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之“因”“革”
唐诗之“因”“革”
纪庸
陈寅恪先生把唐代的政教渊源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继承北朝关中本位政策的余绪，而袭取其保守的文化；一是南朝的文士风气遗响所形成的文词之士，通过了进士科的考试而掌握政权，这一派是革新的，尤其多善为诗。⑴这个说法差不多已成定论。在学术史上本来北主保守而南主革新，譬如群经传注，北主马、郑之学，而南方则留下王弼、何晏的玄风。到隋，“政治则南统于北，学术则北统于南”，⑵可以看出学术革新的风气是很难抵御的。据陈氏说：唐初一百五十年，完全是关陇集团的势力，到则天皇后以后，这势力渐被摧毁，中经天宝之乱，益复不振，政权遂转入词臣手中。细想起来，文学思潮，大致亦复如此。这种风气的造成，也许和民族的地域性有关。北地多山苦寒，民性凝重保守；南方则多水而和暖，民性流动飞扬：想来不会大错罢？唐初的文学理论如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叙》：
江左梁宋，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时蠢。唯藻思之美，雅道犹存。履柔顺以成文，蒙大难而能正。原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
魏徵《梁论》
[简文帝]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靡，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
又其《隋书》《文苑传叙》云：⑶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义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调尚轻险，词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令狐德棻《周书》《庾信传赞》云：
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几乎全是反对齐、梁的。当然，这种风气，从隋时就有了，如文帝时李谔上书是众所周知的。但隋年代不长，自然不如唐代的被重视。但理论虽是如此，事实则从帝王以至大臣，都难免受了齐、梁文学的熏染，而作着所谓“艳体”以及“轻薄”的诗歌；如唐太宗及初唐四杰，乃是其最著者。
所以如此，并非是齐、梁诗全是轻险浮艳，实因其革新的空气，不知不觉之间，易为富于感情的诗人所接受之故。试看他们的文学理论：
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张融《问律自序》
夫楚谣、汉风，即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江淹《雅体诗序》见《初学记》《文章》部引）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今世音律谐静，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颜氏家训》《文章篇》）
在这种偏重“革”的理论之下，文学作品自然会走入“新”“奇”一路，《文心雕龙》所谓“争价一句之奇”，“辞必穷力而追新”便是。又如江淹《自序传》说自己“爱奇尚异”。张融“临卒诫子”说：“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诗品》说谢脁“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南齐书》《陆厥传》说他“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奇。”以及前面所印《隋书》《文学传叙》的“梁自大同之后，……争驰新巧”，都可以作为当时作品特色的说明。明杨慎《升庵诗话》有云：“清者，流丽而不浊滞；新者，创见而不陈腐。”可以作“清新”的注脚，也就是六朝文学更具体的说明。杜甫诗：“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作六绝句》）以及评论李白的“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论孟浩然的“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题十二首》）都可以作为继承六朝人诗论的例子。六朝诗所以有这种特色的原因，一是内容方面增加了赋的要素；二是形式上有了音律的自觉。
什么是赋的要素？按照《诗经》六义的说法，赋就是“铺陈其事”，⑷以体物为主；而比、兴则出自诗人的感情，以抒情为主。一是客观，一是主观。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对于这两者的分野，说的最清楚。大致说来，齐、梁以前的建安诗，是以抒情为主的，不大有体物之作；齐、梁以后则不然，《文心雕龙》《明诗》云：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皎然《诗式》：
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
都是说齐、梁的诗有了赋的成分加入了。用事者，将抽象的心情，以具体的事实来表现，显然这也是一种进步。开此风的当推沈约。《颜氏家训》《文章》篇：“沈隐侯（即沈约，卒谥隐）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所谓“易见事”，自指用事易于明白，如《梁书》《王筠传》：“（沈）约于郊居宅造阁斋，筠为草木十咏，书之于壁，皆直写文词，不加篇题。约谓人云：‘此诗指物呈形，无假题署。’”这也许便是易见事的标准，而其方法则主在体物。《诗品》云：“若专用比兴，忠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前者是指摘汉魏诗，后者则评论当时诗，但于此可见齐梁对汉魏的革命就是在于加入了赋的特色。
