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役后清廷之战区民食处理方策
太平军役后清廷之战区民食处理方策
（目录作 太平军役后清廷处理民食之方策）
果庵
太平天国之役，蹂躏达十六省，为晚清最大战祻，国力殚瘏，民生凋敝，浩劫之余，如何收拾，有足资后世参证者，略为勾稽，张以纲目，参考阙如，言其大略而已。
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据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清之不亡于此，盖亦几矣。本文所述不过善后之一端。所资参证者，一二正史外，唯诸臣奏议方志之属而已，私家载记诗文，未克详观，纰漏之讥，知所不免。纬以纲目，取便览观。
此役受灾最重，仍推苏浙皖三省，战乱之后，千里荒墟，田地无人垦殖，人民流离失所。粮食供求不应，价值高昂，理所必至。
曾国藩豁免皖省钱漕摺：“……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此受害最重者也。皖北滁全来天盱等属，为豫胜营驻兵之地，亦为群贼往来之路，淮北凤颍泗等属，苗捻出没，恣意焚杀，至再至三，此皆受害较重者也。沿江安池太庐和六等属，多系水乡，又遭兵燹十年之久，此亦受害次重者也。……”又云：“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纵有城池克复一两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
李鸿章豁免江宁七县钱漕摺：“……查江宁为东南第一省会，田土本非饶沃，咸丰三年，省垣及各属县先后被陷，……自伪都窃据，阅十二年，群贼南北往来，掳胁焚戮之苦，百倍他处。咸丰六年十月间，大营两次溃退，贼众更肆焚掠，于是附近数百里内，几无一存安静之土。今幸克复金陵，普天同庆，而该处被害，至惨且久，田畴荒废，人民稀少，非休养生息三年，别无权宜补救之方。”又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筹赈收复地方一片可参看。（详见后引）
左宗棠请援照湖北米捐减成章程收捐以济军食摺：“浙江此次之变，膏腴之乡尽为贼据，而上年逆首李世贤李秀成先后窜浙，正值农民分秧割稻之时，旧谷被掠，新谷无收，不但军食无从采办，即遗黎仅存者，率皆饥疲不堪，面无人色，甚则槁死破屋之中，胔骼纵横，无人收殓。疫气流行，田土荒废，皆由于此。”
又遵旨豁免钱粮敬陈办理情形摺：“……窃维浙江一省，自被逆贼窜扰以来，郡县城池之仅存者，唯衢州温州及附郭之西安永嘉，厅县城池之仅存者，唯定海石浦龙泉庆元泰顺，而衢州一城以外，均遍遭蹂躏。温州则先被会匪阑入，继遭发逆肆扰，乡村几无完土，统计被祸之烈，实为各省所无。……”
又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浙省此次之变，人物凋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见届春耕之期，民间农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子无从购觅，残黎喘息仅属者，昼则缘伏荒畦废圃之间，撷野菜为食，夜则偎枕颓垣破壁之下，就土块以眠，昔时温饱之家，大半均成饿莩，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
金亚瓠（和）以江宁土著，故秋蟪吟馆诗抄记乱中状况至悉。及出走江北江南，所记沿途惨状，尤可下泪，其记荒年米缺者，如代书诗一百韵寄丹阳来季符（允泰）云：“请述行者苦，辱君听何如？我贪南枝栖，尽室辞淮滁。飘忽一千里，五万钱舟车。既来春申江，循江赁敝庐；楼居才三椽，临街妇洗梳。地湿足虼蚤，蝶睡喜蘧蘧。朝去入村市，莼鲈嗟虚誉，姑觅一饱资，薪米盐酱蔬。问价羞探囊，物物奇货居！……岂不念乐土，避风师爰居？倘得数载留，佳境期食诸，此吾先世乡，云仍还归于，讵知苦海波，随去舟逆拿。皇天夏不雨，沟巷泥皆淤，青青田中苗，顿萎云叶滑！弥月舞弃枝，禁及虾鳝屠，已有游闲民，借名耦召锄，剪草缚百龙，麇集太守衙。非时欲贷粟，其状狡甚狙，若辈苟苦饥，寒野觅橡槠。一旦聚为盗，箧恐白昼胠。忧旱且未已，疫盛邪驱魑，巫禨重旧俗，譁若神言胪。夹道盈香花，繁呗钟刓鐻。我家只三人，次第符系柳，晨热昏欲酗，夜起欣凉□。炊烟常不兴，鲑菜朽乳蛆，典我白布衾，乐里供嚼咀，几东肘后方，待付钞书胥。即以二者论，眉颦安能舒？……”此时记旱灾及疫疠流行，甚为明白。同卷有过六合时方祷雨一诗云：“春麦半枯农欲死，三年况未息干戈？”按江宁陷落在咸丰三年，此旱灾当在咸丰六年。考光绪盱眙县志亦云：“咸丰六年大饥，民食榆皮”也。