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十三)
回忆父亲(十三)
—— 一本字帖记录的终生友谊
纪英楠
2021年6月初,接到父亲的挚友李抒纯先生的女儿李申的电话,说要来燕郊看我,并且有一样东西要带给我,是一本我父亲送给李先生的字帖,因有我父亲的亲笔题签,所以觉得应交给我。我和李菡、李申姐妹是世交,母亲和我说过,父亲交往的人虽多,但真正的朋友只有两位:唐宝鑫(唐宝心)先生和李先生;所以李先生和唐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长辈。我和李申李菡已几十年未见,去年原商定和她们聚会,但因新冠疫情未能实现,所以她和她的爱人李大成来家里,我非常高兴;能带来有父亲手迹的字帖,更让我有些激动。字帖放在专门缝制的布套里,经过两代人多次搬迁之后,仍旧保存完好,可见一家人对它的珍惜。见到他们,不禁想起他们十几岁时的样子,更想起李伯伯慈祥的面容和韩姨(李伯母,我一直叫韩姨)细致入微的热情待人,不由眼睛湿润了。



说起父亲和李先生的交友,很有意思。他们虽是同乡,李先生又比我父亲早几年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但并不相识。1934年父亲去宣化师范教学,李先生已先在那里任职。宣师的单身宿舍是一栋平房,分成几个向阳的单间,他们两人恰好比邻而居;由于都不是好交际的人,所以只是见面打个招呼。李先生喜欢养花,在自己的窗前种了一些花卉,其中的牵牛花繁衍到了父亲窗前的地界,向上攀爬到了父亲的窗外,遮蔽了一些阳光,父亲不高兴,也没和李先生打招呼就去清除,结果不仅自己窗前的、连长在李先生窗前的也拔掉了,李先生很生气,父亲也觉得自己太鲁莽了,于是诚恳地向李先生道歉,李先生为人宽厚,不仅不再生气,而且两人谈得很相投,逐渐成了知心好友。后来,李先生回到北京任教,父亲则到滦县师范工作,每逢父亲寒暑假回到北京,两人都会频繁地互访。每次李伯伯来,都是全家高兴的事,我特别记得夏天晚间两人在院子里品茗畅谈的情景。因为李伯伯对我很好,所以我也常想和他亲近,但父亲总是把我赶走,不给我插话的机会。
李先生结婚较晚,他的婚姻非常美满,父亲和母亲常说李伯伯有韩姨这样的终身伴侣真有福,因为她具备了中国女性的一切优点:对李伯伯尊重又照顾备至,勤俭持家,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亲友热诚周到,尤其是李伯伯晚年腿脚不便,韩姨对他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特别是对晚辈、对孩子有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爱护。工作也很出色,曾长期担任四根柏小学校长直至退休。李伯伯自身的平和恬淡加上韩姨的贤惠,使他们平稳安详地度过一生。韩姨和我母亲都为自己家能有这样的好友高兴,努力增进两家的友好,从而使这份深厚的友情增添了更多的温馨。
父亲到南京主持伪中央大学师范专修科工作后,觉得师资水平太差,发电报邀请李先生来任教,李先生虽已成家,还是欣然同意来到南京。 那时每到周日,我家常是宾客满座,有的人甚至吃了晚饭才走,而李先生作为父亲最好的朋友,却从来不参与这种热闹,他来的次数不多,或是在平时傍晚来和父亲谈谈心,或是在周日较早地来,在大家登门之际,带着我出去走走,带我吃顿便饭,买些水果之类,送我回家;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几乎没在我家吃过饭。他在南京时间不太长,因为局势紧张,怕南北隔断,就回北京了。
大概在1943年,父亲的一位学长杨为桢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专门邀父亲一起去就职,帮他办理接收学校的事宜,父亲回北京工作了一个时期,他当然会去看望李先生,这本字帖应该是那次相见或李先生离开南京时相赠的。父亲和母亲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生活,一直想回北京,这次是很好的机会;可是知道此事后,不少人不断来要求父亲不要走,父亲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我想除了那些人的要求,可能父亲也难舍他辛苦办起来的中学(当时南京最好的中学)和那些可爱的青年学生吧。
从1943年到父亲去世,与李伯伯没再见过面,在1957年前一直有书信往来,我清楚地记得信封上李伯伯工整的毛笔字,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就主动停止了与朋友的联系。1966年文革开始,我在被重点批判、抄家以后,虽然没落实什么罪名,但已是打入另册,被白眼看待了,其间有一个年龄相近、关系很好的同事先是编造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那时,被污蔑的人是没有辩白的权利的),后又提出把我送去剃鬼头、打入牛鬼蛇神队伍,因为没有人同意(恰好几个专门整我的人都去北京“取经”了),又不敢公开反对,会场长时间冷场,直到年轻的党员韩玉奎到场,对此断然反对,我才逃过了剃鬼头和打入牛鬼蛇神劳改队的厄运(当时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党员说话有效。11月的一天,韩玉奎托人带给我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告诉我如果愿意去北京“串联”,可以按车票的时间到火车站和他们会合去京。我正因怕一些人又给我编排什么罪名而终日惴惴不安,很高兴有此机会躲一躲,就和他们一起到了北京。安顿好住处后,我就请假去看望李伯伯。他见到我首先就急切地问“你父亲怎么样?”得知父亲已投湖自尽,他顿时失声痛哭,泪流满面,很久才止住悲声。默坐了一会,长叹一声说:“这也许是好事吧,以他的性格,文革这一关恐怕也过不去,还要多受些侮辱和折磨!”我告别时,李伯伯拿出一张纸,为父亲写了挽联:
