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什么要说谎？
历史为什么要说谎？
纪庸
一
我们要了解过去，以便作现代和将来行动的参考，或者为了明白现在许多事态之由来，就必需历史。历史可以说是过去事实因果的总体，因是起因，果是最后的结局，结局总是由许多起因造成的。但人类的寿命不过数十年，要想在我们的一生中，把一件事实的因果，观察周到，了解清楚，也许不大可能，因为一件史实，其因果段落，常常会在一百年以上，乃至几百年。然而，我们却有时不能完全迷信历史的纪载，历史好比古董店，有真货色，也有假货色，真货色可以帮我们了解过去，假货色就会欺骗我们，因为他是说谎的。所以我们在读历史之前，必须先知道他的可靠性；假设我们是写历史的，那就更加重要，我们千万莫把假货色当作真的加以渲染，或是根据了假东西推断那个时代的史实，这样，不但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读者大众。
把过去历史，加以分别，真的假的，弄出一个标准，史学专家称之为“鉴别史料”。中国旧日史学家很喜欢把自己的文化拉长，一说就是五千年的古国，四千年文明，他们所根据的便是过去那些史书的纪载，而忘记了史书中常常说假话来骗人。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真多，而且中国人著作态度是不科学的，“史书”固然是历史，表面上不是史书的，也包含了不少历史材料，——譬如文集里面的传记；经书里所讲的古代制度，文告，和零乱的纪事；诸子百家里面的古代思想，乃至所述说的古代史实——于是，历史的材料，东也是，西也是，好像一堆旧货摊，乱七八糟。怎样把这些史料整理出一个头绪，分清那个可用，那个不可用，得有很大的耐心和学问。根据了整理好的材料写历史，自然不会上古人的当。书本上的史料，还不能算史料的全部，而且不能算第一等，因为有许多是经过后人传述的，并不是当时的真实纪录，故又称为间接史料。最好的史料是什么呢？以古代而论，当然要算当时的实物。要研究古人的衣食住行，顶好能够看到那时的布帛、食器、饮器、宫室、车辆、马具……，那才是逼真而不可否认的。去年的《中学生》杂志封面上，印着古器物的照片，便等于把古代史料展览一部分给我们看。这些古物，有许多是要从古代的废墟上发掘的，例如现在的河南安阳，是商代建都的故地，在这儿就发掘出来三千多年以前的甲骨文和其他许多器物，乃至宫室城市的遗址，使我们对商代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如周代以致春秋、战国、秦、汉，常用的铜器，出土的也很多，或是因殉葬而埋在地下，或是因地层有变迁而沉沦，铜器多半是贵族家的纪念品，常常刻了许多字，叙述造这件纪念品的原由，于是我们就藉此摸索到那时候的真正历史。自然，像甲骨和铜器上面所刻的字，全是比较原始的，必须通文字学的史学家才能辨认，可是一经讲明，就是初学也会感到无上兴趣的。至于汉以后的古物，保存到现代的更多。不但中国本身有，外国也会有，即如日本的“正仓院”，就保存了极多的唐代古物，因为日本人是最倾心于唐代文化的。可是这里也就出了麻烦，古代的书，有真有假，古物也有真有假，假古物骗我们，比假的古书还讨厌，我们碰到这些说谎的家伙，就倒霉了。因此，鉴别古物也是专门的学问，或者比鉴别古书更要难些呢。（作假古董，大部是为了骗钱，不像作假书动机之复杂。）既是这些史料常常会有靠不住的地方，我们必然要生疑问，为什么古人在历史里要说谎骗人呢？现在就有试答这个问题。
二
历史说谎的第一个原因，是政治的，也就是为了野心家要欺骗民众。
我们先说近的。袁世凯在民国元年以阴险的手段取得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本该心满意足了，可是他本是前清的“奴才”，自光绪末年，一直握着北洋的兵权，炙手可热。他出卖了康有为的维新政党，换得直隶总督，又出卖了溥仪和隆裕太后，换得了大总统，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孙中山先生为了减少革命的摩擦，情愿出让了总统位置，以敷衍这个老军阀，可算得革命家的风度。但当蔡元培先生等到北京去迎他南下就职，（那时建都在南京）他就暗示部下的第三镇（即师）兵队叛变，（曹锟领导）藉口北方治安有问题，不肯离开他的封建地盘，强迫南京方面把都城改到北京。二三年之后，他又犯了皇帝瘾，命他的部下发起筹安会，主张中国不要共和政体，仍改君主。