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大钱新考
咸丰大钱新考
——太平军役时期之通货问题
纪果庵
咸丰一朝，因军事旁午，需费浩繁，加以全国大半，沦于太平天国，政府经济，尤感竭蹶，于是铸造大钱，兼行钞法，以致金融紊乱，民生滋困，实近代经济史上一转捩时期。张絅伯曾为咸丰大钱考，惜侧重古物鉴赏，不足餍治史者之欲，兹编所述，不过就读书所得，随时摘记，谫陋之处，尚望读者教之。
铸大钱之议，道光末已有之，当时以鸦片输入，白银输出甚多，致银价暴涨，钱价低落，各直省钱局，多半停铸，以此铜钱渐感缺乏，加之私铸劣品，充斥市肆，金融颇为扰乱，道光十八年，广西巡抚梁章钜首疏铸大钱，朝旨交户部议奏，以“近来私铸充斥，总由地方官不能严密查拿所致，且当十当百之钱，需铜较少，获利转多，即多其品类，重其工本，彼私铸者亦能肆其巧诈，随在混淆……”（清实录三百十六）未邀准。道光二十八年，大钱之议再起，主之者有顺天府尹汪本铨，御史江翊云，而王庆云之《铸大钱说贴》实为代表；其说略云：
今日之银少矣，非独银少，钱亦少也。国家岁岁铸钱，积至于今日，宜乎山不能藏，海不能纳矣，然使一月停炉，则局支立匮。况厂岗之告疲铜运之不继，其势岌岌，迫不及待，此犹可蹈常袭故而不思变计哉？今欲不添铜不加卯，（万二千八百八十串为一卯）使局钱变少为多，莫若酌提卯铜，配铸本值相当之大钱，为易行而无弊。自银价昂贵，今之制钱，盖本二铸钱一，局中注一串之钱，即糜一串之币，岁常以数十万金，置之无用之地，此何为者！诚使以制钱五文工本，铸当五大钱，以十文工本，铸当十大钱，是一而铸一也。……前此之请铸大钱者，欲以数两之币，当百当千，名实乖违，公私欺罔，利未一而弊已百，今但……一枚工本与一枚价值相当，私铸无利，又不禁自止矣。……
凡大钱用抵制钱，与银搭放则可，径以大钱抵银搭放则不可。盖银价涨落无常，钱质一成不易也。今部库搭放，以制钱一千，准银一两，宜仍其旧，唯先就制钱中配放大钱二成，量配通疾则钱见重，钱见重则存于民者必多，而官无朽贯之虑。……凡搭收，亦以二成为准，不足乃以银，民知官之乐为收也，必争储以待用。……至于通变不倦，鼓舞尽神，则必使上与下公其利，欲公其利，莫若以当五之三百六十文或当十之一百八十文直制钱一千八百，即许准银一两交纳。或曰：今日银价，每两二千，如是则便于民不便于官，然自官计之，当时银一两铸钱一串，又以钱一串抵银一两，名为搭放，实无盈余，今以银一两铸大钱，其直两串，准其搭放，是一两之铸，获二两之用也。即以一千八百搭收，一串之外，尚有八百之余也，何必取盈于二千之数哉！……（石渠余纪卷五）
如王氏之言，大钱之利，唯在减省工本，并非偷减重量，以取盈余，且其搭收之法，亦尚不至病民，惜乎后之大钱，不取于是，以致棼如治丝，民生困顿。道光时，终以国用不甚拮据，故大钱迄未铸造。
咸丰改元，太平军连陷东南要地，铜运不继，（铸钱取于滇铜，经蜀泸州鄂汉口转运河抵京，详见石渠余纪铜政项下）制钱鼓铸为难，而军兴以来，饷需支绌，尤使财政当局，无从措手，咸丰元年二年，屡谕各省督抚严催铜运，（清续文献通考卷二十）而成效甚尠。时何绍基官四川学政，上疏请铸用大钱，以复古救时，并禁止民用铜器，得旨：“所奏不为无见，然小钱大钱，制虽异，名实同，见铸小钱，铜尚不足，何况大钱乎？……至器用多铜，原干例禁，本年曾经降旨，况古制亦非尽善举乎？……此摺着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三年二月，刑部尚书周祖培疏请收民间铜器铸大钱，原疏云：
军兴以来，糜费币金至二千数百万之多，军事一日未竣，币饷一日难省，总应宽为筹备，以期无误要需，窃思钱之为用，正以济银之不足，若钱果能充，则八旗每月之兵饷及各军用项，皆可以钱代银，钱无不足，银自有余，度支可无虞支绌。唯近来铜斤短少，不能增卯多铸，窃闻热河避暑山庄，及北海之琼岛春阴，均有铜房，及圆明园之西洋楼铜盘铜管铜牛铜马之类，因年久失修，损坏无用，倘皆聚积，以资鼓铸，则可易无用为有用，再刑律载军民之家，私蓄铜器，并听赴官呈卖，每斤给银七分，增减随时，若故匿在家不赴官者笞四十，咸丰二年八月，曾经御史条奏户部会同工部核议，以京城市卖铜器较多，酌定五斤以上铜器，无论黄白红铜，均行禁止，是民间私蓄铜器，律应赴官呈卖，其京城大小官员之家，若铜盆铜炉之类，散之则有限，聚之则充裕，凡五斤以上铜器，似应赴局呈缴，且此等铜斤，曾经煎炼，较之滇黔运京生铜，良顽迥别，资以鼓铸，所获必数倍低铜。更可仿照汉唐成法，当十当百当千之大钱，因古制而酌今宜，又在部臣之妥为筹议也。……（中华本清史列传）
