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六）

— 读《我与师专科》

纪英楠

从《我与师专科》一文中，可以看出父亲办学的认真和对学生的真情关怀，我现在读了还很感动。其中关于他就读师大的情况和我母亲的说法不同，我更相信母亲的说法。

我的父母也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亲的，但后来两人都在通县师范读书，一定是有交往的，所以PH（唐宝心）才同时认识了“宣哥”和“芝姐”，父亲《怀旧》一文中的“C姐”就是我母亲。两人毕业后去北平找到了小学教师的工作，在此期间做了两件事:

一、在北京举行了新式婚礼，结为夫妇。这在当时也算新潮，而对我父亲的封建保守的家庭而言则是大逆不道，他们没有意识到。我很后悔没有意识的这件事的新意，没好好问问他们当时是怎样想的，婚礼的细节等等，这应该是他们一段美好的回忆，而这样的大事应该也少不了宝心叔的鼓励和帮助策划，现在都无从得知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由于我自己很长时间生活的艰辛和紧张以及后来的忙碌，也没有余暇深入想这些问题，还是从建网站以来，才有了以前欠缺的思考和回忆）。

二、报考了北大和北师大。

这两件本来美好的事却冒犯了我父亲的家庭。

到了暑假，父亲和母亲高高兴兴地回到蓟县的老家，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的打击。首先，家里尤其是我奶奶对他们竟敢不遵花轿迎娶、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等规矩而擅自“自由结婚”非常恼怒，不仅痛加斥责，而且我奶奶始终当着我母亲的面，和亲友邻居说我母亲是“跑头子”（未经婚礼和人私奔的女人），意即我母亲没有合法身份；但却把她当旧式的儿媳役使。家中虽有仆人，我母亲却必须“黎明即起”，参加三餐的制作和家务劳动，吃饭时要伺候公婆和丈夫，侍立桌旁为他们盛饭、端菜、打漱口水等，大家吃完，才能吃他们的残羹剩饭。晚上，经常要伺候我奶奶的牌局，那时的斗纸牌人数三四人或五六人不等，我母亲要不断地为大家倒茶、装烟点烟（都抽烟袋），我奶奶稍觉不满意（例如装烟不及时），手中长烟袋的铜烟锅就会打到她身上不管什么地方。牌局散了，收拾好一切，一般已是深夜，回到屋里，我父亲往往已经入睡，所以两人难得有说话的机会。第二天天不亮，我奶奶就会到我父母卧室的窗下大喊：都什么时候啦，还不起来做饭！喊完，她老人家再睡个回笼觉。母亲的衣服，都是学生装的衫裙和旗袍，也犯忌讳，短裙不准穿，旗袍也不行，命令我母亲把旗袍都剪成短褂，只能穿一身短褂长裤，完全是农村人的着装。 母亲在自己家中也是娇生惯养的，在这种身心摧残之下，她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

父亲读大学家中也坚决反对，认为他是长子，应回家继承家业，我祖父提出，如果想教书，在他任校长的小学即可；也可以托人找到县城的教职，同时逐渐学习料理家业。父亲对此毫无兴趣，但无法取得家里同意。到了暑假将尽，母亲问父亲如何打算，提出：如果去上大学，就两人一起走；如果留下来继承家业，请父亲放她一条生路，允许和帮助她离开这个家，因为母亲觉得在这里生活，她会很快死在这里。父亲当然选择前者，但因家中不准去北平，所以只好要求家里，和母亲一起回娘家一次。新媳妇婚后归宁，是习俗的规定，我爷爷奶奶只能允许。但出发时，我奶奶检查了携带的东西，责问：回娘家几天，带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动手把携带的大部分衣物都扣留下来，只准带两人短期的随身换洗衣服（因值夏天，只是几件单衣）。两人就这样凄凄惶惶地离了家，幸而没有搜身，两人随身还有一点钱，母亲想回娘家，一来看望疼爱自己的亲人，二来可以取得一些资助；父亲要面子，坚决不同意，于是就给赶车的（当时都用驴车）加钱，改道去了北平。

安顿下来之后，钱已基本用尽，父亲给家里写信，恳求家里支持上大学，为了节省，决定放弃北大读师大，以减轻家里负担。不料等到的是一纸斥责和断绝经济关系的声明，母亲还记得信中的“警句”：“家中不能以有限之金钱供汝无限之挥霍”！大概不仅恼怒父亲的离经叛道，也为儿媳不能像奴隶一样在家伺候公婆生气吧（后来这有限之金钱至少有一部分是供二叔抽鸦片和吸海洛因了）。这样，他们只能自谋生路，我父亲在孔德学校，母亲则在牛街的回民小学（设在清真寺内）教书。后来，在我母亲怀孕七个多月时，有一天放学，她班上的学生刚出校门就打起架来，母亲跑着去阻止，绊在清真寺高高的门槛上，重重地摔了一跤，造成流产和大出血，那可怜的男婴未能存活，而母亲此后则严重贫血并形成习惯性流产，我和妹妹都是七个半月左右出生的。母亲流产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一次父亲回家，见母亲晕倒在地，厨刀抛在一旁，是在做饭时昏倒的；此后又发生了一次，父亲坚决不让母亲再上班，而自己就不得不兼更多的课程，以维持生计。母亲和我说过，父亲在毕业前辞去了教职，我想主要是须集中精力完成毕业论文。我在这一年出生而父亲毕业后一时没找到工作，生活曾陷入极度困境。我觉得他们这时期的境遇有点像鲁迅的《伤逝》中所描写的，但父亲除了为生计疲于奔命外，还要完成自己的学业，比史涓生更加辛苦；而母亲遭受的身心打击也更严重，试想，作为母亲，痛失自己第一个孩子，该是怎样的伤心！何况生活又是那样艰辛。不过他们却没像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产生越来越深的思想隔阂，而是相濡以沫，共同撑过了这段艰辛，其中，好像也得到过唐先生的帮助。

我所以更相信母亲的说法是因为：1.如果父亲家里支持他上大学，给予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以父亲的好学，他一定会全身心投入学习，决不会去多处兼课，往来奔波，生活得那么狼狈；2.母亲有时会说起自己家的亲人和一些家庭情况，父亲却从来没有提及有关他的家庭的片言只字；到宣化任教后，家里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又有寒、暑假，但父亲一直没再回过老家，也没主动写过信；以父亲的为人，如果不是这个家让他寒心至极，他决不会这样的；3.有一次，应该是在南京期间，母亲谈话中连带提起了她在婆家的遭遇，父亲没有反驳，而是默默地走开了，可见母亲说的是实情。

  如果当年家里能让父亲专心读完大学，他的学识和学术成就一定会更高得多，若能读北大当然更好，他后来的生活和际遇应该会有很大不同。

2019年7月5日King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