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二）

纪英楠

办学

大概是03年初，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告诉我，他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原中大附中，他是抗战期间附中搬迁到重庆青木关时在校的)寄给他的百年校庆纪念文集中有一篇李梦莲先生的文章《忆中大实中》，提到我父亲的名字。我清楚地记得，李是父亲的学生，曾在父亲办的中大实中工作过，后来长期失去了联系。得到这个信息非常高兴，立即给南师附中校友会写信，说明我曾在44-45年在南京中大实中就读一年，不知能否算南师附中校友，可否寄给我一本刊有李先生文章的百年校庆文集？很快收到了校友会负责人许祖云先生热情的回信说：“你当然是我们的校友”，并寄来百年校庆文集和校友通讯录。

在通讯录的封二上，有南师附中的沿革图，中大实中与重庆青木关中大附中、贵阳中大实校并列为1940-1946年期间的南师附中。看到父亲的心血终于得到承认，不禁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许先生并要我寄一张父亲的照片，以便放到校史陈列室。

在父亲能做些工作的短暂时间里，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散文写作、历史研究和办学，每件事都做得很出色。这里谈谈办学。

现在想起来，他对办学有着很完整的方案。40年他到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后就兼任师范专修科主任，我不知师专科是原有的还是他创办的，我想很可能是后者。然后创办了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中大实小）和实验中学（中大实中），小学聘请当地著名的教育家林苏女士担任主任，自己兼任中学部主任。

他办学非常重视师资。据我的记忆，当时小学的教师都有中师以上的学历，其中一位葛维文老师是北京师范毕业，教四年级，一位刘思老师是父亲在宣化师范的学生，六年级的级任(班主任)之一的汪涛(汪鸣远)老师更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应该也是滦县师范毕业，但不是父亲的学生，不知他们是怎样相识的。他因受特务陷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遭到拷打和“陪绑”（和被杀害的人一同绑赴刑场，在别人被杀害后，日本人只用刀拍了一下他的脖颈，就押回了监狱），过了几天可能实在问不出什么，就把他放了。但那个特务继续敲诈和威胁他，他就设法把这个败类给“做”了，连夜出逃，到南京投奔了我父亲，父亲把他安排在小学任教，他教得很好，可惜我不在他的班上。连音乐教师郑国慈先生也是师范毕业，她教的歌有些很好听，歌词内容也不错，我现在还记得，虽然有的好像不是儿童歌曲。初中的教师则必须有专科以上的学历，例如我就读的初一，教语文的费致全、生物的阙玉增、地理的金涵芬等老师都是他从中大的师范专修科选拔的优秀毕业生，教得都很好；英语教师先是一位北师大毕业的叶育铭老师，不久离开，父亲经过了解聘请了一位盲人张覃昌先生任教，教得非常精彩，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没有一个人和他捣乱或溜号（班上的学风很好，别的课也没有这类问题，只有日语课差一些），他虽然教我们仅一年，却给我的英语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就构成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虽然已过去了60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高中的教师则都有大学本科的学历，其中有他在滦县师范的学生、后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梦莲先生和徐润波（徐仲涛）先生；很多人是当时南京有名的教师，如教数学的沈廷玉先生，教地理的曹髯公先生等。父亲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因中大实中属于公立学校，工资要按政府规定，比较低，父亲就给他们用两个甚至三个名字，领两三份工资，以保证他们生活得好一些。

父亲办学的明确目标就是培养-品学兼优能负起社会责任的人才，我目前联系的几位实中学生都已80高龄，他们有一个共识：当时实中的学生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就是社会黑暗，一定要自强、自律，充实自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这也是父亲在周会上讲话的主题。对学生的培养是全面的，除了遍请名师保证高质量的学习外，注意磨练学生的坚强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每天早晨学生都要跑步和早操，我记得冬天跑步时天边的残月清晰可见，做完操回家吃早饭时天还没大亮，应该是晨6点到6点半或更早，跑步时唱着父亲作词、音乐老师崔嵚谱曲的歌：“我们的身体要壮，我们的意志要强，我们是社会的柱石，我们是国家的栋梁。责任既重，前途更长，我们要锻炼自己，如铁如钢！闻鸡须起舞，光明正无疆，起来，起来！冲，冲破黑暗，不怕炎热，不怕冰霜！”（句子的顺序可能不完全对，但内容是准确的）。