疏入，命户部会同内务府查议，先后疏请者，尚有大理寺卿恒春，御史蔡绍洛。时祁隽藻权户部尚书，肃顺亦掌户部事，竟肯其议。（按光绪顺天府志，大泉图录，言大钱之议祁氏力赞成之，清史稿祁氏本传，则言肃顺力言其可用，而祁与之龃龉，未知孰是。）是年五月先铸当十钱一种，文曰“咸丰重宝”，重六钱，与制钱相辅而行。八月，增铸当五十钱一种，重一两八钱。十一月，巡防王大臣请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交户部议，部奏：“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率，以次酌量递减（当五百者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者重一两四钱，铜色黄，文曰‘咸丰重宝’。）期于轻重相权便民利用。”谕：“即照部议，所以当千当五百大钱，均用净铜铸造（制钱中有铅四成），务使磨鑢精工，色泽光润，当百当五十当十当五大钱，亦须配办精良，一律完整，与制钱相辅而行，俾民间咸知宝贵，便于行用，倘制造稍有粗率偷减，这钱法堂侍郎将炉匠人等严行究办，该管监督大使各官一律严参。并着该部通行各直省，均照此次所定分两，一体铸造。……其民间应纳税课钱文等项，均照部议，准以大钱纳。其应交银者，并准其按照制钱两串折银一两之数抵交。……”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兼管钱法堂事务，以为不便，上疏力争，略云：“大钱之铸，意在节省，由汉迄明，行之屡矣，不久即废，未能有经久者，……稽诸往事，莫非如定，钱法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必速，此人事物理之自然，论者谓国家此制，当十则十，当千则千，孰敢有违，不知官能东钱直而不能定物直，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直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腾踊，……大钱钞票（按钞法之行，更早于大钱），皆属权宜之计，全在持之以信，庶可冀数年之利，今大钱轻重程式，甫经颁行，未及数月，忽尽更变，商民惶恐，群疑朝廷为不可信，此非细故也。或虑铜短停铸，故须及时变通，顾变通能欲其通行，不行则亦与不铸等，逆贼一平，不患无铜，若贼不能平，铜不能运，虽尽现有之铜，悉铸当千，恐亦无济，可虑者不仅停铸而已。”疏上，谕：“……大钱之畅行与否，全视在上之信与不信，果能设法预筹为经久之计，不先自坏成法，断无隔阂之理。据该侍郎所奏，作奸犯科，今人甚于古人，足征今日非昔时可比，况经营之巧，今人亦甚于古人，现今大钱初行，即过虑后时，虽为谋国久裕之计，独不计及朝堂聚议，小民更增疑也？但亦老成之见，王等不可先存成见，秉公定议。”有此谕旨，自然王氏之议不行。是时以原铸当五十大钱，犹重一两八钱，而新铸当百，反一两四钱，当五百者只一两六钱，故改当五十钱为一两二钱当十钱为四钱四分，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此王氏所云忽尽更变，商民惶恐者也。