并且买通了美国顾问甘德诺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帮着在国际方面呼吁，于是各地军阀，全上了“劝进表”，各省公民代表也纷纷签名拥护。然而军阀的条件是扩充兵额增加军饷，公民代表的条件是花花绿绿的钞票（据说一个代表五千至一万元）。亏了云南蔡松坡起义，打破他的迷梦，使他愤愤而死，从此那些丑史，全部暴露。试想，假定袁世凯的大皇帝居然做成了功，我们到如今也许还是洪宪若干年，或者老袁死了，他的大太子袁克定已经继立登基，近三十年的历史将是怎样的写法呢？公民代表就真成了“民意”，筹安会的六君子也将成为“开国元勋”。美国Goodnow的大作，势将成为了不起的真理和文献，朱尔典当然更代表了最友好的“友邦”。读历史的人，眼目被现实一蒙蔽，只有随着别人走，绝不敢说出第二句话。据说那时袁氏所看的报纸，全是另外印的，上面载满了各方的拥护电文，劝进表章，直到部下众叛亲离，他才晓得是受了骗。如此说来，他之伪造民意，固然制造假历史以骗人民（尤其是后世人民），可是也大大的麻醉了自己，这个报应是该受的。
中国向来有一句成语：“胜者王侯败者寇”，文言就说“成王败寇”。这足可以代表民众对历史的看法，他们明明知道王侯其实与贼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可是现实的权威压制了他们，使他们不敢妄有议论，因之许多失败了的英雄，在民间常常流传着很多传说，例如陈友谅、张士诚之于朱元璋，楚霸王项羽之于刘邦，全是这样。老实说，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除去真正代表农民的痛苦而起的以外，都是些政棍、流氓、地痞，他们想藉了时机，强奸民意，达成自己的富贵欲望。即使真能代表农民的革命者，——像陈涉，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到有了政治地盘以后，也都变了质，成为帝王梦患者。回首二千年，真觉不胜为我们的民族伤心，尤其是，历史几乎都经过这些野心家之手而加以捏造改编，使之完全看不见本来面目，我们就长期的被他欺哄。
袁世凯因为失败，故透露了真相，如果成功，假的就变作真的。我们再看明成祖的故事，就是很好的对比。明成祖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封在燕，（即河北）元璋死后，因为长子已故，就由长孙继立，史称建文皇帝。燕王是颇觊觎帝位的，招兵买马，很想叛变，建文是比较忠厚的，本很尊敬他叔父，可是这些事实也难免深深刺激了他，便有大臣建议削弱藩王的土地，燕王竟藉此把事态表面化了，举兵南下，建文的军队不能阻住，他便长驱而入南京，建文自杀，他“篡”了侄儿的帝位。这是事实。但根据成王败寇的公例，大臣们只有向他山呼万岁，承认他是一统天子，（也有少数反抗的）他当然不愿意听篡位之名，便造了谣言，说他本是大太子，皇帝是被建文抢去的，又说建文不顾骨肉之情，想杀害亲属，当朱元璋死时，不许他南来奔丧，诸如此类，编造不少事实，令“文学侍从之臣”，一笔一笔记在他的“实录”里，实录乃是“国定”的皇帝传记，以后作史的，只有根据了这些纪载说。现代的人，因为发现了许多新史料，对比之下，看出漏洞，才逐渐明白其真相为如何。这岂不是受了他五百年的欺骗吗？类似这样的事，如唐太宗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元吉，还振振有词的说哥哥要害他，他是出于自卫，（请看宋云彬先生的《玄武门之变》）曹操的儿子曹丕，消灭东汉政权，取消了汉献帝，还硬要说献帝自动把帝位让给他，群臣更是三番五次的劝进，这和袁世凯有什么分别？看了《三国志魏志》里的话，（一般人观念里，都以刘备为继汉的正统，那是另一种说法，南宋以后才大流行，以前，史书全是以魏为“正统”的）真不免使人笑出来，可是，这明明是历史，而且是二十四史里的“正史”呢！
