云。《五诰解》自《永乐大典》辑出，唯解《康诰》以下五篇，亦多推本心学，且多致疑孔传，《四库提要》说他“兼综群言，不专主一家之学”，“驳正旧文，自抒心得。”可见也是一部充满创见之书；唯多用穿凿的字说，故为新奇之论，所以不甚为后人所重，以致甚少流传。大抵三书之中，以《诗传》最具疑古精神，且态度亦较客观，唯流传亦少，系自《永乐大典》辑出。《四库总目提要》曰：“是书大要，本孔子无邪之旨，反复发明，而据《后汉书》之说，以小序为出自卫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论，如谓《左传》不可据，谓《尔雅》亦多误，谓陆德明多好异音，谓郑康成不善属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学》之释淇澳，为多牵合，而诋子夏为小人儒；盖简之学，出陆九渊，故高明之过，至放言自恣，无所畏避。其他笺释文意，……间有附会穿凿，然其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证远引，曲畅其说，其考核六书，则自《说文尔雅》释文及史传之音注，无不悉蒐，其订正训诂，则自齐鲁毛韩以下，以至方言杂说，无不博引，可谓折衷同异，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传》，以训诂经者比也。……”殆亦可见其书之一般矣。
叶适（一一五0——一二三三）
叶水心是南宋功利派的巨擘，对于空疏的理学，力事排斥，而求在事功上表现，盖亦当时国势凌夷使然。因其哲学观点如此，故其为学态度，已十分认真。南宋一代，疑古精神之勇敢，堪比朱子而无愧色者，殆即水心也。
习学记言五十卷（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廿五卷，文鉴四卷）。
这是一部大规模的疑古结集，自六经诸史，以及百家诸子，皆有论说，并全有新的见解，决不蹈袭前人，岂不是一部空前的著作吗？可惜手头没有全书，（在永嘉丛书中）不能畅读，只就《宋元学案》及《通考》《经籍考》所引，钩稽一二，以见一斑而已。
关于《易》，他不信伏羲画卦文王重卦之说，尤不信十翼全为孔子所作。《习学记言》说：“班固言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于《论语》无所见；然彖象辞意劲励，截然著明，正与《论语》相出入，其为孔氏作无疑。至所谓《上下系文言序卦》文义复重，浅深失中，与彖象异，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此外，在《总述讲学大旨》一文中，尤有精到的见解，他说：“……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用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著象彖，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以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期于《文言上下系说卦》谓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细绎叶氏之意，多与欧阳氏相通，不过叶氏卫道的色彩特浓，他之辨别十翼不出于孔子，是为了用佛老讲易的人，失去凭借孔子的根据而已！
叶氏对《书》，以为“书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非孔子加损，其间《书序》，旧史所述，非孔子作。”又说：“以《书序》为孔子作，其说本于班固，固因司马迁，迁因孔安国，安国无先世的传，止据先后浮称，兼左氏楚灵王言倚相事尔！”
对于《诗》，他说：“诗三百，皆史官先所采定也，不因孔子而后删。”“诗不当以正变分，要以归于正。”又曰：“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流深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揜前闻，一归孔氏，后世所以尊孔子者，固已至矣；惟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当孔子时，鲁卫旧家，往往变坏，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而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盖失之，故曰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
奇怪的是叶氏绝不怀疑《周礼》，虽然知道他是晚出的书，总因为这部书有关建设之故吧？