当百以上大钱，虽于三年冬定议，实至次年始铸造，考咸丰东华录：四年二月，“甲午，始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三月：“丁巳，谕内阁，庆惠文瑞奏遵议铸钱立票章程一摺，户工两部，鼓铸钱文，向有旧章，此次准庆惠等捐铜铸钱，原以协济兵饷之不足，所请颁给印信钦定局名，是欲于宝泉宝源两局之外，另立一局，殊属非是，着不准行，……宗人府主事钟岱等，准其差委，毋庸添设监督名目，以符体制。庆惠文瑞务当认真督办，以期有裨实用，不在铺张名目，徒事虚文也。”云云，则铸造大钱，专由庆惠等劝捐铜斤经办，开局而不立名，庆袭封克勒郡王，清史无传，唯皇子世表有之。文瑞传在清史稿二0九，关于铸大钱事云：“先是，文瑞偕克勒郡王庆惠请捐铜铸四项大钱，济兵饷，上从其请，及还京，（瑞曾奉命赴通州防守，）仍与庆惠董其事，设局开炉，上命尚书阿灵阿御史范承典往铸厂查验，文瑞奏劾阿灵阿等擅开炉房，恐有偷漏，上斥其负气任性，降二级调用（时官刑部右侍郎）。”此项钱局既系临时性质，所设职员亦未照宝泉（户部）宝源（工部）二局成例，或中朝恐此事不能持久，预为之备乎？清实录，阿灵阿等查铜斤，系验看成色，疑或有人对文瑞不等满（原文如此，当为“等不满”），加以攻讦，故命查验，以致触瑞之怒也。
自大钱流行后，私铸蜂起，信如王氏所云，光绪顺天府志五十九：“未及一年，盗铸如云而起，通州所辖之张家湾，及长新店（恽按：今作长辛店）左近西山之内并有私炉鼓铸，利之所在，虽治以弃市之罪，趋者若鹜。”咸丰三年即有王立儿私铸大钱一案，已照新定私造官钞章程，罪名过重，转恐承审各官，改移情节，巧为开脱，藐法奸民，转有幸免，拟私铸大钱人犯，首犯匠人，俱发新疆给官兵为奴，至私铸大钱，为数较多，或数不及十千，数不及十千，而铸不止一次者，并照私铸制钱本例办理。其王立儿一案，亦按新律治罪，法轻利重，私铸之风，益不能戢，盖大钱与制钱重量，相去太远，奸民多销毁制钱改铸大钱牟利。又大钱行使，不能照规定价值，所谓“折当”，如今日钞券之有“暗市”也者，即以当十大钱，当日只值制钱二枚，当千大钱，市价不过四五百文（见顺天府志）。故一年之间百货高昂，加以钞法败坏，物价尤受影响。咸丰四年春，户部再行会奏推广大钱办法，王茂荫复抗疏力争：
“臣疏陈大钱利弊，未命谕旨，臣职司钱法，夙夜思维实决难行，当百以上大钱，与原行当五十者无甚分别（原行当五十者一两八钱已见前）。此何以贵？彼何以贱？难以易市物，则难分折，以易制钱，莫与兑换，难二。钱虽准交官项，然准交五成者，已有宝钞官票，大钱何能并搭？难三。此犹其小耳，最大之患，莫如私铸，奸人以铜四两，铸大钱两枚，即抵交官银一两，是病国也。盖现行制钱每千重百廿两，熔之可得六十两（言纯铜也），以铸当十钱可得三十千，设奸人日销制钱，以铸大钱，民间将无制钱可用，是病民也。宝钞官票，其省远过大钱，果能维持尽力，裨益亦非浅鲜，大钱之行，似可已也。……”
奏上，不报，同时因王氏力争官钞办法不妥，宜加改正，遂奉严旨申斥，以为受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寻调兵部。而庆惠等所主持之大钱局开办矣。是时，铜斤奇绌，恭亲王奕訢，定郡王载铨等，请加铸铁钱，亦准其议。五月，成郡王载锐请添局捐铸钱文，以大钱铁钱，纠绕万状，未获准。吾人推测，或捐铜铁钱（向各方劝捐，非自己输捐也），必有渔利可图，不然何以亲王辈唯此是骛？至各省铸造大钱，早奉明令，皆以不便于民，持观望态度，唯陕甘总督王庆云福建巡抚王懿德推行颇力，朝旨严责各省未举办者，命速设立官钱局，开炉加铸。适两江总督怡良，奏军饷紧急，请饬于各省筹拨银四五十万，以救眉急，奉谕：“现在各省亦多办理军务，纷纷请饷，岂能专顾江南？……现在京师兵饷，均以钱抵银支放，添铸各项大钱，开设官钱局，通融接济，福建亦系瘠苦之区，经王懿德查照京师办法，行之颇有成效，江苏情形，虽属紧急，岂尚不如福建？……”言外之意，盖对战区不能推行大钱，颇表不满。又五月甲子谕：“户部奏，各省协济滇黔款项，不能如期解往，请饬该省督抚，设法预筹等语，云贵两省岁需铜铅本银，及应发兵饷，向俱由邻省协拨接济，现因军饷需用浩繁，各省应解滇黔款项，往往请改请缓，即已经起解者，经过用兵省份，亦多截留，不能如期解往，自系实在情形。惟该省兵饷及应办铜铅工本，俱属紧要之款，若因各省拨解稽迟，致误要需，关系匪浅，着……按照户部所奏添铸大钱，设局开捐，并酌减支放各款，细心筹划……各督抚等，务当赶紧筹办，毋得畏难委卸，专待拨款！”滇黔二省为钱铜及铅锡之来源，所称应办铅锡工本，即指采买之本金也。自此后各省纷开钱局，鼓铸大钱铁钱，兹将各省铸造大钱种类，摘要录后，以资参证：