为了满足政治野心而造假历史骗人的公案，无过于王莽这件事了。王莽以前汉的外戚资格，想要取得汉的天下，是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讲过的。他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企图有根据，就造出一大套假历史来，不但造了当时的“民意”，而且追溯到古代的历史系统，真不失为根深蒂固的干法。不过这里面包括了学派的争端，有学派利用政治势力的事实，容我们在另一章去详细讲他。简单说来，他利用了那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种宗教迷信，——五行生克的理论，把古代史重新加以安排，说根据五行的道理，汉朝乃是尧的后裔，而他本人则是舜的后裔，既是古代的尧，把帝位让给舜，那么，现在汉朝的“气数已尽”，当然只有舜的后人——王莽——来继承了。自从王莽把古史系统，按照自己的便利重新编排，我们真不幸，几乎被他骗了两千年！直到前清末年的康有为，才发现了这个秘密，加以攻击，近代的史学家如顾颉刚先生，对此事考辨的更清楚，这都留待另外一章细谈。
三
政治野心是政客或军阀的事，第二类在历史上编造谎言的就是一些学术家思想家，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政治家差不多，想把自己的思想理论找到根据，容易为人所信仰。若说政客军阀造假历史是为了行动便利，则思想家，学术家的历史谎言是一种精神攻势。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自由的时代是春秋战国。距离现在约二千四百年。为什么那时会出了这样多的思想家呢？主要还是经济上的原因。原来周代中叶以前，中国还没有所谓知识阶级，社会上只有贵族和平民，平民等于贵族的奴隶，给他们生产。土地由天子分配给各级贵族，（诸侯）然后再辗转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就得提出生产品的若干成以奉养贵族，这便是后代所谓租税。贵族们是有点知识的，然而也只限于应用的公文或是祭祀天地神灵以及祖先时所用的文件与纪录，谈不到思想。慢慢的，农业生产的方法改良了，生产量因而大量增加，农民除了交纳租赋之外，有了多余的财富，也就有了多余的闲暇，他们不免也力求上进，想要认几个字，碰碰政治运气。恰好这时当权几百年的贵族们已是腐化不堪了，一切事务，几乎都委托下面的管事人（所谓“家臣”）来料理，这些管事人起初也是奴隶之类，因为他们忠实敏捷，就提升了，成为“臣”。农民有了知识，很可能巴结到管事人身份，更进一步，就可以参与政治活动。
就这样，产生了介乎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工作上业已脱离生产，不再去锄田播种；可是在身份上却又未成为贵族，一天到晚，只想找到一个能用他的主子，好提高自己的地位，达到“学而优则仕”的目的。从此，作官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目标。知识分子多得不得了，就又分成派别，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地理影响，各种不同的因素，造成他们思想、信仰、主张之不同，每一派都在拼命的自我宣传，希望引起贵族们的注意，春秋以后的“诸子争鸣”，就是这种经济背景的反映。
孔子是最早的思想家，可是他的出身是没落的贵族，（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他所住的鲁国，又是保存旧文化最多的地带，（鲁国在周初是大贵族周公的封国，一度作过诸侯的领袖，可是到孔子时已不行了，其相邻的齐国就比他强）所以他的思想偏重保守，特别在社会阶层及秩序一方面，主张维持现状，依然要作到秩序井然，上下有礼的样子。他的学生很多，可是能够发挥他的学说的，却要算一百多年以后传了两三代的孟子。
孟子的主张，多少与孔子不同些了，他不大主张维持现状，而主张“民本”，政治缺了人民的支柱，就该让他垮台，所以他特别强调汤武的革命，和尧舜的禅让。前者是消极的打倒暴君，后者则是积极的行仁政和禅让。孟子的政治标准，就是汤武尧舜，所以孟子也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出了一位墨子，他的思想出发点是“泛爱论”，主张兼爱，非攻，（反侵略）在政府组织方面主张尚贤，一个政治领袖，有给民众选择贤能的义务，在自己将下台时，必须给百姓找好候补人。尧把天下给舜，就是给百姓找到贤能的意思，于是他的理想政治标准也是尧舜。