于《春秋》，他最推崇左氏，但亦颇有特见，如云：“左氏有全用《国语》文字者，至吴越语则采取绝少，齐语不复用，盖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也。乃汉魏相传以《左传》《国语》一人所为，余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耳”！又曰：“公谷末世口说流传之学，空张虚义，自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简书具存，大义有对矣！故读《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余年，明若画一，舍而他求，多见其好异也。”又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左氏特举此，以见孔子改史之义，明其他则用旧文也。”由此可见叶氏之意，以《春秋》为鲁史旧文，非孔子所作；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而《国语》绝不可信；至于公谷则尤以为不可信云。
叶氏于孟子，颇多微词，如“孟子出而说齐梁之君，几得政于齐，问答数十章，大抵逆来顺往，无问其所从，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后止。……当是时，去孔子虽止百余年，然齐韩赵魏皆以改物，鲁卫旧俗，沦坏不反，天下尽变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顾，但言以齐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发，岂遂破长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艰，伊尹一德，周公无逸，圣贤当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许行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虽非中道，比如刻薄之政，不有间乎？孟子力陈尧舜禹稷所以经营天下，至谓其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词意峻截，不可婴拂；使见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生老死不相往来之语，又当如何！”此可见孟子的高调与刻薄，皆叶氏所最反对者。
于史，前四史大约都不为他所信任。如云：“论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义，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来，人心渐失；……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自汉及今，学者复求于人心之所止，则有道矣，然其质者不能论世观变，则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顺德轨行，则挠而从矣！故有以《战国策》为奇书者，羲黄为文字之始，而孔子断自尧舜，盖自不起自孔子也；禹皋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颛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岂夸祢而忘祖哉！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阙不敢论，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之禹皋陶，而羲皇后牧之伦不与焉！史迁未道圣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著之，然既数千年，所言不可信，审矣！”“前汉虽有太史令司马迁，以为百年之间，遗文古事，靡不毕集，紬石金匮，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无史官可考，班固亦不过缀辑旧闻为书，赖其时天下一家，风俗稍质，流传不至甚谬，要之两书之不可尽信者，亦多矣！至后汉始有史官，东观著录，前后相承，范晔所以能述于二百年之后，又有诸家旧书也；然东汉虽有著记，而当时风俗之质，则不如前汉，而所载多溢词，又胡广蔡邕父子，竟不能成书，故一代典章，终以放失！范晔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其序论欲于班固之上，增华积靡，缕贴绮绣，以就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盖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怪也！”“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要终胜班固也。”足见四书之中，最非难马班，陈氏却受了恭维，但也不是十分满意的话。