直隶保直局当十，当五十，当百三种，又咸丰七年起将保定旧设铜炉四座改作铁炉，又续添廿一座，专铸当十当一铜钱。福建宝福局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各种，咸丰三年题准铸造。山西宝陕局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各种，咸丰四年题准铸造。按：闽陕二省，推行大钱最力，故所铸较多而备。*江西宝昌局，当十当五十两种，咸丰四年题准铸造。*河南宝河局（新设）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各种，咸丰四年题准，并铸铁钱。热河宝德局，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四种，咸丰四年奏准，在热河设宝德局，专铸大钱。后又增炉二座专铸当五当一铁钱。直隶宝蓟局（在马兰镇）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咸丰四年题准，并铸当十当一铁钱。山西宝晋局当十一种，咸丰四年题准，又于平定州设立宝泉分局，专注铁钱，因铁之来源，全恃晋省故也。云南宝云局当十当五十两种，咸丰四年题准。云南宝东局，系东川府分局，只当十一种。（乾隆六年，以滇铜运京不便），命在东川开局鼓铸，谓之宝泉局）湖北宝武局，当十当五十当百三种，咸丰四年题准。广西宝贵局，当十当五十两种，咸丰四年题准。浙江宝浙局，当十当四十当五十当百等数种，题准年月未详。山东宝济局，当十当五十当百三种，题准年月未详。江苏宝苏局，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百多种，题准年月未详，按大钱图录：“江苏省设局最多，有筹防筹济淮安敦信诸局”，故品类繁多。甘肃宝巩局，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多种，咸丰五年正月题准。迪化宝迪局当八当十两种。咸丰五年正月，因新疆躐获铜矿，特准设宝迪局。其铸大钱，未见题准明文，或外省以意铸造也。伊犁宝伊局，当四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多种，题准年月未详。阿克苏局，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四种，题准年月不详。叶尔羌局，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四种，题准年月不详。库车局，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四种，题准年月不详。克什克尔局，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四种，题准年月不详。（依张絅伯大钱考及会典事例。有*者当年即停铸）。
由上可见大钱之铸，颇为普通，唯当五百及当千大钱，甫铸即壅塞不行，甚至市上悉成此种大钱世界，制钱匿而不见，（详后吴廷栋陛见恭纪）。盖按之《葛来辛法则》Gresham’s Law，凡劣币之流行，必取优币而代之也。四年七月，当五百当千大钱竟罢，计流行不及五月，当百以下大钱，则照常通行，市肆折当及私铸之风，较前尤厉，甚至商贾裹足，粮食恐慌，影响良巨。会典，东华录实录均载停铸及严禁折当行使谕旨云：“前据户部奏，请停铸当千，当五百大钱，并庆惠等奏请停办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均经降旨允行，原以折当稍重，恐于民间日用，不无妨碍，是以斟酌时宜，准其停铸，至当百一下大钱，子母相权，整散互易，通行远近，尤为便民，乃据户部奏称，访闻近日当百大钱又有奸商折算等弊，请饬严禁等语，钱法损益，朝廷自有权衡，如果于民生邵有不便，不难随时变通，若法本尽善，而廛市小民妄肆阻挠，任意折算，实属目无法纪，此风断不二可长！