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十引某君闻见篇四章，记浙江当时受祸之惨，至有鬻妇女以易斗米者，猪换妇云：“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奴，冀得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廛，一猪卖钱十数千，将猪卖钱钱卖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头垢面清泪涟，我闻此语生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嗟哉妇人猪不如！”屋劈柴云：“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为栋与梁，今为樵与薪，市儿诋价若不就，行行绕过江之滨，江风射人天作雪，讥腹雷鸣皮肉裂，江头逻卒欺老人，夺柴炙火趋城闦，老人结舌不能语，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无处寻，茫茫一片江如银（按此盖指咸丰十一年浙江大雪而言详下段）。”娘煮草云：“龙游城头枭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伏，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离，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思食稻与食肉，胡不生长太平时？”观此诗可见当时粮食昂贵人民饥馑之状。战争之后，必有凶年，故苏皖等省，饥馑洊臻，水旱并作，人民生计，更感困难。
曾国藩丁卯四月求降雨泽告辞：“自客岁之仲秋，历冬春而孟夏，阅八月而不雨，嗟群生之凋谢，哀江南之黎庶，困兵燹以十霜，邑何民而不莩？野何土而不荒？庆中兴于甲子，甫得脱乎兵戎。悉敝赋而北伐（指剿捻），又杼柚之屡空！逮丙寅之夏末，高邮罹乎灾凶，运堤怆其溃决，没六县于波中，涨泗沂与淮湖，潴千里为泽国！饱人肉于蛟鱼，乌鸢下而争食。……曾水患之未平，又旱灾之相偪：麦有秋而失望，稻有种而不入。千村聚而皇皇，老幼环而悲泣。……”丁卯为同治六年，甲子为同治三年，金陵克复之年也。又灵谷神灵庙碑记：“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数月不雨”可与上文参看。
光绪庐州府志，盱眙县志民国芜湖县志等，均载“同治元年，饥无种。同治三年，饥。同治五年，皖北大水，从来罕见。”
光绪十四年刊杭州府志祥异门：“咸丰十一年冬十二月，大雪兼旬，平地高五六尺，山中几数丈，居民避寇山中无处觅食，饿毙无算。同治元年，夏秋疫。时大兵之后，继以大疫，死亡枕藉，邑民几无孑遗。二年大疫。三年，饥。四年，五月廿四五等日大雨阅七昼夜不绝，杭府属低田被淹。夏，大水没城。”
江宁以残破最甚，光绪初，荒田犹未尽垦。盖工昂赋重，入不敷出，甚者欲蠲田归公，以减担负，民生之艰，于此可睹，而时已上距乱定二十余年矣！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田赋二：“十三年（同治）部催开征，亟就垦熟田地，以今准昔，以熟较荒，其缺额犹十之四五。是时荒乱之余，元气未复，濠堑沟渠，湮塞地利。矫健游手之徒，不耐耰锄，工本重而租息微，牟利者率竞趋末，中人数口之家，百亩之人，完赋外不得一饱，故有已熟而复荒，且有弃同敝屣者。”
光绪三年六月两江总督沈葆桢奏请酌减漕粮疏：“……臣葆桢莅任后，因各属荒田，严催未垦，而江宁府属，转所垦而复荒者，骤闻之不胜其疑，再四访求，佥称江宁赋重，亚于苏松，而地硗等于徐海，以十余年废耕之土，责诸数百里孑遗之民，……倘钱漕照额征收，窃恐年复一年，流亡多而污莱更甚。旋据前两广督臣邓廷桢之孙优贡生邓家缉禀称，祖遗田地二百四十余亩，无从招佃，情愿充公，言之甚痛。臣派员履勘，有佃承种者尚一百七十余亩，抛荒者仅七十余亩，缘恐岁非上稔，佃复续逃，垫完既苦乏资，积逋可胜负疚！夫以累代簪缨之族，尚因无力赔赋弃之如遗，则穷檐小民，困于追呼，何堪设想！”
清廷救荒之策，最急者为蠲免逋赋，俾集流亡。散发赈款，补种杂粮，以济民食。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上谕：“近年江苏安徽浙江地方，被贼蹂躏，小民流离失业，惨不忍言，叠经降旨蠲免，冀苏民困，见在该三省失陷城邑，多未攻克，即令渐次规复，而田庐半遭兵燹，耕作未免失时，朕眷怀南服，深用恻然，所有江苏安徽浙江失陷郡县，明年钱粮漕米，着一概蠲免，以苏民困。……”嗣经左宗棠请求，咸丰十一年被扰各州县之钱粮亦均蠲免。其同治元年钱粮，未奉旨之前有已交纳者，留抵二年新赋。