孟子之后，有一派怪学说出来，其出发点是否定现实，即老子、庄子一派。他们认定社会上越是办法多越乱，顶好把历史拉回去，过原始时代生活，小型氏族部落，大家不相来往，也就不再相争。孔孟所理想的尧舜时代，不够太平，我们要享受真正太平，还得模仿更古的人物，什么无怀氏，葛天氏，大庭氏，容成氏……全是原始时代的君主，那时人民还不知什么叫做政治、思想、文化，吃饱饭就完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孔孟、墨子、老庄，他们在宣传自己主张的时候，总有一套公式，——先说古代有这样干而获得成功的人物，我们得照样作。明明是自己的主张，却硬要派到古人头上，便不能不编排历史，造古人的谣言。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又从何而知他们在造谣呢？
很简单，孟子所说的尧舜和墨子不同，孟子说尧把天下让给舜，是因为舜得人民的拥护，本来尧有儿子，可是人民不拥护，尧只好不把帝位传子了、舜把天下让禹，也是这样，到禹把天下传给儿子启，就不是这样了，因为禹本想传给益的，不料民众偏偏拥护启，从此局面就全盘改变：把禅让改成世袭。孟子的禅让说，即是民意说，和他的民本主义政治是一致的；墨子呢，禅让只是上一代的君为民择贤，根本不是人民的意见，自然是和他的尚贤说相同的，而且墨子学派本身就实施这一制度，学派领袖名曰“巨子”，巨子死时，必有遗嘱，指定下一代的巨子，门徒们必须遵守，这不是尚贤的制度吗？
因之，最后的学派法学家韩非就很锐利的攻击他们，认为他们“法古”是不对的，应该适应时代，古是没有标准的，即如尧舜，就成了两种姿态，到底哪个对呢？所以法家绝对反对法古。
其实，韩非子的看法，当作历史观念来说是正确的，当作分析各家思想的来源，则错了。孔墨都不是真的要仿古，而是把古人当作偶像，来宣传自己的思想，这种方式史学家称为“托古改制”。改制就是改革当前的制度，改制为什么要托古呢？
一种学说，办法，政见，顶好是有所根据；才使人感到不空虚，也就是加强学说的效率，好像说，这个方案，曾经有一时期实行过，成绩非常之好，我们现在正好拿来试试。人类是理性动物，他应付目前事实，多半是根据旧经验，故旧日的成功失败，颇足以惹起一般人的注意。而况人类从原始时代就是崇拜祖先的习俗，——原始人对生殖现象感到神秘不可思议，演变而成崇拜祖先的习俗，各种祭典都由此而起。——祖先的教训，当然是后代的金科玉律，不能而且也不该反对的。自我宣传的思想家们，看中此一心理上的弱点，因而把自己的主张，套在虚无缥缈的古人头上。我们说虚无缥缈，也即是说，这些古人，不见得完全凭空制造，而一定是传说了多年的偶像，为人民大众所熟知的。至于偶像的真正历史，本是一人一个说法，一处一个说法，托古者就不妨从中大造其谣了。
我们都知道画图画最难的是人体，人体是我们天天见到的，为何反而不易画得好？原因就在人人都会看到，处处都会看到，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惟其如此，故人人头脑中都有了标准，会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画的对不对，像不像，于是就难了。至于我们绝对看不到的鬼怪精灵呢，根本没有标准，任凭画家把他写成什么丑恶样子，也没有对证，所以就容易。思想家把政治方案伪托于古人身上，等于画家画精灵鬼怪，反正是死无对证的，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主意安排，所以孟子笔下的尧舜和墨子的就完全不同，道家（老庄）笔下的远古时代，简直是极乐世界，这些事实的真实究竟如何，他们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把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叫做没有“历史观念”。
要拉了古人替我们宣传，就得把古人的色调强化，好似画漫画一般，罪恶的面孔特别凶，福利的样子永远是和善。孟子为了要宣扬仁政（王道）效力之大，一面把桀纣两个暴君写成“独夫”，一面把汤武革命写成顺天应人。尧舜更是了不起，如何受百姓的讴歌，如何受群臣的拥戴，“唯天唯大，唯尧则之，”尧舜之伟大，几乎成了天神。可是为了宣传的太过火，说不定会引起人们的疑问，有一回，孟子的学生万章问他尧舜的古事，因为语气太紧，孟夫子就变了卦，（有个燕国的诸侯名哙的，想学尧舜禅让，竟把王位让给了大臣之子，结果燕国大乱，给孟子的主张一大讽刺，他的学生质问他，是针对了这件事实而发的。）忽然说不是尧把天下禅给舜的，而是天给舜的。万章真厉害，又进一步问天怎么给的呢？是不是明明白白说出话来的呢？