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十一）
回忆父亲（十一）
——入狱前后
纪英楠
感谢黄恽先生和宋希於先生的热情关切，不断寻找和收集有关纪庸先生的材料；宋先生转来周运先生发现的上海《铁报》的文章（附后），其中提到我父亲的学识和对清史的研究，好像对我父亲有些了解，但文中有一些说法又与事实不符，所以想借此机会回忆一下父亲1945年至1946年被捕入狱前后的情况。
一、我首先想说明的是父亲虽曾任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但被捕的原因是学生“闹事”：国民政府“还都”不久，教育部就宣布由于公立学校的学生长期受到“奴化教育”，必须接受一次“甄审”，通过者才能继续就读【1】。一些高中学生集体抗议，拒绝甄审（应该是有人组织的，但我父亲真的毫不知情），政府立即逮捕了公立学校校长，中大附属实验中学是唯一的国立学校，我父亲当然首当其冲，被捕后立法委员问题当然被翻出来了。
公立学校的学生自然还得参加甄审，我也参加了，甄审分文化和政治两部分，初中的文化考试好像就是语文、数学和英语等主课；政治则很可笑，考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好像也有个考试提纲，只好买来此书，按提纲指定的内容硬背。甄审结果都通过了，把原公立学校学生分到三个“临时中学”就读，我被分到第二临时中学，校长是三青团负责人沈祖懋，师资条件极差。
二、对我父亲的最后判决是“无罪释放”，而不是“徒刑三年”。
父亲的这场官司持续一年左右（1945年9月或10月至1946年8月前后），期间是否曾被判刑我不清楚，我当时还小，母亲不是每件事都告诉我；但最后的判决是无罪释放是不会错的，因为这个结果对我们全家太重要了，我不会记错。
父亲被捕后，很快被押送到苏州监禁（当时南京是首都，苏州是江苏省会，所以省法院在苏州），大约半年后，变为“取保候审”，父亲回到家里，每次接到开庭的通知，就要按时到苏州出庭，直到无罪释放。如果曾判刑，和“取保候审”孰先孰后，我就不清楚了；但取保候审应不会错，因为每次接到出庭的通知，去苏州的路费和住旅店等费用是一笔较大的开支，要费很大的力气筹措，我虽年幼，也能体会到其艰难，所以记忆深刻。
得知父亲被捕的消息，有几位实验中学的高年级学生热心地帮忙和向法庭提供证明材料，孙稚如提交了我父亲在历次周会时讲话的全部记录，还多次到家里劝慰我母亲并帮助做家务；买德申见我们生活困难，在同学中发起了募捐，送到家里，看到他写的募捐说明，我和母亲都不禁泪流不止；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接济了家用，更给我们很大的温暖【2】。
父亲受审期间，母亲写过申诉材料（在取保候审之前），学生的证明应该起了作用，但我想可能是一位从事抗日活动的地下工作者证明起了重要作用，父亲最终获得了“无罪释放”的判决。既然当时已查明事实、判决无罪，则“文奸”的说法就不成立了。
三、关于狱中著述，倒也算是对我父亲的一种肯定，可惜并无此事。我父亲对于被捕毫无准备，来不及也不允许带大量书籍。在苏州时期，允许定期送一些食物、衣服，但不允许送书，也不能见面【3】。不准带书，以当时的监狱条件和半年多的时间，确实也写不出几十万字的鸿篇巨著。父亲的确对清史有兴趣，也作过一些研究（在江苏师院时期的重要研究没能保存），但未曾在狱中写作，我记得回家时只有写在单页纸片上的几首在狱中作的诗词。
2020年11月燕郊
注：
【1】“甄审”的范围包括公立大、中学校的学生，我刚读完初一，也必须参加。当时沦陷区学生受到严重歧视，被称为“伪学生”，还有人编定了汉奸等级，中学生是“第16等汉奸”！
【2】原来的实验中学的学生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孙稚如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监禁。他们现在均已90高龄。
【3】家里当时靠母亲做枕套、床单和绣花勉强维持，相当困难，记得有一次粮米吃尽，只剩下一张10元的法币，母亲要我去豆腐坊，买来拳头大小的三团豆腐渣，充作口粮。每次给父亲送食品，都要千方百计地省出一点钱，做一点酱肉、茶叶蛋等。为了尽量不影响照顾孩子，母亲提前做出我和妹妹一天的饭食，乘夜车去苏州（当时车速慢，要走一夜）。下车后，要在看守所等很久才能交东西。每次都要把钱折成小块攥在手心，在法警的呵斥声中，一面不断恳求、一面把钱塞到他们手里，钱数大体有个标准，达到标准的就允许把衣物送进去到指定的地方经过检查，人就得退出了（衣物基本能如数收到）。当时车次少，母亲只能乘晚上的车回南京，回到家里已是次日清晨。我们只离开母亲一天，母亲却要奔波两夜一天，饮食不周，还要受些肮脏气！记得有一次回到家里，我刚刚睡醒，母亲显得疲惫不堪，应是饥渴交加，想倒杯水喝，暖瓶却是空的，母亲长叹了一声，颓然坐到床上！（这个场景我记忆铭心，每一忆及，如在目前，止不住流泪）我非常自责，后来我想应帮帮母亲，却什么也做不了，只会在母亲回来前把暖瓶装满。所以对于给父亲送东西，我记忆深刻，从未送过书籍，因为不允许。
（原载上海《铁报》1947年4月10日。宋希於，周运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