对于《资治通鉴》，已不甚为可信。他说“……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虽幸复古，然由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老而势难一矣。……”（按此则系通考经籍考二十李焘《续通鉴长编举要》条下引，细玩文义，似为原书而作，当非《习学记言》所载，因不能质证，故志之。）
叶氏对于子书，怀疑尤多，于《老子》则曰：“二戴记孔子从老聃事，礼家，儒家所传也；司马迁记孔子见老聃，叹其犹龙，关尹强之著书，与庄子合，是为老黄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词也；使聃果为周藏史，尝教孔子以故记，虽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说，则今所著书，岂无绪言一二辨析于其间？而故为岩居川游索隐特出之语，何也？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耳。”
论《管子》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山林处士妄意推测，借以自名，而后世信之，为申韩之先驱，鞅斯之初觉。”“所以为《管子》者，在三匡二卷，杂乱重复，叙事颇与左氏不异，而《国语》又削除其复杂以就简，知此书之出在左氏后；《国语》成在此书后。”
论《孙子》曰：“左氏无孙武，同时伍员、宰嚭一一诠次，乃独不及武邪？详味《孙子》与《管子》《六韬》《越语》相出入，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未有特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辨士妄相标指，非事实。其言阖闾试以妇人，尤为奇险不足信。”
论《司马法》：“司马法多不成语，夏赏而不罚，殷罚而赏，尤不成语！”
论《六韬》：“龙韬以后四十三篇，似为《孙子义疏》，其书言避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其励军所言，又本于吴起，然庄周亦称九微，则真以为太公所言，岂足据载！”
上面所述，虽不足见水心疑古之全豹，但已可见其博大精深的研究精神了！
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
魏了翁著述甚富，其为学态度，亦极认真；《鹤山师友雅言》：“讲学须一字一义不放过，则面前何限合理会初！如先王礼乐刑政，始变于厉宣幽平，浸微于春秋战国，大坏于秦，不能复于汉，而尽已于五胡之乱；今从残篇中搜讨，于孔孟王郑，伏杜诸儒训注中参求，诸儒已是臆度，无三代以前规模在胸中，只在汉晋诸儒脚迹下盘旋，终不济事！”又如“读书虽不可无注，然有不可尽从者，只如郑注三礼，已各随时为义，不能尽同；礼与诗异，诗与书异，书与易异，一事而自为两说三说者极多，其改字处十有八九不可从！最害义者，以纬证经，以莽制证周公之法！”（答夔曹赵师恕《宋元学案》引）可见鹤山先生最反汉儒，最忌盲从。
九经要义二百六十三卷
按《经义考》著录《九经要义》二六三卷，《四库提要》云：“明万历中张萱重编内阁书目载此书尚存《仪礼》七册，《礼记》三册，《周易》二册，《尚书》一则，《春秋》二册《论语》一册《孟子》二册，又类目六卷，本共为一编，今诸经或存或佚，不能复合。”是此书今多失传矣。按此书虽属摘谓经注疏中精要之语，《四库提要》云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剪除枝蔓，独撷英华。而其有功于辨证伪说者，则为廓清汉人旧说之不合理者事。
经外杂钞二卷
《四库提要》云：“是篇皆杂录诸书，而略以己意标识于下，……盖随手记载，以备考证之用；……如论卢仲房所编《说文五音谱》，失李焘本意；论李焘疑说文籀体为吕忱窜入之非；论像设始于招魂……论师不专在传授，友不专在讲习，……论韩愈《上李实书》与《顺宗实录》相矛盾，……论皆中理……”是此书亦多疑辨古事之失也。
古今考一卷
《四库提要》：“了翁以古制多不可考。两汉诸儒，唯据叔孙通所定某物犹今之某物，孔贾诸疏，则又谓去汉久远，虽汉制亦不可考，乃即《汉书本纪》所载，随文辨证，作《古今考》。……”则此书为辨明古制之书，惜了翁仅记二十条，未能成书，后元方回续成之。
师友雅言一卷（今并入鹤山全集）
按《师友雅言》原为两卷，今并成一卷。其中辨证古书及旧说，精到处甚多，除前引各条外，今再按《宋元学案》所引，摘录如下：
论 《周礼》与《左传》：“《周礼》与左氏两部，字字谨严，首尾如一，更无疏漏处，疑秦汉人所作，因圣贤遗言足 成之”。又曰：“《周礼》《左氏》并为秦汉间所附会之书，《周礼》已有圣贤礼法，然附会极多”！
论《素问》云：“《素问》人以为黄帝书，但其中云，醉后入房，决非黄帝时语，以六经考之，有门有庐，有唐有阶，有陈有督，有垂有塾，有所有廉（帘？），其中为堂为室，堂室各半，大率堂之向北一半为室，室之两夹为房，乃祭祀享宾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谓房为妇人所在，后世语也。”
