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纪果庵

黄恽

学术的纪果庵每为文学的纪果庵所掩，论者谈到纪果庵，往往都谈的是他的文学——散文，他的“知堂风”的散文，而几乎无一言提及他一生中与他的文学同样重要的学术。

纪果庵的学术由于环境的变迁，经过很多次的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是从他熟悉的方面不得不转向新的领域，甚至连自己也作不得主，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相当无奈的。因此，纪果庵的学术，触及的面很广，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很难说非常专精，这是相当可惜的事情。

纪果庵在《师友忆记》一文中曾谈到自己受钱玄同、高阆仙和吴检斋先生的影响，不过在他年轻时期受到影响最大的，恐怕是顾颉刚先生和他兴起的“疑古”风，其主要战绩是《古史辨》。目前我们能见到的，纪果庵最早的学术论文，大概是发表在他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师大月刊》1935年第22期上的《宋儒疑古略考》一文了。看题目就知道这是“疑古”风的文章，是《古史辨》的发展。该文洋洋洒洒三万余字，把整个北、南宋文人学者的疑古实证细细爬梳了一遍，这些学者疑的已经不仅是古史，很多是从经史子集全方位的辨伪疑古，这里有今古文之争，古籍真伪之辨，《诗经》《易经》《尚书》《周礼》等各方面的辨伪，同时也反映了宋儒与汉儒的最根本的不同。这是化精力化时间的文章，还需要大量资料支撑的文章，出自一位“师大毕业生”（才毕业三年）之手，没有一点做学问的雄心魄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纪果庵做学问“博”的尝试，随后，他似乎放弃了这样的尝试，而紧跟顾颉刚开始了文化的普及工作，写了一些历史故事，并且在《文化建设》上发表关于华北现状的文章，这种转向是与当时中国与日本日益紧张的关系密切相关的。

随着抗日战争开始，纪果庵移家南京，他在写作大量散文的同时，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清史研究，譬如清初的圈地、大钱、太平天国战后民食问题等等，都是学界关注比较少，比较冷门的课题，这些文章都发表在《真知学报》，这是他学术研究中最有前瞻性最有价值的部分。抗战结束后，他又不得不放弃这个清史专题，开始关注《诗经》《元曲》《唐诗》的研究，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文月刊》上。

改朝之后，迎来了新的时代，纪果庵的研究方面更变成是哪里有空间，哪里能进入，就进驻到哪里的状况。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完全成了蜻蜓点水式的研究：水利史，明朝的经济史，工具书介绍，汉代与中世纪史，民族关系史（汉族与匈奴）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一些普及性的介绍，隐隐看得出有一根盲目的棒子在挥舞，很难说是在用他所长，而只是瞎指挥的结果，它浪掷着纪果庵的生命，并最终扼杀了他的生命。

综观纪果庵的学术研究，他最擅长的部分是清史和民国人物，如果社会环境允许的话，他会成就一个相当出色的史学大家，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具备精湛的史识，积累丰富的史料和独到的研究角度，这是成就一个大家的必备条件，纪果庵都具备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可惜他生不逢辰，无法做他想做的一切。

学术的纪果庵和文学的纪果庵有他的精彩，却也使后人感喟，他的精彩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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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黄恽先生博客《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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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英楠附注：我父亲后来不得不在工作和运动的间隙中做一些“蜻蜓点水“式的研究，确如您所说。但在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对明清之际苏南一带的织造业发展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当时的提法，后来不这样提了）作过比较专门的研究，他在被贬到资料室期间，阅读和收集了大量材料，做了大量的资料卡片（母亲说有四、五千张，可能有些誇大，但如果每天做几张，一两年时间积累数百以至上千张卡片—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可能的，因当时居住条件很差，收集的资料都放在资料室），并写成了20余万字的长编。文革中他收集的资料全部被毁；而长编则在写成后被历史系副主任徐次山借去阅读未还。父亲平反后，我听母亲说起此事，曾向徐的家属要这部长编（徐也在文革中自杀），但他的家人说找不到了。所以“叫歇碑”的发现并非偶然，是和他所作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可惜这些成果已经荡然无存，思之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