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筹赈收复地方并酌请蠲免漕粮片：“臣月前巡视诸军，遍历嘉定太仓青浦华亭娄县各境，首尾二三百里，皆向时被贼踞扰之地，三年以来，无论大道间道，逆贼出入蹂躏，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据，而浦西之太仓嘉定青浦各乡，浦东之金山县境，被害尤久且烈。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询其生计，则云近地无可求乞，远地不能行走，唯掘草根作饼充饥。臣职在抚绥，目击情形，不胜心疚！上年冬间，青嘉初复时，即闻各乡被难之惨，将设善后抚恤局，札委即补道署苏州府知府李铭皖督同前刑部山西司郎中王恩寿候选同知徐震燿等，分运钱米，核户散给，期按村周而复始，藉苏残喘……并会商各该州县官绅，设局捐筹，次第赈抚。唯念农田荒废，耕具全无，不特将来开垦倍难，赋税无出，当此饷绌民穷，捐赈亦不能持久，因议招集流亡，酌给芦席竹苇，俾其各就田庄，搭棚栖宿，补种黄豆包谷蔬菜等物，以备秋后糊口之需。其各县稍为完善地方，另派员绅，设法劝谕，借种催耕，……所有新复之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各县，及历年被害尤重之嘉定金山两县，拟恳皇太后皇上特沛殊恩，豁免本年漕粮，与民休息，其余浦东西各厅，俟秋后体察情形，汇案办理。……”
左宗棠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一片与此片同时，其补救民食办法已系“采买豆谷种子，购办耕牛，招集邻省农民来浙耕垦。”盖战乱以后各处情形皆同也。
左宗棠同治三年三月进驻省垣（杭州）设局赈抚筹办情形片：“臣于三月初二日进驻省垣……省城以内，仓库衙署，俱已荡然无存，街市房屋亦大半拆散，闻无事时省城内外居民共有八十一万余口，现除逃亡死亡外，陆续来归及留存遗民合计不过数万口，一片劫灰，伤心惨目，盖两次沦陷，被祸为尤酷也。见已遴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骨骼，并一面招商开市，……以期通商惠工，暂救时局，其余著后事宜，容再次第筹办。“按杭城善后各事，由浙抚蒋益灃主持，而知府薛时雨，同知李国贤，杭绅丁丙最著劳勚。主孔彰蒋敏果公别传：“左公督军赴闽，公署巡抚，招流亡，务耕作，停关税，减民赋，储材用，实仓廪，……凡善后事宜，百废俱举。”张预李国贤事略：“……同治……三年，杭州平，署总捕同知，时地方初复，巡抚左宗棠创赈抚局，檄综其事，国贤先设收养所，分处男妇，量给衣食，仍设粥厂散米谷，周于城乡。……”
俞樾丁君松生家传：“自左文襄以善后事见属，即设立赈抚局，难民局，掩埋局，施材局，医药局，牛痘局，钱江义渡局，凡各局无虑数十处，皆以君总之。”
同治三年三月上谕：“左宗棠先后奏报嘉兴杭州两府先后克复，该府属地方久为贼踞，小民惨遭荼毒，荡析离居，田土荒芜，殊堪悯恻，自应一体施恩，保此孑遗，所有杭州嘉兴两府属新复各州县地方着加恩将同治二年及三年分应征钱粮，悉行蠲免。”同年四月上谕，免富阳，新城，於潜，昌化，临安，余杭，海宁，仁和，钱塘等新复州县同治三年份钱粮。
曾国藩同治三年十二月豁免皖省钱漕摺：“……除咸丰九年以前民欠钱粮漕米，业已奉旨豁免不计外，请将受害最重之绩溪，宁国，旌德，太平，宣城，南陵，泾县，青阳，石埭，广德，建平十一州县咸丰十年起至同治四年止，并受害较重之凤阳及临淮乡，怀远，寿州，凤台，颖上，霍邱，滁洲，全椒，来安，盱眙，天长，东流，歙县，黟县，贵池，建德十六州县咸丰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同受害次重之怀宁，桐城，潜山，太湖，宿松，望江，祁门，铜陵，休宁，英山，当涂，芜湖，繁昌，合肥，无为，舒城，庐江，巢县，定远，宿州，五河，和州，含山，六安，霍山，二十五州县咸丰十年起至同治二年止，暨受害稍次之婺源，阜阳，太和，泗州，及旧虹乡，灵璧五州县咸丰十年起至同治元年止，一应民欠正杂钱粮银米商牙鱼杂各税，历征芦课各项官租概行豁免。又亳州蒙城二州县咸丰十年起至同治元年止，民欠钱漕并请补行豁免。”（先已有旨豁免此二县钱漕），得旨如议。江宁等处，以摧残最甚，乃预免钱漕至同治六年。
李鸿章同治三年十月豁免江宁七县钱漕摺：“查江宁为东南第一省会，……（见前）……该处被害至惨且久，……非休养生息三数年别无权宜补救之方，臣等遵旨详查，复晤商再四，拟援照常州武阳等县豁免钱漕三年之案，仰恳恩纶特沛，将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七县钱漕，自同治四年起一律豁免三年，至同治七年再行起征，以苏民困而广皇仁。”得旨如议。兵火之余，垦荒为民食要图，曾国藩特设劝农局于江宁，以董此事。其大体办法为贷给牛力籽种，以广招徕。
同治元年，御史刘庆奏考核州县，应以招集流亡，垦辟地亩为要务，饬该省督抚等以此二事为课绩之本，奉谕：“”军兴以来，被扰地方民多流徙，地半荒芜，全赖牧民之吏加意抚绥，尽心招徕，，庶几田庐可复户口日增，嗣后被扰省份，于收复地方后，各州县地方官有能招集流亡开垦地亩，尽心民事者，即着该省督抚藩司随时登之荐牍，以备擢用。”