论古代史记云：“周时天下诸侯无史，及衰而齐鲁有之，故太史公谓史记独藏周室。”
论祧之训释云：“祧字以庙神之兆域为义，非谓祧其尽亲之庙也；康成以超然训祧，后世承误，不知冠于先君之祧，而成公之庙止四世，岂祧庙乎？”
论明堂云：“明堂无屋，只以方明为坛。”
《师友雅言》之外，《鹤山文集》中仍有许多辨证事物得失文字，如《汉州开元观记》辨近人解《老子》之误；《天庆观记》言古代鬼神与人，分殊情通，故卜筮之职领以士大夫，近代则其制大坏；《泸州学记》论近代祀孔礼法太烦以及增谥之非古礼等，皆足见鹤山不苟于世之精神。《天目山房记》曰：“生斯世也，为斯民也，读圣贤之书，以求帝王之法，始以春秋战国之坏制，衷以秦汉魏晋之杂仪，终以郑王诸儒之臆说，学者之耳目肺肠，为其所摇，而不得以自信，于是根本不立，而异端得以乘之，利禄以移之！……”可见他对于汉儒尤视为学术系统的破坏者，而加以严厉的诋排！
赵汝谈南塘书说
赵汝谈为南宋最勇敢的疑古家之一，《宋元学案》《沧州诸儒案说》：“先生天资绝人，沈思高识，自少至老无一日去书策，其论易以为古者作，书尧舜二典宜合为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范》非萁子作，《诗》不以小序为信，《礼记》杂出诸生之手，《周礼》疑傅会女主之书，要亦卓绝特立之见……”可见其疑古范围之广博。《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南塘书说》三卷曰：“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是之决也；然于伏生所传诸篇，已多所掊击，诋排，则似过甚。”疑古文书者，朱子吴棫之外，当以此书态度最为鲜明，且并今文而疑之，更可见其勇敢，特其书今不能见为可憾耳！”
蔡沈（一一六七——一二三0）
书集卷六卷
《宋元学案》六十七《九峰学案》云“……师事文公，（指朱子）文公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为及为，环眡门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属先生。《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西山（真德秀）独心得之未及论著，亦曰成吾书者沈也；先生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克就，其于书也；考序文之误，订诸儒之说，以发明二帝三五群圣贤用心之要。《洪范》《洛诰》《秦誓》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四库提要》：“庆元己未，朱子嘱沈作书传，至嘉定己巳书成，淳佑中，其子杭表进于朝，称《集传》六卷，《小序》一卷，《朱熹问答》一卷……其问答一卷久佚。……《小序》一卷，沈亦逐条辩驳，如朱子之攻《诗序》，今其文犹存，而书肆本皆删去不刊，考朱升《尚书旁注》称古文书序，自为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删之而置于后，以存其旧，盖朱子所授之旨。……”具见蔡氏原书之状，惜今本多已窜乱，遂更旧观。《经义考》引何乔新曰：“自汉以来，书传非一，安国之注，类多穿凿，颖达之疏，唯详制度；朱子取四家而王安石伤于凿，吕祖谦伤于巧，苏轼伤于略，林之奇伤于繁；至蔡氏《集传》出，别今古文之有无，辨《大序》《小序》之讹舛，而后二帝三王之大经大法，粲然于世焉！”按蔡传为明清以来书传流行最广之本，科伤著之为式，遂渐渐偶像化，殊不知蔡氏承朱子之绪，亦勇于疑古者也。唯后世以其对殷盘周诰，诘屈诡晦之文，亦以常理释之，多出臆断，颇有诟病。
赵汝楳
周易辑问六卷
《四库提要》：“汝楳商王元份之七世孙，资政殿大学士善湘之子，理宗时官至户部侍郎，考《宋史·赵善湘传》，载其说易之书，有《约说》八卷，《或问》四卷，《指要》四卷，《续问》八卷，《补过》六卷，盖研究是经，用功最久，故汝楳承其家学，以作是篇。其说据《汉书·儒林传》，称费直唯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疑《说卦》《序卦》《杂卦》皆为汉儒窜入；又以《系辞》多称子曰，定为门人所记，非夫子之书，因置此诸传，唯注经文。……”
王栢（一一九七——一二六九）
书疑九卷 诗疑二卷