著户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出示严禁，嗣后商民行使当百以下大钱，倘敢不遵钱面数目字样，妄行折减使用，甚至造言煽诱，抗不收使，以致愚民相率猜疑，即行拿交刑部，从重治罪，此等奸商，阻挠钱法，必应从严加等惩治，著刑部迅速定拟罪名具奏，至私铸大钱人犯，业经刑部奏定加重罪名，此后私铸当百以下大钱者，并着刑部再行严拟罪名具奏，仍着步军统领等衙门认真查拿，交部按律治罪，总之法在必行，断不能任令市侩把持，妄冀变更成法也。”按是时私铸大钱之刑，已由发往新疆加为斩监候，自此谕后，径改为“正法”。（见七月丁未实录及会典事例）而商人阻挠钱法，造言煽惑抗不收使为首者亦加重至杖八十，徒二年，枷号两月。虽然，犹不足以维持行使，观当时谕御史伍辅祥奏云：“御史伍辅祥奏钱法新定章程，请饬速为晓谕，以期疏通一摺，京师粮食最关紧要，据该御史奏称，近因京外各处贩卖粮食来京者，不肯使用大钱，致外来粮食日少，粮店纷纷歇业，至银市以钱买银，大钱制钱，价值悬殊，且天津通州等处，私铸甚多，潜运入京，以致大钱愈贱，各等语，前经叠降谕旨，停铸当千当五百大钱，其当百以下大钱，饬令通行，已由户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出示晓谕，京城内外，现已遵行收使，唯京外顺天直隶所属地方，尚未能一律周知，乡民贩卖粮食来京者，恐仍不免疑虑，以致京师粮店，不能以大钱收买，粮价日昂，于钱法仍有窒碍，著贾桢、李钧、桂良饬令所属将前奉谕旨，于城乡等处遍行晓示，并谕以现铸当百当五十当十当五各项大钱于便民裕国之计，实属权衡至当，行之永久，绝无变更，俾小民知当百以下大钱，可以永远存储，自必争相宝用，远近通行（下略）”。可知当日京城，必有一番粮食恐慌，且证明当百以下大钱，民间迄不通行，七月甲子谕军机大臣等云：“阿彦远奏，请严饬地方查拿私铸一摺，据称当百等大钱，现在行使尚未流通，半系奸商阻挠，亦因私铸过多之故。近日副都统都尔通阿，在霸州盘获贩卖大钱人犯二起，所带当百大钱至七八十吊之多，该副都统阿彦远营内，盘获形迹可疑人犯刘得仁携带大钱卅余吊，供认贩卖，并供出私铸四起，均属新城县地方，……请饬认真查拿等语，私铸当百以下大钱人犯罪名业经刑部从重定议，并谕令步军统领等衙门严行拿办，至近畿一带，于新定罪名，或未深悉，愚民无知，难免仍前盗铸，著贾桢、李钧、桂良，饬令所属地方官将新定私铸大钱罪名，于城乡等处迅速遍行出示晓谕，并认真设法严密查拿。……以重钱法，而裕民用……。”又丁卯谕内阁：“庆惠奏，遵查钱局捐铸情形，并请饬严查冒充委员等弊一摺，现在通州一带，私铸甚多，难保无匪徒假充委员，商人将官铜私售鼓铸等事，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查，如有假冒委员，招摇撞骗情事查明并无札委者，著即拿交刑部从严惩办，毋稍疏纵。”又庚戌谕：“有人奏，通州河西务一带，奸民聚众私铸，竟敢于白昼闹市之中，公然设炉制造。地方官畏其人众，不敢查问，请饬严密访拿等语，通州等处地方，密迩京畿，……亟应赶紧查拿，以杜奸萌……”。私铸私贩又一至于此，人民苦痛，可想而知。私贩者，想亦归于私铸，盖一钱可变数钱，利薮所在，宜其愍不畏死。大钱既难于通行，乃有用于搭发兵饷之令，会典事例：“咸丰四年奏准，搭放之款，京外皆以兵饷为大宗，各直省将军都统，俟该省各项大钱铸有成数，无论督抚提镇各标，发给兵饷，均酌量搭配支放。又奏准，江西兵饷搭放二成大钱，以银一两，给钱二千，以钱一千，或给当十大钱百枚，或给当五十大钱廿枚，随时酌办。又奏称：河南宝河局，铸出当十当五十当百大钱，随时解交藩库，存拨兵饷。又奏准：直隶旗营各饷自四年春季起，给发半银半钞。（后改半钞中搭发二成铁钱，故钞只三成也。）”