孟子只好拿遁词来应付，他说天是不会说话的，借了人来表示意见，尧死了以后，舜本避开的，想让尧的儿子做皇帝，无奈朝拜的人，打官司的人，都往他这边跑，他不作天子，简直不成了，这是“天意”，天意怎么好违背呢？我们细细想一下，这种话出之于圣人之口，岂不是笑谈？岂不正透露出来他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态度？可是这种态度不止于孟子，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没有一个不是托古改制的，（除了法家根本主张反古）所以历史就被他们弄得格外紊乱了。至于他们造作伪史的事实，也容我们在另一章来论述。
四
历史也是一种科学，凡科学都应当客观；客观，即是不凭自己的感情说话，而要按事实的真相，如摄影似的纪录下来。是非和功罪，可以留待大多数人根据事实判断。然而像上面那样纪载方法，恰好与此相反，历史是由个人主观创造出来的，自然距离真相远了，而且因为一个人的歪曲事实，可能引起后代的歪曲批判，这影响就更大了。
不过思想家的托古改制，是无意中让历史说谎，与为政治而造作伪史的又不同些。自孟子时，就传说孔子编著了鲁国的史，所谓《春秋》，是根据了鲁国的文献（纪录、公文、档案等）改编的，在改编的时候，完全加上主观见解，夸张好人，打击坏人，谓之“褒”“贬”。据说这褒贬的作用十分了得，想要在国内叛变的“乱臣贼子”，一看见孔夫子对于坏人的记载不放松，就怕了，不敢再来捣乱。这种说法，显然是孟子替孔子宣传，究竟孔子曾否作了《春秋》，《春秋》里有无褒贬作用，全是没法子证实的，退一万步说，果然《春秋》里有这些神妙作用，“乱臣贼子”也不曾因而害怕，试看在孔子以后，老旧的社会阶层更加不能维持，各贵族间的摩擦吞并，以及新兴起来的知识阶层之活跃，使得国际间越加没有和平，乃是铁一般的事实，怎么可以说是一部春秋就镇压了乱子呢？但事实虽是这样，因为儒家学说在汉代以后二千年间的走红，孔子作历史的方法和态度，差不多成了史学家的信条，我们说，假设这个史学家人格是好的，肯对于坏人加以抨击，对于好人加以赞扬，也还罢了；——事实上已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毛病——万一这位史学家的人格靠不住，或是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压迫，那不就可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了吗？这种恶劣现象，并非我们过虑，在史实上是不乏先例的。
二十四史里有一部《魏书》，是北齐魏收作的；他本是个只要金钱不要人格的人，所以，凡是有资格收入史传的，都要向他行贿，否则他会弄一下褒贬笔法，使你蒙受不白之冤，如果你要硬碰硬，不肯花钱呢，他便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敢和魏某人作对！”跟着来的当然是大造谣言了。所以过去都把《魏书》称做“秽史”，虽是这么讲，他到底占了正史的二十四分之一，然则魏收的纪载，其可靠的程度当然要打折扣了。又如明朝晚年借满洲兵入关的吴三桂，据说因为他的姨太太陈圆圆被李自成抢去，才下了这个决心的，大诗人吴梅村所作的《圆圆曲》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话，诗歌虽算不得历史，可是流传开去，其所及的范围更大于专门历史，吴三桂怕丑名流传，送了二十万两银子给梅村，要求删去这一句，幸而吴梅村没有被二十万雪花银子所动摇，到底不允其请，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吴三桂，臭名便无法洗去了，假设诗人也像魏收一样，岂不是完了？
我们所举的是太普通的例子，其实，中国的文人一向是专工拍马的，对于有钱有势的大老倌，永远是大送其秋波。试看过去每一个人的文集中全有给大人物作的碑铭或传记，这些作品，百分之百是说别人如何好，如何值得敬佩，作官的一定爱民如子，读书的一定下目十行，千篇一律，没有例外。到了这个时候，好像把褒贬作用又忘到脑后，真是奇谈！然分析起原因来，也委实可羞，因为文人给人作这些东西，照例是有丰盛的润笔的，润笔就是稿费，可是其比例数要比今日稿费大得多。拿了人家的钱，当然得替人家鼓吹，无中生有，化非为是，全在笔底掉枪花。鼎鼎大名的散文家韩愈的文集中，像这般文章就多得很，有人甚至只是年青的宦官，什么事迹也没有，花上一笔钱，照样可以劳第一等文豪的大驾，给他撰一篇墓碑。《旧唐书》里说，愈的朋友刘叉，有一天擅自把愈抽斗里的钱拿走了，愈问他为什么要拿，刘说：“这些钱都是谀墓（拍私人马屁）而来，可算不义之财，理应大家用用！”韩愈也无言可答。史书的传记，往往以碑铭或行状之类的材料为根据，那就欲不说谎而不可能了。