续纂江宁府志田赋门：“是时曾文正公始立劝农局广招徕以绥复业之农，借给牛力籽种，上元领银五千余两，江宁九千余两，句容五千两，溧水三千两，江浦五千两，六合三千两，高淳四千五百两又钱四百余千。五年，今爵相合肥李公，又加给焉。”（上元江宁句容溧水四县，牛本银各三千两，江浦三千五百两，六合二千两，唯高淳未领。）同治上江两县志田赋：“……是时侯相曾文正公立劝农局招徕归业农户，借给赋种，民乃止旅南亩。”又名宦曾国藩条“……东南底定，移节金陵，筹度善后……招集流亡，开垦荒田，官给牛种，买湖州菜秧，令四方领种。”又田赋：“七年，奏仿皖章，不分丁漕权办抵征例垦熟田土亩纳钱二百五十文，尽征尽解。岁以所解钱酌购米，扬属由粮道河运交通仓，以其余充兵饷，交藩库。”
垦荒之事，今日固视为民食要政，然在当日办理似殊草草，观劝农局贷出之款，戋戋如是，则效率可知。加以江浙赋重，人工值昂，故江南一府，至光绪初犹未见垦殖之利，甚至垦而复荒，弃地远徙，具见前述。是时督抚大臣，欲谋根本之图者，乃纷纷以减赋为言。同治二年，李鸿章首疏请减苏松太浮粮，大理卿潘祖荫御史丁寿昌相继上陈，并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下户部议，苏，松，太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
李鸿章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伏查户律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额也。独江苏则不然；考宋绍熙中朱子行经界法，吴粮每亩五升耳，厥后籍韩侂胄等庄为官田，又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续加官田，明祖平张士诚，又复入诸豪族田，皆据租籍收粮，宣德中巡抚周忱，知府况钟奏减苏松粮百万石，疏中称苏府秋粮二百七十余万石，内民粮只十五万石，余皆官粮，二者并未合并，……嘉靖中令各州县尽括境内官民田裒益之，分摊定额，长洲县官田最多，故额最重，他郡县官田递轻，今长洲等县每亩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实粳米，多者几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远过平律载官田之数，此苏松太赋重之源流也。自明以来，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缩，则因时而异，苏州府志称……课吏以催科六七分为上考，终明之世，无征之八九分者。国朝康熙十三年前抚臣慕天颜疏有曰：无一官曾经征足，无一县可以全完，无一岁偶能及额。……以此观之，前明及国初赋额虽重，大都连欠准折，有名无实而已。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未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养给之需，遂无不完之赋，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贫，然犹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缓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且邻境不歉，而苏松太独歉，此何理也？谓州县捏灾，此三十年中，督抚司道更数十人之多，岂无一二不肯党同欺妄之人？而且圣主不加斥，户部不加驳，科道不加纠，此又何理也？诚以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部臣职在守法，自宜一切不问，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职在安民，实因万不得已为此暗减之术。始行之者为前督臣陶澍，前抚臣林则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谓减额则永不能加，灾缓则后不为例，原冀民气渐苏，无难复初，初不意年复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窃维前办全漕之时，间遇水旱，办成灾者一，办带征者九，带征后依然全漕，故以年计为减成，以十年计，非真减成也。今则年年办灾，永无带征之日，乃真减成也。又官垫民欠一款，道光之初，数仅分厘，癸巳以后，驯至一二成，夫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或免，或摊赔，同归无着，犹之未完也。