由于“赋”体的加入，诗的题材因而扩大，一是“咏物诗”，一便是“诗史”。咏物诗是继承晋、宋间的山水诗而起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云：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唯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末。
正是说咏物体的特长。《玉台新咏》所载咏物诗甚多，可以参证。初唐诗人如董思恭、李峤也习染此风，至杜甫而倾向更强。
“诗史”，有两解：1.诗与史，2.以诗为史。这里所说，实指后者。齐、梁之诗，多委曲描摹事实，所以常称诗史，此词屡见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⑸萧子显《南齐书》《王融传》等，虽然命意不似唐人说杜诗那么明显，在那时有这样作诗方法，则无疑义。盖当乱离之世，遭逢不偶的诗人，歌咏身世，仿佛屈子之作《离骚》，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杜甫论庾信云：“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岂不也就因为庾氏在乱离之中，不少愤慨亡国之作吗？
上述两种——咏物、史诗倾向，都以赋的方法为其基础，到唐而大为流行。例如初唐骆宾王的《帝京篇》及阎朝隐的《鹦鹉猫儿诗》、张说的《安乐郡主花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等篇，与其说是诗，毋宁看作短的赋。杜甫的《丽人行》、《哀王孙》、《北征》、《三吏》等，赋的色彩尤浓厚。即后来极端攻击齐、梁诗派力倡复古的韩愈，⑹他的《南山》一诗，能不说是赋体吗？有人批评他“以文为诗”，或说他的诗等于“押韵之文”，更为明白。
什么是声律的自觉？四声之说，起于沈约，人所共知。但我们推想，这事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发现”，而是声音自然的趋势。尤其从两晋以来的西域僧徒，东来译经，以西域及天竺语言原理分析中国的语音，可能是四声发现的前奏。反切及韵书，都起自北方，足以为证。⑺《诗品》云：“齐有王元长者，……尝欲造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脁、沈约扬其波。”也是四声不起于沈约之徵。不过沈氏语音学的天才特高，故其成就最大。不信再看与沈同时的人，好些都曾有过用双声叠韵说话的故事：
《南史》《谢庄传》：“王元谟问：‘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互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其捷速如此。”（按：玄护又作悬弧，河南省地；磝碻今山东省地，皆宋、魏交战要冲。）
梁元帝《金楼子》《掩对》篇：“羊戎好为双声，江夏王（义恭）设斋，使戎铺舒坐法，戎处分曰：‘官教前床可开八尺。’江夏曰：‘开床小狭。’戎复唱曰：‘官家很狭，更广八分。’（皆双声）文帝与戎对曰；‘金沟清泄，铜池漾洩，极佳光景，当得剧基！’”（亦双声）
《北齐书》《魏收传》：“收外兄博陵崔岩尝以双声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笭笼，着孔嘲玎。’其辨捷不拘若是。”（《北史》同）
《洛阳伽蓝记》五，凝圆寺条：“冠军将军郭文远，游憩其中，堂宇园林，匹于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按四字双声）遇家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亦双声）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狞奴慢骂！’（皆双声）元谦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传之。”⑻
也可以说明对音律的自觉，非止沈、谢，乃是当日一般的潮流。只是齐、梁人对音律的使用技巧，渐渐到了纯熟的地步，这无非岁建安诗风表示革命，而达到其求“新”“奇”的目的。所以虽然当时曾有人反对，毕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作品较为优越。《梁书》《庾肩吾传》引《简文帝与湘东王和书》云：“谢脁、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帝固反对声律论者。又如《隋书》《文章传序》虽然不满意齐、梁作品，但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文华者宜于咏歌。”沈约曾说文章三易，其一是易诵读，易诵读不就是宜咏歌吗？
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中国文字的“单音系统”的特质。惟其是单音，故有对偶的可能；而且为了声调的紧接及同音字太多的关系，自然会产生四声变化。这一变化的美化应用，即是骈俪体文字的出现，更进一步，便是诗的平仄。这完全是迎合了听觉的所感而来，郑玄所谓“宫商上下相应”，（《毛诗》《大序》《笺》）陆机所谓“音声之迭代”，（《文赋》）范晔所谓“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宋书》《范晔传》）都是此理。至《文心雕龙》《声律》篇就更加强调的说：“声画妍媸，寄在吟咏”，把文字的美恶条件全寄托在声音上了。