五
颠倒历史事实，还有由于民族偏见而生的，本来可以并入政治原因之内，因为那一项偏重了私人政治野心，故另外申说这一点。
中国自古是受外族侵略的，主要是来自北方的许多“蛮族”。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占据着北方比较寒冷地带，土地硗瘠，气候干燥，不适于农耕，只好从事游牧。游牧人因为生活不安定，照例没有农业社会的文化高，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善骑马，好战斗，在体力上却比农业民族占了优势。农业民族的肥沃土地，和种种由高级文化产生的物质享受，是会使这些游牧人眼红的，于是，命定的，两方永远在冲突。
周代的猃狁，汉代的匈奴，三国以后的五胡，唐代的回纥，突厥，宋代的契丹，女真，西夏，明代的满洲，鞑靼，历史上外患之多，使我们指不胜屈。中国既是文化较高的民族，除了发动武力的自卫以外，更要在文字上思想上展开攻势，孔子的时候，便高唱“尊王攘夷”之说，以后即成为各朝代不容犹疑的国策，在这样空气之下，中国史学家的著述，当然是充满了民族观念和排外气氛的。无论读书人以及战士，大家也都把捍卫国土，消灭夷狄为天经地义。
不幸的是，中国的战斗力有时非常不行，于是“夷狄”就直闯进来，不但杀死中国的民众，而且坐下中国的龙廷。好的，政府流亡，找到一隅去偏安，如东晋和南宋；坏的，就被外族整个解决，大多数的汉族，难免沦为别人的奴隶，如元代清代。没有文化的外族，一入主中国，也就懂文化了，他们慢慢会感觉到中国民族观念之深，对于统治者是很大的威胁。要想消灭民族观念，首先得在文字上下工夫，消极是删去已往历史中的排外成分，甚至把思想太激烈的全部销毁，不许通行；积极则要麻醉中国人，给你功名富贵，诱惑得使你非对他屈服不可，何况一面还要把那些反抗者残杀，乃至作文作诗稍不谨慎，令他们可疑，就有灭族的危险呢！实施此一政策最成功的是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五十年间文字狱不断发生，杀人如麻，先把知识分子吓昏了，然后就来编辑《四库全书》，表面是为了整理中国旧文化，实际上是大规模的调查反抗思想，消灭民族思想的书刊。《四库全书》底本由各省采进，一大群御用奴才文人——翰林之流在研究书的内容，什么地方有问题，什么地方该删改，一一奏明皇帝，于是，在有计划的删改和消灭之下，许多历史改了样子，特别是宋代与辽金交涉的历史，明末与满洲交涉的历史，连中国人对外族的通称“夷”“狄”字样，都改写为“彝”“敌”了，有时皇帝还故作大方，拣那不相干的地方，向奴才们说：“这种地方不要改呀，朕并不是有什么偏见的！”我们读了，实在有点恶心。
所以，《四库全书》编成，而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士大夫，也就被“毒化奴化”了，我们看抗战期内日寇所讲的“共存共荣，中日提携”，与乾隆皇帝的作风，也差不了多少。幸而我们是胜利了，否则中国历史一定要第二度遭劫，二十年以后的少年青年，真是把中日两国看成好朋友或认日本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主子也说不定，这是何等可怕啊！
乾隆四年，把正史都从新校改刊行，这本子就是如今通行的二十四史，其中当然有很多是经过删改而成谎言了，所以有人要把未曾删改以前的版本拿来重印，以显出一点真相，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即是为了此一目的。所以他是正史里比较可靠的本子。
有时两个以上民族对立了，如南北朝时代，双方历史就互骂。我们看那时的正史，北方人总是骂南朝为“岛夷”，南朝则骂北人为“索虏”，（索，也许说他们有发辫）记事也态度各不相同，如果对照起来，倒是很有趣的。好像两个全是说谎的，如今碰了头，反而得到真相了。
整个历史中充满荆棘，我们一个不留心，就会被刺伤，或迷了路走入歧途的。
（原载1949年《中学生》总207期。许宗褀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