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垫欠虚数，方得征收实数，以此数民固未尝完也。伏查苏属全漕一百六十万，历后积渐减省，盖自道光中年始，于今三十年矣。……今试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丰十年止三十年中连分数计之，辛卯以后十年，共数一千三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七八成，辛丑以后十年，共数九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五六成，咸丰辛亥以后十年，共数七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四成而已！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之惨，远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朮故事，盖七百有三十年无此大劫，臣鸿章亲历新复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又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故贼境即不与官兵交界，亦皆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厅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已复之松太如此，未复之苏常可知。而额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斯即据情吁请全行蠲免四五年，在皇上如天之心，必蒙俞允，唯是天庾正供，停运三年，军糈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济，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种，有顺治年间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垦熟既远，升科更迟，现报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议蠲，未荒者议减，所存者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于办灾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丰三年，闻警抛荒，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弥缝之见，援抛荒之案，减而又减，约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责，但前督抚臣之所以为此者，尚或冀其复旧，今则明知无望，而狃于积习不以直陈，是全无为国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垫民欠十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成案如此，民力如是，积弊之后，大难之余，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艰难，悉心筹划，上体宵旰忧民之切，下维军国待用之殷，于万难偏重之中，求两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兴为取以损为益之一法，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穷变通久，于此时为正办，或者谓据此定额，未免过少，不知减余之数，仍通省莫重之数，尚非宋元旧额，不得谓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丰十年以前，历年如是，未尝于历年国用有减也。彼时兵革未兴，生聚未改，田园庐舍未损，非犹是完善之江苏乎？夫完善之江苏，仅有此数，则残破之江苏，不应仍有此数，今臣等于残破之余，请照完善之时定额，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数，不假借垫欠虚数，诚不敢谓必有把握，若仍执久置不用之虚额，衡量多寡，欲求转逾乎完善之时，皇上圣明洞鉴，有是事乎？有是理乎？