我记忆中的几件事可以说明他的办学思想：

父亲对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自己也以身作则。实中和实小开办后，他要求男生一律光头，女生齐耳短发，在规定公布前，他先领我去理发店，和他一起剪了光头，母亲和他开玩笑说：反正你也没有多少头发，剪就剪了吧；我却觉得自己剃了光头非常难看，心里生气却敢怒而不敢言。由实验小学毕业时，规定前三名保送升学，六年级两个班，我也在六名保送生之内。这是没有虚假的，因为母亲要求较严，我的小学6年中虽换了三个学校，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三名。但在入学考试的前两天，父亲却想起来要我参加考试，并要我去补办了报名手续。由于没有复习，并且算术的四则应用题学得不太好，我的语文和算术各错了一题，成绩便落到第8名，父亲知道后，虽未责骂我，但很生气，说了我几句，我也觉得非常愧疚，这次失败使我入中学后学习一直不敢懈怠，尤其对数学不敢放松。     父亲的一位好友的弟弟在教务处工作，年轻人热情单纯，假日也到家来，母亲总是热情招待，我喊他S叔，大家相处很好。但因他缺乏社会经验，不知受了谁的蛊惑，竟泄露了入学考试试题。那天，很晚父亲还没回来，母亲不放心，让我去学校看看，我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里找到了他。记得那天停电，屋里点着许多蜡烛，几位老师在埋头苦干，父亲虽然在屋内，却不准我入内，原来是考期临近，父亲正组织几位老师另出考题。事后，父亲按学校的规定开除了S叔，据了解，后来他学了财会，成家立业，但未再与我们联系，可能是不能谅解父亲的作法吧，母亲也一直觉得对不起老友。后来我见到这位父执时提及母亲的歉意，这位老先生说：转告你母亲不要如此，他说，他能理解，而且换了他，也会这样做的，我很感动。

父亲很重视学生的学习，特别是语文、数学、外语，都请了很好的教师，前面说的沈、徐等几位老师解放后都到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任教，当时高二、高三的学生有很多人考上了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国立大学，还有两位当选为院士。当时南京政府（实际是日本人）规定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日语（北京则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周不得少与6节，而我们课表上表面是6节日语、3节英语，实际却只上3节日语、6节英语。教初中日语的郝增老师知道大家不愿学，要求很松，每次上日语课，都不时有人举手要求“出恭”，他总是照准，但一次只能两三个人，厕所在教学楼外，我们每次都借机跑到四面都是垂柳的池塘边玩一会，或者比赛打水漂，或者躺在柳荫下的草地上闲聊，但时间不能太长。到考试时，大家都能及格，但确实没有人作弊，当时大家脑子里好像没有这个概念，就我的记忆，实中校规虽严，但不曾有过因考试作弊而受处分的学生。英语则受到重视，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去检查教学，回家时很高兴，说学生做的练习是把《滕王阁序》中的一段翻译成英语，我听了心里很羡慕，盼望有一天我也能有这样的能力，可惜后来没能达到。高中日语则由上面派来的日本人担任，大概只能按每周6节上了，实际上这个日本教员还应有监视学校的任务，这个日本人叫渡边定则，是个面黄肌瘦的人，沉默寡言，好像对人很和蔼，也不过问除教课以外的事，后来，他被调走，不知是定期轮换还是没尽到监视的责任，因为高中的同学告诉我，渡边在最后一节课上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我是好人，但是日本的坏国民”，然后很快地擦掉，这位同学翻译得可能不太准确，但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痛苦的。继任的人好像叫菊池宽，来后不久，父亲就因为他干扰学校的事务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母亲知道后挺担心，幸而不久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学生中学习、表现好的，父亲都特别喜欢，对他们尽量予以帮助。高中生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们初一班上有一位同学张贻榖（现简化为谷），是孤儿院的孩子，为了保障他的生活学习，父亲决定不仅免去全部学杂费（钱数不多），而且由学校供给他的衣食费用，我还记得学校给他做的棉农很厚而且大了一点，穿着有些臃肿，但没人笑他。可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缘故，他的个子比我们矮小一些，话很少，也不大与人交往，但全班同学对他都很友善。45年实中被解散后，我们都经过国民党政府的“甄审”（考各门文化课和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考这个很可笑，我们都只好花了大量时间去死记硬背，其内容不用说现在，考完之后就已忘得干干净净了）被分到三个“临时中学”，没有再见到张贻谷，不知他能否继续学习，后来的命运更不得而知，想起来很伤感。1945年入学考试第一名的学生叫柯子岚，成绩优异，父亲说很想见见这个学生，可惜没能见到。

