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都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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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士
自从我们的军队攻克百灵庙以后，在全国人心里已显然造成一个新的观念，他扫除了过去畏葸的态度，我们深切的明白了自己的力量，深切的知道了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将归谁属，这真是画（划）时代的战争啊！近日报纸消息说绥北匪军虽数度反攻，但我军终于扫荡了我们的残余势力，不久也许就会出兵绥东进而收复察北，甚至打进热河省以及长春伪都，痛饮黄龙，也不是什么幻想的事吧？
当绥北战争发动以先，敌兵的目标原系绥东，绥东的要镇，足可控制四方的要算集宁，所以他们打算分两路向西进迫，一路自商都迫陶林，由王英匪部担任；一路由张北迫兴和，由李守信部担任，而最终的目的全在集宁。攻陶林的一路，目标在先取红格尔图，红格尔图在土木耳台东南五十里，土木耳台是内蒙古汉蒙交易的最大市场，北至滂江，南通集宁，为平滂路线中枢。往外蒙必经的要道，位于陶林东北，红格尔图附近是肥沃平原，乏险可守，人民多以种植为生，有天主教堂，故多信奉天主教。今年夏天匪军王道一部首先向此地攻击，结果被打败，王匪个人也在商都被他的主子枪决。十一月中旬的战事在绥东那已是第二次了。红格尔图的驻军是傅作义部董其武旅的四连人，势力很是单薄，王英匪部的大本营在商都城西二十余里的达拉村，有日方的飞机约十架，并由商都用骆驼输去子弹共百余驮，载重汽车尤多，有某籍军官在里边指挥一切。十一月十三日，当地大雪蔽天，某方飞机结队向红格尔图前线侦察，匪部亦全部出动，向红格尔图进袭，但因风大雪厚，飞机在上方迷失道路，未能飞至红格尔图上空，便将炸弹掷下，计每机带炸弹六个，全都抛在匪部自己的阵线中，死人甚多，这也可以说是天不亡我了。次日匪军约一团人携带犀利火器，进攻红格尔图，因为在夏季受了王道一匪部进攻的教训，故在红格尔图附近掘有宽约丈余的壕堑，据当地来人云，匪部进攻时，战沟上全铺着木板，故他们得顺利的通过，及至进到里面，只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老头子，被他们抓来遛马，所有村中住民，大部逃避一空；有的人家中还摆着尚未用完的饭，好像是一听到匪军攻入的消息，就仓促逃走的一般；故而匪军非常欣幸，以为兵不血刃而占有了这块土地就全部开入；正在大事搜刮和找房休息时间，忽从村堡四周跑出埋伏的晋军，一齐包围上来，用机枪和手掷弹向他们猛射，匪军措手不及，什么也顾不得地向外拼命逃走！但当他们走近战沟时，才知木板早已撤了，于是又狼狈地奔回，自相践踏，这一次一团人中据说只跑回去十三个人！我军完全占了胜利，王英和日本顾问正在红格尔图附近一小山头上观战，一看形势不佳，才急急乘汽车跑回达拉村本部，也险些送了性命。
十一月十四的报纸上曾登载着我军攻克达拉村破坏匪巢的消息，这事情原委是如此：匪自败退后，锐气大挫，在不补充以前，已是没有反攻的力量，据说忽然这一天，傅主席给他们打来电报，意思是愿意和平退出红格尔图，但须匪军停止攻击。在大胜之后，忽有这种举动，自然是很可疑的，但那些匪军却全然不理会，王英尤其喜欢得屁滚尿流，就在当晚下令全部休息，自己也和某籍军官置酒高会起来。约在半夜时，我军的敢死队以每十人为一队向匪军进迫，全用手掷弹袭击，匪兵们猝从睡梦中惊醒，东西莫辨，只有糊里糊涂的逃命，这一次死的人的确太多了，王英和某籍军官赖苏美龙匪部的保护，得以向东狼狈逃去，当时大约只有苏美龙部约数百人守住附近的达拉沟，还能稍稍抵抗一下，其余的人恐连全尸而死的都少！匪军的军火一百驮，汽车和大炮四门，全部被我军获得。
王英退入商都城，城里的日本参事官也慌了，把重要文件和财物都装上铁甲汽车，预备向东边的加卜寺逃亡；商都的城门都紧紧闭住，不许出入，把一个塞外孤城造成一片恐惶世界，后来听说我军又自达拉村退出，才只将文件送到加卜寺，人却没有走。
在红格尔图，四周的雪地中到现在还满满的陈列着没人掩埋的匪尸，作为野狗的饲料！