至咸丰五年，因当百以下大钱，推行总乏成效，乃一变而多铸铁钱，先是，庆惠等以当百以下大钱壅滞，已奉令在大钱局加铸制钱，当百当五十大钱之鼓铸，已各只占二成，其余六成，全系当十当五及制钱，（见四年八月实录，系由户部奏准，理由为大钱太多，搭配制钱，制钱已感不敷。制钱之少，当是由于奸民毁铸大钱，并非全由大钱太多也。）至是，又开铁钱厂四，当五十当百两种大钱，殆从此不再鼓铸。唯此项当十当五钱，民间亦不欢迎，加之商家兑换，多不搭配制钱，蠹吏劣役，往往向民间强征制钱，至缴官时，以大钱易之，倘民以大钱缴纳税收，则百般挑剔，缘是铁大钱不久而废。七年一月谕：“京师鼓铸大钱，铜铁并重，近以私钱过多，人怀疑畏，银市奸商，并敢将大钱与制钱，各定价值，任意轩轾，兵饷民食攸关，自应亟筹整顿，着照惠亲王所请，嗣后顺天直隶山东山西各省征收地丁钱粮凡零星小户及银钞尾零完纳钱文者，俱准呈交铜铁当十大钱，并铅铁制钱，如官吏书差，勒索挑剔，不肯收纳，准该民人控告究办，其余较远省份，以次递推。……其民间买卖交易，倘敢听信奸商把持，任意阻挠，初犯者枷号示众，再犯者，发极边烟瘴充军，遇赦不赦！其有故意刁难致大钱买物之价昂于制钱者，亦即照阻挠律治罪……。”（据清续通考，实录与此稍有出入。）又谕：“御史伦惠奏……据称地方官于民间交纳钱粮，不收大钱，故近京百里外，大钱不能行使，延庆州等处差役，以买草豆煤炭为名，按户勒派，且勒令折价交纳，至当五当十大钱，保安州行使已久，唯州署人役，每将票向铺户勒取制钱，运至张家口发卖，以致民间疑议等语，大钱与制钱相辅而行，地方官于民间交纳钱粮，自应恪遵前旨按成掺搭，至胥役藉端科派，并勒索制钱贩卖渔利，尤属大干功令，……着并严参惩处，毋稍姑息。”又吴廷栋陛见恭纪载顺天府废止铁大钱事尤详，具见后引。
夫金融问题，绝非以强制力量，可得解决，人民之使用某种钱币与否，胥视利害而定。私铸搭配诸事，一日无法禁止，钱法即一日不能整顿。况大钱日增其铸，制钱日少其铸，甚至毁其铸，纵无私铸之人，币值亦必下落，此盖不啻变相之通货膨胀，金融状况，每况益下，讵不宜哉！清廷以铜铁大钱之不行，由于直省不能疏通，因迁怒督抚，爰谕令直隶省本年钱粮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铜铁大钱三成搭放，原谕略云：（见咸丰七年一月实录）
前因御史保恒奏，请疏通大钱，并联顺奏，请定交纳章程暨转运粮石，先后谕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妥速议奏，本日据载垣等会议其奏，京师行用铜铁大钱总由直隶省未能设法疏通，以致情形壅滞，自应亟筹变通，着照所议，顺天直隶各属钱粮，即自本年上忙（此字有疑）为始，着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按成搭交，其零星小户应交钱粮，不足宝钞之数者，准以大钱折交，所交宝钞大钱数目，按照规定章程办理，一切用项亦照成数搭放……朕闻直隶州县征收钱粮，或勒掯实银，私换钞票，种种舞弊，该上司不能严加参劾，均堪痛恨，嗣后如敢仍前疲玩，不收宝钞大钱，勒令交银，……定将该州县照枉法例从重治罪，如该上司徇隐不参，着户部奏请严加议处。……其私铸大钱罪名，前经从重定议，而愚民无知，仍多藐玩，自应尽法惩治，……即照所议，无分首从，均于讯明后，就地正法，以儆刁风，……至捐铜局搭收大钱，前经户部议定章程，每银一两，搭收大钱六百文，其崇文门左右翼税银，应如何分成搭收当十大钱之处，著该监督等，迅速酌核具奏，官民钱铺，如有囤积制钱，收买私铸者，着……一体查拿严办，似此详加整顿，大钱既可疏通，即粮价自然平减，所有乡间米石，仍着该府尹等，饬令各属晓谕，务使照常贩运，公平籴粜，以济民食。