《四库提要》：“……《尚书》一经，疑古文者，自吴棫朱子始，（见《朱子语录》）并今文而疑之者，自赵汝琰始，改定《洪范》，自龚鼎臣始（见所作《东原录》）改定《武成》，自刘敞始（见《七经小传》）其并全经而移易补缀之者，则自栢始！”是可见王氏乃疑书之最有胆识者，亦最受斥呵也。（四库将王氏二书，皆仅为之存目而已。）王氏《书疑》自序云：“圣人之经，最古者莫如《书》，而最难读者，亦莫如《书》，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孰有加于《书》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变更，孰能保其无误？此《书》之所以难读也，朱子于诸经莫不探其渊源，发其简要，疏瀹其湮塞而贯通之，缕析其错，揉而细绎之，无复遗恨，独于《春秋》不敢著一字，《书》只解《典谟》三篇而已，……至于朱子教门人，则俾之先读其易晓，而姑后其赘讹，此固不得已之辞，甚矣《书》之难读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遗规，斟酌群言，而断以义理，洗涤支离，而一于简洁，如今文古文之当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详矣；帝王之词，与史氏之词，参错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伤道者，又辞而辟之，有考订平易者，亦引而进之，如天文地理之精核，岁月先后之审定，用功勤苦，久已成篇，后学可谓大幸，然疑义阙文之难，朱子曰未详曰简者，固自若也；分章绝句之难，朱子不肯句读者，亦未能尽通也；……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所不能通，虽诸儒极融化之妙，支缀，傅会，屈曲将迎，然亦终未能尽明也！在昔先儒笃厚信古，以为观《书》，不可以脱简疑经，如此则经尽可疑，先王之经，无复存者！后生为所当确守先儒之训，何敢疑先王之经也？不幸秦火既焰，后世不得见先王全经也；唯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经也，疑伏生口传之经也；读《书》者往往因于训诂而不暇思经文之大体，间有疑者，又深避改经之嫌，宁曲说以求通，而不敢轻议以求是；夫圣人之书，万世之大训也；与日月并明与天地始终，不唯不当疑，本亦无可疑，后学非丧心，孰敢号于众曰：吾欲改圣人之经！然伏生女子之口传，孰不知其讹舛？圣人之经不改，伏生之言亦可正乎？纠其谬而刊其赘，订其杂而合其离，或庶几乎得复圣人之旧，此有识者之不容自己。汉唐诸儒，智不足而守有余，泥古护短，坚不可开，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间有删改，讥议喧豗，犹数十年者而定；今训注多已详明，而犹可略也；唯错简繁多，极问玩索，若稍加转移，以复大体，不动斤斧以凿元气，而不可强通者乃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详也。元礼苟正，则训诰不待费词，可以益简而易明矣！愚不自揆，因成《书疑》九卷，凡五十篇，……呜呼，欧阳公曰：‘经非一日之书也，传之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补辑，非一人之能也，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以俟圣人之复生也，余深有感于斯言云。’”此序之意，虽极力辩白非疑圣经，而疑伏生女子口说之语，然其打破经书藩篱之精神已昭然若揭。不过无根据地武断经文脱简，实是考证家所不许，王氏此书，即旨在校正简脱之误，脱简之说，本起于《汉书》所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发觉《酒诰》《召诰》有简脱之事。古文既不可信，则宋儒仿效而出自臆断者，尤无足论矣！宜乎《四库提要》驳之曰：“何脱简若是之名多，而所脱之简，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长短参差，其简之长短广狭，字之行款疏密，茫无一定也？”不过王氏打破历来解经之偶像观念，实不能不谓疑古学者之生力军耳。
《诗疑》序云：“圣人之道，以书而传，亦以书而晦，夫天高地下万物散殊，皆与道为体，然载道之全者莫如书，既曰以是而传，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学校修明，圣人之道，流行宣著，虽无书可也；唯教化有时而衰，学校有时而废，道之托于人者始不得其传，然后笔于言存于简册以开后之学者，而书之功大矣！及其专门之学兴，而各主其传；训诂之义作，而各是其说；或胶于浅陋，或鹜于高远，援据傅会，穿凿支离，诡受以饰私，驾古以借重，执其词而害于意者有之，袭其讹而诬其义者有之，遂使圣人之道，反晦浊残毁，卒不得大明于天下，故曰以书而晦。此无他，诚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后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阳朱夫子出……于《易》则分还三圣之旧，于诗则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余年之惑，一日迅扫平荡，其功过孟氏远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渐，盖非一日之积集；其成者不能无赖于其始，则前贤之功，有不可废，正其大著者，不能无遗于其小，则后学之责，有不可辞。大抵有探讨之实者，不能无所疑，有是非之见者，不容无所辨；苟轻于改而不知存古以阙疑，固学者之可罪；纽于旧而不知按理以复古，岂先儒所望于后之学者？