红格尔图本是一个小村，只因在军事策略上不取得此处，便不能进窥土木耳台和陶林，所以才有这两次的战争。村里人既多天主教徒，（在口外，天主教要算最有势力的宗教了）大家都有着“殉身”的勇气，这两次战争，颇得教民们的臂助，就是外国籍的神父，也在里边指挥，毫无退缩之意，可见公理和正义的力量，有时会让人们自动泯除国家的界限的！在另一方面给国军以重大助力的又有绥东五县剿匪司令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这一位能征善战的蒙古老骑士，简直是内蒙人民的偶像，他的年龄已有六十岁左右，很长的胡子在下巴上结成一条细辫，看去真是好玩，他手下全是蒙古骑兵，蒙古人骑马的技术本不是内地人所可比拟的，又加以特别强大的力气和准确的射击，那真是无敌的劲旅，所有口外土匪“柳子”（匪群也）没有不知道“七疙瘩”的，“七疙瘩”就是达密凌苏龙的别号，说他的本名，倒不见得有人晓得呢。他剿匪时不作兴派几十几百兵前去的，往往只派几个人，不怕土匪是几十或几百的一群，他们只把枪斜背在背上，抓上一匹无鞍无鞯的野马，用袍袖子抱了头，飞也似的向匪人驰去，转瞬间我们只能看到一股烟尘而已。当他们走到匪人切近时，总是从旁边一抱，就将已革匪人拖下马来，放在他的马背上，一个人不愁可以抱下三四个的，等他们把人带回时，也不用枪来打死他，只是用手抱紧了腰在背后用生硬的牛皮靴子一踹，这个热病便一命呜呼了！我们听了这种战争，真觉得富有原始人的意味，但就这样，他完全征服了绥东的土匪，无论那一个村堡，只要插上一杆“七疙瘩”的旗帜，土匪是要望风而去的，不管是否真有七疙瘩的兵在里边！
王英部的匪众，本都是临时招募的，除去一部分积年为匪的以外，好些人根本就没受过训练也没有过放枪的经验，故而一到正式战线上，有好些人只是瞪直了眼睛呆看，因为他已竟吓得傻了。战死的人，大部都是此辈。还有一部分由民间征发而来的大车夫，真是冤枉得很！至于那些积匪，却早已散到各处劫掠去了，刻下察北已成土匪世界，行旅断绝，居民迁避一空，加卜寺到张家口的汽车已数十日不通，只有商都的汽车还往来，但也时时有受洗劫的危险！而且日本人在张北县检查得非常严厉！凡言语不对，服装不入眼的人，都是立刻拖下去就地枪决，人心惴惴，达于极点，带钱在一百元以上的，也要无条件没收！
商都县城内本有相当的繁荣，察北粮食，大半以此为集散地，山东山西各省商人在此作交易的很多，大街上栉比的店铺全是粮行，据说从先盛时每年也有三十万元以上的钱汇出。自匪军占此后，几于变成死城，近自战事连次失利，城里更入恐怖状态，王英部匪兵白昼随意向商店勒讹财物，不给则继之以抢，米面食粮一律停止外运，非由驻军收买不可，近来听说每家面铺每日要供应一百斤白面，官价只给七元五角，（市价在十元以上）商人叫苦连天，但也莫可奈何。尤可怕者，自战事发动后，法币一张不见，只有满洲银行的票子在市面流行，商人知道这东西是靠不住的，于是纷纷抬高物价，往往涨上一倍有余。有一个名叫协利生的货店，一天去了一个人拿满洲票子买东西，问他们使不使，他们起初说不使，后来允许打八折，哪知那人正是某国侦探，掏出枪来，就强迫老板上县公署，说他扰乱金融，非枪毙不可，幸而一个科长也是这商店的股东，跪倒地下给那个某国人叩头如捣蒜，总算饶了他。但是虽是如此，却使老百姓更降低了他们的信仰心，无时无刻不盼望中国军队快快到来，好解决他们的痛苦！某国人在那儿宣传得是很利害的，他们甚至敢说飞机已竟炸死了傅主席，可是言之谆谆，听者藐藐，无非更显露他们的虎头蛇尾罢了。况且许多人都偷偷把粮食运到绥东售卖，只要一到那里，他们一点困难也不（不字疑衍）碰不见，有高的价钱，有热烈的同情，即使一个愚昧者，不是也会比较一下到底是谁待他好吗？
察北各地防备的都很疏忽，并没有多少工事，除了热边和多伦一带以外大都是听其自然。我们可知匪军心理一定以为只要战事发动，我军是要不攻自退的，哪知我们已不是五年前的样子了呢。还有察北的粮食和燃料都非常恐惶，尤其是燃料，当地既不出煤，全是由张家口和绥东一带输送，刻下来源告绝，而且年成又歉收，禾杆也没有多少，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里，想来他们是没法支持的，有人说若再过一个月，饿也把他们饿跑了！我们觉得最好冀察当局乘这个机会收复察北，想来胜利是可操左券的！
加卜寺本是内蒙政府的政治中心，但近来因战事发动，德王已回到滂江德王府，军事重心又在商都，于是骤然沉寂下来，只作为军事的后防而已。刻下在那儿汉奸活动得很利害，最著名的一个名王继周的，原系察省涿鹿县人，曾在中学毕业，为人极圆滑而善交际，察北事变后来加卜寺大肆活动，不久就得了日籍顾问上田的信宠，任他为德化市公署的密探，专门调查各种职员的活动以及当地士绅的状况和知识分子的动向。每举发一事，他都可以得“提成”若干，以故数月以来，被他害死的人不知要多少！当地人士既怕他又不敢惹他，只好躲避，他却自以写字画为名向各士绅家中请教，于是加卜寺满街都成了王继周的字画，绅士们既搪不开他，也只有和他结纳之一道，在军事紧张声中，这类的浑蛋，命运当更亨通了罢！
十二月八日晨
（原载1936年12月《文化建设》第3卷第3期。黄恽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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