…………盖臣等今日之办，所谓以兴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所以能照完善之时定额者，其机括全在减赋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办灾办绥，权在胥役，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止千端！……不减赋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用，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是为转移之善术一也。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唯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业，是为劳来之善术一也。……漕粮为唯正之供，而苏松独曰浮粮，曰浮赋，见诸列圣谕旨及郡县志书（雍正乾隆时均曾有旨蠲免），不以为嫌，是知实有浮多应减之处，留以待我皇太后皇上行之者也。惟有吁恳圣慈鉴察，特沛殊恩，俯准减定苏松太三属粮额，由臣等督饬司道，设局分别查明各州县情形，以咸丰中教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轻无庸议减之常镇二属通融合计，仍得每年起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一百万石以下，九十万石以上，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更有垫完民欠名目，……至官垫民欠，本属弊政，新复之地，百款皆空，无可垫而欲其垫，弊更百出，宜永远禁止，嗣后非大旱大水，实在荒歉者，不准捏造，著为令，伏愿皇太后皇上俯念苏松各属为十八省未有之重赋，非他处被陷州县可比，又为七百年未有之大难，非历年被歉例案可比，去无益之虚额，求有着之实征，下延亿万垂尽之生，上继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国计幸甚。”朝旨如议。此疏叙东南赋重及浮收胥吏病民各节至为详尽，实为太平战后请求免赋之重要文献，故具引于此。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田赋三云：“国初刊定赋役全书，苏州府田地九万五千余顷，科平米二百四十五万，岁征本色米豆一百五万余石。折色银一百二十七万余两，松江府田地四万一千余顷，科平米一百二十一万，岁征本色米四十二万余石，折色银六十三万余两，视明已减，较之宋时尚多七倍，较之元时，亦多三倍，幸赖列圣深仁厚泽，减赋额蠲浮粮，东南之民，鼓腹含哺，以至今日，然尝闻苏松各属其粮之重者，今尚能征一斗五六升不等，加以吏如蝗，绅如蠹，造列名目，恣意搜刮，人人以为财赋所出，而不计十室九空，偶遇偏灾，恐民有不堪命者，天下大命系于东南，至东南无可支柱，而大局危矣！”论浮粮重赋为害，尤切实。东南赋重，病民久矣，疆臣遇此灾祸交迫，民食艰难，乃敢起而为减赋之求。适廷臣因苏松太减赋议及杭嘉湖，命左宗棠查覆，同治四年，左氏遂谓援例将三府漕粮，统减三分之一，亦得邀准。其宁绍两府，则已于前一年略请减免。左氏于收粮弊端，胥吏苛求，盖尤三致意焉。
左宗棠原疏略云：“查杭嘉湖三府漕额之重，与江苏苏松太等，苏松太既议减三分之一，则杭嘉湖亦宜仿照办理，就杭嘉湖三属征粮科则言之，又以嘉湖为重，杭州次之；就嘉湖两府言之，又以归安乌程嘉善嘉兴秀水为最重，平湖海盐桐乡石门德清次之，长兴武康各属又次之；杭属临安於潜昌化新城等县，山多田少，较之嘉湖粮赋固轻，出产亦远逊也；我朝定鼎以来，……偶遇水旱偏灾，无不随时蠲缓，……至乾隆嘉庆年间，家给人足，曾历办全漕，道光癸未辛卯以后，两次大水，民间元气大伤，赋重之处，未能全漕起运，遂岁报灾歉，蠲缓频仍，然朝廷虽屡沛殊恩，小民未能尽沾实惠，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或全征。且大户仅完缴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迟至廒满停收，即须改征折色，每石价至五六千文不等，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兹……谨就漕务应行筹办大概情形，列为四条，敬为我皇上陈之，一曰减正额，浙江杭嘉湖三属额征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一十余万石，征粮之则，大小不同，即浮额之粮，亦多寡不一，现须分别量减，自应先去浮额之基，以除轻重不均之弊，拟各按上中下赋则，分别定数，如每亩征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者为上则，自六升以上至不及一斗一升者为中则，不及六升者为下则，按科则之重轻，分别核减，总期于额征数目酌减三分之一，庶科则定而减数因之而均也。