何后世徇破裂不完之经，以坏明白不磨之理乎？余因读《诗》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浅陋作诗十辨，一曰《毛诗辨》，二曰《风雅辨》，三曰《王风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赋诗辨》，六曰《豳风辨》，七曰《风序辨》，八曰《鲁颂辨》，九曰《诗亡辨》，十曰《经传辨》，非敢妄拟，人之经也，直欲辨后世之经而已”。是文对于笃守职说之人，骂得多少痛快！鲁斋此书，最大胆处，厥唯代圣人删《诗》，盖自朱氏《集传》出，而《小序》之说尽破，于是郑卫之诗，尽属淫奔，王氏疑之，以为三百五篇，非尽夫子之旧，容或有删去之诗，存于闾巷之口，汉初诸儒，各出所记，以补其缺佚者，因删去其三十二篇；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两两相配，于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于《王风》。以《行露》首章为乱入，据《列女传》为说；以小弁“毋逝我梁……”四句，为汉儒所妄补；以《下泉》末章为错简，谓与三章不类，皆具卓识。又曰小雅中凡杂以怨诮之话，可谓不雅，因归之《王风》，使《小雅》粲然整洁；《桑中》当曰《采唐》，《权舆》当曰《夏屋》，《大东》当曰《小东》，则悉改其名；《硕人》第二章，以为形容庄姜之色太亵；《秦风》《黄鸟》乃浅识之人所作，则直排删定之失，不复托词于汉儒；因而《四库提要》讥之以为进退孔子，未免恣肆，因排栢书于不著之列，此种卫道观念，出之前人，固亦无怪其然。平情论事，栢之所论，已多为今人取资，特主观过深，即以删诗而论，亦不过见其头脑之冬烘而已，但其精神，实觉可佩！又栢有《家语考》，辨证《家语》四十四篇，乃王肃取自《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之，尤为不刊之论。
车若水
脚气集二卷
《四库提要》：“若水字清臣，号玉峰山民，黄岩人。……此书体例，颇与语录相近，其论《诗》攻《小序》，论《春秋》主夏正，论《礼记》掊击汉儒，皆坚持门户之见。论《周礼·冬官》，讥俞庭椿断定拨置，其说甚正；……论诗三百篇为汉儒所委托，与王栢之说相同；……其论史谓诸葛亮之劝取刘璋，为申明大义；其论文谓李邕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借乖剌。……于非朱《四书集注》，服膺甚至，唯谓《大学》格物，难以训至，当从《玉篇》旧训，作比方思量之义。……其他论蔡琬（原文如此，应该是琰）十八拍之伪，论白居易《长恨歌》非臣子立言之体，论文中子《鼓荡之什》为妄，论钱塘非吴境，不得有子胥之潮，论子胥鞭尸为大逆，论王羲之帖不宣字，皆凿然有理，论击壤为以杖击地；论应劭注《汉书》，误以夏姬为丹姬，皆足以备一说……”按《脚气集》除辨证伪谬之外，于性理之说，尤多发明。
叶大庆
考古质疑六卷
《四库提要》：“大庆，宋史无传，是书亦不见于《艺文志》，唯《永乐大典》散见各韵中，据其文考之，知大庆字荣甫，当时以词赋知名，尝官达州州学教授，其理贯则序文不见，莫能详也。其书上自六经诸史，下逮宋代著述诸名家，各为抉摘其疑义，考证详明。类多前人所未发，其有征引古书及疏通互证之处，则各于本文之下，用夹注以明之，尤为详悉。在南宋说部中可无愧淹通之目。……”由此段记载，可见此书也是疑古要籍之一，并且态度最为纯正，但未见其书，不知内容，只有记下书目，容来日考查了。
黄仲炎
春秋通说十三卷
《四库提要》：“仲炎字若晦，永嘉人，……书成于绍定三年，其奏进则在端平三年，自序谓《春秋》为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所书之法为教，所书之事为戒，自三传以褒贬立意，专门师授，仍陋袭伪，由汉以后，类例益歧，大义隐矣！故其大旨谓直书事迹，义理自明，于古来经师相传，王不称天，桓不称王之类，一切辟之；《朱子语录》云：圣人据实而书，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于一字一词间求褒贬所在，窃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论者，盖本于是，何梦申作吕大圭《春秋或问》序，谓传《春秋》几百家，大抵以褒贬赏罚为主，唯《或问》本朱子而尽斥之，不知仲炎已先发矣！……”
吕大圭
春秋或问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
