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纪果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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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纪果庵

黄恽

学术的纪果庵每为文学的纪果庵所掩,论者谈到纪果庵,往往都谈的是他的文学——散文,他的“知堂风”的散文,而几乎无一言提及他一生中与他的文学同样重要的学术。

纪果庵的学术由于环境的变迁,经过很多次的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是从他熟悉的方面不得不转向新的领域,甚至连自己也作不得主,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相当无奈的。因此,纪果庵的学术,触及的面很广,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很难说非常专精,这是相当可惜的事情。

纪果庵在《师友忆记》一文中曾谈到自己受钱玄同、高阆仙和吴检斋先生的影响,不过在他年轻时期受到影响最大的,恐怕是顾颉刚先生和他兴起的“疑古”风,其主要战绩是《古史辨》。目前我们能见到的,纪果庵最早的学术论文,大概是发表在他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师大月刊》1935年第22期上的《宋儒疑古略考》一文了。看题目就知道这是“疑古”风的文章,是《古史辨》的发展。该文洋洋洒洒三万余字,把整个北、南宋文人学者的疑古实证细细爬梳了一遍,这些学者疑的已经不仅是古史,很多是从经史子集全方位的辨伪疑古,这里有今古文之争,古籍真伪之辨,《诗经》《易经》《尚书》《周礼》等各方面的辨伪,同时也反映了宋儒与汉儒的最根本的不同。这是化精力化时间的文章,还需要大量资料支撑的文章,出自一位“师大毕业生”(才毕业三年)之手,没有一点做学问的雄心魄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纪果庵做学问“博”的尝试,随后,他似乎放弃了这样的尝试,而紧跟顾颉刚开始了文化的普及工作,写了一些历史故事,并且在《文化建设》上发表关于华北现状的文章,这种转向是与当时中国与日本日益紧张的关系密切相关的。

随着抗日战争开始,纪果庵移家南京,他在写作大量散文的同时,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清史研究,譬如清初的圈地、大钱、太平天国战后民食问题等等,都是学界关注比较少,比较冷门的课题,这些文章都发表在《真知学报》,这是他学术研究中最有前瞻性最有价值的部分。抗战结束后,他又不得不放弃这个清史专题,开始关注《诗经》《元曲》《唐诗》的研究,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文月刊》上。

改朝之后,迎来了新的时代,纪果庵的研究方面更变成是哪里有空间,哪里能进入,就进驻到哪里的状况。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完全成了蜻蜓点水式的研究:水利史,明朝的经济史,工具书介绍,汉代与中世纪史,民族关系史(汉族与匈奴)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一些普及性的介绍,隐隐看得出有一根盲目的棒子在挥舞,很难说是在用他所长,而只是瞎指挥的结果,它浪掷着纪果庵的生命,并最终扼杀了他的生命。

综观纪果庵的学术研究,他最擅长的部分是清史和民国人物,如果社会环境允许的话,他会成就一个相当出色的史学大家,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具备精湛的史识,积累丰富的史料和独到的研究角度,这是成就一个大家的必备条件,纪果庵都具备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可惜他生不逢辰,无法做他想做的一切。

学术的纪果庵和文学的纪果庵有他的精彩,却也使后人感喟,他的精彩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


(转载于黄恽先生博客《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纪英楠附注:我父亲后来不得不在工作和运动的间隙中做一些“蜻蜓点水“式的研究,确如您所说。但在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对明清之际苏南一带的织造业发展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当时的提法,后来不这样提了)作过比较专门的研究,他在被贬到资料室期间,阅读和收集了大量材料,做了大量的资料卡片(母亲说有四、五千张,可能有些誇大,但如果每天做几张,一两年时间积累数百以至上千张卡片—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可能的,因当时居住条件很差,收集的资料都放在资料室),并写成了20余万字的长编。文革中他收集的资料全部被毁;而长编则在写成后被历史系副主任徐次山借去阅读未还。父亲平反后,我听母亲说起此事,曾向徐的家属要这部长编(徐也在文革中自杀),但他的家人说找不到了。所以“叫歇碑”的发现并非偶然,是和他所作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可惜这些成果已经荡然无存,思之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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