由于声律说的侵淫，唐代诗歌的音乐化益加具体，那便是入乐诗“律体”和“绝句”的兴起，这是一般文学史上都讲到的，则天时代的沈、宋，尤为律体领袖，而且从此“进士”科的词人压倒“明经”科的学者，直到唐末。⑼、⑽至于梁武帝的《江南弄》、沈约的《六忆》等篇，后世有认为就是词的起源者，那就和音乐的关系更深了。
如前所说，初唐文士大都在理论上是反齐梁、反声律的，这本是演梁简文帝、梁元帝及《诗品》的余绪。梁元帝《金楼子》《立言下》云：“夫翠饰羽而体分，象美牙而身丧；蚌怀珠而教剖，兰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以蠹而成疾；并求福而得祸，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可为代表。但理论虽如此，他们作品的本身就是骈俪倾向很浓的，可以说是很好笑的矛盾。再看唐初，除去前举四杰及唐太宗的“艳体”、“轻薄”之外，如李白，本是最反对齐、梁的萎靡诗风，而以复兴《大雅》自任的，他曾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而自许为“蓬莱文章建安骨”，然杜甫却说他的诗体是清新的，诗句是仿效六朝的。例如称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不全是流传人口、众所习知的么？好像李白也并未以为忤呢。李白的诗论，无疑的是受了陈子昂的影响，陈氏对于齐、梁之风，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其与《东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卢藏用为他的文集作序，说他“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可是事实上我们考察受他影响最大的李白，（李氏的《古风》完全袭取陈氏《感遇》）仍然是“长忆谢玄晖”，“一生低首只宣城”的，那末，所谓“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话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言，唐代的诗歌，因袭六朝的“变革”者多，复返于汉、魏者少。即如陈子昂之流的绝对右派，皎然《诗式》也不过许他一个“复多而变少”罢了，到底不能不有些“变”的。对于一个新潮流，不能顽固的忽视，这也是一个例证，犹之关陇集团之不能和江南新进抗衡一般。大率任何一个新潮流的袭来，在初期总会遭到旧势力的反对，文学史也不能例外。沈约的声律论有简文帝、元帝、钟嵘⑾等人反对，而北朝人士，尤抱反感，（唐初反齐、梁，似亦袭此风）⑿但经沈氏及庾信等人的努力，新格律究竟到处风行了。慢慢的由极右极左两派之中，就会产生一种折衷论，如颜之推即是一例。《颜氏家训》《文章篇》云：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 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唐代诗歌，自起初便和理论方面的复古主义背道而驰，形成理论事实打成两橛的现象，（主要也许因为关陇旧人多不喜且不善为诗）于是流风所及，在理论上也就不得不趋于折衷。请看下面所举的话：
皎然《诗式》：“夫五言之道，唯工唯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若据时代，道丧几之矣。沈约诗，诗人不用，此论何也？如谢吏部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畅：‘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王元长诗：‘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亦何减于建安？若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以定优劣，亦请论之：如王筠诗：‘王生临广陌，潘子赴黄河。’庾肩吾诗：‘秦皇观大海，魏帝 逐飘风。’沈约诗：‘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格虽弱，气犹正，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
独孤及《毘陵集》卷十三《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君集序》：“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李、苏，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当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舒越、大羹遗味之叹！历千余岁，至沈詹事（佺期）、宋考功（之问）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寝远，其丽有过于古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也。”
刘昫《旧唐书》《文苑传叙》：“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实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在议论上虽不过于激烈，在骨子里却有点左倾。宋诗之由西昆演成范、陆，明诗之由七子变为公安，都同此理。