《四库提要》：“大圭字圭叔，号朴卿，南安人。……尝撰《春秋集传》，今已散佚，此《或问》二十卷，即申明《集传》之意也。大旨于三传之中，多主左氏谷梁，而深排公羊，于何休《解诂》斥之尤力；考三传之中，事迹莫备于左氏，义理莫精于谷梁，唯公羊杂出于众师，时多偏驳，何休《解诂》牵合谶纬，穿凿尤多！大圭所论，于三家得失，实属不诬。……”对吕氏之书，颇有称许，但吕氏解经虽多主左与谷梁，而对于三传所称褒贬赏罚之论，皆极反对。甚至对于左氏的年代，也有辨证，如云：“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好恶与圣人同，观孔子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之意，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传《春秋》，其事终于智伯，乃在孔子之后，说者以为与圣人同者为左丘明，而传《春秋》者为左氏，盖有证矣；或以为六国时人或以为楚左史倚相之后，盖以所载虞不腊等语，盖秦人以十二月为腊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极详，盖有无经之传，而未有无传之经，亦一证也！”又曰：“左氏熟于事，公谷深于礼，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谷乃经生也。然左氏虽曰备事，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观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伪，熟于事故，往往论其成败，而不论其是非，习于时事之所趋，而不明乎大义之所在，言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论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谓知人矣；鬻拳强谏，楚子临之以兵，而谓鬻权为爱君；赵盾亡，不越竟反，不讨贼，而曰惜也，越竟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实者尤多；然则左氏之纪事，固不可废，而未可尽以为据矣！”何梦申为之作序跋，以为是继朱子而后打破褒贬赏罚说之第一人，足见此书之价值。吕氏在宋亡国后，不屈而死，则其人，也是很可佩服的了。
右共著录三十家，缺漏一定多得很！将来读书有进益，也许自己会发现出来的，但总希望识者指正。统观宋人疑古的精神，不能说不广远伟大，但他的缺点也很显著，最重要的，就是常常站在卫道的立场上说话，想求二帝三王孔门之真，而不是客观的真，于是就免不了主观见解，忽于求证，而强古人以从同。叶水心《学习记言》说：“天下之事变虽无穷，天下之义理固有止，故后世患不能述而无所为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学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则道终以不明。”自述所述，自信所信，是宋人通病，又非抱定孔子为偶像不可，于是，就惹来后世的骂詈。如今我们所崇拜的，并不是宋人有什么多精当的考证，而是佩服他们尖锐深刻的见解，和果决勇敢的精神，足以启后人向前迈进的端绪，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
廿四年六月一日校后记
附书名索引
一， 经部
易：
欧阳修：易或问
易童子问
李 觏：易论
司马光：温公易说
程大昌：易原
朱 熹：易本义
易学启蒙
杨 简：杨氏易传
赵汝楳：周易辑闻
书：
欧阳修：秦誓论
王安石：夔说
鲧说
吴 棫：书稗传
朱 熹：晦庵书说
朱子语录（疑古文各条）
杨 简：五诰辞
赵汝琰：南塘书说
蔡 沈：书集传
王 栢：书疑
诗：
欧阳修：毛诗本义
苏 辙：诗集传
诗论
晁说之：诗论
诗传
郑 樵：诗辨忘
林谦之：疑诗序（宋文学案引）
程大昌：诗论
朱 熹：诗集传
诗序辨说
杨 简：慈湖诗传
王 栢：诗疑
春秋：
欧阳修：春秋论上中下
春秋或问
石鷁论
孙 复：春秋尊王发微
晁说之：春秋传
春秋辨文
叶梦得：春秋传
春秋考
春秋谳
胡安国：春秋传
刘 夙：春秋解
朱 熹：语录文条
魏了翁：师友雅言
黄仲炎：春秋通说
吕大圭：春秋或问
春秋五论
礼：
李 觏：周礼致太平论
礼论
王安石：周礼新义
苏 辙：论周礼（通考引）
晁说之：辩诬（疑周礼）
胡 宏：疑周礼（通考引）
朱 熹：语录（疑周礼各条）
魏了翁：师友雅言（疑周礼）
古今考（考名物）
孟子：
李 觏：常说
司马光：疑孟
冯 休：删孟
王安石：原性
杨孟
性说
性情
胡 宏：胡子知言
孝经：
朱 熹：孝经刊误
群经：
刘 敞：七经小传
程大昌：考古篇
叶 适：习学记言
车若水：脚气集
叶大庆：考古质疑
二、史部
史记
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
又后序
苏 洵：喾妃论
王安石：伯弟
子贡
朱 熹：语录
叶 适：习学记言
三、子部
孔丛子：
朱 熹：朱子语类
孔子家语
王 栢：家语考
管子
孙子
司马法
六韬
叶 适：习学记言
素问
魏了翁：师友杂言
山海经
朱 熹：楚词辨证
又洪迈容斋随笔晁氏郡斋读书志陈氏直斋书录解题高氏子略六多疑诸子之语，
因内容繁复，当另文研究之。附注。
四、集部
楚词
朱 熹：楚词集德
楚词辨证
楚词后语
（原载1935年《师大月刊》第22期。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