一曰减浮收，向来收漕加耗，每石自一二斗至七八斗不等，各视花户贵贱强弱以定收数多寡，今额漕既经减定，则浮收之款，岂可任其因仍？唯州县办漕，有修仓搭蓬油烛纸张之费，有仓夫斗级漕记差役饭食之费，有内河运米交兑夫船耗米之费，有交米书役守候之费，一切用款甚巨，且收漕交兑，相隔一二月，风晾搬转，亏折必多，不能不于正漕之外，酌留运费，以资津贴，应俟查明各州县用款，由外核实办理，其向来加尖加价勒折诸弊，自核定之后，概行裁革，绅民一律均收，不得再有大小户之分，庶谷禄平而公私因之而利也。一曰筹运费，浙省向办海运，每石需费约银八钱，除向给帮丁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抵支外，尚不敷银四钱五分零，现正额浮收，概行分别核减，自未便再由州县，议提津贴，拟请将海运经费每石定以八钱为额，除支漕截外，不敷之款，另行筹足，查浙漕如照统减三分之一，每年起运之米，不过六十万石上下，漕截一款，不另核减，计可余银十余万两，又节省给帮本折行月经费实米变价可得银十一二万两，又屯田租息及节省帮弁廉俸可得银数万两，统计将及三十万两，足抵海运经费，至所动正款八钱，按年将动用款目，据实奏结，……并不得逾八钱之数，以示其限制，庶浮费裁而上下因之而利也。一曰裁陋规，向来州县收漕，一切陋规极为繁杂，此次核定章程，应令各州县据实查明，开摺呈送，分别裁减，庶弊窦清而漕政因之而肃也。……至应减米数，须查明科则，方能核定，现在地方新复，册籍无存，已饬各属勒限赶造，除白粮粳糯，为天庾正供，拟仍照额办运，拟减之数，应统于漕粮项下扣注。……至杭嘉湖三属漕粮税则，轻重不同，自应查照各县科则量减，再并计总数，共减若干，伏查各处被扰情形……室庐尽成灰烬，田地久已荒芜，即招集遗黎，亦寥寥可数，从前道光年间及咸丰初年办理漕运，每届皆不过七八十万石，及五六十万石不等，现拟照杭嘉湖全额统减三分之一，如能办理全漕，与历届尚不相上下……”嗣经马新贻奏报应免数额，奉谕：“据左宗棠马新贻奏杭嘉湖三属共减米念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零等语，加恩着照所请，各按科则重轻，分别上中下三则一律永远减免，以舒民力，自此次减免之后……断不准有浮收勒抑等弊。至大户包揽及一切陋规，概行禁革，以除积弊。……”
同治三年四月谕：“左宗棠奏核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除正耗仍照常征解外，共减去钱廿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余万石……”
同治三年七月谕：“左宗棠奏核减宁波府属浮收钱粮，除正耗仍照常征解外，其一切摊捐名目及各项陋规，概行禁革，共减去钱十四万四千有奇，米八百余石，着照所议办理。”（以上两则俱从清朝续文献通考引略称）
同治四年谕：“……据马新贻奏称：金华府属共减去钱十五万六千一百余串，米五百二十余石，衢州府属共减去钱十万三千九百余串，米六十五石，严州府属共减去钱六万一千九百余串，处州府属共减去钱六千八百余串，洋银八千二百余元，米一百二十余石等语，即着照核减新章办理，永远遵行。”
安徽省及江宁府属，曾将漕粮，改征折色，再以价买米，运京交仓，余充饷入藩库，民颇便之。唯宁属仅行六年，至同治十三年，又亟催开征。
续纂江宁府志卷二田赋：“同治七年，奏仿皖章不分丁漕，权办抵征，太凡民卫田亩，折纳钱二百五十文，下则田百三十文，地减半，夏税三之一，秋税三之二，以所解钱购米，兑河运，余充饷入藩库，公私之用，取给善后局，行之六祺，民乐其便。”
同治三年准安徽巡抚乔松年奏：皖省已就肃清，本年有收，各属间已试办丁漕，其钱粮一次，以循旧办理，惟漕米向分正兑改兑加耗行粮月粮赠米兵米局米恤米共九项，其中正兑改兑加耗行月赠米六款为北漕，由粮道派兑，兵局恤三款为南米，由藩司核明拨用，皆征本色，从前各州县以兑费杂用无资，于收米之外，间收折色，亦有民交折色，官为代办本色之处，官民相安已久，自军兴以来，各属停征，未经筹议，本年皖省开征之处虽属无多，而钱粮例应并征，现在运道中阻，漕艘朽坏，急切难复旧制，皖省征数无多，距海较远，海运又未办过，若征收本色竟难转运，不如暂征折色，较为简易，而小民亦便于输将，现饬各属开报，从前折价，虽较邻省减少，然大兵之后，民力未纾，且全征折色，自应大加核减，以示体恤，其必不可少之款，将酌留为将来起运本色地步，饬具藩司马新贻善后局署臬司何璟公同酌议，拟将安庆宁国池州太平庐州五府并六安州属正兑正米及加四耗内之交仓米二斗五升，庐州广德二属改兑正米并加三耗内之交仓米一斗七升，又凤阳颍州二府并泗州属正兑正米并加三耗内之交仓米二斗五升，及改兑正米加二五耗内之交仓米一斗七升，均按部定价值，稄米每石折银一两三钱，粟米每石折银一两二钱，提存藩库，以便起解部库，其加四耗内之一斗五升，加三耗内之一斗三升，并凤颍泗三属加三耗内之五升，加二五耗内之八升，向系兑交丁船为随漕作耗之用，此款并不交通仓，无须起运，专款提存司库，留备本省停征州县祭祀驿站俸工养廉，各属因递口粮等项公用，又行月粮赠米三款，历系随漕给丁支用，现在漕粮未能起运，此款亦须提存，留为将来起造漕船之用，或有急需，听候酌拨。