惊闻挚友逝世 幸其死不乐其生 先我逍遥脱尘网 喜见哲嗣来临 継尔德不续尔业 慰君含笑上西天
我们这一行人后来决定徒步“长征”去延安,我去李伯伯家辞行,他和韩姨都很不放心,拿出李伯伯一件皮背心,要我当场穿上,又取出一张小狗皮褥子,一定要我带上,行程中居住条件不好时,可以起一些保护作用,谆谆叮嘱着把送我到门口,让我感到一种家的温暖,眼睛不由得湿润了。后来李菡也曾在“革命大串联”中到过长春,住在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宫,而且罹患了重病;但我当时已被造反派清除出去,完全不知道,所以也没能给予一点照顾,一直觉得非常过意不去。
1976年夏,我因和地质部计算中心的协作项目,在北京工作过较长时间,住在原北京地质学院内。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我住室墙壁开裂,但无大碍。上班后,听居住西城的人说有的老旧房屋倒塌,我立刻赶往李伯伯家,听说是去看望老人,在另一课题组的甘竹生和我一同去了。李伯伯的住室(平房)北墙倒塌,我到达时天降大雨,院中下水道被震落的泥土瓦砾堵塞,积水及踝。韩姨说,她的床靠北墙,李伯伯床靠西墙,她惊醒后第一动作是去扶起李伯伯,就在她跨到李伯伯床前的瞬间,北墙轰然倒塌,没有砸到,韩姨笑说:“我这也是好心有好报吧”。由于还有余震的危险,居委会广播要大家到大街的避震棚躲避,李先生却说“生死有命,不要折腾了”,坚决不走;韩姨着急说“你快劝劝,他听你的话”,在我和家人的劝说下,李伯伯同意转移,因他的腿脚不便,我想背他行走,同去的老甘说他比我强壮,抢着背起李先生,我提着一些随身用品、为他们打着伞,在大雨中把老人送上大街(西四北大街)路旁的一辆有帆布棚的卡车,韩姨他们也陆续来到,我们才放心回去。
1978年以后,我因协作项目和会议等,几乎每年都有去北京的机会,能和李伯伯见面,他见到我很高兴,每次都要留我吃饭;为了怕麻烦韩姨,我都是在外面吃过午饭再去,那就必须吃晚饭。李伯伯每餐小饮两杯,是他晚年的一点生活乐趣,只喝北京二锅头。我本来没喝过酒,但他要我陪他喝一点,每次只是大约20毫升的一小杯,我从那时起,才能喝一点白酒,但我自己从来没喝过。谈话中,也常常提起父亲,谈父亲的文采、性格和两人的友谊,但避免提及父亲后来的遭遇,我当然也回避这种伤心的话题。有一次他和我说到古人说的“邦乱则隐”,应该是有感于父亲的经历而言的。有一次去看他,恰逢阳历除夕,他一定留我过年。第二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李伯伯心情很好,写了一首诗:
元旦朝阳映彩光, 一元复始报吉祥, 劝君更尽一杯酒, 留作他年话题香。
在这段时期,由于东北的物资匮乏,我去京时,如果能抽出时间就要买两样食品:一是挂面,北京不限量,但我背不动太多,只能买十多斤;二是5斤左右一块的纯肥肉,因为长春每人每月只限4两油,肉不但限量,而且都是“四级肉”,绝对皮包骨,见不到肥肉,所以买肥肉回去炼油,炒菜时可以添加一点。这种纯肥肉,北京的居民是不买的,但每次出售时,摊位前都会排起长队,几乎都是东北和西北到北京出差的人。这种肉每人限购一块,所以我每次只买一块带回,不少人则会多次排队,直到被售货员认出,不准再买为止。当时这些人被称为“西北狼”、“东北虎”,不过一般当地人对我们是很同情的,也有少数人白眼相看或出言讥讽,排队的人则一律忍耐和沉默。韩姨知道买肥肉的情况后,坚持要给我把肉炼成油,装在密封的瓶罐里,便于携带,而且一定要我把油渣都带回,说是“给孩子烙张油渣饼”,回家后,加点葱花烙油渣饼,果然是当时孩子难得吃到的美味。时隔多年,回想起韩姨对人的热忱关切,还忍不住热泪。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看望李伯伯,得知韩姨因脑出血住院,去探望时,她已基本康复,精神很好,韩姨告诉我,李菡在燕山石化那里的师大附中分校任教,她想把李伯伯接去以便照顾,有病也能及时就医,那里的生活和医疗条件都比较好。但李伯伯不愿离开旧居,事情便拖延下来,韩姨有点着急,嘱讬劝说李伯伯。后来他们还是迁到燕山,我到燕郊后原以为更方便见面,却惊悉韩姨已因脑出血复发去世!燕郊和燕山分处北京的东西两端,当时燕郊去北京很不方便,只有一趟到北京的火车,上午10点多才到北京东站,还经常晚点,下午4点前就得返回,又没有从北京车站到燕山的公交车,所以一时未能去看李伯伯,而不久就得到他老人家去世的噩耗! 想到两位老人曾给我那么多的温暖与关爱,我却没能做出一点回报,心中充满了悲痛与内疚。此后的很多年,我常常梦见要去看李伯伯,却找不到路,好像是在朦胧的夜色里沿着一条大街走,依次地察看公交车的站牌,却找不到去李伯伯家的车,终于在焦急中醒来。近几年连这样的梦也没有了,却常常在白天想起李伯伯和韩姨,还会由李伯伯为父亲失声痛哭想到自己对父母的亏欠而止不住泪下,最后只好强迫自己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打断这种痛心的思念。
李伯伯、宝心叔和父亲三个人性格迥异,却能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大概是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真诚的心吧。
2022.02 燕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