大钱推行，顺直一关，迄未打通，而私铸私贩，又均在顺直辖境，触朝廷之怒，有由来矣。直人处积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适新署山东藩司吴廷栋引见，直省当局力俯请代而奏，吴氏于七年二月廿一廿二日两次陛见，详陈利害，剀切尽情，帝意始动。三月，新直督谭廷襄引见，又奏大钱病民害国，奉旨与王大臣议，得罢前命，改为“自本年下忙起，直隶征收钱粮，悉改为银七票三，其大钱三成，即纳在钞票三成之内，交票交钱悉听其便。”且准“于各府设立钞局，准以钞票与大钱互相易换，再以大钱分发各行店，按二八搭配行使。……以为补救。”而铁钱之铸造，因吴氏陈说顺天罢铁大钱之经过，加以当时已存有铁当十钱五百余万吊，遂停铸焉。吴氏理学名臣，此奏造福民生不少，兹撮录吴氏陛见恭纪一文，以存史迹，其论大钱之害，切中肯綮，尤足补本文之不备云。
丙辰（咸丰六年）……仲冬，蒙恩升授山东藩司，时农部以大钱壅滞不行，归咎直省不肯疏通行使，奉谕旨饬下直督自明岁上忙为始，兼收三成大钱三成钞票，完纳钱粮，合省皆知势不能行，诸多窒碍，因谕旨严切，有如不奉行，私收实银，以枉法赃论之语，督臣不敢上陈，惧于阻挠之罪，合省人心惶惶，迄无补救善策，廷栋于丁巳（七年）仲春陛见，直督因奉部文疏通大钱之条陈，于现行大钱二成奏明推广行使三成，临歧歧（恽按:原文如此）谆嘱廷栋面奏情形，廷栋至京，二十一日进见，上问赈务及河决情形（时河决大名，吴奉派查赈）……二十二日再进见，上即问直隶能否行使大钱，对曰：直隶市肆，前曾出示行使大钱二成，今春复推广行使三成，小民谨奉公令，原属行使，其实市中买卖价值百文之物，因行使大钱二成，即索价百二十文，今行使大钱三成，即索价加三成，暗中折算，除去三成大钱不计，臣不敢一言欺饰，窃谓此虽名为行使，实不得谓为流通。国家立法，必先便于民方可行，必先信于民方能行，现奉谕旨直隶自今岁上忙为始，钱粮即收三成大钱，三成钞票，是十成实银，已递减去六成，在百姓似宜欢欣鼓舞，急于奉行，乃返（恽按：反？）怀疑观望，隐生顾虑者，必有所不便不信也。直隶计三百余万钱粮，若收三成大钱以京钱四串抵银一两计，收二百余万串大钱，民间安能骤得如许大钱，将来私铸必由此充斥，恐诛之不可胜诛，如不收私铸，则可指为阻挠，或折收制钱，又干枉法奸，民得以挟制其上矣。傥（疑为倘？）谓既收大钱，如部文所言，京中必有商贩，自然疏通，将大钱由京运直，窃谓商贩所图者利耳，今以十文制钱买一当十大钱，运至直省，仍买十文制钱，初无利息，空增运费川资，谓自多兴贩，必无是理，设有兴贩，定是私铸，而影射官钱，其弊何可胜言，至各属所收大钱，运交藩库，其运费又将何出？臣驻开州，以一州而论，应收钱粮将及八万，以三成大钱而计，合二万四千两，以四串京钱抵银一两，合九万六千串，每车运大钱六百串，计车百六十辆，至省十一站，每车四串一站，计一车四十四串，共需七千串有零，此费取之民则为浮收，出自官必无力赔垫，况由藩库支放，又需车费，此亦窒碍难行之一端矣。官民之情如此，上忙钱粮，恐难照常输将。直隶乃畿辅重地，畿辅安静，足以拱卫京师，前此所收钱七票三，支放则银票各半，藩库多此二成实银，方足以供周转，即去岁大赈，及今春展赈，计用实银十九万有零，皆赖此二成实银拨发，否则岂能钞票大钱分给灾民乎？今年黄河决口未塞，直隶水灾必重，若议赈恤，费将何出？督抚大臣，受恩深重，当此经费支绌之时，如大钱可以疏通，岂肯不尽心筹划，臣非谓大钱必不可行，似宜大钱为母，以制钱为子，必子母相权，而子多于母，方可渐次通行，尤必禁令尽一，不致朝更暮改，庶足取信于民。上始而静听，继则连声相应曰：据此无论官运商运，仍是不行。对曰：若能行，自然流通，不待贩运，事实是如此，臣不敢一言欺饰，各处行使大钱，城内行使，城外即不能行使，如何得流通？今市中但见大钱，不见制钱，小民实是不便，穷民日用零星之物，仅值数文，即物价亦必有奇零，市上只有当十大钱，并无当一制钱，岂非不便，今百物腾踊，实由于此，盖官以一钱为当十，民以当十为一钱，欲救此弊，只有添铸铁制钱，停铸大钱，以平其势。国家用钞票大钱，原为每月搭放兵饷起见，惟多搭几成制钱放散，则多一成制钱，自能平一成物价，今户工两部不肯多铸制钱，臣曾访问其故，据云工本太费，须两文铸钱一文，似是物料工价底本太贵，臣在直隶见宝直局所铸铁制钱，虽无大盈余，不致如是之费。国家钱法，惟无余利，则私铸不禁而自息，其利权可操之自上，今市上不见制钱，非是无制钱，乃是市侩居奇，银一两，换大钱八串，换制钱四串，朝廷多方疏通大钱，立一法即增一弊，皆为市商所假借，以遂其操纵伸缩之计，愈欲重大钱，而大钱愈轻，实由科条太多，朝更夕改，民无适从之故。