又兵米之款，绿营兵丁，虽已裁撤停补，仍有酌留各汛弁兵，所需坐粮无出，应于现征兵米折价银内通融支给，又局米一款，为江宁织造机匠之需，亦应提存转解，恤米一款，为孤贫口粮之用，开征各州县，应令照旧经支造报，此外屯米一项，为江宁司仓满营兵米之需，从前如荒歉，由安拨补，今司库空虚，开征者少，前准江宁市政使移覆，亦议改征折色，由属尽征经解江宁司库兑收，酌量支放，至折收漕价，视原折价多寡，以七折六折，体察民力，以易完为断。”按此摺对皖省漕粮改征折色，叙述至明，尤以行粮，月粮，局米，兵米，恤米，诸名词解释甚周洽，可备一般参考也。（以上见安徽盱眙志引）
江苏太仓镇洋二州，亦曾由曾李之请，改征折色，但以廷议不许，未果行。
江宁府属，至同治十三年部催开征，然荒田甚多，民不愿垦，或垦而复荒，故疆臣乃有再度请减赋额之举，详见下条。
江浙两省，虽办理开征，而民力未复，照定额仍不能缴。浙江自同治三年以后，几无一年不报灾歉，以减成为便宜之计，江宁等处，已历经督抚再请减赋，然卒未邀准。
杭州府志恤政门自同治四年起至光绪十年止，均报水旱各灾，请求减成完赋。
同治十三年，三月，两江总督李宗羲巡抚张树声，以江宁垦熟荒田赋重无人愿垦，请求减赋，下部议，仍令原额起征。六月复请减赋，原已照准，谕户部知道，嗣往户部查核，认为“碍难核准”，光绪元年，又经总督刘坤一等呈请，始准照前奏减则一年，第二年准减一半，第三年照旧全征。
减赋以轻负担，究是解决民食之间接方策。其直接增加生产者，东南以水利为重，左宗棠之去浙也，所呈善后各政，首重修筑海塘开浚湖泊。
同治三年谕曾国藩等勘修苏松水利。（清续文献通考）
同治三年四月，左宗棠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片：“浙江全辖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故自古治浙有声者，莫不以水利为重也。海塘关系吴越两省农田，寇乱以来，石公坍卸过甚，欲及时修复，约略估计，非百余万两不可，此时公私荡尽，捐垫俱穷，臣前已奏明，先备办土塘，暂御盐潮，计亦非得银廿万两不可。其工概由绅捐绅办，官不与闻。……至杭州西湖，为仁和海宁水利所关，余杭南湖，为仁钱水利所关，……西湖淤垫已高，葑长水枯，未遑议浚……抚臣蒋益灃共事已久，……臣以将应办未办各事，交其妥为筹划。……”
同治四年，因御史王书瑞之奏，令浙布政使马新贻开浚浙江溇港淤塞，并令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履勘。
若转运他省食粮，以济乏匮，属于战时兵食者多，属于民食者少。惟同治四年，李鸿章曾请将奉天粮谷，准内地商船运贩，实亦维持船户生活之意居多。
李鸿章原摺略云：“……上海沙卫等船，……停泊黄浦港者甚多，日久朽坏，生计竭蹶，于大局殊有关碍。本届苏省新漕及采买米石不及四十万，沙船已不敷装兑，若将来江浙全漕同时，海运沙船日少，从何办理？……兹据船号商王永盛等禀称：近年商船亏本停泊，推原其故，一由于北口之油豆饼被夹板船（外国商船）抢装运出，货少价昂，一由于商船本小者，无整宗贩运之货，素悉奉天等处，杂粮米谷，出产最多，进本较轻，现在江浙虽已肃清，开垦荒田，尚未一律成熟，米粮腾贵，民食惟艰，拟请以杂粮米谷与油豆饼并行贩运，庶资本轻重，均可营生；沙船不至全停，民食更资接济。惟奉天等处杂粮米谷，向不准华商贩运，而洋商转得装运往来，独占其利，伏查通商税则，米谷杂粮不拘内外土产，不分何处进口，皆不准运出外国，唯欲运往中华通商别口，则照铜钱一律办理等因，是米谷杂粮，既准外国商船装运，中国商船似可援照准办，亦系此口运至彼口，与例相符，禀求奏请开禁……等情……前来，臣查奉天等处所产米谷不准贩运出口，系防奸商济匪起见，该船商均系良民，可无虑有济匪情事，况通商条约，米谷杂粮，既准洋商仿照铜钱之例，出具保结，请领执照，转运通商别口，而内地商船转不准其出口，未免向隅。上海关税，以沙船为大宗，近因沙船停泊，税饷日绌，若早将登州牛庄两处豆货定议按约专归内地商船转运，并准将奉天等处粮食与油豆饼一律贩运，则商船得有利益，各自踊跃开行，无停朽之患，……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总之，苏浙皖百劫之余，民生窘苦，为数百年所仅见。而清廷于积极增产之道，如改良品种，开发水利，制造肥料，垦辟荒田诸大端，皆未能彻底讲求，或亦彼时为科学知识所限，无虑及此者，惟于消极减赋，则各省风起吁请，江浙困累，得以稍苏，民食不致发生更大问题，此亦未始非一因也。
（卅一年三月于南京中大）
（原载《真知学报》第二期。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