除了学习以外，实中其他活动也都开展得很好。每年都举行演讲比赛，要求参赛者自己写稿，对优胜者给予奖励。还在小学部推广普通话，举行过普通话比赛，但我因为生长在北京，是不准参加的。体育竞技水平在南京市的中学里也是名列前茅，实中的足球队是最强的，每逢和外校比赛，我们都去作啦啦队，还有一个队歌：“中大实中，勇猛中大实中，中大实中勇猛真无比！上阵冲锋敌披靡，赢得大家齐欢喜，齐欢喜，齐欢畅，嘿！”。因为实中有较好的运动场，南京的一些文化人也常去打球，有时和师专科或实中的师生比赛篮球，我印象较深的有当时南京有点名气的记者滕树谷和现在已成为著名导演的岑范。实中每个学年都举办一次大型的文艺晚会，好像中学部和小学部分别举行，节目多样，有唱歌、舞蹈、京剧清唱、魔术、话剧、歌舞剧等，组织尽量多的人参加。记得有一次我是在歌舞中扮演一个小商人，头戴有帽结的瓜皮帽，身穿长袍，有两撇小胡子，手持算盘，不时地拨弄。我不喜欢这个角色，但老师说我的脸圆圆的，适合演这个角色，一定要我演。还有一次是作变魔术的助手，找我的原因也很有趣，我们刚到南京时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旅馆住过几天，认识了老板的儿子，他就是这个节目的魔术师。还参加过一个独幕剧《二渔夫》的演出，是普法战争时的故事，两位法国老人相约去钓鱼，正在为入侵的普鲁士军队临近担忧，普军已经到了，要他们带路，两位老人宁死不屈，被侵略军杀害，两人诀别时的情景很感人，可惜我在其中演的是敌兵甲！中学的节目当然比我们的要高明，但我只观看过一次，还是快结束时去的，只记得看到的是女生部演出的《新孔雀东南飞》即现代版的焦仲卿刘兰芝的故事，剧中的男角都是女生扮演的，焦母有一句台词特别可笑，她把儿媳做的面摔到地上说，你做的什么面，又臭又辣！可惜我不知有什么事看了一会就走了，没看到男生们男扮女装是什么样子。当时好像师专科也和在一起，他们演出的节目当然更高级，我看过他们演出的大戏《雷雨》和《回春之曲》，那是我第一次看《雷雨》，很受震撼；而《回春之曲》中的歌梅娘曲（“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觉得很好听，所以记得，后来才知道此剧是田汉的作品。

实中应是创办于40或41年，高、初中同时招生，所以在43或44年有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这一年暑假，父亲派徐仲涛先生送毕业生Y君去后方参加抗战，行前，Y君和徐先生曾在我家商量，父亲不准我在旁，我只在走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屯溪、界首等地名，想是商量行走的路线，徐先生回来后立即向我父亲作了汇报。我们一直不知Y君后来的情况，直到看到李梦莲先生的文章并与当年Y君的一些同学取得联系后，才知道他后来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在中央机关任职，至于他是经过怎样的过程参加革命的，还是本来就是地下党（实中当时有地下党组织，我以前也不知道， 想来父亲也不知道），就不得而知，也不知道去后方的还有没有其他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时到达不了南京，南京陷入一片混乱，实中被汪政府的“中央军校”的一帮学员强占，他们毁坏门窗桌椅、仪器设备，在教室、图书馆随处大小便，撕毁图书或在上面乱写乱画，把学校糟蹋的惨不忍睹。大概十多天后，国民党军队到达，有一天这帮家伙诚惶诚恐地迎来了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结果挨了一顿臭骂，他们很不满，当晚夜深人静之时，学校里响起了一阵抢声，第二天这些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他们去江北投新四军了，不知确否。父亲这才组织人清理了学校，不久向接收人员作了交接，赋闲在家，并很快被逮捕，以“通敌”罪起诉。这事我也一直不解，因为许多和他类似情况的人都平安无事。因为前此父亲已拿不到工资，又无积蓄，所以生活立刻陷入了困境，实中的学生买德申为我们发起了募捐，因为多数学生已经星散，捐款不是太多，但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慰藉；还有一些师生不时来劝慰母亲，帮助做些家务。当时的法律程序我不了解，但我们肯定请不起律师，更没有力量去托人送礼，我记得母亲用了几天时间，流着泪写了为父亲申辩的材料，请人帮助修改后递交到法院，实中的学生也写了证明材料，孙稚如同学还提供了父亲在周会上讲话的全部记录，这些都对父亲最后获得无罪释放起了作用。这一时期社会舆论也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肆逮捕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章士钊先生，母亲给我看过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是用文言写的，我想，这种舆论也有一定的作用。

事情已过去60多年了，我因为当时年纪小，在实中又只读了一年，有不少事情我不知道或看不清，但父亲的办学是认真的、全心投入的，他的办学理念也有很多是可取的，李梦莲先生的《忆中大实中》可以参看，南师附中校刊上还有赵琪同志写的《红纸廊漫忆》和孙稚如同志的《中大实中学习生活点滴》，从当时一个学生的角度进行了回忆，我也很想提供出来，使人对中大实中有更真切的了解。

2008年8月燕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