足以代表倾向南朝作风的诗人，当然要数杜甫，他的仿效齐、梁，记述乱离，称为“诗史”，已见前述。⒀他个人对于江左流风，也时致倾挹。《偶题》：“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显然菲薄建安而推崇齐、宋。因而他最喜研诵的书便是《文选》，他常说“呼婢取酒壶，课儿诵《文选》”，“精熟《文选》理”一类的话。他所仿摹的人物，则为“熟知二谢能将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即对于一般人嗤为“轻薄为文“的四杰，也颇有好感，而骂那些浅人”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了。
杜氏之特别注意诗律，完全是受沈、谢影响，其目的亦仍是为了达到清新，所谓“新诗改罢自长吟”，“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都提明“新”字。又如“遣辞必中律”，“晚节渐次诗律细”，更是自述甘苦的经验谈。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九杜诗合古意条，详举杜诗脱胎齐、梁之例甚多，读者不妨参照。⒁他对于当代成名的作家，也否以齐、梁的诗人相比拟，尤可看出他对南朝的倾倒。⒂
总之，唐诗的来源，对于齐、梁体，因多革少，是可以确定的。
⑴ 详见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二书。
⑵ 皮锡瑞《经学历史》（《学生国学丛书》周氏注本）及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⑶《旧唐书》《令狐德棻传》称徵修《隋史》，徵传则称孔颖达、许敬宗作，唯叙论皆徵作。
⑷ 朱熹《诗集传》
⑸《谢灵运传》：“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按此文日本僧空海《文镜秘府论》以为应作“并宜举胸怀，作傍经史”，恐非是。此所云殆正指富于纪事而缺于抒情的诗篇，否则诗史对举，于此不辞。若《南齐书》《王融传》：“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则显属对举，言诗与史也。
⑹ 韩愈《荐士》：“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
⑺ 陆法言《切韵》为中国最早韵书，但唐代之前，已有许多因译经而产生的《音义》之书。《开元释教录》：“昔高齐沙门释道慧，为‘一切经音’，依字直反，曾无返顾。”此为玄瑛、慧琳诸书的先声。其年代则比沈约为迟，但我们可以推断外国僧祗是早已会了这个方法。一如后来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入中土，首先学习以拉丁字、罗马字拼中国音，如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等。
⑻ 自宋代始，诗人已知用双声叠韵之字为诗，如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西行诗》：“蘋苹泛沈溪，菰蒲昌清浅。”鲍照《登庐山》：“嘈囋晨鹍思，叫啸夜猿清”等是。宋魏庆《诗人玉屑》引《诗苑类格》举双声叠韵对偶例甚多，此不赘。
⑼ 详见陈寅恪氏二书。关陇集团之旧派颇重明经科，南方新进之士则重进士科，进士科是专讲诗赋的。到进士科的新进分子当权时，把明经科看得不成东西，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且有许多人中了明经又考进士。
⑽ 尤袤《全唐诗话》：“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⑾《诗品》：“不被管弦，又何取声律邪？”又“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⑿《周书》《苏绰传》：“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主毕至，乃令绰作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因其体。”北周文诰皆学《尚书》，极佶屈聱牙之致。
⒀ 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学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⒁ 如《重经昭陵》：“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本于庾信《周宗庙歌》：“终封三尺剑，长卷一戎衣”；《宿江边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本于何逊《如西塞示南府同僚》：“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秦州杂诗：“月明重叶露，云逐渡溪风”，本于阴铿《开善寺》：“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题赵氏隐居》：“伐木丁丁山更幽”，本于王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等，不胜枚举。
⒂ 如张九龄：绮丽玄晖拥。（《八哀》）岑参：谢脁每篇堪讽咏。（《寄岑嘉州》）孟浩然：往往凌鲍谢。（《遣兴》）高适、岑参：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李白、高适：不复见颜鲍。（《远怀》，王抡：新文生沈谢。（《哭王彭州抡》）毕曜：流传江鲍体。《赠毕四曜》）
（原载《国文月刊》1948年11月第73期。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