国家先不自信，何能取信于民，前闻顺天府出示，不准挑剔大钱，奸徒因故持破烂大钱买物，有不收者，即勾通差役，以阻挠大钱向其讹诈，顺天府查知前示生弊，又出示准挑剔破烂大钱不用，遂有借挑剔而不收大钱者，民间遂讹传不行使铁大钱，而铁大钱竟废而不用，此禁令不一之一端也。现在市上并不见有当十铁大钱，则民间不用可知，乃户工二部犹日铸铁大钱何也？国家设法疏通，报捐则收铁大钱二成，今放平粜，又全收铁大钱，将来大钱尽归于官，只有搭放兵饷一途，兵持铁大钱无处使用，贫平小贸，所得铁大钱亦成弃物，是兵民交困矣。且御史条陈，各持一说，固有目击时艰，为民生起见者，恐或因皇上意在疏通大钱，揣摩迎合，附和进言，议论纷然，徒足惑人听闻，亦所不免。若因之多立章程，流弊愈甚，即如银票钞票本系一例颁行，乃无端欲分轻重，欲废银票而专用钞票，又准以银票而换钞票，无怪银票日轻也。问曰：直省物价，已腾贵否？对曰：收三成大钱之誊黄初张，物价实已渐长，直省钱粮旧章，似未可轻改，或于三成银票内，有愿交大钱者，当听其便，其零星小户，银不成两者，亦听交大钱，似不宜限定成数，致有窒碍，今岁上忙钱粮，若不早定划一章程，必多观望。臣窃谓三成大钱章程，未免操之太急，人见谕旨严切，惧干阻挠之罪，势既难行，必至阳奉阴违，诸弊丛生，皇上问及臣，臣实不敢一字欺蒙。上颔之。臣廷栋退出，嗣至朝房见大农翁协揆，问及大钱可否流通，谨以所对称，大农亦以为然。先是户局日铸大钱八成，制钱二成，即因是易为制钱八成，大钱二成。继见少农沈公兆霖，时管理钱法堂，廷栋亦进言如前，少农称快，嘱廷栋具摺上陈，廷栋以现为山东官，皇上问及，故不敢不直陈，究不敢出位具摺陈直隶事，少农复亲至寓，谆切言之，廷栋谨谢，谓可俟新任直督谭公廷襄奏止之。廷栋复谒枢庭穆公荫，敬述奏对之言，穆公亦击节，谓胸中郁气，今为一畅。廷栋因问曰：公既以栋言为然，当日与农部会议时，何不阻止。公曰：诸邸力持此议，余力不能禁耳。廷栋至东省后，即以所奏对寄书直省钱方伯忻和，方伯亦深称之，谓制军将莅任，可以奏明挽回。后谭制军陛见，与诸邸会议，遂得停止收三成大钱之议，而民心始靖。
（下略）
翁心存原不赞成大钱钞法，曾以疏言钞法之弊遭斥责，时在兼顺天府尹任内。咸丰七年，翁已由吏部尚书调户部，虽不满朝廷强征大钱之举，以帝意坚决，王公力持，无能抗议。及谭廷襄陛见，乃藉与诸邸会议之机，收回成命。唯三成搭收，既改钞钱随意，大钱推行，等于全盘失败，日常使用，搭收三成之法，亦不能到处遵行。清史稿食货志云：“……大钱当千当五百，以折当过重，最先废，当百当五十，继废，铁钱以私票梗之而亦废，乃专行当十钱，盗铸丛起，死罪日报而不为止，局钱亦渐恶，杂私铸中不复辨，奸商因之折减挑剔，任意低昂。商贩患得大钱皆裹足，三成搭收，徒张文告，屡禁罔效，法弊而挠法者多，固未有济也！当十钱行独久，然一钱当制钱二，出国门即不通行。……”查当十钱之行使，直至清末犹然，不过折当计算之法，各处殊异，及民初铜元流行，制钱尽废，始无所谓“当十”之名。初，对商民使用当十钱折当者犹有刑罚（七年），谕，不肯行使当十铜钱，初犯枷号一个月；再犯充军。）后则习为固然，一切听之。然初期之当十铜钱，朝命与制钱搭配之法为八比二，（八成当十，二成制钱，见七年上谕。）及同治以后，每制钱四百文，仅用当十一枚，每串制钱，最多不过四枚，（当十钱重量亦通减至二钱六分。）且一枚之用，抵实数仅二三文，于整个金融，影响甚小，故得通行久远也。光绪中，机器制造之铜元银元流行，于是中国货币又一变。
钞法之行与大钱有互为影响者，以篇幅所限，容再述及。总之咸丰一朝，军事影响政治者过大，经济枯窘，罗掘俱穷，平民既困于干戈，又制于钱钞，其呻吟展转，恐有不减于今日者。且中国向来只有货币，而无币制，国家承平，不难无事，一遇军兴，无术肆应，于是计臣谋士，万法毕张，朝廷无所措手，一着既输，满盘尽错，斯又中国政治无计划无方案之最大贻患也。
三十一年四月，于南京
（原载《真知学报》第4期。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